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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逐渐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俄罗斯的弥赛亚说也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宗教的纯粹的弥赛亚意识是一种牺牲意识，是为世界上各民族服务的使命意识，更是拯救人类脱离罪恶与困苦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弥赛亚意识也常被帝国主义思想和争取强盛的愿望所扭曲，进而走向泛斯拉夫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错误道路。本文将从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及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殊性对其弥赛亚说的影响入手，探讨俄罗斯弥赛亚说的两重性产生原因，并简析俄罗斯弥赛亚说被扭曲的表现及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帝国主义
“弥赛亚”是一个从基督教引进的概念，它来源于古希伯莱语，在《旧约》中是指那些被上帝以油膏立，做以色列人的先知、祭司与君王职份的人，并从这个意思演变，成为一个人头上被涂了膏油，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便负有特殊的使命；在《新约》中，“弥赛亚”则是犹太人对所盼望的中心人物正式使用的称呼。因此这个词就有了 “救世”、“上帝选定”、 “普济天下”等意义。从弥赛亚概念延伸扩展出的弥赛亚意识，即肯定一个民族是上帝特选民族，只有这个民族才是世界上唯一真正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只有这个民族对上帝的理解绝对正确。由此可见，弥赛亚说是整个基督教所共有的一般特征，然而对此别尔嘉耶夫却分析道：“在基督教中始终保持着弥赛亚说的希望和末日论的期待，而这种希望在俄罗斯基督教中比在西方基督教中更强烈。”[1]192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俄罗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学的本性，就其所担当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个终极的民族，一个启示的民族。基于这点，俄罗斯民族在寻求独特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普世主义宗教精神和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弥赛亚意识。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作为俄罗斯末日主义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逐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宗教的纯粹的弥赛亚意识是一种牺牲意识，是为世界和世界上各个民族服务的使命意识，更是拯救人类脱离罪恶与困苦的责任意识。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弥赛亚意识又很容易就会转化为通常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想，换言之，弥赛亚思想的世俗化与俄罗斯的帝国意识有着因果关系，“在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这种俄罗斯的弥赛亚说中，真理王国的纯粹的弥赛亚思想被帝国主义思想和争取强盛的愿望弄得模糊不清了。”[2]193为探究俄罗斯弥赛亚说为何具有如此相悖的两重性，我们首先要追溯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再者要挖掘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殊性对其的深刻影响。
一、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
在俄罗斯，救世主——弥赛亚思想与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公元395年随着戴奥陶西的去世，罗马帝国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由于所处地理位置、民族、语言和习俗等种种不同，两个帝国的教会逐渐分裂为两个教派：天主教和东正教。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将从拜占庭帝国引入的东正教奉为国教，自此东正教开始广泛传播并在6个世纪后最终成为俄罗斯的民族宗教。东正教虽然俄罗斯境内得以确立，但它在很长时间内都依附于君士坦丁堡教会，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比如说推选主教、册封圣徒之类俄罗斯东正教会都没有自主权。1448年正式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俄罗斯的东正教真正独立起来并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分庭抗礼。后来，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使得莫斯科王国成为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东正教王国。大约同一时期，伊凡三世战胜了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可汗。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出现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瓦西里三世（伊凡三世之子）时说：“旧罗马被不信神的野蛮人攻陷了，第二罗马由于改弦易辙被阿加尔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罗马，全部基督教归于您，两个罗马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有了。”[3]31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强调莫斯科与基督教中心的继承关系，为莫斯科披上神圣的宗教外衣；另一方面把君士坦丁堡作为第二罗马，其政治象征意义在于强调拜占庭的帝国本质，把拜占庭看作世界帝国，是罗马帝国力量的继承者。而莫斯科作为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理所当然应继承世界帝国的遗产。这样一来，莫斯科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中心。后来，库尔布斯基王公在通信中第一次使用了“神圣罗斯”这个称呼，这就表示“俄国是世界上真正东正教信仰的惟一捍卫者，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由于俄罗斯人是最虔诚、最坚定的民族而被上帝选定为神选民族，被赋予使命与力量来拯救人类，神选的民族就是各民族的弥赛亚，当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弥赛亚民族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4]27
到16世纪下半叶，圣罗斯的观念在俄罗斯人关于自己国家的概念中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上帝选民生活的神圣的国家，是真正基督教的国家。这样一来，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中弥赛亚意识不断滋长，俄罗斯是上帝选中的民族、体现上帝意旨的民族，应该拯救和解放未来世界的观念不仅在人民的意识中根深叶茂，更是在历代沙皇的思想中不断膨胀。这不仅为圣罗斯谋求领土扩张的公正性找到了相应的道德依据，更成为历代沙皇把征服其他民族视为自己救世使命的思想基础。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殊性对其弥赛亚说的影响
在俄罗斯国家政权有意识的推动下，经过数百年的基督教化的漫长过程，东正教的精神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融合，积淀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更渗透到普通俄罗斯人的价值取向中，东正教也成为了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基础。其中东正教塑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救世精神正与其弥赛亚说相契合。正如上文所述，俄罗斯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典型地反映在“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中，认为俄罗斯是上帝选中的民族，是体现上帝意志的民族，因而俄罗斯人负有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和历史责任。从19世紀文化精英普遍认同的俄罗斯具有世界回应能力，到20世纪苏联时代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准求，无不流露出普世主义的救世精神。 另外，东正教对世俗政权的依附性使其末日论和赛亚说往往与政治现象相结合。马克思曾经指出：“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它各教派的特点，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与天主教不同，东正教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就与皇权紧密结合，并且依附于皇权。 皇帝作为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集“皇帝”与“教皇”于一身，对教会事务具有最高决定权。 “东正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东正教的这种依附性渗透在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思维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其中的弥赛亚说。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在精神和宗教层面之外，强化了现实的政治功能，即俄罗斯要拯救其它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并努力把这种理想付诸实践。从“第三罗马”到“第三国际”从莫斯科王国到苏维埃共和国，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国家和领袖的弥赛亚意识都非常显著。
三、俄罗斯弥赛亚说被扭曲的表现及影響
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使命就在于把这种“救世主”的弥赛亚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由于俄罗斯深处东西两大文明交界之中，在这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夹击下造就的独特民族理念和强国诉求也决定了俄罗斯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弥赛亚情结和俄罗斯使命感正是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同时，从它也衍生出了泛斯拉夫主义、大俄罗斯主义、霸权主义实践，它使俄罗斯人把自己定位于“拯救者”，认为在国内外，他总是在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这就是“弥赛亚”情结在俄苏人身上的展现，它最终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深植于斯大林思想当中的弥赛亚意识使得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看作是世界上最成功、最优越的，这使他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冷静和正确地进行看待和分析，妨碍苏联正确看待和评价社会主义的缺点和资本主义的优点， 限制了其自身及时、成功的改革。
总之，俄罗斯的弥赛亚说既有积极的一面，即在增强俄罗斯人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俄罗斯大地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得俄罗斯人民重视精神追求而非物质享受，善于牺牲，敢于担当。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即被帝国主义思想和争取强盛的愿望所扭曲，从历代沙皇都把征服其他民族、进行领土扩张看成神圣罗斯当仁不让的重任，到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彻底改头换面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旗帜下超级大国的追求，无不体现了帝国主义思想对弥赛亚说的误读和利用。
参考文献：
[1]、[2]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永生， 邱守娟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3]、[4]俄罗斯文化史纲.第2卷1分册 莫斯科：“进步”、“文化”出版社和“劳动报社”1994.
[5]朱达秋 周力.俄罗斯文化概论[M].上海.：上海外国教育出版社.2010
【关键词】：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帝国主义
“弥赛亚”是一个从基督教引进的概念，它来源于古希伯莱语，在《旧约》中是指那些被上帝以油膏立，做以色列人的先知、祭司与君王职份的人，并从这个意思演变，成为一个人头上被涂了膏油，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便负有特殊的使命；在《新约》中，“弥赛亚”则是犹太人对所盼望的中心人物正式使用的称呼。因此这个词就有了 “救世”、“上帝选定”、 “普济天下”等意义。从弥赛亚概念延伸扩展出的弥赛亚意识，即肯定一个民族是上帝特选民族，只有这个民族才是世界上唯一真正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只有这个民族对上帝的理解绝对正确。由此可见，弥赛亚说是整个基督教所共有的一般特征，然而对此别尔嘉耶夫却分析道：“在基督教中始终保持着弥赛亚说的希望和末日论的期待，而这种希望在俄罗斯基督教中比在西方基督教中更强烈。”[1]192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俄罗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学的本性，就其所担当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个终极的民族，一个启示的民族。基于这点，俄罗斯民族在寻求独特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普世主义宗教精神和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弥赛亚意识。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作为俄罗斯末日主义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逐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宗教的纯粹的弥赛亚意识是一种牺牲意识，是为世界和世界上各个民族服务的使命意识，更是拯救人类脱离罪恶与困苦的责任意识。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弥赛亚意识又很容易就会转化为通常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想，换言之，弥赛亚思想的世俗化与俄罗斯的帝国意识有着因果关系，“在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这种俄罗斯的弥赛亚说中，真理王国的纯粹的弥赛亚思想被帝国主义思想和争取强盛的愿望弄得模糊不清了。”[2]193为探究俄罗斯弥赛亚说为何具有如此相悖的两重性，我们首先要追溯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再者要挖掘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殊性对其的深刻影响。
一、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
在俄罗斯，救世主——弥赛亚思想与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公元395年随着戴奥陶西的去世，罗马帝国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由于所处地理位置、民族、语言和习俗等种种不同，两个帝国的教会逐渐分裂为两个教派：天主教和东正教。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将从拜占庭帝国引入的东正教奉为国教，自此东正教开始广泛传播并在6个世纪后最终成为俄罗斯的民族宗教。东正教虽然俄罗斯境内得以确立，但它在很长时间内都依附于君士坦丁堡教会，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比如说推选主教、册封圣徒之类俄罗斯东正教会都没有自主权。1448年正式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俄罗斯的东正教真正独立起来并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分庭抗礼。后来，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使得莫斯科王国成为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东正教王国。大约同一时期，伊凡三世战胜了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可汗。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出现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瓦西里三世（伊凡三世之子）时说：“旧罗马被不信神的野蛮人攻陷了，第二罗马由于改弦易辙被阿加尔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罗马，全部基督教归于您，两个罗马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有了。”[3]31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强调莫斯科与基督教中心的继承关系，为莫斯科披上神圣的宗教外衣；另一方面把君士坦丁堡作为第二罗马，其政治象征意义在于强调拜占庭的帝国本质，把拜占庭看作世界帝国，是罗马帝国力量的继承者。而莫斯科作为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理所当然应继承世界帝国的遗产。这样一来，莫斯科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中心。后来，库尔布斯基王公在通信中第一次使用了“神圣罗斯”这个称呼，这就表示“俄国是世界上真正东正教信仰的惟一捍卫者，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由于俄罗斯人是最虔诚、最坚定的民族而被上帝选定为神选民族，被赋予使命与力量来拯救人类，神选的民族就是各民族的弥赛亚，当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弥赛亚民族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4]27
到16世纪下半叶，圣罗斯的观念在俄罗斯人关于自己国家的概念中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上帝选民生活的神圣的国家，是真正基督教的国家。这样一来，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中弥赛亚意识不断滋长，俄罗斯是上帝选中的民族、体现上帝意旨的民族，应该拯救和解放未来世界的观念不仅在人民的意识中根深叶茂，更是在历代沙皇的思想中不断膨胀。这不仅为圣罗斯谋求领土扩张的公正性找到了相应的道德依据，更成为历代沙皇把征服其他民族视为自己救世使命的思想基础。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殊性对其弥赛亚说的影响
在俄罗斯国家政权有意识的推动下，经过数百年的基督教化的漫长过程，东正教的精神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融合，积淀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更渗透到普通俄罗斯人的价值取向中，东正教也成为了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基础。其中东正教塑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救世精神正与其弥赛亚说相契合。正如上文所述，俄罗斯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典型地反映在“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中，认为俄罗斯是上帝选中的民族，是体现上帝意志的民族，因而俄罗斯人负有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和历史责任。从19世紀文化精英普遍认同的俄罗斯具有世界回应能力，到20世纪苏联时代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准求，无不流露出普世主义的救世精神。 另外，东正教对世俗政权的依附性使其末日论和赛亚说往往与政治现象相结合。马克思曾经指出：“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它各教派的特点，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与天主教不同，东正教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就与皇权紧密结合，并且依附于皇权。 皇帝作为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集“皇帝”与“教皇”于一身，对教会事务具有最高决定权。 “东正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东正教的这种依附性渗透在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思维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其中的弥赛亚说。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在精神和宗教层面之外，强化了现实的政治功能，即俄罗斯要拯救其它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并努力把这种理想付诸实践。从“第三罗马”到“第三国际”从莫斯科王国到苏维埃共和国，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国家和领袖的弥赛亚意识都非常显著。
三、俄罗斯弥赛亚说被扭曲的表现及影響
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使命就在于把这种“救世主”的弥赛亚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由于俄罗斯深处东西两大文明交界之中，在这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夹击下造就的独特民族理念和强国诉求也决定了俄罗斯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弥赛亚情结和俄罗斯使命感正是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同时，从它也衍生出了泛斯拉夫主义、大俄罗斯主义、霸权主义实践，它使俄罗斯人把自己定位于“拯救者”，认为在国内外，他总是在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这就是“弥赛亚”情结在俄苏人身上的展现，它最终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深植于斯大林思想当中的弥赛亚意识使得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看作是世界上最成功、最优越的，这使他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冷静和正确地进行看待和分析，妨碍苏联正确看待和评价社会主义的缺点和资本主义的优点， 限制了其自身及时、成功的改革。
总之，俄罗斯的弥赛亚说既有积极的一面，即在增强俄罗斯人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俄罗斯大地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得俄罗斯人民重视精神追求而非物质享受，善于牺牲，敢于担当。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即被帝国主义思想和争取强盛的愿望所扭曲，从历代沙皇都把征服其他民族、进行领土扩张看成神圣罗斯当仁不让的重任，到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彻底改头换面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旗帜下超级大国的追求，无不体现了帝国主义思想对弥赛亚说的误读和利用。
参考文献：
[1]、[2]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永生， 邱守娟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3]、[4]俄罗斯文化史纲.第2卷1分册 莫斯科：“进步”、“文化”出版社和“劳动报社”1994.
[5]朱达秋 周力.俄罗斯文化概论[M].上海.：上海外国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