据说曾有人问过沈从文小说该怎么写,沈从文的回答是“贴着人物写”,此答案颇含传统史学家“实录”的概念: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前几时偶又翻得孙犁的《荷花淀》,发现他亦谙此道。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小说家——确切地说,“革命宣传小说家”更合适些——现在多半走入文学史成为标本者居多,独有孙犁的虽打上“革命”标签的小说至今尚能让人回味深思,存有生气,恐怕也与他作品中的相对实录有关。所以,虽然“今人不见古时月”,但今天对孙犁的文本的重新解读恐怕也能读出当时社会在其中的投影,从而使文学的生命因其真实性而不自觉地得到了延长。——虽然,孙犁未曰然。
　　初看《荷花淀》确实与传统民间俗文学中那种粗放型的故事叙述模式并无二致,尤其是日本鬼子被消灭后的皆大欢喜也吻合国人喜欢正义战胜邪恶的喜剧心理。但是既然是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显然关注并反思时代在这个具体作品上打上的烙印或许成为后人于文本重新解读的不二法门——许多时候一个作品的吊诡之处或许就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秘密。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这是略懂一些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的常识,但是许多人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这救亡图存的主旋律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的发展趋势——那就是五四以来,五四先贤所倡导的“人”的自我解放运动。以这两条主线索去看《荷花淀》,我们就会发现作家的“实录”中记录下了的时代印痕。
　　水生夫妻话别时,水生嫂说“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水生要求水生嫂不断进步识字生产,“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这些都是革命宣传小说中的套路,在战争年代,现实的夫妻之别时还要讲一遍革命的标准的做法恐怕是很值得怀疑的,倘仅如此,孙犁的文学史地位恐怕也只能止于此了。但作家的高明之处便是他在革命的主流话语之外又夹带了他的“私情”——非实录之外的相对实录: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拚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这一笔既可补传统革命小说中人之常情的不足,又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今日读来依旧触目惊心。
　　自然,无论曾经的革命文学家将战争塑造得如何生动有趣甚至浪漫,但战争的残酷性显然不是文学家的生花妙笔所能轻轻掩盖住的。身经百战的威灵顿曾经就点破过战争的本质:“战争中,失败者最可怜,其次便是战胜者。”所以无论文本中这些妇女绝处逢生的虚惊和文末成长为女民兵的战绩,都藏不住个体身处于战争绞肉机下的恐惧。小说的结尾现在自然是皆大欢喜,但是倘若这些妇女在遇日寇后没有碰上丈夫们打伏击的幸运,那么她们的命运只能是悲剧了——这个悲剧的结局是水生对妻子那些日常生活作崇高的革命嘱咐掩盖下的真实的战争生活的谶语。——而在战争中,这种可能性显然大于文本的构思的偶然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当文本构思中的偶然性大于必然性时,其构思显然显得如此苍白乏力;也不吻合恩格斯所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论。——尽管充斥文本的是革命浪漫主义,但水生夫妻为代表的群体依旧生活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温情的夫妻话别中依然还是恐惧。
　　水生给水生嫂指明了她万一不幸遇敌无望后的出路,在水生嫂面前,他的身份是传统的丈夫兼先进的革命分子。但这先进的革命分子和传统的丈夫身份并没有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先进的革命分子,“进步、识字、生产”等词语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是如此苍白。而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语气又是何等的理直气壮,因为他背后是有强大的传统文化做靠山的。此处的文字在传统解读中常被理解为是基于玉石俱焚的传统美德。但细想恐怕这只是其一而非全部,在一个传统男权社会中,女人既是现实世界也是传统文化的双重弱者,自古以来于妇女而言最可怕的身份是:囚犯或战俘。——尤其是在一个没有个体价值不尊重战俘的国度里,一个战俘的未来只能是个悲剧,更何况是个女俘,她们的头上还要戴着战俘和传统的贞操观双重紧箍,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发难都是一个可怕的灾难。据笔者对孙犁有限的阅读中,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佐证材料,在孙犁也同样描写白洋淀妇女组织起来武装抗日的小说《采蒲台》中有这样一首歌曲:
　　我们的年纪虽然小,/我们的年纪虽然小,/你临走的话儿/记得牢,记得牢:/不能叫敌人捉到,/不能叫敌人捉到!/我留下清白的身子,/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女性留住清白身子与男性争取英雄称号竟然是具有同等功效,都是抗日的正义行动。更进一步讲,男性争取英雄称号自然是一种主动行为,但什么叫留下清白的身子呢?——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万一被动地留不住,则自然就可被理所应当地视为不爱国了。传统的贞操观经过民族大义的包装生命力愈发旺盛了,女性依然是附庸而非独立的个体。笔者细思,这首歌曲显然不是民间文学,它是革命根据地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操刀杰作。
　　这首歌曲是水生所说话语的更具体化,这样的歌曲,想来水生嫂和她的同伴们也都唱过,也都在潜意识中成为指导她们行为处世的准则。——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对水生夫妻话别内容的理解似乎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作为一个先进的革命分子,水生的理论认识水平也并不见得比作为传统丈夫和男人的他有更深刻的认识。显性的“进步、识字、生产”等革命话语放在传统的文化背景前竟渺小到如此的不堪一击。总之,在《荷花淀》中,抗战的主旋律盖过了人的个体解放这根线,用国人熟悉的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和五四先贤所提倡的“人”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要求似乎还遥远了些。
　　王阳明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这个文本的解读中,我们也可以说,抗日寇易,破传统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积淀难。此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年抗美援朝时不幸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在国内的坎坷经历、被俘的西路军的女战士在日后的悲惨命运等一次又一次从现实证实了水生的先见之明,战俘尤其是女俘除了要遭受有形的敌人摧残外,还要受到无形的传统文化的折磨。——有时细想,八女投江的悲壮,究竟有没有一点畸形的传统文化在背后伸出的屠刀的作用呢?
　　我想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用葛红兵的一段文字做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替当年的周作人辩护道,既然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能保护他的人民,那我们为什么要苛求一位手无寸铁的文人呢?——显然他是从尊重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