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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从文的作品表现了一种更高层面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契合的理想。这种契合在更深文化层次上反映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反省与展望。沈从文的作品中经常涉及一些根底性的问题，例如社会动荡带来的现实的缺失。沈从文的作品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在大自然中体味并捕捉图像、气味，再加上奇幻的想象，将景物描写和人事相结合。努力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他毕生追求的就是用自己的笔对这种缺失进行“救赎”。
关键词： 沈从文 救赎 郁美 悲剧
沈从文的作品中经常涉及一些根底性的问题，例如社会动荡带来的现实的缺失。他毕生追求的就是用自己的笔对这种缺失进行“救赎”。根据韦伯对“救赎”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知性主义和生活理性化不断拓展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在如此条件下，艺术即成为一种能够逐渐自觉地把握其独立价值的秩序界”。沈从文的作品充分调动了各种感官在大自然中体味并捕捉图像、气味，再加上奇幻的想象，将景物描写和人事相合。努力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对现实的创伤进行精神抚慰和治疗，用来反抗现实生存中实践理性的压制。
一、沈从文的“郁美”情致
所谓“郁美”情致，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解释：忧郁之美和沉郁之美。中国文学传统上就有著一种忧郁的美学精神。从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开始，就有大量关于忧郁情绪的描写：《王风》蜀离篇中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晚唐后，在李商隐、花间词派等的引领下，忧郁更是成为主流的审美趋势。可以说，中国文学中的忧郁情调是融于血脉、传承不断的。朱光潜说：“忧郁是一般诗中占主要成分的情调。”说沈从文的小说是具有诗性的作品，不仅是因为他的叙事节奏具有诗的韵律之美，还是因为其间透露出诗的忧郁情致。他在《女难》中说：“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他的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他的这一感受。所谓沉郁之美，就是一种关乎天、地、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思，具有一种低回深厚的韵味。由此分析，他的作品中的“郁美”情致可以详细分析为两个方面：用人格化的自然景物表现爱与美的人性的压抑和破坏。沈从文的作品中，自然和人事没有我们理解的那种分离并列的状态，人事往往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以沈从文的《长河》最后一章的一段景物描写为例：“太空无云处但见一片深青，秋天来特有的澄清。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一切光景无不神奇动人。”可是，他接着说：“人人都融合在这种光景之中……无一个人能远离这个社会的快乐和疲倦，声音与颜色，来领会赞赏着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这种朴素的景致、朴素的欢乐将面对抗日战争这一巨大的灾难，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劫难已经“来了”。将这样愉悦虔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社戏场景，置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灾难的背景之下来写，其间蕴含的是一种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悲哀。
其次是湘西神境在未知命运前的脆弱和幻灭。以《边城》为例，讲述了一个湘西小山城茶峒里的人的悲欢离合。小说开始就给我们描述了茶峒环山抱水的自然景致：“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里的景致营造的是一种自然和人的完美和谐，可以说，这种和谐是对优美恬静又正在解体的农业文明意象的一种理想虚构，是脱离现实苦难的美好神境。然而，沈从文是清醒的，这种抒写将忧伤惋惜的情绪投射在了这些景物之上。茶峒的人是善与美的。爷爷可以说是“善”的代表，一生在溪上牵渡船，却不肯接受过渡人的额外酬劳；翠翠可以说是“美”的代言，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然而由于几重误会，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无疾而终，爷爷也在一个雷雨之夜因为自责和悲伤失去了生命，留下翠翠一人无望地等待傩送归来。茶峒的象征白塔也在暴雨中坍倒，标志着湘西的自然神境彻底破灭了。沈从文在这里表现的悲痛是沉重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叙述这个故事的语调始终是忧郁舒缓的。
沈从文表现这些忧郁的笔法是有节制的，是符合古典文学“哀而不伤”的传统的。即使是激昂震撼的场景，在他的笔下也是从容平和的，没有过度的渲染，只是能够“弄湿心灵的小雨”，始终萦绕着一种纯净唯美的牧歌情调。正如他在《给一个写诗的》中总结的：“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这种客观淡漠的语调恰到好处地节制了忧郁的情感，将心灵深处的波澜隐没在诗化的文字叙述中，将强烈的痛苦化为淡淡的忧愁，安静从容却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正如当代小说家李锐所说：“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这正是“郁美”情致的精妙之处。
二、弥合作用的发挥——“郁美”表现的悲剧文化内蕴
中国文化是充满悲剧意识的多愁善感的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自然的变化总是可以引起人心情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深沉厚重，表现为人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的深层统一。依上文所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对这种忧郁悲哀之美的表现深刻而丰富。但同时表现这种忧郁是为了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弥合和救赎。
首先，人对自然的生理性反映主要表现为“伤春悲秋”的季节时感。季节是最能让人感受到时间变化的，中国文化中常常表现一种基于历史感的时间意识，最能激起对人生的思索。例如，在《湘行散记》中，因为沈从文旅途寂寞沉闷，映衬着当时的冬景，他所看到的是：“天气又不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当水路即将到达辰州时，时节的改变也导致了作家心情的改变：“山势也大不同了，水已较和平，山已成为一堆一堆黛色浅绿色相间的东西，两岸人家渐多，竹子也较多……山头无雪，虽无太阳，十分寒冷，天气却明明朗朗。”这些描写具以显出时间变化的自然意象，显示出在文化天道循环中的时间的直线性，引发一种我的时间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符合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天道循环的深沉信仰的，可以从中体会出一种淡然的自持的力量。也就是说，沈从文一方面感受到了悲之情，另一方面更把持住了郁之美。正是这种自持使“郁”成了一种“美”，并通过这种升华消解了“郁”本身而成就了“美”，使人得以从忧郁中超脱出来。
其次，沈从文作品更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是：人的文化历史与自然的深层对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战争离乱、天灾人祸，各种事件结成了情绪的感伤，这些情绪感伤又在心灵深处形成一定的情结，自然景象一和某种情结相撞，跟随而来的是整个情绪的抒发泄流，在长期的积累之后，经过了时间检验和提纯，形成了一种固定性的自然审美意象和审美方式。例如，羁旅乡愁，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常有体现。《湘行散记》中的沈从文远离家乡和爱人，他在船上漂泊时写道：“看到这竹筏浮在水面，船上还扬着红红飞火焰同白烟，两岸则高矗而上，如对立巨魔，颜色墨绿。不知什么地方有老鸦叫着出窠……”这种冰冷而萧瑟的自然意象引发了他的人生已经有过的和正在经历的失落的情绪体验。可以说，因追求温暖的失落而思乡，这种乡愁是一种退缩意识的表现。但是，乡愁中最核心的东西，被文化压抑着的一种无意识，还是一种追求。因为这种乡愁指向的家，并不是物质的家，而是一种精神的家，是人陷入困境后精神归宿的一种叩问。因而，从本质上讲是具有弥合性、救赎性的。
最终，这些景致表现出的文化的升华发挥出了悲剧意识的文化作用。首先，通过悲剧暴露出的人类生存困境，使人产生询问和质疑，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悲剧所具有的弥合功能。通过欣赏和创造悲郁之美，使人对困境产生一种韧性的承受能力。中国文化本身更多地追求稳定和延续，使文化得以维护和保存，就多了一份伦理文化的坚实厚重。
参考文献：
[1]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4]沈从文.湘行散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关键词： 沈从文 救赎 郁美 悲剧
沈从文的作品中经常涉及一些根底性的问题，例如社会动荡带来的现实的缺失。他毕生追求的就是用自己的笔对这种缺失进行“救赎”。根据韦伯对“救赎”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知性主义和生活理性化不断拓展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在如此条件下，艺术即成为一种能够逐渐自觉地把握其独立价值的秩序界”。沈从文的作品充分调动了各种感官在大自然中体味并捕捉图像、气味，再加上奇幻的想象，将景物描写和人事相合。努力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对现实的创伤进行精神抚慰和治疗，用来反抗现实生存中实践理性的压制。
一、沈从文的“郁美”情致
所谓“郁美”情致，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解释：忧郁之美和沉郁之美。中国文学传统上就有著一种忧郁的美学精神。从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开始，就有大量关于忧郁情绪的描写：《王风》蜀离篇中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晚唐后，在李商隐、花间词派等的引领下，忧郁更是成为主流的审美趋势。可以说，中国文学中的忧郁情调是融于血脉、传承不断的。朱光潜说：“忧郁是一般诗中占主要成分的情调。”说沈从文的小说是具有诗性的作品，不仅是因为他的叙事节奏具有诗的韵律之美，还是因为其间透露出诗的忧郁情致。他在《女难》中说：“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他的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他的这一感受。所谓沉郁之美，就是一种关乎天、地、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思，具有一种低回深厚的韵味。由此分析，他的作品中的“郁美”情致可以详细分析为两个方面：用人格化的自然景物表现爱与美的人性的压抑和破坏。沈从文的作品中，自然和人事没有我们理解的那种分离并列的状态，人事往往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以沈从文的《长河》最后一章的一段景物描写为例：“太空无云处但见一片深青，秋天来特有的澄清。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一切光景无不神奇动人。”可是，他接着说：“人人都融合在这种光景之中……无一个人能远离这个社会的快乐和疲倦，声音与颜色，来领会赞赏着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这种朴素的景致、朴素的欢乐将面对抗日战争这一巨大的灾难，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劫难已经“来了”。将这样愉悦虔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社戏场景，置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灾难的背景之下来写，其间蕴含的是一种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悲哀。
其次是湘西神境在未知命运前的脆弱和幻灭。以《边城》为例，讲述了一个湘西小山城茶峒里的人的悲欢离合。小说开始就给我们描述了茶峒环山抱水的自然景致：“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里的景致营造的是一种自然和人的完美和谐，可以说，这种和谐是对优美恬静又正在解体的农业文明意象的一种理想虚构，是脱离现实苦难的美好神境。然而，沈从文是清醒的，这种抒写将忧伤惋惜的情绪投射在了这些景物之上。茶峒的人是善与美的。爷爷可以说是“善”的代表，一生在溪上牵渡船，却不肯接受过渡人的额外酬劳；翠翠可以说是“美”的代言，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然而由于几重误会，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无疾而终，爷爷也在一个雷雨之夜因为自责和悲伤失去了生命，留下翠翠一人无望地等待傩送归来。茶峒的象征白塔也在暴雨中坍倒，标志着湘西的自然神境彻底破灭了。沈从文在这里表现的悲痛是沉重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叙述这个故事的语调始终是忧郁舒缓的。
沈从文表现这些忧郁的笔法是有节制的，是符合古典文学“哀而不伤”的传统的。即使是激昂震撼的场景，在他的笔下也是从容平和的，没有过度的渲染，只是能够“弄湿心灵的小雨”，始终萦绕着一种纯净唯美的牧歌情调。正如他在《给一个写诗的》中总结的：“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这种客观淡漠的语调恰到好处地节制了忧郁的情感，将心灵深处的波澜隐没在诗化的文字叙述中，将强烈的痛苦化为淡淡的忧愁，安静从容却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正如当代小说家李锐所说：“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这正是“郁美”情致的精妙之处。
二、弥合作用的发挥——“郁美”表现的悲剧文化内蕴
中国文化是充满悲剧意识的多愁善感的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自然的变化总是可以引起人心情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深沉厚重，表现为人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的深层统一。依上文所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对这种忧郁悲哀之美的表现深刻而丰富。但同时表现这种忧郁是为了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弥合和救赎。
首先，人对自然的生理性反映主要表现为“伤春悲秋”的季节时感。季节是最能让人感受到时间变化的，中国文化中常常表现一种基于历史感的时间意识，最能激起对人生的思索。例如，在《湘行散记》中，因为沈从文旅途寂寞沉闷，映衬着当时的冬景，他所看到的是：“天气又不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当水路即将到达辰州时，时节的改变也导致了作家心情的改变：“山势也大不同了，水已较和平，山已成为一堆一堆黛色浅绿色相间的东西，两岸人家渐多，竹子也较多……山头无雪，虽无太阳，十分寒冷，天气却明明朗朗。”这些描写具以显出时间变化的自然意象，显示出在文化天道循环中的时间的直线性，引发一种我的时间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符合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天道循环的深沉信仰的，可以从中体会出一种淡然的自持的力量。也就是说，沈从文一方面感受到了悲之情，另一方面更把持住了郁之美。正是这种自持使“郁”成了一种“美”，并通过这种升华消解了“郁”本身而成就了“美”，使人得以从忧郁中超脱出来。
其次，沈从文作品更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是：人的文化历史与自然的深层对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战争离乱、天灾人祸，各种事件结成了情绪的感伤，这些情绪感伤又在心灵深处形成一定的情结，自然景象一和某种情结相撞，跟随而来的是整个情绪的抒发泄流，在长期的积累之后，经过了时间检验和提纯，形成了一种固定性的自然审美意象和审美方式。例如，羁旅乡愁，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常有体现。《湘行散记》中的沈从文远离家乡和爱人，他在船上漂泊时写道：“看到这竹筏浮在水面，船上还扬着红红飞火焰同白烟，两岸则高矗而上，如对立巨魔，颜色墨绿。不知什么地方有老鸦叫着出窠……”这种冰冷而萧瑟的自然意象引发了他的人生已经有过的和正在经历的失落的情绪体验。可以说，因追求温暖的失落而思乡，这种乡愁是一种退缩意识的表现。但是，乡愁中最核心的东西，被文化压抑着的一种无意识，还是一种追求。因为这种乡愁指向的家，并不是物质的家，而是一种精神的家，是人陷入困境后精神归宿的一种叩问。因而，从本质上讲是具有弥合性、救赎性的。
最终，这些景致表现出的文化的升华发挥出了悲剧意识的文化作用。首先，通过悲剧暴露出的人类生存困境，使人产生询问和质疑，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悲剧所具有的弥合功能。通过欣赏和创造悲郁之美，使人对困境产生一种韧性的承受能力。中国文化本身更多地追求稳定和延续，使文化得以维护和保存，就多了一份伦理文化的坚实厚重。
参考文献：
[1]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4]沈从文.湘行散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