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王安忆和凯瑟琳·安·波特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年代，却拥有颇为一致的创作理念，她们通过描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心灵世界来表现他们形而下的生存哲学。文章从富萍和劳拉的“反叛性”入手，对她们反叛的形式、内容以及结局进行分析，力图揭示她们反叛背后的真实，说明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因天时地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刻画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传递了不同的叙述意图，却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王安忆以反叛并坚守自我的富萍形象从正面表明：人不仅要自由选择，更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走向完整人性；而波特则通过在反叛中迷惘甚至丢弃自我的劳拉形象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认识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培养坚强品格，这样人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走向未来。
〔关键词〕王安忆；波特；富萍；劳拉；反叛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115-05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是当代美国南方文学的重要一员，她们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但同为小說艺术家，她们的创作理念却颇为一致。王安忆命名她的小说为“心灵世界”，并解释说，“小说绝对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它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经验，所以它一定带有片面性，这是它的重要特征。”[1](12) 无独有偶，波特也曾多次说过她“必须从‘心灵中’熟知一个故事，并且依靠记忆来写作”[2](449)。她认为衡量一个作家的价值的最佳方法是看他将他所感、所知、所是、曾经是、曾看过、曾经历过的一切通过艺术的改写，即将自己的素材变成他意欲创造的东西的能力究竟如何。[2](438) 王安忆的《富萍》（2000）和波特的《开花的犹大树》（The Flowering Judas,1930）都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灵世界，展现女主人公富萍和劳拉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建构和人性不断完善的过程。笔者分析了富萍和劳拉反叛的形式、内容和结局，力图揭示她们反叛背后的真实，说明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因天时地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刻画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传递了不同的叙述意图，却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王安忆以反叛并坚守自我的富萍形象从正面表明：人不仅要自由选择，更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走向完整人性；而波特通过在反叛中迷惘甚至丢弃自我的人物形象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认识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培养坚强品格，这样他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走向未来。
一
《富萍》和《开花的犹大树》没有宏大叙述的乌托邦图景，只有两个个性不安分的女性在命运袭击下的挣扎、反叛和成长，它们反映了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对大千世界里普通个体的命运及其内心世界的相同关注。富萍和劳拉都有叛逆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只是她们反叛的方式、内容因时空、地域和社会背景等多重差异而不尽相同。
从乡村走向城市是富萍和劳拉反叛的第一步，也是颇为相似、无可厚非的一步。她们背弃家乡和乡村生活，来到陌生却充满新奇事物的大都市，成为无根的浮萍。为了在都市里栖身并扎根，她们走过了相似的、充满矛盾痛苦和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从惶恐不安到苦苦挣扎再到蜕变般艰难的成熟长大，但她们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和本真天性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局：富萍因坚强而将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劳拉却因软弱而迷失，最终令人遗憾地背叛了自我。
伊恩·P·瓦特指出：“为了改善人生来注定的命运而离家出走是个体主义生活模式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特征。这可以被看作是洛克的‘不安定心理’经济和社会形式的体现，而这一心理正是洛克的动机形成体系的中心。这种不安定心理的存在，是终有一死的人的永恒痛苦的标志。”[3](68)富萍和劳拉离家出走是为了改变她们的命运，“不安定心理”是她们两人相同的性格特质。富萍的不安分性格给了她奔向城市、与命运抵抗纷争的机会，也给了她改变并重新构造自己未来的机会。富萍从小父母双亡，寄住在叔叔婶婶家。由于缺乏至亲关爱，她养成了凡事依靠自己的习惯，所以她比同龄的孩子早熟懂事、机敏审慎，显然，这份聪敏既生出了富萍的不安分，又让她处处用心，时时谨慎，遇事琢磨。她利用媒人说亲挑中李天华，因为他有初中学历和一个在上海帮佣的奶奶，这聪明的选择足见她与一般农村姑娘的不同。不甘于寄人篱下、穷困无自由的生活，她明白唯有借助婚姻她才能摆脱不自由的现状。
富萍反叛的主要内容是背离传统的信义道德和无爱的包办婚姻，做自己命运的主人。1949年前中国的广大女性普遍没有自我、有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观念，富萍对此耳濡目染。18岁的富萍心活眼亮，当地来到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大上海，目睹了城市生活的丰富情趣而倍受鼓舞，了解到奶奶、李天华、吕凤仙、戚师傅、陶雪萍、舅妈、孙达亮等人因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而造成的种种无奈和凄凉而深受震动和启发，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她相信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起变化，没有一定之规”[4](30)，何况她“不像奶奶那样软弱，容易受人影响，她有自己的见解”[4](32)。显然，全新环境给她巨大影响，进一步激发她的不安分天性，她变得更加勇敢坚定。富萍不愿听从叔婶之命、媒妁之言，不接受安排的命运和包办婚姻，拒绝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日子，内心渴望一种独立自主、靠劳动吃饭的生活，企盼自由自在的未来，在困境中她默默寻求出路，决意留在上海：“你们要我走，我偏不走！”[4](95) 更可贵的是，富萍性格中的不安定因素还促使她在上海的“离经叛道”行为逐步升级。从“淮海路”奶奶处出走、到“苏州河”舅妈家停留、再进入到“梅家桥”以糊纸盒为生的“母子”的生活，富萍每走一步都离土地和乡村更远、离血缘和亲情更远、离定规的命运更远，却离城市更近、离陌生人更近、离自我更近。在反叛之旅上，富萍遭遇种种指责、冷落和压力，但她服从自己的内心召唤，凭着坚强个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富萍有着乡下人的纯朴简单，正是这种不可多得的纯朴简单帮助她靠自身的力量朝着明确的目标进发，绝不彷徨。富萍貌似否定的背弃行为其实是对听天由命、没有自我的传统女性的颠覆，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对命运的自主把握，对未来的真切希冀和坚定追求，有着积极肯定的意义。她从反叛走向坚守，凸显、张扬了自我。
波特笔下的劳拉是为了逃避“来这儿（墨西哥城）以前丝毫没有欢乐可言”[5](93) 的生活才背叛家乡和美国南方的乡村生活，自愿到墨西哥支教，参加那里的“扫盲运动”，教土著印第安孩子识字，后又卷入那里的革命斗争。从表面上看，察觉并感受到生活的沉闷乏味、无聊之至的确说明劳拉对生活的敏感和她性格中的不安分。可以说，也是劳拉的“不安定心理”驱使她主动离家出走，摆脱原来无意义的生活，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受过良好教育的劳拉有一定自觉意识，能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我。
违背传统和她与生俱来的天主教信仰，投身异国革命以寻觅生活的真正意义，是劳拉反叛的主要内容。满怀理想的劳拉积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她“时常去市场听民歌手们演唱，天天站在九月十六日大街上听那个盲人男孩吹芦笛”[5](90)，在墨西哥城附近的一所小学教英语，与天真烂漫孩子打交道。全新的环境和工作似乎给回了她曾经的欢乐，但她仍然将自己裹在象征宗教束缚的“坚实的蓝色制服”里，无法摆脱“早年训练中得到的那一整套条条框框”[5](92)，以至于她以“私生活严肃”[5](97)而著称。可见，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和价值观念对她产生深刻影响，也许正是那些禁锢人自由和思想的天主教苛严教规让劳拉觉得她以前的生活没有欢乐，只有压抑和郁闷。为了释放热情、奉献真诚、回馈生活，更为了驱逐心中长久以来的抑郁，体会生的意趣，劳拉在空闲时主动参加工会会议、冒险传递消息、周旋于外国鼓动家之间、来来往往替革命领袖布拉吉奥尼跑腿，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高尚的献身精神，可是，22岁的劳拉思想天真，言行幼稚，满脑子“尽是浪漫主义的错误想法”[5](91)。她认为一个革命斗士应该长得消瘦，“深受崇高信仰之鼓舞而成为一切抽象美德之化身”[5](91)，而那位领袖却大腹便便，他不仅明目张胆地利用革命大发横财，还毫无廉耻地利用权力骄奢淫逸，为所欲为。当她渐渐认清布拉吉奥尼自私、贪婪、冷酷、邪恶的本质，她感到失望、甚至幻灭。焦虑、怀疑、恐惧、迷惘的情绪时刻相随劳拉左右：“劳拉隐约感到一阵寒颤，一种肉体的危险感，内心有个预兆：暴力、肢体残缺、惨死越发不耐烦地等着她。她已经把这种恐惧转化成近在眼前、即将发生的事情。”[5](93) 她无法控制自己矛盾混乱的思想，不知道她“这样献身的性质、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义务又是什么”[5](93)。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撞车，劳拉的精神世界遭遇重创，曾经勇敢的自我渐渐消失，没了主见的劳拉认为唯有闭锁自己的心灵，才能抵御她害怕的灾难；只有对一切说“不”她才“不会被引上邪道” [5](97)。显然，劳拉身上曾经的不安分个性异化了，虽然她继续为革命跑腿，去监狱探望、安慰同志，可“拒绝了一切”的劳拉变成一个没有内在思想的行动躯壳，热情、真诚、爱心、责任消失殆尽的同时她竟玩忽职守，见死不救。虽然小说结尾时她陷入噩梦表示了她的羞惭自责和一定的悔悟，但劳拉终因缺乏坚韧而变成一个“空心人”，没有逃跑的勇气和自救的能力，只能在绝望中妥协、麻木、沉沦。在反叛的旅程中，曾经拥有过自我的劳拉因其软弱、无知的本质而不能坚守，在彷徨、迷茫中她背叛了一切并在最后抛弃了自我。
二
富萍反叛包办婚姻、不愿嫁陌生人一样老实认命的李天华，因为她不愿走进一种无意义、没未来的生活。而劳拉离家奔赴异国是为了摆脱老家那“丝毫没有欢乐可言”的生活，指望通过改变环境、更换心情使自己的生活重新具有意义，在新地方找到新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预见的富萍和有觉悟的劳拉都愿意听从自己的心声通过反叛的形式来追寻生活的意义，因此，她们的人生目标基本相同，即努力寻觅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好的世界，创造一种比现在生活更好的生活，赋予自己的生活以它所未曾有过的形式和仪态，使心灵有所依托。然而，由于她们表演的舞台不同，成长的背景有异，人生际遇自然不同，反叛就有不同的结局。实际上，王安忆和波特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不同的创作意图，富萍和劳拉的人生反映的是她们所处时代的一个历史侧面，这说明不同的中西方社会背景和中西方文明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略有不同。
《富萍》的故事大背景为历经战争磨难而获得再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举国上下、城市和农村百废俱兴、变化无穷。摆脱了旧社会封建礼教束缚、风华正茂的农村女青年进入一个提倡男女平等、主张自食其力的新时代，来到一切意识形态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大都市，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充满新生事物的小市民生活拓宽了她的眼界。压抑已久的个性需要得到释放，天资聪颖、要强不认命的富萍羡慕淮海路上靠劳动吃饭的日子，这种自主自在的生活正是她心中渴望已久的生活模式。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上海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她，富萍明知留下来即意味着背叛，她还是选择留下，因为她清楚自己的所需。事实上，她的背叛是对李天华的负责，更是自我的勇敢表现。富萍对自主婚姻和城市生活的选择之所以成为可能、她的自由选择在小说结尾处预示着一个苦乐相映的未来，是因为她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推陈出新、男女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虽然有评论者指出《富萍》反映了王安忆艺术视野的局限性，小说格局狭小，思想穿透力不深[6](75)，但是，这个“城市像框”生动地画出了新旧交替时期上海市民的百态与悲欢，真实地描绘了“边缘人”纯净朴实的生活，展现了平凡人拥有的人性价值和感人至深的淳朴本质。尽管富萍最终没能摆脱婚姻作为妇女归宿的窠臼，但她反叛包办婚姻，追求互相理解、有所默契的两性关系，在婚姻观上迈出了一大步，说明她是王安忆塑造的新中国50年代初新女性的代表之一。王安忆努力使富萍的普通人生变得典型而有意义，这是作者的历史观使然，因为她始终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6](75)况且，富萍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人首先要摆脱被动性进行自由选择，还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坚守自我以实现人性的完整。富萍形象说明了深受东方文明熏陶的王安忆坚信个体生命的自身力量。
《开花的犹大树》的故事背景为历经战争磨难而行将定局的资本主义墨西哥，但那是一个充斥着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复杂国度。事实上，墨西哥革命自1911年爆发后，由于多股抵抗势力的加入而演变成一场复杂而漫长的内战，期间有四位将军先后登上总统宝座，整个20年代墨西哥政局不稳。根据波特自述，劳拉是以她的朋友，一个名叫“玛丽·露易丝·多赫蒂”（Mary Louise Doherty①）的真人真事为原形塑造的，其实，劳拉身上还有波特自己的影子。1920年，波特因受雇于《墨西哥杂志》（Magazine of Mexico）到墨西哥城工作，应邀出席了阿尔瓦罗·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总统的就职典礼。激情奔放、思想单纯的波特大力支持墨政府当局，积极参与当时的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运动①，不久卷入那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因此了解了许多关于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负面事实②：墨西哥左翼激进分子与保守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外国工业资本家（美、法为主）与墨西哥石油大王们勾结；墨政府高官们利用权势贪赃枉法、贪污受贿。这些势力不断瓜分、侵吞國家土地和资源以至于革命初期对广大百姓所作“人人都有土地和自由”的承诺成为一纸空文，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尤其是土著印第安人过着绝望、赤贫的生活。波特亲眼目睹了革命造成的混乱局势、高官暴富、大众贫寒等事实，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失望情绪倾注到劳拉身上，而劳拉，既年轻无知、对革命抱理想化想法，又对自己内心所需、自我都缺乏透彻了解，凭一时冲动来到异国他乡，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过往烦恼，开始新的生活。她根本没有能力认清革命的复杂性，无法理解革命没有改善穷人的生活，反而使整个国家满目苍凉、使黎民百姓的生活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事实，也不能接受革命造就的像布拉吉奥尼那样阴毒、冷酷的精神疯子。面对布拉吉奥尼每天的纠缠，劳拉受尽折磨却不知如何是好，恐惧、害怕使她懦弱、胆怯。为了自保，她不敢拒绝，也不敢逃跑，像个木偶人一样机械地执行任何人的命令。
对于《开花的犹大树》的主题解读，美国评论家之间一直存在很大分歧。韦斯特和斯托尔曼认为小说的主题是“人如果只接受物质的价值是不能生活的，人只能活在信仰和爱中”，持不同观点的利伯曼则指出“自我背叛”才是该故事的主题，更权威的评论家布鲁姆则认为劳拉既非背叛者，也不是失去信仰者，而是个“唯美主义者，一个稳稳站在迈进自己艺术门槛的讲故事者”[7](154-168)。其实，《开花的犹大树》表现了波特作品一贯探讨的重要问题——“善”与“恶”的抗争。波特认为天真是“善”对“恶”的妥协、软弱是“善”对“恶”的默契，而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毁灭总是在“善”对“恶”的妥协和缄默中得逞的。劳拉因恐惧而变得自私，为求个体生存而不惜弱化生命意志，滑向软弱无能，最终在对“恶”的妥协和缄默中丢弃了人的自然本真。
《开花的犹大树》创作于20年代末，发表于1930年，此时西方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等因一战的冲击而大滑坡，整个西方社会弥漫着颓废、病态的气氛，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首当其冲地成为一个内外衰败的“荒原”，这个荒原上充满着因过去的文明与进步不复存在而感到“迷惘的一代人”。劳拉的幻灭感就是波特本人曾体验过的幻灭感的真实写照。波特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指出外界的压力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人精神内部的冷漠、迁就和妥协，因为它们导致人个性的异化和自我的消失。显然，波特通过艺术地呈现劳拉的经历旨在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注意培养坚韧品质，一个真正了解自我的人才有信心面对现实，走向未来。劳拉形象说明了波特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认为软弱是人的劣根性，但人一旦认清并克服这个弱点，他就会拥有自信。
三、结语
无论是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还是20世纪40-50年代的中国，外部世界所给予女性的实现自我的空间依然很小，她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执着的个性来体现她们已然“在场”的事实并意欲前往“中心”的想法。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两位小说艺术家有着一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们通过不同的故事和人物形象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即认识自我的重要性。为了使自己的心灵有所依托，富萍和劳拉都能通过反叛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然而，她们的个性差异导致了人生的不同结局。毅然选择自在和自尊的富萍用实际行动去改变自己的浮萍状态，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行进者、思想的主动实践者、生活的勇敢担当者。王安忆赞美富萍的简单质朴、自信坚强、稳重果断，肯定她的反叛与追求，并以此表明：当一个人积极选择、全心投入生活时，生活会慷慨地馈赠他一个未来。富萍是幸运的，因为建国初期的外部氛围有利于每个积极个体的健康成长。然而，与果敢的富萍正好相反，天真柔弱的劳拉自信不足、稳重不够，她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对宗教、革命、爱情、学生真情、同志友情的多重背叛都证明她对自我认识不够，致使自信匮乏。波特似乎这样告诫世人：每个独立的个体必须拥有坚强的自我才能在传统道德急剧崩溃、精神危机日益严重的现代环境下生存。毋容置疑，王安忆刻画的富萍形象和波特描绘的劳拉形象必定会引起东西方读者深思并影响他们尤其是女性不断自省、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实现人性的完整。
〔參考文献〕
［１］王安忆.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２］Porter, K A.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M].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0.
［３］伊恩·P·瓦特. 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 .高原，董红钧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2.
［４］王安忆. 富萍[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５］Porter, K A.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M]. New York: A Harvest /HBJ Book, 1979.
［６］吉素芬.富萍：人生的另一种审美形式[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1）：74-75.
［７］吴冰.凯瑟琳安波特和她精湛的小说艺术[A].吴冰，郭棲庆主编.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评论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马胜利）
Behind the Revolt
——A Comparison between Fu Ping and Laura Portrayed by
Wang Anyi and Porter
ZHANG Ying-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Abstract： Wang Anyi and Katherine Anne Porter, though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imes, share quite similar literary principles as they effectively picture the existence and spiri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is article compares images of Fu Ping and Laura respectively portrayed by the two novelists so as to see their creative purposes and humanistic concerns. Through Fu Ping’s revolt and persistence in self, Wang conveys that one’s free choice is important, but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o build up one’s self to reach his wholeness. By Laura’s revolt and abandonment of self, Porter convinces readers that proper self-recognition is important but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o foster one’s tenacity to face reality and future.
Key words：Wang Anyi; Porter; Fu Ping; Laura; revolt
〔关键词〕王安忆；波特；富萍；劳拉；反叛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115-05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是当代美国南方文学的重要一员，她们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但同为小說艺术家，她们的创作理念却颇为一致。王安忆命名她的小说为“心灵世界”，并解释说，“小说绝对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它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经验，所以它一定带有片面性，这是它的重要特征。”[1](12) 无独有偶，波特也曾多次说过她“必须从‘心灵中’熟知一个故事，并且依靠记忆来写作”[2](449)。她认为衡量一个作家的价值的最佳方法是看他将他所感、所知、所是、曾经是、曾看过、曾经历过的一切通过艺术的改写，即将自己的素材变成他意欲创造的东西的能力究竟如何。[2](438) 王安忆的《富萍》（2000）和波特的《开花的犹大树》（The Flowering Judas,1930）都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灵世界，展现女主人公富萍和劳拉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建构和人性不断完善的过程。笔者分析了富萍和劳拉反叛的形式、内容和结局，力图揭示她们反叛背后的真实，说明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因天时地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刻画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传递了不同的叙述意图，却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王安忆以反叛并坚守自我的富萍形象从正面表明：人不仅要自由选择，更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走向完整人性；而波特通过在反叛中迷惘甚至丢弃自我的人物形象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认识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培养坚强品格，这样他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走向未来。
一
《富萍》和《开花的犹大树》没有宏大叙述的乌托邦图景，只有两个个性不安分的女性在命运袭击下的挣扎、反叛和成长，它们反映了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对大千世界里普通个体的命运及其内心世界的相同关注。富萍和劳拉都有叛逆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只是她们反叛的方式、内容因时空、地域和社会背景等多重差异而不尽相同。
从乡村走向城市是富萍和劳拉反叛的第一步，也是颇为相似、无可厚非的一步。她们背弃家乡和乡村生活，来到陌生却充满新奇事物的大都市，成为无根的浮萍。为了在都市里栖身并扎根，她们走过了相似的、充满矛盾痛苦和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从惶恐不安到苦苦挣扎再到蜕变般艰难的成熟长大，但她们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和本真天性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局：富萍因坚强而将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劳拉却因软弱而迷失，最终令人遗憾地背叛了自我。
伊恩·P·瓦特指出：“为了改善人生来注定的命运而离家出走是个体主义生活模式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特征。这可以被看作是洛克的‘不安定心理’经济和社会形式的体现，而这一心理正是洛克的动机形成体系的中心。这种不安定心理的存在，是终有一死的人的永恒痛苦的标志。”[3](68)富萍和劳拉离家出走是为了改变她们的命运，“不安定心理”是她们两人相同的性格特质。富萍的不安分性格给了她奔向城市、与命运抵抗纷争的机会，也给了她改变并重新构造自己未来的机会。富萍从小父母双亡，寄住在叔叔婶婶家。由于缺乏至亲关爱，她养成了凡事依靠自己的习惯，所以她比同龄的孩子早熟懂事、机敏审慎，显然，这份聪敏既生出了富萍的不安分，又让她处处用心，时时谨慎，遇事琢磨。她利用媒人说亲挑中李天华，因为他有初中学历和一个在上海帮佣的奶奶，这聪明的选择足见她与一般农村姑娘的不同。不甘于寄人篱下、穷困无自由的生活，她明白唯有借助婚姻她才能摆脱不自由的现状。
富萍反叛的主要内容是背离传统的信义道德和无爱的包办婚姻，做自己命运的主人。1949年前中国的广大女性普遍没有自我、有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观念，富萍对此耳濡目染。18岁的富萍心活眼亮，当地来到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大上海，目睹了城市生活的丰富情趣而倍受鼓舞，了解到奶奶、李天华、吕凤仙、戚师傅、陶雪萍、舅妈、孙达亮等人因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而造成的种种无奈和凄凉而深受震动和启发，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她相信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起变化，没有一定之规”[4](30)，何况她“不像奶奶那样软弱，容易受人影响，她有自己的见解”[4](32)。显然，全新环境给她巨大影响，进一步激发她的不安分天性，她变得更加勇敢坚定。富萍不愿听从叔婶之命、媒妁之言，不接受安排的命运和包办婚姻，拒绝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日子，内心渴望一种独立自主、靠劳动吃饭的生活，企盼自由自在的未来，在困境中她默默寻求出路，决意留在上海：“你们要我走，我偏不走！”[4](95) 更可贵的是，富萍性格中的不安定因素还促使她在上海的“离经叛道”行为逐步升级。从“淮海路”奶奶处出走、到“苏州河”舅妈家停留、再进入到“梅家桥”以糊纸盒为生的“母子”的生活，富萍每走一步都离土地和乡村更远、离血缘和亲情更远、离定规的命运更远，却离城市更近、离陌生人更近、离自我更近。在反叛之旅上，富萍遭遇种种指责、冷落和压力，但她服从自己的内心召唤，凭着坚强个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富萍有着乡下人的纯朴简单，正是这种不可多得的纯朴简单帮助她靠自身的力量朝着明确的目标进发，绝不彷徨。富萍貌似否定的背弃行为其实是对听天由命、没有自我的传统女性的颠覆，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对命运的自主把握，对未来的真切希冀和坚定追求，有着积极肯定的意义。她从反叛走向坚守，凸显、张扬了自我。
波特笔下的劳拉是为了逃避“来这儿（墨西哥城）以前丝毫没有欢乐可言”[5](93) 的生活才背叛家乡和美国南方的乡村生活，自愿到墨西哥支教，参加那里的“扫盲运动”，教土著印第安孩子识字，后又卷入那里的革命斗争。从表面上看，察觉并感受到生活的沉闷乏味、无聊之至的确说明劳拉对生活的敏感和她性格中的不安分。可以说，也是劳拉的“不安定心理”驱使她主动离家出走，摆脱原来无意义的生活，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受过良好教育的劳拉有一定自觉意识，能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我。
违背传统和她与生俱来的天主教信仰，投身异国革命以寻觅生活的真正意义，是劳拉反叛的主要内容。满怀理想的劳拉积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她“时常去市场听民歌手们演唱，天天站在九月十六日大街上听那个盲人男孩吹芦笛”[5](90)，在墨西哥城附近的一所小学教英语，与天真烂漫孩子打交道。全新的环境和工作似乎给回了她曾经的欢乐，但她仍然将自己裹在象征宗教束缚的“坚实的蓝色制服”里，无法摆脱“早年训练中得到的那一整套条条框框”[5](92)，以至于她以“私生活严肃”[5](97)而著称。可见，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和价值观念对她产生深刻影响，也许正是那些禁锢人自由和思想的天主教苛严教规让劳拉觉得她以前的生活没有欢乐，只有压抑和郁闷。为了释放热情、奉献真诚、回馈生活，更为了驱逐心中长久以来的抑郁，体会生的意趣，劳拉在空闲时主动参加工会会议、冒险传递消息、周旋于外国鼓动家之间、来来往往替革命领袖布拉吉奥尼跑腿，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高尚的献身精神，可是，22岁的劳拉思想天真，言行幼稚，满脑子“尽是浪漫主义的错误想法”[5](91)。她认为一个革命斗士应该长得消瘦，“深受崇高信仰之鼓舞而成为一切抽象美德之化身”[5](91)，而那位领袖却大腹便便，他不仅明目张胆地利用革命大发横财，还毫无廉耻地利用权力骄奢淫逸，为所欲为。当她渐渐认清布拉吉奥尼自私、贪婪、冷酷、邪恶的本质，她感到失望、甚至幻灭。焦虑、怀疑、恐惧、迷惘的情绪时刻相随劳拉左右：“劳拉隐约感到一阵寒颤，一种肉体的危险感，内心有个预兆：暴力、肢体残缺、惨死越发不耐烦地等着她。她已经把这种恐惧转化成近在眼前、即将发生的事情。”[5](93) 她无法控制自己矛盾混乱的思想，不知道她“这样献身的性质、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义务又是什么”[5](93)。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撞车，劳拉的精神世界遭遇重创，曾经勇敢的自我渐渐消失，没了主见的劳拉认为唯有闭锁自己的心灵，才能抵御她害怕的灾难；只有对一切说“不”她才“不会被引上邪道” [5](97)。显然，劳拉身上曾经的不安分个性异化了，虽然她继续为革命跑腿，去监狱探望、安慰同志，可“拒绝了一切”的劳拉变成一个没有内在思想的行动躯壳，热情、真诚、爱心、责任消失殆尽的同时她竟玩忽职守，见死不救。虽然小说结尾时她陷入噩梦表示了她的羞惭自责和一定的悔悟，但劳拉终因缺乏坚韧而变成一个“空心人”，没有逃跑的勇气和自救的能力，只能在绝望中妥协、麻木、沉沦。在反叛的旅程中，曾经拥有过自我的劳拉因其软弱、无知的本质而不能坚守，在彷徨、迷茫中她背叛了一切并在最后抛弃了自我。
二
富萍反叛包办婚姻、不愿嫁陌生人一样老实认命的李天华，因为她不愿走进一种无意义、没未来的生活。而劳拉离家奔赴异国是为了摆脱老家那“丝毫没有欢乐可言”的生活，指望通过改变环境、更换心情使自己的生活重新具有意义，在新地方找到新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预见的富萍和有觉悟的劳拉都愿意听从自己的心声通过反叛的形式来追寻生活的意义，因此，她们的人生目标基本相同，即努力寻觅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好的世界，创造一种比现在生活更好的生活，赋予自己的生活以它所未曾有过的形式和仪态，使心灵有所依托。然而，由于她们表演的舞台不同，成长的背景有异，人生际遇自然不同，反叛就有不同的结局。实际上，王安忆和波特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不同的创作意图，富萍和劳拉的人生反映的是她们所处时代的一个历史侧面，这说明不同的中西方社会背景和中西方文明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略有不同。
《富萍》的故事大背景为历经战争磨难而获得再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举国上下、城市和农村百废俱兴、变化无穷。摆脱了旧社会封建礼教束缚、风华正茂的农村女青年进入一个提倡男女平等、主张自食其力的新时代，来到一切意识形态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大都市，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充满新生事物的小市民生活拓宽了她的眼界。压抑已久的个性需要得到释放，天资聪颖、要强不认命的富萍羡慕淮海路上靠劳动吃饭的日子，这种自主自在的生活正是她心中渴望已久的生活模式。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上海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她，富萍明知留下来即意味着背叛，她还是选择留下，因为她清楚自己的所需。事实上，她的背叛是对李天华的负责，更是自我的勇敢表现。富萍对自主婚姻和城市生活的选择之所以成为可能、她的自由选择在小说结尾处预示着一个苦乐相映的未来，是因为她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推陈出新、男女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虽然有评论者指出《富萍》反映了王安忆艺术视野的局限性，小说格局狭小，思想穿透力不深[6](75)，但是，这个“城市像框”生动地画出了新旧交替时期上海市民的百态与悲欢，真实地描绘了“边缘人”纯净朴实的生活，展现了平凡人拥有的人性价值和感人至深的淳朴本质。尽管富萍最终没能摆脱婚姻作为妇女归宿的窠臼，但她反叛包办婚姻，追求互相理解、有所默契的两性关系，在婚姻观上迈出了一大步，说明她是王安忆塑造的新中国50年代初新女性的代表之一。王安忆努力使富萍的普通人生变得典型而有意义，这是作者的历史观使然，因为她始终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6](75)况且，富萍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人首先要摆脱被动性进行自由选择，还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坚守自我以实现人性的完整。富萍形象说明了深受东方文明熏陶的王安忆坚信个体生命的自身力量。
《开花的犹大树》的故事背景为历经战争磨难而行将定局的资本主义墨西哥，但那是一个充斥着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复杂国度。事实上，墨西哥革命自1911年爆发后，由于多股抵抗势力的加入而演变成一场复杂而漫长的内战，期间有四位将军先后登上总统宝座，整个20年代墨西哥政局不稳。根据波特自述，劳拉是以她的朋友，一个名叫“玛丽·露易丝·多赫蒂”（Mary Louise Doherty①）的真人真事为原形塑造的，其实，劳拉身上还有波特自己的影子。1920年，波特因受雇于《墨西哥杂志》（Magazine of Mexico）到墨西哥城工作，应邀出席了阿尔瓦罗·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总统的就职典礼。激情奔放、思想单纯的波特大力支持墨政府当局，积极参与当时的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运动①，不久卷入那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因此了解了许多关于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负面事实②：墨西哥左翼激进分子与保守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外国工业资本家（美、法为主）与墨西哥石油大王们勾结；墨政府高官们利用权势贪赃枉法、贪污受贿。这些势力不断瓜分、侵吞國家土地和资源以至于革命初期对广大百姓所作“人人都有土地和自由”的承诺成为一纸空文，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尤其是土著印第安人过着绝望、赤贫的生活。波特亲眼目睹了革命造成的混乱局势、高官暴富、大众贫寒等事实，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失望情绪倾注到劳拉身上，而劳拉，既年轻无知、对革命抱理想化想法，又对自己内心所需、自我都缺乏透彻了解，凭一时冲动来到异国他乡，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过往烦恼，开始新的生活。她根本没有能力认清革命的复杂性，无法理解革命没有改善穷人的生活，反而使整个国家满目苍凉、使黎民百姓的生活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事实，也不能接受革命造就的像布拉吉奥尼那样阴毒、冷酷的精神疯子。面对布拉吉奥尼每天的纠缠，劳拉受尽折磨却不知如何是好，恐惧、害怕使她懦弱、胆怯。为了自保，她不敢拒绝，也不敢逃跑，像个木偶人一样机械地执行任何人的命令。
对于《开花的犹大树》的主题解读，美国评论家之间一直存在很大分歧。韦斯特和斯托尔曼认为小说的主题是“人如果只接受物质的价值是不能生活的，人只能活在信仰和爱中”，持不同观点的利伯曼则指出“自我背叛”才是该故事的主题，更权威的评论家布鲁姆则认为劳拉既非背叛者，也不是失去信仰者，而是个“唯美主义者，一个稳稳站在迈进自己艺术门槛的讲故事者”[7](154-168)。其实，《开花的犹大树》表现了波特作品一贯探讨的重要问题——“善”与“恶”的抗争。波特认为天真是“善”对“恶”的妥协、软弱是“善”对“恶”的默契，而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毁灭总是在“善”对“恶”的妥协和缄默中得逞的。劳拉因恐惧而变得自私，为求个体生存而不惜弱化生命意志，滑向软弱无能，最终在对“恶”的妥协和缄默中丢弃了人的自然本真。
《开花的犹大树》创作于20年代末，发表于1930年，此时西方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等因一战的冲击而大滑坡，整个西方社会弥漫着颓废、病态的气氛，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首当其冲地成为一个内外衰败的“荒原”，这个荒原上充满着因过去的文明与进步不复存在而感到“迷惘的一代人”。劳拉的幻灭感就是波特本人曾体验过的幻灭感的真实写照。波特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指出外界的压力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人精神内部的冷漠、迁就和妥协，因为它们导致人个性的异化和自我的消失。显然，波特通过艺术地呈现劳拉的经历旨在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注意培养坚韧品质，一个真正了解自我的人才有信心面对现实，走向未来。劳拉形象说明了波特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认为软弱是人的劣根性，但人一旦认清并克服这个弱点，他就会拥有自信。
三、结语
无论是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还是20世纪40-50年代的中国，外部世界所给予女性的实现自我的空间依然很小，她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执着的个性来体现她们已然“在场”的事实并意欲前往“中心”的想法。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两位小说艺术家有着一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们通过不同的故事和人物形象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即认识自我的重要性。为了使自己的心灵有所依托，富萍和劳拉都能通过反叛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然而，她们的个性差异导致了人生的不同结局。毅然选择自在和自尊的富萍用实际行动去改变自己的浮萍状态，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行进者、思想的主动实践者、生活的勇敢担当者。王安忆赞美富萍的简单质朴、自信坚强、稳重果断，肯定她的反叛与追求，并以此表明：当一个人积极选择、全心投入生活时，生活会慷慨地馈赠他一个未来。富萍是幸运的，因为建国初期的外部氛围有利于每个积极个体的健康成长。然而，与果敢的富萍正好相反，天真柔弱的劳拉自信不足、稳重不够，她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对宗教、革命、爱情、学生真情、同志友情的多重背叛都证明她对自我认识不够，致使自信匮乏。波特似乎这样告诫世人：每个独立的个体必须拥有坚强的自我才能在传统道德急剧崩溃、精神危机日益严重的现代环境下生存。毋容置疑，王安忆刻画的富萍形象和波特描绘的劳拉形象必定会引起东西方读者深思并影响他们尤其是女性不断自省、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实现人性的完整。
〔參考文献〕
［１］王安忆.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２］Porter, K A.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M].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0.
［３］伊恩·P·瓦特. 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 .高原，董红钧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2.
［４］王安忆. 富萍[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５］Porter, K A.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M]. New York: A Harvest /HBJ Book, 1979.
［６］吉素芬.富萍：人生的另一种审美形式[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1）：74-75.
［７］吴冰.凯瑟琳安波特和她精湛的小说艺术[A].吴冰，郭棲庆主编.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评论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马胜利）
Behind the Revolt
——A Comparison between Fu Ping and Laura Portrayed by
Wang Anyi and Porter
ZHANG Ying-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Abstract： Wang Anyi and Katherine Anne Porter, though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imes, share quite similar literary principles as they effectively picture the existence and spiri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is article compares images of Fu Ping and Laura respectively portrayed by the two novelists so as to see their creative purposes and humanistic concerns. Through Fu Ping’s revolt and persistence in self, Wang conveys that one’s free choice is important, but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o build up one’s self to reach his wholeness. By Laura’s revolt and abandonment of self, Porter convinces readers that proper self-recognition is important but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o foster one’s tenacity to face reality and future.
Key words：Wang Anyi; Porter; Fu Ping; Laura; revo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