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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广告词: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尤其是女性更想在自己的舞台上一展风采。然而,从古至今,女性每往前走一步,都得要时代往前跨一大步。因为有什么样的时代往往就会有什么样的舞台。时代“清”则人清,时代“浊”则人更浊。
有的舞台是别人为她搭建的,在搭建的时候已经暗中埋下了尖刀和利刺,更残酷的是不管你愿不愿意,搭建的人都要将你推上这个阴暗恐怖的地方,好让你在众目睽睽下倒下。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舞台,制造的悲剧显然比造就的英雄多。祥林嫂就是从这个险恶的舞台上摔下来的,更可悲的是摔下后台下无一人出手相助。
然而,我们不可否认,有的舞台是他人提供而舞者自己设计布置的。有了这个机会,舞者尽可按照她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可以铺满鲜花,可以彩灯高悬。有了这样一个舞台,舞者更能发挥出自己所有的潜能,让生命散发出耀眼光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夺取全面胜利的阶段。孙犁作品中的水生嫂就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的舞台,使生命之花绽放得像淀里盛开的荷花般灿烂美丽。
那么到底祥林嫂和水生嫂这两位女性所生活的时代有何异同,以至于命运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祥林嫂和水生嫂是我国文学史上典型的两个女性形象,而且都是旧中国的女性形象,所以时代的烙印都深深的印在了她们身上,于是她们身上就有了显而易见的相同之处。从特别有历史意义的一点来说,她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是通过她们的丈夫而留存的,因为,鲁迅的《祝福》和孙犁的《荷花淀》中并未出现她们真正的名字,人们称她们为“××嫂”(作品中使用更多的则是“女人”)。不管她们到底有没有名字,还是作者故意隐埋,都反映出当时的男权意识。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身份标识,在这两个女人而言却不是标识她们自身,而是标识她们属于谁。不过,联系两部名作的具体内容,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两个女性命运的截然不同。我们会说,祥林嫂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而水生嫂,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女人。那么祥林嫂因何不幸?水生嫂有因何而幸福呢?在我看来,祥林嫂的不幸不在于先后失去两个丈夫,不在于“狼吃阿毛”,不在于人们的漠视,而在于生活的彻底被动,被那污浊不堪一片死寂的时代拖着走;而水生嫂的幸福,也不在于有一个年轻有为的丈夫,而在于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权。时代赋予每一个人的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们把握人物,始终不能脱离人物所处的时代,也即要进入一个具体的历史空间,因为时代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女性,几乎是决定性的。由此,我们在认识祥林嫂和水生嫂之前,还是要先了解她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祥林嫂所生活的二十年代的呈现的是一种“浊”的景象,而水生嫂所生活的四十年代,却是一种“清”的景象。
《祝福》的开篇,写的是旧历农村年底的景象: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我们不正从这一段景象的描写(音、色)中感受到了一片“浊”气吗?令人压抑、窒闷。这是“鲁镇”这一农村的景象,却又是当时旧中国社会的景象。小说中的“我”本来是新潮思想向封建领地侵入的一个比喻,而结果却是选择或认同或逃避这乌云浓重的世界的态度。从中我们不难感受二十年代的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它仍能吞噬一切,包括新鲜的“我”,当然陈旧的“她”更是命中难逃。
再对比性地看一下《荷花淀》的开篇一些文字: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上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我们能感觉到一片“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乎令人怀疑这呈现的是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景象。事实上,这些景象之所以如此如诗如画,一者是作者孙犁的“诗体小说”的风格使然,二者也反映了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力量。四十年代并不是幸福的年代,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祥林嫂所生活的那个封闭、愚昧、规矩大于一切的时代了。异族入侵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同时,却也最强烈地冲击了封建秩序,破坏了种种规矩。在“抗战”中,封建的“浊”气被冲刷得所剩无几了。这可能也是残酷年月的仁慈之处。
时代的“浊”和“清”已经说了,时代中的人物呢?祥林嫂作为二十年代的农村女性,其本人的生命轨迹其实很简单:两次嫁人,两个丈夫都死了;两次入鲁镇打杂,一次被抢,一次被逐。但前后经历演绎的还是人物内心世界仍被浸泡于“浊”中。她两次嫁人,都没有得到幸福。第一次嫁的是比自己小上十来岁的祥林,而这个男人很快就死了;第二次的婚姻纯粹是暴力事件。在这样的被动中,祥林嫂也曾主動追求过自己的生活,到鲁四老爷家打杂,但结果却仍是被动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可把握她内心的挣扎,把握她的“浊”与“清”。她第一次到鲁镇时的形象是这样的: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
这是新丧丈夫的祥林嫂,悲哀而健康;她是从自己的婆家逃出来的,或是逃避悲伤,但更是逃避一个失去丈夫的女子的不可预知的命运。从这个肖像描写我们感受到她的悲哀之情,同时还可以触摸到隐隐的快乐。这快乐是随着在鲁镇时日的增多而逐渐表露的:
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就此,祥林嫂内心的冲突,那点“浊”气似乎已经有所消减了,也许命运一直下去,她就可以变得很“清”,但这样的可能被她婆家的“抢人事件”完全断送了。当她第二次出现在鲁镇,已与第一次大不相同:
她仍然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这是再次丧夫的祥林嫂。这时的她,已经麻木了,但这不是真空,而是各种情绪交织冲突的结果:对耻辱婚姻的遮掩努力,对“克夫克子”的强烈羞耻感,对亲情的不可抑制的回顾,对没有耻辱的全新生活的追求,都是祥林嫂最急切的心理需求,但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于是,在这种“浊”的状态的推挤下,祥林嫂走向了她黑暗的前路。当然,鲁四老爷等人也通过一系列的言行在不断催化祥林嫂的内心之“浊”;这是污浊的封建时代借助于鲁四老爷等人完成的完美谋杀。
作为“浊”的一个例子,祥林嫂死去了;我们接着来看水生嫂,我们把她看成是“清”的一个代表。她的出场是这样的:
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这是劳动的场景,更是一副令人神清气爽的画;这是“等”的画面,却已散尽了印象中不可或缺的怨意,因为这是“爱”的画面。我们可以回顾上面说到的时代的清浊。抗战时期的中国,基本姿态是反抗,基本情绪是耻辱,是恨;也正因“恨”的尖锐突出,使得人间之爱也突出了。爱与恨在这里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形成合力。所以这个时代其实是由“爱”和“恨”的合力支撑起来的,是“清”的,其中的人物也是如此。于是,尽管有入侵者,生活仍是诗意的。
不过实际上水生他们的心里,对水生嫂她们多少是有点讲规矩的。她们最大的意义还是“××的女人”,所以水生临别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这是对妻子的爱的体现,是对鬼子的暴行的揭露,更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伦理要求。甚至在她们无意中帮助丈夫们打胜了伏击战时,丈夫的深深疼爱、刮目相看也是通过一些反常的言行来表达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装着战利品――饼干)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但这里的规矩已经若有若无了,嗔怪掩不住满心爱意。而在女人们的心里,她们也已不再是二十年代的祥林嫂了;祥林嫂所要逃避却不能反抗的来自封建意识的强大压力,在她们这里已经稀淡,即使能感觉,也缺乏足够的力度。在不平静的年月里,她们有了机会去做一些祥林嫂她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有了色彩鲜明的爱和恨,并且有了表达的自由:想念自己的丈夫,女人们就偷偷地坐小船去探望;而后还学会了射击,“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当然,也只是“配合”而已,但,这不正是女性从肉体到精神都获新生的先声吗?
从祥林嫂到水生嫂,我们不难感受到时代由浊到清的变迁,感受到女性由浊到清的变化,但这远不是终点,甚至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还得期待这个变化继续。
有的舞台是别人为她搭建的,在搭建的时候已经暗中埋下了尖刀和利刺,更残酷的是不管你愿不愿意,搭建的人都要将你推上这个阴暗恐怖的地方,好让你在众目睽睽下倒下。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舞台,制造的悲剧显然比造就的英雄多。祥林嫂就是从这个险恶的舞台上摔下来的,更可悲的是摔下后台下无一人出手相助。
然而,我们不可否认,有的舞台是他人提供而舞者自己设计布置的。有了这个机会,舞者尽可按照她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可以铺满鲜花,可以彩灯高悬。有了这样一个舞台,舞者更能发挥出自己所有的潜能,让生命散发出耀眼光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夺取全面胜利的阶段。孙犁作品中的水生嫂就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的舞台,使生命之花绽放得像淀里盛开的荷花般灿烂美丽。
那么到底祥林嫂和水生嫂这两位女性所生活的时代有何异同,以至于命运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祥林嫂和水生嫂是我国文学史上典型的两个女性形象,而且都是旧中国的女性形象,所以时代的烙印都深深的印在了她们身上,于是她们身上就有了显而易见的相同之处。从特别有历史意义的一点来说,她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是通过她们的丈夫而留存的,因为,鲁迅的《祝福》和孙犁的《荷花淀》中并未出现她们真正的名字,人们称她们为“××嫂”(作品中使用更多的则是“女人”)。不管她们到底有没有名字,还是作者故意隐埋,都反映出当时的男权意识。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身份标识,在这两个女人而言却不是标识她们自身,而是标识她们属于谁。不过,联系两部名作的具体内容,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两个女性命运的截然不同。我们会说,祥林嫂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而水生嫂,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女人。那么祥林嫂因何不幸?水生嫂有因何而幸福呢?在我看来,祥林嫂的不幸不在于先后失去两个丈夫,不在于“狼吃阿毛”,不在于人们的漠视,而在于生活的彻底被动,被那污浊不堪一片死寂的时代拖着走;而水生嫂的幸福,也不在于有一个年轻有为的丈夫,而在于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权。时代赋予每一个人的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们把握人物,始终不能脱离人物所处的时代,也即要进入一个具体的历史空间,因为时代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女性,几乎是决定性的。由此,我们在认识祥林嫂和水生嫂之前,还是要先了解她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祥林嫂所生活的二十年代的呈现的是一种“浊”的景象,而水生嫂所生活的四十年代,却是一种“清”的景象。
《祝福》的开篇,写的是旧历农村年底的景象: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我们不正从这一段景象的描写(音、色)中感受到了一片“浊”气吗?令人压抑、窒闷。这是“鲁镇”这一农村的景象,却又是当时旧中国社会的景象。小说中的“我”本来是新潮思想向封建领地侵入的一个比喻,而结果却是选择或认同或逃避这乌云浓重的世界的态度。从中我们不难感受二十年代的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它仍能吞噬一切,包括新鲜的“我”,当然陈旧的“她”更是命中难逃。
再对比性地看一下《荷花淀》的开篇一些文字: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上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我们能感觉到一片“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乎令人怀疑这呈现的是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景象。事实上,这些景象之所以如此如诗如画,一者是作者孙犁的“诗体小说”的风格使然,二者也反映了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力量。四十年代并不是幸福的年代,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祥林嫂所生活的那个封闭、愚昧、规矩大于一切的时代了。异族入侵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同时,却也最强烈地冲击了封建秩序,破坏了种种规矩。在“抗战”中,封建的“浊”气被冲刷得所剩无几了。这可能也是残酷年月的仁慈之处。
时代的“浊”和“清”已经说了,时代中的人物呢?祥林嫂作为二十年代的农村女性,其本人的生命轨迹其实很简单:两次嫁人,两个丈夫都死了;两次入鲁镇打杂,一次被抢,一次被逐。但前后经历演绎的还是人物内心世界仍被浸泡于“浊”中。她两次嫁人,都没有得到幸福。第一次嫁的是比自己小上十来岁的祥林,而这个男人很快就死了;第二次的婚姻纯粹是暴力事件。在这样的被动中,祥林嫂也曾主動追求过自己的生活,到鲁四老爷家打杂,但结果却仍是被动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可把握她内心的挣扎,把握她的“浊”与“清”。她第一次到鲁镇时的形象是这样的: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
这是新丧丈夫的祥林嫂,悲哀而健康;她是从自己的婆家逃出来的,或是逃避悲伤,但更是逃避一个失去丈夫的女子的不可预知的命运。从这个肖像描写我们感受到她的悲哀之情,同时还可以触摸到隐隐的快乐。这快乐是随着在鲁镇时日的增多而逐渐表露的:
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就此,祥林嫂内心的冲突,那点“浊”气似乎已经有所消减了,也许命运一直下去,她就可以变得很“清”,但这样的可能被她婆家的“抢人事件”完全断送了。当她第二次出现在鲁镇,已与第一次大不相同:
她仍然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这是再次丧夫的祥林嫂。这时的她,已经麻木了,但这不是真空,而是各种情绪交织冲突的结果:对耻辱婚姻的遮掩努力,对“克夫克子”的强烈羞耻感,对亲情的不可抑制的回顾,对没有耻辱的全新生活的追求,都是祥林嫂最急切的心理需求,但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于是,在这种“浊”的状态的推挤下,祥林嫂走向了她黑暗的前路。当然,鲁四老爷等人也通过一系列的言行在不断催化祥林嫂的内心之“浊”;这是污浊的封建时代借助于鲁四老爷等人完成的完美谋杀。
作为“浊”的一个例子,祥林嫂死去了;我们接着来看水生嫂,我们把她看成是“清”的一个代表。她的出场是这样的:
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这是劳动的场景,更是一副令人神清气爽的画;这是“等”的画面,却已散尽了印象中不可或缺的怨意,因为这是“爱”的画面。我们可以回顾上面说到的时代的清浊。抗战时期的中国,基本姿态是反抗,基本情绪是耻辱,是恨;也正因“恨”的尖锐突出,使得人间之爱也突出了。爱与恨在这里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形成合力。所以这个时代其实是由“爱”和“恨”的合力支撑起来的,是“清”的,其中的人物也是如此。于是,尽管有入侵者,生活仍是诗意的。
不过实际上水生他们的心里,对水生嫂她们多少是有点讲规矩的。她们最大的意义还是“××的女人”,所以水生临别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这是对妻子的爱的体现,是对鬼子的暴行的揭露,更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伦理要求。甚至在她们无意中帮助丈夫们打胜了伏击战时,丈夫的深深疼爱、刮目相看也是通过一些反常的言行来表达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装着战利品――饼干)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但这里的规矩已经若有若无了,嗔怪掩不住满心爱意。而在女人们的心里,她们也已不再是二十年代的祥林嫂了;祥林嫂所要逃避却不能反抗的来自封建意识的强大压力,在她们这里已经稀淡,即使能感觉,也缺乏足够的力度。在不平静的年月里,她们有了机会去做一些祥林嫂她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有了色彩鲜明的爱和恨,并且有了表达的自由:想念自己的丈夫,女人们就偷偷地坐小船去探望;而后还学会了射击,“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当然,也只是“配合”而已,但,这不正是女性从肉体到精神都获新生的先声吗?
从祥林嫂到水生嫂,我们不难感受到时代由浊到清的变迁,感受到女性由浊到清的变化,但这远不是终点,甚至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还得期待这个变化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