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集》，名字起得好。“书香”，两个字，成一境界。据编者言，冯友兰先生曾欲名此集曰“忘言”，亦佳。得意而忘言，读书至理。《世说新语》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化书为己，那是连藏书也不必了。读书人，何妨做郝隆。
　　毕竟，做不成郝隆。于是，有了这本小书中所叙述的一切。藏书、买书、卖书、借书、送书、偷书、失书、毁书、写书、译书、编书、印书，构成了读书人生活世界的悲欢苦乐。
　　读书，是快乐。读而不足，藏，已有几分奢侈，少不得要付出代价。藏而求丰，丰而求“子子孙孙永保之”，书于人，遂成累。若非家富千金，高屋连甍，只怕欢少苦多。“好书堆案转甘贫”，刻下这方藏书章的顾千里，深识其味。藏书家朱之赤所镌“寒士精神”，却不知是自励，还是解嘲。总之，蓬山酉室，缥缃万轴之后，须要牺牲掉不少其它人生乐趣。钱牧斋鬻宋椠前后汉书于谢象三，跋云：“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且道方与书别之时：正与李后主“挥泪对宫娥”处同一凄凉境地。
　　这还都在其次。
　　一旦天灾人祸，劫火之下，灰飞烟灭，留下的，便只有“念之五情热”的刻骨相思了！
　　书，太累人！
　　原本要求快活的，却爱而成累，何苦？“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精神筵席，就有例外么？书的聚与散，随缘而定吧。
　　——由集中第一篇《藏书忧》(余秋雨)而引出这许多“藏书累”的闲话，不免与余先生抱有同样的歉意：“我显然把馥郁的书香搅变味了，心中颇感不安。”其实现代的读书人，是越多地讲求实用了。讲版本，实在也讲不起。可当得“藏书家”之称的，有几个？大多是聊备“有用”之册而已。如今的文人，本来可以比古人豁达得多。因此，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书，而是读书的人。或者说，值得珍重的，是书的聚散之间所凝聚的人生种种，是书与人的缘分中所展示的生命过程。余先生写道：“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就是这个单间的外观形状。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集中收入署名鹤西的一篇文章，不觉令人记起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名字。陌生，是不识其人；熟悉，是稍识其文。曾见到先生自费印行的一册《野花野菜集》，收有书的故事若干则，其中写道：“书是无声的和我们共患难的朋友，我和我的书的聚散，又是一本无字的书，它记载着人世的沧桑，现代的历史。”“有几本好书陪伴着，就好像是有几个忠诚的朋友，若不是在痛苦时舒解你的苦闷，就是在平时鼓励你向往着更高的东西。”这也就是现代人的豁达了。《书香集》中不止一篇文章引用了拉丁古谚：“连一本书都是有命运的。”如此慨叹之时，对人生遭际也就安之若素了吧。
　　对朋友的需要是永远的，但朋友中的每一个却未必“永远”，更不必如夫妻般厮守终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期然而遇，又不期然而别——“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谭嗣同：《仁学》)书之为友，善莫大焉！
　　且犹善于友：书尚可卖。汪康年先生当日售《通志堂经解》一部，得以终其学业；《书香集》中《卖书》(宗璞)的女主人售出《全唐文》一千卷，使局促一隅的英文书一展腰肢，倒不必尽如牧斋先生“挥泪对宫娥”般凄凄惨惨戚戚。
　　总之，书的命运，大者，可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相关联；小者，则不过是一个人的一点欢乐，一点忧愁。我自取其小者。一卷在手，书香浸润，已是十分的快活。若可臻于忘言之境，便岂止快活！真能化书为己，我却愿意坦腹卧于日中，去任诞、潇洒一番呢。
　　
　　(《书香集》，姜德明主编，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年十二月第一版，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