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蛙》的整个结构是以写实为主的四封书信、超现实主义的话剧，书信与话剧相互映衬，戏中有戏。写信的对象是作者虚拟的一个日本作家杉谷义人，他以书信的方式向杉谷义人讲述姑姑的故事。从作品看，作者描述书信部分的原动力来自2002年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姑姑的故事也与此次高密之行有关。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展示了莫言对生命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人性的褒赞。小说结构上的创新使故事变得更加有意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多角度对话，使得生命的庄重更加突显。
关键词：结构创新 审美意蕴 情感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蛙》整体结构的创新
纵观莫言的创作道路，他一直把自己写作的方向定位在民间，这种写作立场是莫言自觉不自觉的体现。《蛙》这部作品立足于民间，莫言创作《蛙》一直处于回忆中，他在2002年与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聊过蛙给他的深刻印象。在山东的农村，成千上万的蛙的叫声震耳欲聋，成了莫言童年时期最深刻的回忆，这也为《蛙》的写作埋下了伏笔。“蛙”作为一个意象词出现在作品当中，但却由此引发了对人性的考证，对生命的尊重。《蛙》的整个结构是以写实为主的四封书信、超现实主义的话剧，书信与话剧相互映衬，戏中有戏。写信的对象是作者虚拟的一个日本作家杉谷义人，他以书信的方式向杉谷义人讲述姑姑的故事。从作品看作者描述书信部分的原动力来自2002年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姑姑的故事也与此次高密之行有关。一个好的素材一定要有一个与其相匹配的形式，好的形式、好的结构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内容。作品的题材摒弃了传统的叙事风格，在整个结构的安排上具有拓荒性，但这种标新立异的叙事风格蕴含着很深刻的哲理，莫言的《蛙》从伦理的叙述角度去讨论伦理困境，并对生命的救赎产生独立的思考，针对姑姑老年之后生活的叙述表现了一个作家对生命和良知的反思。
第五部分九幕话剧虽然在前四部分书信之后，但是话剧却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言曾针对这部作品有过这样的言说：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这也是小说里面蝌蚪和杉谷义人一直通信不断讨论的东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个话剧，他不断地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诉这个杉谷义人，他姑姑的故事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话剧也就完成了。这个话剧的出现是从小说的编排过程中产生的，话剧的语言描写看似脱离轨迹，但却道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而与之相反的书信部分是作者虚构而成的。作家运用这种在往常作品中没有尝试过的结构形式来展现生命主体的内在精神，融合在作者心里的经历、记忆、情感等一些复杂的情绪。
《蛙》打破常规的创作结构让莫言在写作的过程中出入自如，书中刚刚还在讲大奶奶因姑姑的婚事不成而最终离世，又马上跳到四十之后因侄子被“招飞”姑姑带着茅台来道贺，而后喝干杯中酒，说，是他毁了我，也是他救了我。莫言按照自己的心境去描述，看似模糊的情节却早已在构思之初把这些混合的情绪填充在这看不见的结构之中。作为读者的我们体会到了作品的混合情绪却忽视了如何去审视作品的整体性和审美布局。作者对这种矛盾的写作心理其实早已做出了选择，对需要突出的文段部分作了着重的修饰，因而作家落笔之初就涉及到了不可思议的整体，这个奇妙的整体靠语言组成而建立在语言之中，这个整体形态已说在作家用笔之前了。语言形态就是转义、借代和隐喻，它们中没有一样来自自然而成，正相反，它们是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从而使得人类逐步获得对世界和事物的认识。在创作时所面临的情感、回忆以及语言的组织，这些都需要作者参与其中，这就要求作者在整体把握时要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蛙》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展示了莫言对生命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的褒赞。小说结构上的创新使故事变得更加有意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多角度对话，也使得生命的庄重更加突显。
二 《蛙》的审美意蕴
作家在完成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的审美意蕴和语言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因而语言、审美意蕴的创新直接影响到作品结构创新的关键，因为文学创作中，意象词不能脱离体现它的本体，这样文学作品才能体现它所表达的实际意义。所有意象词以及符号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本身不可能超越作品所要表达的含义。因而，构成作品的成分不能是僵硬的、具象的，而是要以实际意义的形式出现。《蛙》的结构创新证明了莫言对艺术形式的创新，莫言真正探究到了生活的本质，他的审美意蕴在于走进人物的内心深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当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物的情感变化，正是这种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使得作家自己内心体验到的这种特别的情感让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了情感体验喷涌回旋的景观。这些旋涡也成为其作品得以成立的枢纽或关键。《蛙》虽然以姑姑作为妇科医生为写作背景去叙述，但却反思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反思中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要向历史之外去看。姑姑所承受的煎熬来自国家的政策和传统道德的撕扯，在最初的几年，姑姑作为民间道德的捍卫者，成为民间百姓眼里的送子观音，但自从成为国家计生干部之后她就此站在了民间道德的对立面，成为国家政策的代言人，一旦发现异常就会像穿着铠甲的战士披荆斩棘。到了晚年，姑姑却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姑姑好像生产违禁物品的人突然被人发现了似的，有些惊慌，有些手忙脚乱。她试图用衣襟遮掩那些娃娃，但遮掩不住，便停止了遮掩，说：不想瞒你们。……姑姑将手中的泥娃娃，放置在最后一个空格子里，然后，退后一步，在房间正中的一个小小的供桌前，点燃三炷香，跪下，双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词。……我猜测，姑姑是将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姑父的手，一一再现出来。姑姑是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心中的歉疚，但这不能怨她啊。她不做这事情，也有别人来做。而且，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如果没人来做这些事情，今天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还真是不好说。 莫言对姑姑晚年皈依人性世界的文本处理方式削弱了当年姑姑对计生工作狠硬的处事原则，给予了姑姑感动的力量。莫言抓住了人物内心情感以及生命体验，因而在他的这部作品当中没有理性客观的写作理念，引起读者产生引力作用的是莫言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对作品的部分或整体形成都起到了决定性因素。对生命的感念是从生命的本位角度出发并提出了原罪说，无论是直接执行计生政策的姑姑还是间接执行这一工作的小狮子抑或把王仁美送到手术台上最终丧命的蝌蚪，都是无法摆脱罪恶感的撕裂。作品最后的话剧从“生育”的叙述转为对人性行为的探讨，书中的姑姑、小狮子，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蝌蚪开始赎罪，话剧部分正是自我救赎的一种解构。莫言对《蛙》的审美意蕴也正源于此处。
三 《蛙》结构中的情感叙述
莫言描述姑姑的情感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结局和过程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娓娓道来，小说运用姑姑周围的人物来衬托姑姑一生经历的情感。姑姑本人是根正苗红的红军医院院长的女儿，有文化，人长得也很漂亮，又从事着令人羡慕的妇科医生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赢得了众人的仰视和拥护。单是姑姑和飞行员谈恋爱就让姑姑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还好有一本飞行员逃走之后留下的一本日记，又让跌落地狱的姑姑重新获得行医的资格和党的信任。
当国家计划生育开始普及的时候她又铁面无私的到处搜索违规怀孕的孕妇，押她们去手术台，并和产妇家属斗智斗勇，这个时候的姑姑展现的亦神亦魔。她这一生手上沾满了鲜血，有血腥味又有芳香的味道。既被老百姓称为救人的活菩萨，又被老百姓诅咒成杀人的恶魔。天使与恶魔的名称同时体现在姑姑的身上，也使姑姑的性格产生了内在分裂，人物随着小说的结构模式，她的形象也越加清晰。《蛙》中的“蛙”是因为作品中的感情而使作家对其施以灵性和情感，因而“蛙”展现了作者对人物情感以及内心的苦闷最强烈的诉求，同时对作品展示人物命运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最根本的追求。莫言就像一个国王，在他的王国里每一个人物都饱含七情六欲，每个人物都无所不能，所有各色人物的多彩性格最终都走向统一，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最后渗透在每一个时代当中。莫言作品里的女性，形象真切、性格饱满、追求自由，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制度和男性中心文化，女主人公们顽强抵抗，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展现人性美的光芒。
莫言对张拳、王肝、王胆、王仁美、陈鼻等一些人物的描述自然而娓娓道来，这些人物是民间传统道德的捍卫者，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据理力争，这些人代表着社会每一个言论方向，继而把这些人物拉扯与各个方向，这种拉扯更像是撕扯，这样撕扯所带来的伤痛更多的是来自每一个时代的悲哀。姑姑与这些人物发生共性关系时，小说人物之间的特征就此呈现了出来。小说结构的创新使得人物之间的纠缠表现的不是单纯的道德观那么简单，而是个体人生在功利伦理和人性伦理、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之间矛盾徘徊并不断被撕裂的状态，这使得小说的故事伦理远远超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其困境的哲学高度。因而，在伦理中理性和自然产生强烈冲突时，功利与人性的伦理互相缠绕，道出了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处境。
书信形式是《蛙》最显著的写作形式，作者一直以一个叙述者的方式与一个日本作家通信，这也构成了《蛙》的五个部分。莫言曾说过：“我不愿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当然有也不愿搞一些过分前卫、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事视角有关，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叙述天地。”小说通过书信的形式一点点地拉开姑姑出场的序幕，展现姑姑作为一名农村妇产科医生的传奇般的经历，在和杉谷义人作家的信中描述对要写有关姑姑的话剧进行材料收集的同时，那个年代那些和莫言以及同辈们一起经历计划生育的当事人们，一辈子与生育相关的生命问题还有他们命运的悲欢离合被用一个符号化的形式演示出来。
莫言接近民间的语言，开启了小说背后的意蕴，同时作为表述小说结构的一个载体它所承担的是作者表述生命体验的出口，这种出口无论是从具体还是抽象的角度都能呈现作品的激情与感性。娜塔丽·萨洛特曾说过：“言语在对话者最无戒备的时候打动他……其速度之快无与伦比，而且直抵对话者最隐蔽最脆弱的地方，停留在他的内心最深处，他既不想，也没有办法和时间回击，其准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言语留在他身上，膨胀、爆炸，在周围激起波纹和旋涡，而这些波纹与旋涡又上升，露头，在外面展开，成为言语……”莫言以其创新的结构和日常化的语言解构了小说《蛙》，带给读者关于一个生命的严肃思考。
参考文献：
[1]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2] 刘郁琪：《“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批评新道
路”——叙事伦理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
[3] 莫言：《莫言：姑姑的故事现在可以写了》，《南方周末》，2010年2月10日。
[4] 克劳德·西蒙，林秀清译：《弗兰德公路》，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5]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6]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张灵：《莫言小说中的“漩涡”结构——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一）》，《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 莫言、王尧，扬扬主编：《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 萨洛特，崔道怡等编：《对话与潜对话》，《“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田山民，女，1983—，云南楚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美学与文学思想史方向2010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艺术学。
关键词：结构创新 审美意蕴 情感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蛙》整体结构的创新
纵观莫言的创作道路，他一直把自己写作的方向定位在民间，这种写作立场是莫言自觉不自觉的体现。《蛙》这部作品立足于民间，莫言创作《蛙》一直处于回忆中，他在2002年与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聊过蛙给他的深刻印象。在山东的农村，成千上万的蛙的叫声震耳欲聋，成了莫言童年时期最深刻的回忆，这也为《蛙》的写作埋下了伏笔。“蛙”作为一个意象词出现在作品当中，但却由此引发了对人性的考证，对生命的尊重。《蛙》的整个结构是以写实为主的四封书信、超现实主义的话剧，书信与话剧相互映衬，戏中有戏。写信的对象是作者虚拟的一个日本作家杉谷义人，他以书信的方式向杉谷义人讲述姑姑的故事。从作品看作者描述书信部分的原动力来自2002年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姑姑的故事也与此次高密之行有关。一个好的素材一定要有一个与其相匹配的形式，好的形式、好的结构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内容。作品的题材摒弃了传统的叙事风格，在整个结构的安排上具有拓荒性，但这种标新立异的叙事风格蕴含着很深刻的哲理，莫言的《蛙》从伦理的叙述角度去讨论伦理困境，并对生命的救赎产生独立的思考，针对姑姑老年之后生活的叙述表现了一个作家对生命和良知的反思。
第五部分九幕话剧虽然在前四部分书信之后，但是话剧却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言曾针对这部作品有过这样的言说：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这也是小说里面蝌蚪和杉谷义人一直通信不断讨论的东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个话剧，他不断地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诉这个杉谷义人，他姑姑的故事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话剧也就完成了。这个话剧的出现是从小说的编排过程中产生的，话剧的语言描写看似脱离轨迹，但却道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而与之相反的书信部分是作者虚构而成的。作家运用这种在往常作品中没有尝试过的结构形式来展现生命主体的内在精神，融合在作者心里的经历、记忆、情感等一些复杂的情绪。
《蛙》打破常规的创作结构让莫言在写作的过程中出入自如，书中刚刚还在讲大奶奶因姑姑的婚事不成而最终离世，又马上跳到四十之后因侄子被“招飞”姑姑带着茅台来道贺，而后喝干杯中酒，说，是他毁了我，也是他救了我。莫言按照自己的心境去描述，看似模糊的情节却早已在构思之初把这些混合的情绪填充在这看不见的结构之中。作为读者的我们体会到了作品的混合情绪却忽视了如何去审视作品的整体性和审美布局。作者对这种矛盾的写作心理其实早已做出了选择，对需要突出的文段部分作了着重的修饰，因而作家落笔之初就涉及到了不可思议的整体，这个奇妙的整体靠语言组成而建立在语言之中，这个整体形态已说在作家用笔之前了。语言形态就是转义、借代和隐喻，它们中没有一样来自自然而成，正相反，它们是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从而使得人类逐步获得对世界和事物的认识。在创作时所面临的情感、回忆以及语言的组织，这些都需要作者参与其中，这就要求作者在整体把握时要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蛙》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展示了莫言对生命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的褒赞。小说结构上的创新使故事变得更加有意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多角度对话，也使得生命的庄重更加突显。
二 《蛙》的审美意蕴
作家在完成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的审美意蕴和语言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因而语言、审美意蕴的创新直接影响到作品结构创新的关键，因为文学创作中，意象词不能脱离体现它的本体，这样文学作品才能体现它所表达的实际意义。所有意象词以及符号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本身不可能超越作品所要表达的含义。因而，构成作品的成分不能是僵硬的、具象的，而是要以实际意义的形式出现。《蛙》的结构创新证明了莫言对艺术形式的创新，莫言真正探究到了生活的本质，他的审美意蕴在于走进人物的内心深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当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物的情感变化，正是这种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使得作家自己内心体验到的这种特别的情感让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了情感体验喷涌回旋的景观。这些旋涡也成为其作品得以成立的枢纽或关键。《蛙》虽然以姑姑作为妇科医生为写作背景去叙述，但却反思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反思中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要向历史之外去看。姑姑所承受的煎熬来自国家的政策和传统道德的撕扯，在最初的几年，姑姑作为民间道德的捍卫者，成为民间百姓眼里的送子观音，但自从成为国家计生干部之后她就此站在了民间道德的对立面，成为国家政策的代言人，一旦发现异常就会像穿着铠甲的战士披荆斩棘。到了晚年，姑姑却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姑姑好像生产违禁物品的人突然被人发现了似的，有些惊慌，有些手忙脚乱。她试图用衣襟遮掩那些娃娃，但遮掩不住，便停止了遮掩，说：不想瞒你们。……姑姑将手中的泥娃娃，放置在最后一个空格子里，然后，退后一步，在房间正中的一个小小的供桌前，点燃三炷香，跪下，双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词。……我猜测，姑姑是将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姑父的手，一一再现出来。姑姑是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心中的歉疚，但这不能怨她啊。她不做这事情，也有别人来做。而且，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如果没人来做这些事情，今天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还真是不好说。 莫言对姑姑晚年皈依人性世界的文本处理方式削弱了当年姑姑对计生工作狠硬的处事原则，给予了姑姑感动的力量。莫言抓住了人物内心情感以及生命体验，因而在他的这部作品当中没有理性客观的写作理念，引起读者产生引力作用的是莫言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对作品的部分或整体形成都起到了决定性因素。对生命的感念是从生命的本位角度出发并提出了原罪说，无论是直接执行计生政策的姑姑还是间接执行这一工作的小狮子抑或把王仁美送到手术台上最终丧命的蝌蚪，都是无法摆脱罪恶感的撕裂。作品最后的话剧从“生育”的叙述转为对人性行为的探讨，书中的姑姑、小狮子，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蝌蚪开始赎罪，话剧部分正是自我救赎的一种解构。莫言对《蛙》的审美意蕴也正源于此处。
三 《蛙》结构中的情感叙述
莫言描述姑姑的情感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结局和过程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娓娓道来，小说运用姑姑周围的人物来衬托姑姑一生经历的情感。姑姑本人是根正苗红的红军医院院长的女儿，有文化，人长得也很漂亮，又从事着令人羡慕的妇科医生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赢得了众人的仰视和拥护。单是姑姑和飞行员谈恋爱就让姑姑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还好有一本飞行员逃走之后留下的一本日记，又让跌落地狱的姑姑重新获得行医的资格和党的信任。
当国家计划生育开始普及的时候她又铁面无私的到处搜索违规怀孕的孕妇，押她们去手术台，并和产妇家属斗智斗勇，这个时候的姑姑展现的亦神亦魔。她这一生手上沾满了鲜血，有血腥味又有芳香的味道。既被老百姓称为救人的活菩萨，又被老百姓诅咒成杀人的恶魔。天使与恶魔的名称同时体现在姑姑的身上，也使姑姑的性格产生了内在分裂，人物随着小说的结构模式，她的形象也越加清晰。《蛙》中的“蛙”是因为作品中的感情而使作家对其施以灵性和情感，因而“蛙”展现了作者对人物情感以及内心的苦闷最强烈的诉求，同时对作品展示人物命运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最根本的追求。莫言就像一个国王，在他的王国里每一个人物都饱含七情六欲，每个人物都无所不能，所有各色人物的多彩性格最终都走向统一，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最后渗透在每一个时代当中。莫言作品里的女性，形象真切、性格饱满、追求自由，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制度和男性中心文化，女主人公们顽强抵抗，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展现人性美的光芒。
莫言对张拳、王肝、王胆、王仁美、陈鼻等一些人物的描述自然而娓娓道来，这些人物是民间传统道德的捍卫者，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据理力争，这些人代表着社会每一个言论方向，继而把这些人物拉扯与各个方向，这种拉扯更像是撕扯，这样撕扯所带来的伤痛更多的是来自每一个时代的悲哀。姑姑与这些人物发生共性关系时，小说人物之间的特征就此呈现了出来。小说结构的创新使得人物之间的纠缠表现的不是单纯的道德观那么简单，而是个体人生在功利伦理和人性伦理、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之间矛盾徘徊并不断被撕裂的状态，这使得小说的故事伦理远远超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其困境的哲学高度。因而，在伦理中理性和自然产生强烈冲突时，功利与人性的伦理互相缠绕，道出了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处境。
书信形式是《蛙》最显著的写作形式，作者一直以一个叙述者的方式与一个日本作家通信，这也构成了《蛙》的五个部分。莫言曾说过：“我不愿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当然有也不愿搞一些过分前卫、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事视角有关，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叙述天地。”小说通过书信的形式一点点地拉开姑姑出场的序幕，展现姑姑作为一名农村妇产科医生的传奇般的经历，在和杉谷义人作家的信中描述对要写有关姑姑的话剧进行材料收集的同时，那个年代那些和莫言以及同辈们一起经历计划生育的当事人们，一辈子与生育相关的生命问题还有他们命运的悲欢离合被用一个符号化的形式演示出来。
莫言接近民间的语言，开启了小说背后的意蕴，同时作为表述小说结构的一个载体它所承担的是作者表述生命体验的出口，这种出口无论是从具体还是抽象的角度都能呈现作品的激情与感性。娜塔丽·萨洛特曾说过：“言语在对话者最无戒备的时候打动他……其速度之快无与伦比，而且直抵对话者最隐蔽最脆弱的地方，停留在他的内心最深处，他既不想，也没有办法和时间回击，其准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言语留在他身上，膨胀、爆炸，在周围激起波纹和旋涡，而这些波纹与旋涡又上升，露头，在外面展开，成为言语……”莫言以其创新的结构和日常化的语言解构了小说《蛙》，带给读者关于一个生命的严肃思考。
参考文献：
[1]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2] 刘郁琪：《“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批评新道
路”——叙事伦理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
[3] 莫言：《莫言：姑姑的故事现在可以写了》，《南方周末》，2010年2月10日。
[4] 克劳德·西蒙，林秀清译：《弗兰德公路》，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5]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6]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张灵：《莫言小说中的“漩涡”结构——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一）》，《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 莫言、王尧，扬扬主编：《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 萨洛特，崔道怡等编：《对话与潜对话》，《“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田山民，女，1983—，云南楚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美学与文学思想史方向2010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