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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不仅是袁绍与曹操的对决，也是三国局面开始明朗、逐渐成型的第一仗。
这场对决，以袁绍的失败而告终。然而，许多人的预测，包括曹营人士的预测，袁绍取胜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否则，许下都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写信给袁绍，为自己谋划后路了。
《资治通鉴》和《后汉书》《三国志》所有诸家评论，都肯定袁绍具有政治优势。
袁绍是标准的官N代。高祖袁安以下，四世皆为三公，门生故吏众多，“势倾天下”a。当朝还有叔父袁隗为太傅。袁绍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名士，“不应辟命”，拒绝出仕。中常侍宦官赵忠等对此很有意见。叔父袁隗命其出山，毋为家祸，袁绍才应召进入了大将军何进的幕府。这说明袁绍怂恿何进诛杀宦官，是其来有自的。
公元190年，关东盟军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作为渤海太守，势单力薄。他之所以被推为盟主，并不是因为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由于政治优势。董卓任命的冀州牧韩馥，作为渤海太守袁绍的上司，处处为难他，甚至阻止其发兵。那么，袁绍的政治优势在哪
里呢？
原来，袁绍起兵后，董卓诛杀了袁隗和袁氏家族之在京都者。“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a家族的蒙难，激起了各地豪杰的悲情，都愿意追随袁绍起兵。
总结起来说，袁绍为世家子，其家族四世三公，是东汉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袁绍本人是名士，在士林中有一定号召力;袁绍家族被董卓所杀，唤起了大家的同情。
可是，从当年共同歃血为盟（誓师大会）讨董卓，到诸家分道扬镳，乃至官渡之战袁绍败于曹操，其间共十年。这十年间，袁绍把自己的政治资本输得精光。
一
应该说，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是符合汉灵帝生前意愿的，汉灵帝委托蹇硕的，就是这件事，只是蹇硕没有做成。但是，这件事袁绍反对，为此他不仅与董卓闹僵，更与献帝产生了隔阂。
董卓初入洛阳，招纳贤士，重用被禁锢废弃的党人名士，就此而论，这本应是贯彻了东汉党人名士的意志，也符合袁绍的立场。名士王允之所以留下辅政、蔡邕之所以出山b，就有这层原因。及关东军讨董卓，董卓就破罐子破摔，胁帝西迁。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难道真的是为了勤王吗？值得怀疑。因为汉献帝之拥立，并不符合袁绍的意图。在对待汉献帝的问题上，袁绍有三错：
首先，公元190年，袁绍曾谋划推举幽州牧刘虞为帝，遭到曹操等人的反对，就连刘虞本人也坚决不干。这使人怀疑，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无非也与董卓一样，冀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袁绍对于献帝的不忠，昭然可见。假如，你是其时的豪杰，会如何看袁绍的政治
投机？
其次，董卓被吕布所杀，李傕、郭汜大交兵，献帝成为双方争夺的人质，幸而出逃，一路颠沛流离，东向京洛，后面还有李傕、郭汜的追逼。冀州士人建议袁绍利用这个机会勤王，迎护汉献帝。如沮授就向袁绍建议：“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提出西迎献帝，建都邺城，以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讨伐不听王命之人。这本是彰显袁绍政治资本的好事，可是袁绍却听不进去。汝颍名士淳于琼、郭图反对沮授说：“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a袁绍竟然听从了他们二人的意见。假如你是其时的豪杰，怎么看袁绍政治立场的短视？
袁绍在迎护献帝的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再一次失去了高举政治旗帜的机会，拱手把机会让给了曹操。公元196年，曹操迎天子，迁都许下，看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袁绍竟异想天开，想让曹操将天子迁都鄄城，以便密近于己，被曹操断然拒绝。
第三，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称帝，遭到曹操和吕布的轮番打击，不及两年，穷困败落，于是“遣使归帝号于从兄绍”，并说：“禄去汉室久矣！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谨归大命，君其兴之！”b对于这种不靠谱的做法，袁绍居然甘愿接受，还遣长子袁谭在青州接应。袁术途中遭到刘备等人的拦截，吐血而亡。
大约是被弟弟的转让皇位所触动，就在这个时候，袁绍竟然想自己称帝，故授意主簿耿苞，密劝自己登基，又把耿苞之言拿来征求军府将士的意见，结果遭到部下的一致反对。袁绍为了顾全自家面子，乃杀耿苞为自己脱罪。这一做法，不仅使自己丢了信誉，也使那些政治上坚定、真正支持自己的人寒了心。假如你是当时的豪杰，怎么看袁绍政治上的野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渡之战爆发了。对于曹操的进攻，也就是对汉家朝廷的进攻，《后汉书·袁绍传》记载道：“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不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
这里说得很清楚：一是袁绍虚骄，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二是耿包（即耿苞）授意启动称帝之议，遭到幕府的一致反对，耿包作为替罪羊被杀，暴露了袁绍的政治野心;三是在这种情况下，袁绍才决议征讨曹操，其实是举兵指向朝廷。
总之，袁绍家族作为东汉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在一系列政治事变中，看不出他的忠诚。相反，他政治上投机取巧，首鼠两端，短视自私的缺点和不臣之心，都暴露无遗。所有这些愚蠢的做法，不断地削弱其政治号召力和公信力。荀彧是公元192年就离开袁绍的，郭嘉也在此后不久投奔了曹操，我想不能不与这一点有关系。联想到袁绍当年出馊主意，极力劝何进招董卓进京，只能说，缺乏政治头脑，目光短浅，是他一贯的政治短板。 二
现在袁绍十万大军打过来了，双方实力悬殊，都在争取周边割据势力的支持。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有许多人看好曹操。诸如南阳张绣的谋士贾诩、凉州牧韦端的幕僚杨阜、荆州牧刘表的幕僚韩嵩等。
张绣本来与曹操有仇a，贾诩劝说他归附曹操，理由是：第一，曹操有政治优势，“奉天子以令天下”。第二，归曹后我方的相对优势，“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第三，曹操大度，不会记私怨，“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
杨阜的说法是：“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
韩嵩的理由是：“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b
总之，贾诩强调的是政治优势，杨阜强调的是军事才能，韩嵩还加了一条“贤俊多归之”的人才优势。这些人都主张在袁曹之间，选择曹操。官渡战争前夜，人心向背于此可见。
面对袁绍的十万大军气势汹汹而来，曹操方面的反应如何呢？“许下诸将闻绍将攻许，皆惧。”孔融大约代表惧怕者，他对谋士荀彧说：“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士也，为之谋;审配、逄纪忠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将也，统其兵。殆难克乎！”
荀彧的回答耐人寻味：“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逄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曹操的分析则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曹操和荀彧二人有两点看法，高度一致。一是袁绍兵员虽多，但是部署、调度之法，却不高明。二是政令不一，互相势不相容。只是荀彧把具体人事纠纷讲得更具体罢了。
三
袁绍用兵不及曹操，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
在关东军讨董卓之际，鲍信就持此看法，坚定地看好曹操。当时，最卖力的是曹操和孙坚。袁绍却在事后利用冀州牧韩馥内部的矛盾，抢夺冀州地盘。同时，在田丰、沮授等人的辅佐下，攻下幽州、并州、青州。袁绍攻打幽州公孙瓒的时候，显得尤其吃力。史称：“袁绍连年攻公孙瓒，不能克，以书谕之，欲相与释憾连和。”袁绍想休兵讲和，公孙瓒不答理他，照样增修守备，自信地对幕僚长关靖说：“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a从公元191年到199年，双方的杖打了十年，只是由于公孙瓒的内部军事部署有误，才被袁绍有机可乘，公孙瓒失败自杀。这是在官渡之战的头一年。袁绍虽胜，却不能掩盖其在军事上花拳绣腿的本质。
袁绍用兵不及曹操，最重要的表现，是对于战争时机、事宜的把握，“多谋少决，失在后事”。
先说时机。袁绍与公孙瓒打了近十年仗，勉强取胜后，就要去攻打曹操。沮授说，现在时机不对。“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当今之务，“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沮授的意思是必须找到一个进攻曹操的政治由头。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后，可采取长远经营，以逸待劳之策，“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舡，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否则的话，现在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我们举师南向攻之，“于义则违”，“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分解了监军沮授的兵权。
再说事宜。公元200年正月，刘备在追讨袁术的过程中，伙同董承等人谋害曹操的事情泄露，曹操要去讨伐占据徐州的刘备。冀州别驾田丰建议袁绍乘着曹操与刘备连兵未解之机，“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这也正是曹操部将担心的事情。可是，“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两军对决，竟然以小儿子生病，需要照料，放弃进攻的时机，简直不可思议！难怪田丰气得举杖击地，大呼：嗟乎！遭难遇之时，而以婴儿生病失去这个奇袭的机会，可惜啊，可惜啊。郭嘉曾经在袁绍手下干过一段时间，他就预料到事情会是如此：“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a
待到曹操击破刘备，还军官渡，袁绍儿子的病大约已经好了，“乃议攻许”。田丰反对说：“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放弃这样一个完全之策，却“决成败于一战”，有这个必要吗？“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可是袁绍不仅不听，反而因为田丰强谏、沮众，把他关押起来。难怪“十胜论”说他“是非不可知”b了。
乌巢是袁绍屯粮重地，生死咽喉。当发现曹操亲自袭击乌巢时，他不能听从张郃、高览的正确意见，紧急调遣重兵死命救护自己的命门，却听从郭图攻打曹营的谬计。结果，乌巢被烧，军心崩溃，曹营也没有拿下。用兵之轻重缓急，懵然无知，所谓“兵多而分画不明”，何其
然也！
袁绍用兵不行，还突出表现在用人不行上。他重用的那些高级将领，诸如颜良、文丑、淳于琼等，有匹夫之勇，无统御之才。即使有才华的大将，如张郃，在袁绍手下也表现平平，反而在他投降了曹操之后，成为了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
袁绍运筹帷幄的谋士，除荀彧、郭嘉先后离去外，田丰、沮授的正确谋划，他都听不进去;掌管内务决策的，如审配、逢纪专断自恣，郭图嫉贤妒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袁绍内部存在两个对立的名士集团，即汝颍名士集团和冀州名士集团。比如，审配、田丰、沮授是冀州名士，郭图、淳于琼、许攸是汝颍名士。他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实际决策上，并不完全按地域分派。如审配、郭图与田丰、沮授不睦，在是否发动对曹操的进攻上，田丰、沮授都持谨慎态度，郭图、审配则支持攻曹。审配自己不干净，还以贪渎之名逼走了许攸，郭图自己的形式判断失误，却气走了冀州名将张郃、高览。“十胜论”中说道袁绍内部“大臣争权，谗言惑乱”，荀彧分析他们“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绝非虚言。最后许攸叛变出走，完全如荀彧所料。其实，这里不仅有殄域之见，更重要的还是权益之争。而在这个问题上，主帅听断不明，心胸狭窄，才是内部冲突、争权夺利的根本
原因。
总之，袁绍为什么失败了呢？“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政治野心很大，操作的智谋却不够;表面威武，内心忌刻，却没有统一内部意见的足够权威;兵员虽多却不善部署，将士骄横而政令矛盾。
你看，曹操看得多准啊！
这场对决，以袁绍的失败而告终。然而，许多人的预测，包括曹营人士的预测，袁绍取胜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否则，许下都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写信给袁绍，为自己谋划后路了。
《资治通鉴》和《后汉书》《三国志》所有诸家评论，都肯定袁绍具有政治优势。
袁绍是标准的官N代。高祖袁安以下，四世皆为三公，门生故吏众多，“势倾天下”a。当朝还有叔父袁隗为太傅。袁绍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名士，“不应辟命”，拒绝出仕。中常侍宦官赵忠等对此很有意见。叔父袁隗命其出山，毋为家祸，袁绍才应召进入了大将军何进的幕府。这说明袁绍怂恿何进诛杀宦官，是其来有自的。
公元190年，关东盟军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作为渤海太守，势单力薄。他之所以被推为盟主，并不是因为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由于政治优势。董卓任命的冀州牧韩馥，作为渤海太守袁绍的上司，处处为难他，甚至阻止其发兵。那么，袁绍的政治优势在哪
里呢？
原来，袁绍起兵后，董卓诛杀了袁隗和袁氏家族之在京都者。“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a家族的蒙难，激起了各地豪杰的悲情，都愿意追随袁绍起兵。
总结起来说，袁绍为世家子，其家族四世三公，是东汉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袁绍本人是名士，在士林中有一定号召力;袁绍家族被董卓所杀，唤起了大家的同情。
可是，从当年共同歃血为盟（誓师大会）讨董卓，到诸家分道扬镳，乃至官渡之战袁绍败于曹操，其间共十年。这十年间，袁绍把自己的政治资本输得精光。
一
应该说，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是符合汉灵帝生前意愿的，汉灵帝委托蹇硕的，就是这件事，只是蹇硕没有做成。但是，这件事袁绍反对，为此他不仅与董卓闹僵，更与献帝产生了隔阂。
董卓初入洛阳，招纳贤士，重用被禁锢废弃的党人名士，就此而论，这本应是贯彻了东汉党人名士的意志，也符合袁绍的立场。名士王允之所以留下辅政、蔡邕之所以出山b，就有这层原因。及关东军讨董卓，董卓就破罐子破摔，胁帝西迁。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难道真的是为了勤王吗？值得怀疑。因为汉献帝之拥立，并不符合袁绍的意图。在对待汉献帝的问题上，袁绍有三错：
首先，公元190年，袁绍曾谋划推举幽州牧刘虞为帝，遭到曹操等人的反对，就连刘虞本人也坚决不干。这使人怀疑，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无非也与董卓一样，冀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袁绍对于献帝的不忠，昭然可见。假如，你是其时的豪杰，会如何看袁绍的政治
投机？
其次，董卓被吕布所杀，李傕、郭汜大交兵，献帝成为双方争夺的人质，幸而出逃，一路颠沛流离，东向京洛，后面还有李傕、郭汜的追逼。冀州士人建议袁绍利用这个机会勤王，迎护汉献帝。如沮授就向袁绍建议：“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提出西迎献帝，建都邺城，以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讨伐不听王命之人。这本是彰显袁绍政治资本的好事，可是袁绍却听不进去。汝颍名士淳于琼、郭图反对沮授说：“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a袁绍竟然听从了他们二人的意见。假如你是其时的豪杰，怎么看袁绍政治立场的短视？
袁绍在迎护献帝的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再一次失去了高举政治旗帜的机会，拱手把机会让给了曹操。公元196年，曹操迎天子，迁都许下，看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袁绍竟异想天开，想让曹操将天子迁都鄄城，以便密近于己，被曹操断然拒绝。
第三，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称帝，遭到曹操和吕布的轮番打击，不及两年，穷困败落，于是“遣使归帝号于从兄绍”，并说：“禄去汉室久矣！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谨归大命，君其兴之！”b对于这种不靠谱的做法，袁绍居然甘愿接受，还遣长子袁谭在青州接应。袁术途中遭到刘备等人的拦截，吐血而亡。
大约是被弟弟的转让皇位所触动，就在这个时候，袁绍竟然想自己称帝，故授意主簿耿苞，密劝自己登基，又把耿苞之言拿来征求军府将士的意见，结果遭到部下的一致反对。袁绍为了顾全自家面子，乃杀耿苞为自己脱罪。这一做法，不仅使自己丢了信誉，也使那些政治上坚定、真正支持自己的人寒了心。假如你是当时的豪杰，怎么看袁绍政治上的野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渡之战爆发了。对于曹操的进攻，也就是对汉家朝廷的进攻，《后汉书·袁绍传》记载道：“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不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
这里说得很清楚：一是袁绍虚骄，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二是耿包（即耿苞）授意启动称帝之议，遭到幕府的一致反对，耿包作为替罪羊被杀，暴露了袁绍的政治野心;三是在这种情况下，袁绍才决议征讨曹操，其实是举兵指向朝廷。
总之，袁绍家族作为东汉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在一系列政治事变中，看不出他的忠诚。相反，他政治上投机取巧，首鼠两端，短视自私的缺点和不臣之心，都暴露无遗。所有这些愚蠢的做法，不断地削弱其政治号召力和公信力。荀彧是公元192年就离开袁绍的，郭嘉也在此后不久投奔了曹操，我想不能不与这一点有关系。联想到袁绍当年出馊主意，极力劝何进招董卓进京，只能说，缺乏政治头脑，目光短浅，是他一贯的政治短板。 二
现在袁绍十万大军打过来了，双方实力悬殊，都在争取周边割据势力的支持。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有许多人看好曹操。诸如南阳张绣的谋士贾诩、凉州牧韦端的幕僚杨阜、荆州牧刘表的幕僚韩嵩等。
张绣本来与曹操有仇a，贾诩劝说他归附曹操，理由是：第一，曹操有政治优势，“奉天子以令天下”。第二，归曹后我方的相对优势，“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第三，曹操大度，不会记私怨，“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
杨阜的说法是：“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
韩嵩的理由是：“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b
总之，贾诩强调的是政治优势，杨阜强调的是军事才能，韩嵩还加了一条“贤俊多归之”的人才优势。这些人都主张在袁曹之间，选择曹操。官渡战争前夜，人心向背于此可见。
面对袁绍的十万大军气势汹汹而来，曹操方面的反应如何呢？“许下诸将闻绍将攻许，皆惧。”孔融大约代表惧怕者，他对谋士荀彧说：“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士也，为之谋;审配、逄纪忠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将也，统其兵。殆难克乎！”
荀彧的回答耐人寻味：“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逄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曹操的分析则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曹操和荀彧二人有两点看法，高度一致。一是袁绍兵员虽多，但是部署、调度之法，却不高明。二是政令不一，互相势不相容。只是荀彧把具体人事纠纷讲得更具体罢了。
三
袁绍用兵不及曹操，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
在关东军讨董卓之际，鲍信就持此看法，坚定地看好曹操。当时，最卖力的是曹操和孙坚。袁绍却在事后利用冀州牧韩馥内部的矛盾，抢夺冀州地盘。同时，在田丰、沮授等人的辅佐下，攻下幽州、并州、青州。袁绍攻打幽州公孙瓒的时候，显得尤其吃力。史称：“袁绍连年攻公孙瓒，不能克，以书谕之，欲相与释憾连和。”袁绍想休兵讲和，公孙瓒不答理他，照样增修守备，自信地对幕僚长关靖说：“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a从公元191年到199年，双方的杖打了十年，只是由于公孙瓒的内部军事部署有误，才被袁绍有机可乘，公孙瓒失败自杀。这是在官渡之战的头一年。袁绍虽胜，却不能掩盖其在军事上花拳绣腿的本质。
袁绍用兵不及曹操，最重要的表现，是对于战争时机、事宜的把握，“多谋少决，失在后事”。
先说时机。袁绍与公孙瓒打了近十年仗，勉强取胜后，就要去攻打曹操。沮授说，现在时机不对。“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当今之务，“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沮授的意思是必须找到一个进攻曹操的政治由头。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后，可采取长远经营，以逸待劳之策，“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舡，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否则的话，现在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我们举师南向攻之，“于义则违”，“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分解了监军沮授的兵权。
再说事宜。公元200年正月，刘备在追讨袁术的过程中，伙同董承等人谋害曹操的事情泄露，曹操要去讨伐占据徐州的刘备。冀州别驾田丰建议袁绍乘着曹操与刘备连兵未解之机，“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这也正是曹操部将担心的事情。可是，“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两军对决，竟然以小儿子生病，需要照料，放弃进攻的时机，简直不可思议！难怪田丰气得举杖击地，大呼：嗟乎！遭难遇之时，而以婴儿生病失去这个奇袭的机会，可惜啊，可惜啊。郭嘉曾经在袁绍手下干过一段时间，他就预料到事情会是如此：“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a
待到曹操击破刘备，还军官渡，袁绍儿子的病大约已经好了，“乃议攻许”。田丰反对说：“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放弃这样一个完全之策，却“决成败于一战”，有这个必要吗？“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可是袁绍不仅不听，反而因为田丰强谏、沮众，把他关押起来。难怪“十胜论”说他“是非不可知”b了。
乌巢是袁绍屯粮重地，生死咽喉。当发现曹操亲自袭击乌巢时，他不能听从张郃、高览的正确意见，紧急调遣重兵死命救护自己的命门，却听从郭图攻打曹营的谬计。结果，乌巢被烧，军心崩溃，曹营也没有拿下。用兵之轻重缓急，懵然无知，所谓“兵多而分画不明”，何其
然也！
袁绍用兵不行，还突出表现在用人不行上。他重用的那些高级将领，诸如颜良、文丑、淳于琼等，有匹夫之勇，无统御之才。即使有才华的大将，如张郃，在袁绍手下也表现平平，反而在他投降了曹操之后，成为了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
袁绍运筹帷幄的谋士，除荀彧、郭嘉先后离去外，田丰、沮授的正确谋划，他都听不进去;掌管内务决策的，如审配、逢纪专断自恣，郭图嫉贤妒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袁绍内部存在两个对立的名士集团，即汝颍名士集团和冀州名士集团。比如，审配、田丰、沮授是冀州名士，郭图、淳于琼、许攸是汝颍名士。他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实际决策上，并不完全按地域分派。如审配、郭图与田丰、沮授不睦，在是否发动对曹操的进攻上，田丰、沮授都持谨慎态度，郭图、审配则支持攻曹。审配自己不干净，还以贪渎之名逼走了许攸，郭图自己的形式判断失误，却气走了冀州名将张郃、高览。“十胜论”中说道袁绍内部“大臣争权，谗言惑乱”，荀彧分析他们“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绝非虚言。最后许攸叛变出走，完全如荀彧所料。其实，这里不仅有殄域之见，更重要的还是权益之争。而在这个问题上，主帅听断不明，心胸狭窄，才是内部冲突、争权夺利的根本
原因。
总之，袁绍为什么失败了呢？“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政治野心很大，操作的智谋却不够;表面威武，内心忌刻，却没有统一内部意见的足够权威;兵员虽多却不善部署，将士骄横而政令矛盾。
你看，曹操看得多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