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后”是古代一种常见的文体，相当于今天的“读后感”。它的写法比较自由灵活，可以是对书本内容的介绍，也可以借题发挥抒发感慨。苏辙散文名篇《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之一）》就是他在读《白乐天集》后作的一篇读后感，行文不拘一格，杂叙杂议，可以说是“书后”这一文体的典范之作。
　　文章作于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是年苏辙从广东海康被再贬到更加偏远的龙川。遭贬谪的直接原因是哲宗亲政后，新党人士上台，疯狂打击报复反对过新法的大臣，之前曾任丞相的苏辙因为曾经极力批评和反对新法被逐出朝廷，政治命运一落千丈。这年夏天，他冒着炎炎酷暑，跋涉数千里来到龙川贬所，借居在圣寿僧舍。当时的他处境非常糟糕，亲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左邻右舍“无相与言者”。苏辙从十九岁中进士一举成名到花甲之年远谪天涯，仕途上的兴衰沉浮变化莫测，令他顿生人生如梦之感慨。而读《白乐天集》正在此时。
　　《白乐天集》的作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可说是一位善处逆境之人。在他之前及其同时的一些不得志的骚人文士，如屈原、贾谊、柳宗元，面临困境时多忧悲憔悴之叹，似有不能自遣者，而白居易却有着超越苦难的特殊能力。无论是贬谪江州还是被排挤出京城，他虽身处逆境，却能不为所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看淡了仕宦得失和个人荣辱，所以才能成为少有的“达人”。正如《新唐书》中所说：“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这种凌驾于苦难之上的超越意识，到了苏轼、苏辙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表现为对社会政治的自觉退避和对坎坷人生的超脱态度。
　　苏辙与白居易政治遭际颇有几分相似。二人都有治世之才：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政绩斐然；苏辙曾位至副相，人评其“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秦观《答傅彬老简》）。却都深陷党争之中：白居易因身为谏官时曾直言进谏（上《论制科人状》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及为牛党姻亲之故（娶杨虞卿从妹为妻），长期为李党所排斥；苏辙则因早期对新法有所批评，尽管后来抛弃成见调和新旧（其执政时立场颇为公允，被《宋史》称赞为“君子不党，于辙见之”），但仍然成为了党争的牺牲品。
　　同样的身陷党争不得解脱的艰难政治处境使得苏辙对白居易多了一分理解和同情。在白居易后期作品中有大量的忧生避祸、明哲保身的言论，如“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对此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有评论说：“读白诗者，或厌于此种屡言不已之自足思想，则不知乐天实有所不得已。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消极之态度不可也。”在《书后》文中，苏辙对于白居易晚年退居东都但求自保的消极政治取向，表示充分谅解（“盖势有所至，而不能已耳”），并且赞扬白居易立朝“端而不倚，非有所附丽者也”；对他“知足不辱”、“善处乎祸福之间”的处世态度则饱含赞美甚至向往之情（如对白的“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中甚愧之”）。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苏辙应该也是其中一位。苏辙暮年赋诗，亦谓：“时人莫作乐天看，燕望端能毕此身。”当苏辙晚年退居颍昌（今河南许昌），时人每以乐天称子由，大概也是看到了二人的相似之处吧。
　　而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苏辙对白居易为人的“大醇而小疵”之处则颇有微辞。“甘露之变”后，白居易作诗发表感慨，其中却多是一些庸俗的议论。如《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读来尽是对自己大难不死的庆幸。“甘露之变”是一场文宗策划的旨在剪除阉党振兴朝政的政变，可惜被宦官发觉而终告失败。在这场带有正义性质的政治事件中，白居易置身事外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多少让人觉得他有投机避祸之嫌，而事后诗文中流露出的对自己侥幸避祸的窃喜和对无辜遇害者的冷漠态度则令人厌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又说：“乐天皆取不如己者以为比较，可谓深得知足之妙谛矣。”对于白居易这种没有政治立场的知足态度，苏辙是鄙视的。
　　文章最后，苏辙根据时间错讹（白居易死于李德裕被贬海南之前）和对白居易人品的认识对《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进行了辨伪，认定“乐天虽陋，盖不至此也”。至此，这篇“书后”，有对书中内容的质疑、考证，有对作家和对作品的评价及阅读时处境心境的描述；文字亦不拘一格：有赞有慕，有叹有愧，有鄙有辨，将叙事、议论、抒情很好地融为了一体，不愧为一篇蜿蜒有致、平中见奇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