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黄炎培等5名国民政府参议员应邀访问延安。访问结束后，毛泽东询问黄炎培之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地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郑重答道：“任之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段问答，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窑
　　洞对”。
　　后来的人们在思考“窑洞对”时，往往聚焦于毛泽东所阐发“民主之新路”的涵义，而忽略了黄炎培所提出导致“兴勃亡忽”的三种情形。事实上，如果不能清楚地缕析这三种情形的症结，也就无法通过“民主之新路”对症下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政怠宦成 积重难返
　　所谓政怠宦成，就是经过长时期的执政，由于承平日久，整个官僚阶层沉醉在一派太平的景象之中，变得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从整体上流于平庸、陷于沉沦，不但无力迎对危机与挑战，甚至自身成为危机的一部分，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管理系统官僚化倾向日益严重，执政能力严重退化，逐渐形成了一个异化的特殊利益
　　集团。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长则数百年，短则十几年，但凡时间一长，似乎都逃不过政怠宦成的宿命，特别是到了王朝中后期，突出表现在官场风气上：一是贪。大小官员以权力为私器，视贪赃为寻常，上下勾连，雁过拔毛，敲骨吸髓，真应验了“千里做官只为财”，“做了官就有钱赚”！二是庸。混仕途就讲究一个字：熬。时间未到，资历尚浅，纵使满腹经纶也须按部就班，正如23岁的龚自珍在《明良论》中所痛陈：“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这种论资排辈直接导致官员庸庸碌碌、循默守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惮平庸、只怕出错。三是懒。既然天下无事，又何必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因此，各级官员懒于视事、怯于担责，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任凭风浪起，稳坐衙门台。四是娇（骄）。官位一久，官气渐浓，官威渐长，这些官老爷们虽然治国无术，但排场威风断不可少，什么栉风沐雨、夙兴夜寐自然万万莫想，并且还要在百姓面前颐指气使、开锣喝道，以示官威。五是奢。长时间的稳定固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但官员的穷奢极欲显然远远超出了国家的供给能力，大小官员醉卧酒乡、纵情声色，什么国脉民瘼、苍生疾苦，都不如酒色财气、温柔乡里来得痛快，哪怕长眠不醒也是心甘情愿。
　　清代中期，历仕乾、嘉、道三朝，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无疑是政怠宦成的典型代表。在经过康乾百年“盛世”后，大清外表看来太平无事，事实上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已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曹振镛一生仕途平稳，官运亨通，仿佛也正契合这一时代的特征。有人问曹振镛做官诀窍，曹振镛答：“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门生后辈有当御史的，他竟告诫：“不要多说话，不要意气用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庸碌之人，死后竟被谥以人臣所能得之极的“文正”。
　　古人曾感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政怠宦成对于一个国家的腐蚀犹如滴水穿石、蚁穴毁堤，待到积重难返、千疮百孔，纵有三头六臂，虽欲力挽狂澜，已难
　　如登天！
　　人亡政息 制度缺位
　　所谓人亡政息，就是一个王朝的治乱兴衰，与一两个强势的执政者密切相联。此人当位在世时，大力推行各项政策主张，牢牢把控局面；一旦离任去世，则形势陡转，原有措施全被后继者悉数推翻。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不少王朝的命运起伏都系于核心执政者一人：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管仲死后，齐桓公不听其临终叮嘱，信用易牙、开方、竖刁三个佞臣，致使国政惑乱，一代霸主最后竟落了个饥渴而死，陈尸六十多日无人过问。隋文帝建立隋朝，励精图治，天下一统，到了隋炀帝手上，肆意挥霍，为所欲为，转眼间就把大好江山葬送了。诸葛亮为蜀汉苦撑危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两上《出师表》，苦口婆心劝告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但死后未几，蜀汉随之灭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明代中后期，张居正凭帝师身份成为首辅大臣。张居正当国十年，“勇敢任事，豪杰自许”，大刀阔斧进行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改革，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起衰振隳”，大有中兴明帝国之势。不料，张居正死后，被万历抄家夺官，罪状告示天下，其政策也被一一废除，人亡政息体现得淋
　　漓尽致。
　　人亡政息的最大原因，是制度的缺位——这一点，后人比前人看得更明白。邓小平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指出制度问题更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制度的功能就是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一言以蔽之，唯有建立科学规范、稳定有效的制度机制，才是确保国家持续健康运行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人亡政息。
　　求荣取辱 无力回天
　　所谓求荣取辱，就是原本出于美好的初衷，最后却得到糟糕的结果。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一是主事者准备不足、虑事不周甚至不顾条件、一意孤行，致使改革脱离条件、不切实际；二是没有预料到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处处掣肘；三是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变形走样，致使效果适得其反。
　　北宋中期，宋神宗任王安石为相，大力推行新法。王安石变法，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引起极大争议。一方面，王安石性格果敢、意志坚定，推行变法只有公心没有私心，变法的各项措施看上去也很美，“富国强兵”愿景看似指日可待；另一方面，变法十五年，不但没有给积贫积弱的北宋带来改观，反而被不少人认为恰恰是造成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不能不说，除去导致变法失败的各种客观主观因素，由于王安石等变法主导者自身存在的缺陷，变法的失败，何尝不是求荣取辱的体现？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清末。当时，病入膏肓、四面楚歌的晚清政府试图通过推行新政实现自救，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建设法制、修订新律等。乍一看，这些方向目标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在推行过程中，不但没有给百姓带来好处，反而加剧了百姓负担，甚至被地方官员以“新政”为名大肆征敛搜刮。与此同时，由于清廷仓促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无形中反而弱化了中央集权，助长了革命力量，加快了离心速度，客观上推动了清王朝的灭亡。如此“改革”，怎能不求荣取辱？怎能不走向失败？
　　余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至今仍值得我们警醒深思。比如，“政怠宦成”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反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吗？“人亡政息”与个人说了算、一任领导一个思路何其相似？“求荣取辱”仿佛正指向那些违反客观规律、不顾条件、不计成本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乱拍脑袋、乱拍胸脯的决策许诺。
　　从而，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之新路”，也必然意味着对这些情形的克服，而不只是流于空谈。换句话说，这条新路，必然包含着克服官僚化倾向，使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居安思危的忧患；包含着加强制度建设、法治建设，落实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包含着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对涉及国家利益、公众生活的重大决策进行详慎评估。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宿命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