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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世界中，唯有把适应世情和适合国情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探索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之中的本国发展模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确立方位、找准定位，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不仅仅体现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学说构建上，还在于它为人们确立起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审视维度，有助于世界各民族国家在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基础上，更好地谋划本国建设和事业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简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和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为了证明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必定是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世界历史的目的是通过现实的个人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从整体上来把握人的解放和发展与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深刻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趋势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要实现这一过渡，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
2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它是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依据。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首先需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我们检验世界历史是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正是由于凭借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这两件有力的武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正是凭借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发展生产力中的优势作用，首先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并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建立和发展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充分发挥它们在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根据世界信息化不断推进的现实，实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战略。这样，才能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更加迸发出自身的优势与活力。
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中国社会主义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实践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从经济体制改革等的巨大成功，到“一国两制”形式下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只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且是部分国家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形态更替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环节。中国改革实践的成功推进无可非议地表明了中国社会历史及当前社会形态存在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貢献
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向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4.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的特殊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
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从毛泽东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4.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异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不仅仅体现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学说构建上，还在于它为人们确立起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审视维度，有助于世界各民族国家在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基础上，更好地谋划本国建设和事业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简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和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为了证明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必定是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世界历史的目的是通过现实的个人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从整体上来把握人的解放和发展与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深刻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趋势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要实现这一过渡，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
2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它是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依据。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首先需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我们检验世界历史是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正是由于凭借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这两件有力的武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正是凭借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发展生产力中的优势作用，首先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并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建立和发展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充分发挥它们在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根据世界信息化不断推进的现实，实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战略。这样，才能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更加迸发出自身的优势与活力。
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中国社会主义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实践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从经济体制改革等的巨大成功，到“一国两制”形式下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只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且是部分国家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形态更替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环节。中国改革实践的成功推进无可非议地表明了中国社会历史及当前社会形态存在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貢献
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向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4.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的特殊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
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从毛泽东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4.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异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