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曾经先后三次游历叙拉古（siracusa）。公元前三六七年，他在最优秀的弟子狄翁（Dion）的劝说下第二次来到叙拉古，彼时柏拉图已经完成了《理想国》的著述，声名大噪，狄翁和一般民众都希望柏拉图能够教导年轻的戴奥尼索斯二世，在叙拉古建立真正地上的理想国，进而复兴整个希腊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普卢塔克记载说，当时的人们狂热地拥戴柏拉图，把他视作哲学王在世。不过俗世之王却并不待见哲学之王，戴奥尼索斯二世很快流放了狄翁，柏拉图也被迫离开叙拉古返回雅典。“叙拉古”从此成为西方知识分子亲近政治的谶语和警告，一九三四年，亲纳粹的海德格尔授命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位同事尖刻地质问他说：“君从叙拉古来？”（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即便如此，政治权力如同流淌着香甜蜜汁的花朵，始终引诱着知识分子如蜂蝶般飞舞靠近。越是雄心勃勃，相信自己的理论能够改变世界，就越是希望找到能帮助自己实践主张的权力，仅仅依靠演讲著述来启发民智，毕竟太过于艰难和无趣了。
　　经济学家的专业是研究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但经济政策目标的正当性却不是不证自明的。无论何种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大多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以平等和可持续的方式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只有政客才会在选民面前大言不惭地说：“让我们选择低通货膨胀、高就业和快速增长，消灭不稳定和贫困。”斯蒂格利茨等人在《稳定与增长——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中指出，帕累托占优政策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单一的政策能够保证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较之实施其他政策都会有所改善。不同的政策对社会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背后都涉及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支持或反对某种经济政策意味着对社会不同人群和价值的权衡取合，所有重大的差别都取决于着眼点和优先顺序的不同，这时经济学毫无问题地进入到了政治领域。
　　按斯蒂芬·古尔德的说法，科学探讨出的“真理”通常是当时流行的社会及政治信念激发出的偏见（《自然史沉思录——自达尔文以来》）。经济学家也不能免俗，仅仅凭着自己的价值观刚断独行，缺乏民主协商会导致个人偏见的强化甚至失控，我们需要一种平衡不同社会目标、保护必要的社会价值的总体思路，避免经济政策因为偏见而持续伤害特定人群、制造社会不公与贫困，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应当支持民主政治，由民意而不是自己的价值偏见来决定经济政策的目标。
　　一九九八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展中国家过度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改革，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扩大，最终爆发了亚洲经济危机。为了帮助陷入金融危机的亚洲诸国更快地恢复经济，IMF开出了提高利率、减少政府赤字的保守主义经济学药方，结果与一九八〇年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推动的货币政策改革如出一辙，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社会伤害的紧缩性后果，好在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只是有些比预计的快，而有些较慢。IMF的政策至今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经济学家们无法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在有些国家的问题却很清楚明了，例如印度尼西亚在IMF的建议下实行紧缩政策，导致政府被迫削减对最贫困的人口的食物和燃料补助，事实很快证明这个政策是极为短视的，愤怒的民众走向街头发起抗议和暴乱，所导致的大量社会资本破坏早已超出了经济政策原本打算节约的金额。再举一个同期发生但结局相反的例子，马来西亚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决定采取额外征税的政策，以管制国际资本的恐慌性流出，这一举动遭致剧烈的反弹和批评，推崇资本市场自由化的IMF经济学家预言这会降低马来西亚吸引外资的能力，并且政府管制一旦撤销将会出现巨额的资金流出。而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羊群效应导致的资本恐慌性外逃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马来西亚政府在二〇〇一年取消这一管制税种时，由于经济基本面向好，资本预期回报率上升，外资更多的流入而不是流出这个国家。
　　举亚洲经济危机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例子，并不是因为赞成发展中国家回到民粹主义的立场，或者为了赶时髦讲述货币战争之类的阴谋论题材，重点小在于IMF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总是犯错，而是全球经济环境的深刻改变使得民族国家正在面临一个全新的政治挑战，即：可供政府选择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外部力量的约束，不符介资本利益的政策总是会承担巨大的压力。
　　开放的资本市场给了外国人（如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和社会中最富有的群体更大的发言权，如果他们不赞同政府的政策，便可以抽出资金，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即使那些仍然承诺为工人利益服务的政府也会感觉别无选择，只能听从那些主宰金融市场的群体的意见。（斯蒂格利茨等《稳定与增长——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
　　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选民症，它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基础，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不稳定和贫困，本国公民给那些做出政策承诺的政治家投票，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就应当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从这个角度讲，拥有一份工作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与其他经济利益随便置换或牺牲的东西，“政府如果不能给几乎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就是一种失职”（同上）。但现实是发展中国家的民选政府几乎总是为了满足资本的要求而牺牲就业率等民众福利，这样做仅仅保护了极少数资本拥有者的眼前利益，同时却既破坏了资本的长期可能收益，也无法实现所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一切，力主建立单一世界货币机构的凯恩斯预见到了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凯恩斯提出一种新的全球货币和贸易制度的构想，尽管一九四六年凯恩斯因心脏病逝世，他的构想最终仍是得以部分实现，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不过凯恩斯的真正野心是建立一个能够自行印刷全球通行货币的超国家机构：
　　在货币的进化过程中，我们已经到了“被管理”的货币注定要到来的阶段，但是……这种权利……最好给予一个单一的……有着集体智慧和科学管理手段的……超国家机构。（亨特·刘易斯《经济学的真相——凯恩斯错在哪里》）
　　这样的机构相当于一个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存在价值被公认为是将货币体系的管理权与政治有效地隔离开来，因为民主政治总是在关心下一次选举、选民团体或特殊利益集团，而非民选的经济专家所组成的机构因为不卷入政治过程，所以能把眼光放得相对长远一点，按照科学原则行事，成为独立于政府的所谓“技术官僚”。殊不知中央银行仍然是政治性的机构，因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一样，不同的决策会影响不同社会人群的利益，必须去权衡取合，当中央银行试图通过通货膨胀率的细微调整，科学地得出增长、失业、贫困等诸多经济指标的复合最优解时，技术官僚们的表现同样糟糕。当问题（经济危机）出现时，我们习惯于诟病官僚组织失败的理由大致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管理无能（不科学）、道德失范（腐败）和缺乏监管（专制），我们会责怪中央银行的技术官僚们与政客是一丘之貉，绝非凯恩斯梦想中品行端正、无所不知的经济科学家，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模型看起来也一点都没有科学性，这样的批评恐怕是打错了靶子，实证经验表明，如果仅仅将一国央行的任务限定为控制通货膨胀，他们会干得很出色，因为，“如果目标是具体且可量化的，如果努力程度与结果紧密相关，如果目标有限并专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如果对客户的需求有所了解，如果基层工作人员都被调动起来且愿意承担责任……这些官僚就会做得比较好；相反，如果目标小具体明确，如果除了努力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都会影响结果，如果目标是多样化且不切实际的，如果对客户的需求缺乏了解，如果凡事皆由上级做主……就容易把事情搞砸。”（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很多人相信民主的问责制和透明度有利于克服官僚组织面对复杂目标时的惰性，进而开始规划讨论中央银行的制度改革设计，但凯恩斯思想的脚步并未停歇，作为全世界中央银行的超国家机构雏形早已出现，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领教其威力。由资本发起的这一波政治挑战是全球性的，其最好的例证就在于，即便经济学家们已经普遍地承认资本市场自由化将会增加一国的金融风险，并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为该国带来承诺中的利益回报，但以美国为首的IMF仍然努力地长期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美国政府更是将其列入双边贸易谈判的条件，变相地强加给其他国家，例如：二〇〇三年与智利和新加坡的贸易协定，这里毫无疑问有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的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在于凯恩斯所倡导的超国家组织，事实上剥夺了民选官员的权力，转移到匿名（相对于选民）的技术官僚手中。即使我们承认这样的专制权力是正当的，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专家以换取某个美好的承诺，但谁又能保证这样的官僚组织能够恰当地制定全球性的复杂经济政策呢？该放弃这种幻想 了，保罗·约翰逊说：“在金融事物上，制造复杂性经常是为了掩饰事实，进行欺骗。”民主体制不应该将宏观经济政策交给技术官僚们，后者只适合独立完成相对简单明确的任务，不管他们了解多少信息或动机多么善良。接受民意问责的官僚组织也许会堕落为“各种竞争势力的联合体，经常致力于化冲突为妥协，其中，决策往往是个人、集团和代理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但即使如此，仍然远较“叙拉古”式的专制权力来得审慎可靠。
　　凯恩斯会如何看待单一世界货币卡机构破坏民主的现象？我相信，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师，不会让自己的思想受到现世秩序和存在的拘束，也不会让自己的思想陷入意识形态或知识派系的牢笼，他愿意真诚地信仰人类的理性、知识和道德的力量，他既不会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更愿意坚定地守护自己所相信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