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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学术研究离不开争鸣与批评。中国历史上就曾有过“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的格局，而且被人不断的推崇叙说到今天。可见这是一段不容易传承下去的历史。学术研究“万马齐喑”不好，“鸦雀无声”同样也不是学术繁荣的征兆，历史上这段所曾有过并引为自豪的争鸣与批评的局面，令今天的人们与之相对仍觉汗颜。古人有过“兼听则明”、“从谏如流”之言，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可资借鉴，不失为“去病”的良药。作为学术研究的公共平台，这一新栏目，将为各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争鸣与批评的言说之地，求同存异，希冀它在学术的探索中，能起着对学术研究和成果进行检验的“试金场”和“推进器”的作用。
〔摘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面前，文学理论核心范畴的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意味着该学科正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审视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畴本身的局限、发展空间及发展方向，这对于培养研究生的独立判断能力，大有裨益。本质论的弊病，不在追求共同性、抽象性，而在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真实论的弊病，在于执着于认识论，从而走向历史哲学和概念哲学，走向将感情抽象为思想；语言论的现代内涵，远超过传统语言观，既丰富了语言论本身，也丰富了文学理论。三大范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文学理论核心范畴；本质论；真实论；语言论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39-06
高校文学理论课程，事关对文学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品析，其难度和要求非一般课程所能比，在设置之初就被寄予了特殊的期许。作为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核心课程，文学理论对学习者的要求自然更高了：以本科阶段学习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及时掌握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进展，进入文学理论的深层次问题并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就现在研究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来看，跟上最新理论潮流基本上不成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困难在于：面对新潮理论，能否抓住问题的实质，避免矮子观场、随人说妍，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要实现这个目的，途径很多，从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入手，为重要方式之一。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变化，最终都必定会体现为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通过审视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畴本身的局限、发展空间及发展方向。就文学理论而言，基本的核心范畴一定不能漏掉本质论、真实论和语言论。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下，这几个范畴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有关它们是否应该保留在文学理论这门学科之中的争论，也早已开始。因此，掌握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内涵演变，对于提高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以及独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鉴别能力，意义重大。
一、本质论
后现代思潮在学理上用以挑战文学理论的武器，首推反本质主义。我们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学科与课程，是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提出“文学是什么”这一最为根本的问题，孜孜以求地追寻答案，并以该答案为基础，构架几乎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文学现象的理论体系。
把握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原点，是应对挑战的前提。
对反本质主义问题的探讨，恐怕要注意避免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应当追溯至欧洲中世纪以奥卡姆为典型代表的唯名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了解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何剃除“不必要地增加实体或基
质”[1](239)之类的累赘物：“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作即是徒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2](570)尤其应当回到波普尔反本质主义方法论的出发点，在波普尔那里，他是将本质主义与唯名论相对立的。[3](67)本质主义方法论（其前身还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以揭示事物本质并用定义加以描述为目的，而唯名论方法论则以描述事物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为目的。至于如何描述、如何科学、有效地描述，则与语言规则有关了。接着这个思路来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反本质主义思想，对于他那些类似于测试人类智力极限的逻辑语义推论，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追求共性，后者追求个性。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本质主义所达到的是“含糊”，反本质主义所追求的是“精确”。[3](68)弄清了两者对立的关键所在，就没有必要恶意贬低本质主义方法论，例如用“毒汁”来形容，[4](5)更无必要列举大量事实来指责反本质主义方法论的不实之处。那样的话，只会又一次陷于以往常见的那种争论：双方总有充足的理由指责对方的致命缺陷，又都无法否定对方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就会意识到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存在相容性。
学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社会现实中的日常经验为依据，是无法应对学术论争的。否则，对待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仅用一句“艺术至今仍然存在”足矣，不需要克罗齐煞费苦心构建另外的逻辑理论，通过指出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不足，来驳倒“艺术终结论”。附带说一句，杜书瀛先生对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十分精辟的辨析，指出我们同样误解了黑格尔：“终结”不是“消亡。”[5](18-21)
后现代思潮虽然没有运用像黑格尔那种一以贯之的逻辑理论，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语言，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具体的语言使用出发，比较容易接近“个别”、“具体”、“精确”，达到将过度抽象还原为本色、从天空回到地面的目的。且不说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的反中心主义，就是直接来源于他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独到辨析。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辨那一块，即通向“抽象”、“含糊”的那一块，而对于具体语言这比较容易通向“个别”、“具体”的一块，则相对忽略一些。
其实，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不啻文学理论的资源宝库之一。比如，对于《诗经》中的“国风”，多年来无人提出任何疑问。而根据新出土文献《孔子诗论》，我们得知：“国风”二字，是避刘邦之讳的结果，原为“邦风”。[6](15-16)虽一字之别，然而个中涵义，大有深意焉。如今文学理论“无边化”过程中所包含的走向“田野”，如果指的是田野出土的资料，那真是太好了！密切关注最新出土资料，对比、对照古籍中关键字词的异同，对文学理论的基础工作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最明显的事例，莫过于江苏仪征胥浦101 号西汉末年墓中出土的《先令券书》。
这份遗嘱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家庭关系：长子具有家长地位，去世前立遗嘱；母亲嫁过三个男人，现从长子而居。这个材料对于重新理解《孔雀东南飞》大有裨益：为什么刘兰芝回到娘家后所感到的压力主要來自其兄而非其母，因为家长是其兄长而非母亲；刘兰芝殉死并非出于一妇不事二夫的贞烈观念，而纯属感情问题。[7]
再如，一直争论不休的“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的问题，要是仅只停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分歧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陈炜湛先生，从甲骨文入手，指出许慎的误解，证实了“羊人为美”。在古代，人们狩猎时头上戴着兽角，装扮成野兽的样子，可以提高狩猎的效率，久而久之，这种兽角就逐渐演变为装饰品。“早期的甲骨文里美字就不少，也有好几种写法……美字也是一个象形字，本是一个人戴着两双羊角而正立的形象……人正立而戴羊角，所强调的正是美好的装饰，亦即装饰之美”。[8](246-247) 十分有趣的是，我国甲骨文里“美”字的来历，与普列汉诺夫考察原始人关于美的概念的产生过程，具有惊人的一致：“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有力的人。”[9](314-315)时间一长，这些起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戴的东西，渐渐引起审美的感觉，演变为装饰品了。
这一事实，不正好说明人类艺术的起源和美感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吗？而到目前为止，本质主义思路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也就是执着于探讨文学艺术的共同性——本质——吗？如果世上确实存在着共同性、本质，或者说人们确实可以从现象中概括出共同性、本质，那么，大大方方地进行探讨，又有何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思路也确实存在会使研究对象处于僵化境地的问题，就刻意回避甚或一概否定。所以，企图追求并运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来规定人类文学艺术的特性及发展，肯定行不通，但是，如果企图运用反本质主义来反对本质主义，恐怕也行不通。
非常赞同杜书瀛先生的意见：要本质、要普遍，但是不要主义，要规律，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5](239)
二、真实论
真实论既是认识论命题，也是美学命题，还同语言学命题相关。在文学理论领域，三者密切相关。
从认识论看文学，就存在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再现是否符合对象以及符合程度的问题，也即是否真实的问题。在古希腊时期，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对于文学创作要不要追求真实的问题，就产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来描写”；一个主张“根据人的实际形象塑造角色”。[10](178)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有关真实性的争论，一直络绎不绝，而且常常与政治紧密挂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干脆否定真实性的观点。[11]
真实论的背后是认识论。从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看，支配真实论的认识论的發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起初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后来就是从历史哲学角度，以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为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对象的主要标准。
“求知是人的本能”。[12](1)这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的第一句话。古希腊先哲奠定了西方文明中以求知为己任的认识论传统，几千年来一直发扬光大，造福于世人。
在绵延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认识论一直在质疑中前行。其所遭受的最主要质疑，要而言之，首先是认识的前提何以可靠的问题。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之前，就宣称人们能够获得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另有一些被称作怀疑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独断态度，经不起检验。独断论者将知识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而怀疑主义者则提出，感觉经验具有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他们所提出的质疑，揭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无法回避的“无穷后退”窘境：“用来证明一个所研究的事物的证据其自身亦需要进一步的证明，而这个证明本身又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如此类推，以至无穷”。[13](23)这种“无穷后退”，实质上也就是后来的现代阐释学所指出的“阐释的循环”。如何破解“无穷后退”这一窘境，其实是一个如何确立认识前提的难题。直到笛卡尔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思考，说明我存在，因而不必再用其他什么证据来证明我存在了——“无穷后退”的认识论前提问题才算告一段落。然而由此而来的心物二元对立，又将笛卡尔置于无法将身心统一起来的更为难堪的窘境。黑格尔的辩证法，堪称人类认识史上的分水岭，他提出“实体即主体”的原理，[14](10)用他独创的辩证思维方式，解决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纠结的共同难题：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也即“绝对”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哲学是自己证明自己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14](11)
仅仅解决前提是不够的，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更是认识论发展历程中的头等大事。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恰如他自己所言，是一次哥白尼革命，他颠倒了以往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相一致的符合论真理观，提出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先天知性范畴相一致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认识理论。康德的探索，是直接受到休谟启发的。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质疑，令他如梦初醒： “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15](9)因为，根据个别事例或经验得出的知识，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具有普遍性的依据，在于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先验综合判断”这一先天知性范畴。
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客二分，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类对大自然无穷尽的征服与索取，导致近代以来的深刻人文危机。他认为人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所谓的“在之中”，是指人在世界之中，人不可以冷冰冰地站在世界的对面，将世界当作自己的对象、客体。他的思路，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思，并直接导致了当今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
从认识论角度看，真实论的发展必然走向历史哲学，也即将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作为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对象的主要标准。真实论的最高表现形态典型环境理论，就是以历史哲学为立论基础和判断依据的。
文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当社会演变呈现出与预想模式相吻合的发展特征时，真实论就得到特别关注；反之，就会被忽略，甚或受到质疑。典型环境理论在目前趋于平淡，从现实角度看，是因为社会发展没有出现与预期模式的吻合，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面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得到凸显，于是文化问题便成为吸引文学理论关注的焦点。从理论层面看，不是典型环境理论本身出了的问题，更不是真实论出了问题，而是以认识论作为真实论的理论依据这一思路出现了问题。
文学不可能离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此即文学真实的源头。但是文学又不能止于日常生活经验，止于对真实的追求，尤其是不能把对真实的追求转化为对抽象的本质真实的追求，否则，就会成为历史哲学，就会走向干巴巴的概念哲学。[16](147)从美学角度看真实论，最重要的，就是文学不能追求将活生生的感情提炼为抽象的思想，不能追求将活生生的生活抽象为干巴巴的本质概念。也就是说，文学虽然离不开真实作为基础，但是一定要超越真实。超越的结果，不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仍然是活生生的具体生动的人与世界。在看待文学这个问题上，认识论与审美论，好像接力赛，认识论跑的是第一棒，只有由审美论接着跑，比赛才能正常进行。在文学研究领域，认识论是不能包打天下的。同理，要排除认识论的想法一样站不住脚。
三、语言论
语言真是奇妙之级！它毫无疑问是人类的创造物，但是人类的一切表达，又都被语言所控制。前面谈到本质论的时候，已经指出，克服本质论弊病——过度抽象、从而使对象僵化——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重视具体语言的使用，以达到具体、精确、个别。但话说回来，人们又是如何实现过度抽象的呢，难道不是通过语言吗？所以，审视语言论的内涵变化，眼光可稍稍移出抽象与具体之争，关注传统与现代之别。
传统的语言论，把语言当作交流的工具。语言是纯粹客观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运用纯客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反过来说，无论思想和感情的倾向性有多么强烈，与表达者所使用的语言的性质都没有关系。正如武器一样，在敌人手里，可用来侵略、犯罪；在战士手里，可用来保家卫国。至于文学语言或艺术语言，关键在于以各种方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尽可能放大语言本身所包含的音乐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等元素，从而产生文学效果或艺术效果。
现代的语言论则不同。首先在于提出语言除了客观性之外，还有被客观性所遮掩的意识形态色彩、权力色彩等等。凡是通过语言说出来的，都不是纯粹客观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他通过语言所说的一切，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具体文化语境的制约或支配。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后现代思潮中解构理论的潜在理论基点。
分析哲学的语言观则与此不同，它所做的，恰恰是要把语言的客观性推向极致：将语言表述中所有不科学的命题、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句，全部清除。这样一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语言来说的东西就很少了。虽然有了科学的精确性，但是语言的应用范围却大幅收窄，世界的范围大幅收窄，维特根斯坦的目的也就实现了：“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17](79)只是，如果严格按照这种语言观，人类的思想还有文学，恐怕大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了。
现代语言观中，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把语言的地位提升到远高于交流工具的地位。理解这种现代语言观的要点之一，就是借鉴信息论视角来看世界，承认万物有言。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人类才拥有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世界上的一切，无论生物还是植物，无论有机界还是无机界，都具有自己的语言。一旦能够读懂万物有言的具体内容，就会达到人与万物交流、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正是文学或艺术所追求的意境。所以说，文学或艺术语言，就最高层次来说，就是通达人与万物交流、合一意境的语言。
一旦通达万物有言，对人类语言的把握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文学或艺术语言是最丰富、最深邃的语言。
仅仅弄清语言观的内涵变化，还远远不够。对语言的理解，必须能够将其与人们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与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文学经验联系起来。为此，还必须解决人的现实知觉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语言如何将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连结起来的问题。
每个人的知觉是个体性的，语言则是普遍性的，两者之间有“鸿沟”：普遍性无法达到个体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不知有多少哲人受困于此！分析哲学家莫汉蒂以靠近海德格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语言要想与其所指称的单一性事实同一，必须此事实本身就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但是莫汉蒂毕竟不能“真正懂得有意义的世界本身必然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他虽然看到了知觉中单一东西所显现的不在场的东西，可他采取的是缩小视角的方式，甚至缩小到某个个人的“主观语言”，以捕捉这单纯在场的东西。张世英先生的办法则反之：“不是从整个领域向在场的单一性东西缩小，而是由在场者向整个领域即向不在场的东西扩大、延伸，以至把握这整个领域，把握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融合的整个‘天人合一’的境界”。[16](205)
在这里，要点是“万物相通”：单一即个体也可通至“整体”。也就是说，不要把个人知觉的个体性限于在场的东西，而要看到在场的东西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讲究的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现代的主客相融思维，则讲究透过在场的东西看不在场的东西，但不在场的东西不是像“本质”那样抽象的概念，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解决了个人知觉中个别事物与语言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康德所致力的认识能力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不在于先验的知性，而在于个别的知觉与不在场的东西的“万物相通”，因为“相通”，它不是单一的在场，而是与不在场紧密相联的。
这样一来，不仅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解决了困扰人们上千年的认识论难题，尤其能够破解因后现代思潮影响而产生的对文学真实问题的质疑：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惟一的宇宙之中，他的任何知觉，都是对这惟一宇宙的个别视角的知觉，然而其背后又关联着无穷无尽的不在场的东西，惟一的宇宙在其中得以显现。也就是说，个人知觉中的个别的东西，与宇宙整体有着实在的、真实的联系。这联系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并非仅仅是个别的。同样道理，单个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以及单个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感受，一定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因而文学真实的存在，是不可否认，也没法否定的。只是，再不可将具有相当程度普遍性的文学真实，坚持当作对所有文学的定性了。
经过梳理可以看出，本质论、真实论和语言论，作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三者之间其实是相联相通的：本质论的出发点之一，应该说就是对现象真实的抽象。就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真实论问题，既涉及到认识论，也涉及到语言论；语言论问题，在现代意义上，不仅与真实论密切相关，更与本质论在文学或艺术的最高层次，即意境的层次上相通相联。
目前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理论新潮的向往和敏感是值得称道的，落伍者的名声几乎与他们无缘。需要注意的，应该是真正做到扎实、深入地掌握、研究深层次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避免在新潮面前盲目跟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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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Postmodern Thought Challenges and Intensional Changes in the
Literary Theoretical Core Category
WANGk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Facing postmodern thought challenges, intens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etical core category is experiencing great challenges, which means this discipline is in a new developing phase. These changes reveal the limitation, developing space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core category. It is benefcial to the fostering of the graduates. The limitation of essentialism lies in its pursuit of the universal essence; the disadvantage of actualism rests with its persistence in epistemology, abstracting emotions into thoughts; the modern core category of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language perspectives, both enriching the language itself and the literary theory.Internal logic exists among the three categories.
Key words: core category of literary theory; essentialism; actualism; theory of language
〔摘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面前，文学理论核心范畴的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意味着该学科正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审视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畴本身的局限、发展空间及发展方向，这对于培养研究生的独立判断能力，大有裨益。本质论的弊病，不在追求共同性、抽象性，而在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真实论的弊病，在于执着于认识论，从而走向历史哲学和概念哲学，走向将感情抽象为思想；语言论的现代内涵，远超过传统语言观，既丰富了语言论本身，也丰富了文学理论。三大范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文学理论核心范畴；本质论；真实论；语言论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39-06
高校文学理论课程，事关对文学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品析，其难度和要求非一般课程所能比，在设置之初就被寄予了特殊的期许。作为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核心课程，文学理论对学习者的要求自然更高了：以本科阶段学习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及时掌握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进展，进入文学理论的深层次问题并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就现在研究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来看，跟上最新理论潮流基本上不成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困难在于：面对新潮理论，能否抓住问题的实质，避免矮子观场、随人说妍，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要实现这个目的，途径很多，从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入手，为重要方式之一。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变化，最终都必定会体现为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通过审视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畴本身的局限、发展空间及发展方向。就文学理论而言，基本的核心范畴一定不能漏掉本质论、真实论和语言论。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下，这几个范畴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有关它们是否应该保留在文学理论这门学科之中的争论，也早已开始。因此，掌握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内涵演变，对于提高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以及独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鉴别能力，意义重大。
一、本质论
后现代思潮在学理上用以挑战文学理论的武器，首推反本质主义。我们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学科与课程，是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提出“文学是什么”这一最为根本的问题，孜孜以求地追寻答案，并以该答案为基础，构架几乎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文学现象的理论体系。
把握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原点，是应对挑战的前提。
对反本质主义问题的探讨，恐怕要注意避免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应当追溯至欧洲中世纪以奥卡姆为典型代表的唯名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了解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何剃除“不必要地增加实体或基
质”[1](239)之类的累赘物：“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作即是徒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2](570)尤其应当回到波普尔反本质主义方法论的出发点，在波普尔那里，他是将本质主义与唯名论相对立的。[3](67)本质主义方法论（其前身还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以揭示事物本质并用定义加以描述为目的，而唯名论方法论则以描述事物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为目的。至于如何描述、如何科学、有效地描述，则与语言规则有关了。接着这个思路来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反本质主义思想，对于他那些类似于测试人类智力极限的逻辑语义推论，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追求共性，后者追求个性。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本质主义所达到的是“含糊”，反本质主义所追求的是“精确”。[3](68)弄清了两者对立的关键所在，就没有必要恶意贬低本质主义方法论，例如用“毒汁”来形容，[4](5)更无必要列举大量事实来指责反本质主义方法论的不实之处。那样的话，只会又一次陷于以往常见的那种争论：双方总有充足的理由指责对方的致命缺陷，又都无法否定对方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就会意识到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存在相容性。
学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社会现实中的日常经验为依据，是无法应对学术论争的。否则，对待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仅用一句“艺术至今仍然存在”足矣，不需要克罗齐煞费苦心构建另外的逻辑理论，通过指出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不足，来驳倒“艺术终结论”。附带说一句，杜书瀛先生对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十分精辟的辨析，指出我们同样误解了黑格尔：“终结”不是“消亡。”[5](18-21)
后现代思潮虽然没有运用像黑格尔那种一以贯之的逻辑理论，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语言，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具体的语言使用出发，比较容易接近“个别”、“具体”、“精确”，达到将过度抽象还原为本色、从天空回到地面的目的。且不说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的反中心主义，就是直接来源于他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独到辨析。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辨那一块，即通向“抽象”、“含糊”的那一块，而对于具体语言这比较容易通向“个别”、“具体”的一块，则相对忽略一些。
其实，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不啻文学理论的资源宝库之一。比如，对于《诗经》中的“国风”，多年来无人提出任何疑问。而根据新出土文献《孔子诗论》，我们得知：“国风”二字，是避刘邦之讳的结果，原为“邦风”。[6](15-16)虽一字之别，然而个中涵义，大有深意焉。如今文学理论“无边化”过程中所包含的走向“田野”，如果指的是田野出土的资料，那真是太好了！密切关注最新出土资料，对比、对照古籍中关键字词的异同，对文学理论的基础工作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最明显的事例，莫过于江苏仪征胥浦101 号西汉末年墓中出土的《先令券书》。
这份遗嘱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家庭关系：长子具有家长地位，去世前立遗嘱；母亲嫁过三个男人，现从长子而居。这个材料对于重新理解《孔雀东南飞》大有裨益：为什么刘兰芝回到娘家后所感到的压力主要來自其兄而非其母，因为家长是其兄长而非母亲；刘兰芝殉死并非出于一妇不事二夫的贞烈观念，而纯属感情问题。[7]
再如，一直争论不休的“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的问题，要是仅只停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分歧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陈炜湛先生，从甲骨文入手，指出许慎的误解，证实了“羊人为美”。在古代，人们狩猎时头上戴着兽角，装扮成野兽的样子，可以提高狩猎的效率，久而久之，这种兽角就逐渐演变为装饰品。“早期的甲骨文里美字就不少，也有好几种写法……美字也是一个象形字，本是一个人戴着两双羊角而正立的形象……人正立而戴羊角，所强调的正是美好的装饰，亦即装饰之美”。[8](246-247) 十分有趣的是，我国甲骨文里“美”字的来历，与普列汉诺夫考察原始人关于美的概念的产生过程，具有惊人的一致：“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有力的人。”[9](314-315)时间一长，这些起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戴的东西，渐渐引起审美的感觉，演变为装饰品了。
这一事实，不正好说明人类艺术的起源和美感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吗？而到目前为止，本质主义思路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也就是执着于探讨文学艺术的共同性——本质——吗？如果世上确实存在着共同性、本质，或者说人们确实可以从现象中概括出共同性、本质，那么，大大方方地进行探讨，又有何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思路也确实存在会使研究对象处于僵化境地的问题，就刻意回避甚或一概否定。所以，企图追求并运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来规定人类文学艺术的特性及发展，肯定行不通，但是，如果企图运用反本质主义来反对本质主义，恐怕也行不通。
非常赞同杜书瀛先生的意见：要本质、要普遍，但是不要主义，要规律，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5](239)
二、真实论
真实论既是认识论命题，也是美学命题，还同语言学命题相关。在文学理论领域，三者密切相关。
从认识论看文学，就存在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再现是否符合对象以及符合程度的问题，也即是否真实的问题。在古希腊时期，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对于文学创作要不要追求真实的问题，就产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来描写”；一个主张“根据人的实际形象塑造角色”。[10](178)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有关真实性的争论，一直络绎不绝，而且常常与政治紧密挂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干脆否定真实性的观点。[11]
真实论的背后是认识论。从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看，支配真实论的认识论的發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起初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后来就是从历史哲学角度，以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为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对象的主要标准。
“求知是人的本能”。[12](1)这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的第一句话。古希腊先哲奠定了西方文明中以求知为己任的认识论传统，几千年来一直发扬光大，造福于世人。
在绵延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认识论一直在质疑中前行。其所遭受的最主要质疑，要而言之，首先是认识的前提何以可靠的问题。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之前，就宣称人们能够获得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另有一些被称作怀疑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独断态度，经不起检验。独断论者将知识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而怀疑主义者则提出，感觉经验具有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他们所提出的质疑，揭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无法回避的“无穷后退”窘境：“用来证明一个所研究的事物的证据其自身亦需要进一步的证明，而这个证明本身又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如此类推，以至无穷”。[13](23)这种“无穷后退”，实质上也就是后来的现代阐释学所指出的“阐释的循环”。如何破解“无穷后退”这一窘境，其实是一个如何确立认识前提的难题。直到笛卡尔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思考，说明我存在，因而不必再用其他什么证据来证明我存在了——“无穷后退”的认识论前提问题才算告一段落。然而由此而来的心物二元对立，又将笛卡尔置于无法将身心统一起来的更为难堪的窘境。黑格尔的辩证法，堪称人类认识史上的分水岭，他提出“实体即主体”的原理，[14](10)用他独创的辩证思维方式，解决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纠结的共同难题：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也即“绝对”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哲学是自己证明自己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14](11)
仅仅解决前提是不够的，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更是认识论发展历程中的头等大事。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恰如他自己所言，是一次哥白尼革命，他颠倒了以往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相一致的符合论真理观，提出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先天知性范畴相一致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认识理论。康德的探索，是直接受到休谟启发的。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质疑，令他如梦初醒： “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15](9)因为，根据个别事例或经验得出的知识，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具有普遍性的依据，在于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先验综合判断”这一先天知性范畴。
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客二分，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类对大自然无穷尽的征服与索取，导致近代以来的深刻人文危机。他认为人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所谓的“在之中”，是指人在世界之中，人不可以冷冰冰地站在世界的对面，将世界当作自己的对象、客体。他的思路，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思，并直接导致了当今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
从认识论角度看，真实论的发展必然走向历史哲学，也即将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作为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对象的主要标准。真实论的最高表现形态典型环境理论，就是以历史哲学为立论基础和判断依据的。
文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当社会演变呈现出与预想模式相吻合的发展特征时，真实论就得到特别关注；反之，就会被忽略，甚或受到质疑。典型环境理论在目前趋于平淡，从现实角度看，是因为社会发展没有出现与预期模式的吻合，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面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得到凸显，于是文化问题便成为吸引文学理论关注的焦点。从理论层面看，不是典型环境理论本身出了的问题，更不是真实论出了问题，而是以认识论作为真实论的理论依据这一思路出现了问题。
文学不可能离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此即文学真实的源头。但是文学又不能止于日常生活经验，止于对真实的追求，尤其是不能把对真实的追求转化为对抽象的本质真实的追求，否则，就会成为历史哲学，就会走向干巴巴的概念哲学。[16](147)从美学角度看真实论，最重要的，就是文学不能追求将活生生的感情提炼为抽象的思想，不能追求将活生生的生活抽象为干巴巴的本质概念。也就是说，文学虽然离不开真实作为基础，但是一定要超越真实。超越的结果，不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仍然是活生生的具体生动的人与世界。在看待文学这个问题上，认识论与审美论，好像接力赛，认识论跑的是第一棒，只有由审美论接着跑，比赛才能正常进行。在文学研究领域，认识论是不能包打天下的。同理，要排除认识论的想法一样站不住脚。
三、语言论
语言真是奇妙之级！它毫无疑问是人类的创造物，但是人类的一切表达，又都被语言所控制。前面谈到本质论的时候，已经指出，克服本质论弊病——过度抽象、从而使对象僵化——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重视具体语言的使用，以达到具体、精确、个别。但话说回来，人们又是如何实现过度抽象的呢，难道不是通过语言吗？所以，审视语言论的内涵变化，眼光可稍稍移出抽象与具体之争，关注传统与现代之别。
传统的语言论，把语言当作交流的工具。语言是纯粹客观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运用纯客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反过来说，无论思想和感情的倾向性有多么强烈，与表达者所使用的语言的性质都没有关系。正如武器一样，在敌人手里，可用来侵略、犯罪；在战士手里，可用来保家卫国。至于文学语言或艺术语言，关键在于以各种方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尽可能放大语言本身所包含的音乐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等元素，从而产生文学效果或艺术效果。
现代的语言论则不同。首先在于提出语言除了客观性之外，还有被客观性所遮掩的意识形态色彩、权力色彩等等。凡是通过语言说出来的，都不是纯粹客观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他通过语言所说的一切，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具体文化语境的制约或支配。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后现代思潮中解构理论的潜在理论基点。
分析哲学的语言观则与此不同，它所做的，恰恰是要把语言的客观性推向极致：将语言表述中所有不科学的命题、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句，全部清除。这样一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语言来说的东西就很少了。虽然有了科学的精确性，但是语言的应用范围却大幅收窄，世界的范围大幅收窄，维特根斯坦的目的也就实现了：“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17](79)只是，如果严格按照这种语言观，人类的思想还有文学，恐怕大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了。
现代语言观中，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把语言的地位提升到远高于交流工具的地位。理解这种现代语言观的要点之一，就是借鉴信息论视角来看世界，承认万物有言。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人类才拥有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世界上的一切，无论生物还是植物，无论有机界还是无机界，都具有自己的语言。一旦能够读懂万物有言的具体内容，就会达到人与万物交流、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正是文学或艺术所追求的意境。所以说，文学或艺术语言，就最高层次来说，就是通达人与万物交流、合一意境的语言。
一旦通达万物有言，对人类语言的把握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文学或艺术语言是最丰富、最深邃的语言。
仅仅弄清语言观的内涵变化，还远远不够。对语言的理解，必须能够将其与人们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与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文学经验联系起来。为此，还必须解决人的现实知觉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语言如何将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连结起来的问题。
每个人的知觉是个体性的，语言则是普遍性的，两者之间有“鸿沟”：普遍性无法达到个体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不知有多少哲人受困于此！分析哲学家莫汉蒂以靠近海德格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语言要想与其所指称的单一性事实同一，必须此事实本身就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但是莫汉蒂毕竟不能“真正懂得有意义的世界本身必然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他虽然看到了知觉中单一东西所显现的不在场的东西，可他采取的是缩小视角的方式，甚至缩小到某个个人的“主观语言”，以捕捉这单纯在场的东西。张世英先生的办法则反之：“不是从整个领域向在场的单一性东西缩小，而是由在场者向整个领域即向不在场的东西扩大、延伸，以至把握这整个领域，把握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融合的整个‘天人合一’的境界”。[16](205)
在这里，要点是“万物相通”：单一即个体也可通至“整体”。也就是说，不要把个人知觉的个体性限于在场的东西，而要看到在场的东西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讲究的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现代的主客相融思维，则讲究透过在场的东西看不在场的东西，但不在场的东西不是像“本质”那样抽象的概念，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解决了个人知觉中个别事物与语言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康德所致力的认识能力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不在于先验的知性，而在于个别的知觉与不在场的东西的“万物相通”，因为“相通”，它不是单一的在场，而是与不在场紧密相联的。
这样一来，不仅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解决了困扰人们上千年的认识论难题，尤其能够破解因后现代思潮影响而产生的对文学真实问题的质疑：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惟一的宇宙之中，他的任何知觉，都是对这惟一宇宙的个别视角的知觉，然而其背后又关联着无穷无尽的不在场的东西，惟一的宇宙在其中得以显现。也就是说，个人知觉中的个别的东西，与宇宙整体有着实在的、真实的联系。这联系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并非仅仅是个别的。同样道理，单个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以及单个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感受，一定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因而文学真实的存在，是不可否认，也没法否定的。只是，再不可将具有相当程度普遍性的文学真实，坚持当作对所有文学的定性了。
经过梳理可以看出，本质论、真实论和语言论，作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三者之间其实是相联相通的：本质论的出发点之一，应该说就是对现象真实的抽象。就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真实论问题，既涉及到认识论，也涉及到语言论；语言论问题，在现代意义上，不仅与真实论密切相关，更与本质论在文学或艺术的最高层次，即意境的层次上相通相联。
目前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理论新潮的向往和敏感是值得称道的，落伍者的名声几乎与他们无缘。需要注意的，应该是真正做到扎实、深入地掌握、研究深层次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避免在新潮面前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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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Postmodern Thought Challenges and Intensional Changes in the
Literary Theoretical Core Category
WANGk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Facing postmodern thought challenges, intens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etical core category is experiencing great challenges, which means this discipline is in a new developing phase. These changes reveal the limitation, developing space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core category. It is benefcial to the fostering of the graduates. The limitation of essentialism lies in its pursuit of the universal essence; the disadvantage of actualism rests with its persistence in epistemology, abstracting emotions into thoughts; the modern core category of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language perspectives, both enriching the language itself and the literary theory.Internal logic exists among the three categories.
Key words: core category of literary theory; essentialism; actualism; theory of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