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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杂文中常常“骂人”，是早已为正人君子学者教授者流所不齿、所愤愤不平，而且义形于色地声讨挞伐过的。其实，何止于杂文呢，鲁迅的小说不是也曾背上过这一罪名吗？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高-一涵的《闲话》一文中有云：“我记得《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阿Q正传》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在《晨报副刊》连载的，一九二三年八月收入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中的时候，也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对此，鲁迅“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此类反响，以及阿Q终于走向死亡的命运、《阿Q正传》的“大团圆”结局，曾使鲁迅反省自己，是否“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然而，后来他却不这样想了。为什么呢？他这样解释道：“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引者按：德语，意为古怪的、荒诞的）。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接着，鲁迅联想起几天前看见的一条题为《杜小栓子刀铡而死》（载于1926年11月23日北京《世界日报》第6版）的新闻，撮录了其中“杜小栓子刀铡而死余人枪毙”一节文字后，接着发议论道，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此前发表出记叙这种情形的小说来，许多读者一定以为说的简直是九百年前“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
我们早已走进鲁迅所谓“将来的好中国”了，记得曾有论者专门撰写文章，缕述一九四九年后“知识分子小丑化”的若干个案，先提到了赵俪生笔下的童书业。童是一位兼备画家和画论家身份的历史学家，我前不久刚刚拜读过他的历史著作《春秋史》。赵俪生以为，他的好友童书业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他共有“六怕”，其中之一是“怕运动”。此“运动”，非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在“六怕”里，“这一项是他最怕的”。“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山东大学照例先开一个“吹风会”，会议主持人宣称童书业是山大历史系“三大反革命”之一，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云云。这还了得，童书业也就因此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上交给党委组织部。言之凿凿而又耸人听闻地揭发道，有一个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反革命集团，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隐藏在中国大陆很久、很深；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
等运动到了“收尾”阶段，童书业想把这份子虚乌有的材料索要回来销毁，但自己又不敢去要；想请求赵俪生代他去要，却又不敢当面提出，于是乎就想到了赵俪生的妻子高昭一，便于某星期天中午来到赵家，碰巧家里人大都外出了，只有高昭一一个人在家午睡。此时，赵俪生三岁的小女儿从外面偶尔跑回家，发现妈妈床前跪着一个瘦老头，吓得大喊着跑了出去。于是高昭一就醒了，赵俪生也从街上回来了，一看跪在地上的人，原来是童书业。
后来，官方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童的神经就又紧张起来了。紧张到了终于不能自制时，就去找山大历史系教师党支部书记，说是“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
过了不久，触及亿万民众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一下子异常猛烈地刮起来了。山大校园里第一张斗争矛头对准童书业的大字报上，写着“童书业有变天思想”，“童书业借反攻大陆谣言恫吓党员干部”之类的话。据赵俪生的观察分析，童书业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弗洛伊德所说的“受虐狂者”。到了这时，他就更支撑不住了。山大的“牛鬼蛇神”们拔草时都蹲着拔，而童书业则连板凳也坐不住了，只能倒在地上拔；后来，是童太太代替他拔。再后来，童书业就死掉了。那是一九六八年，如火如荼、不知伊于胡底的“文革”仍处在疯狂的高潮之中。
“文革”初期，陈四益尚在复旦大学读书，他前几年撰文回忆他的老师赵景深教授。当时赵被关进了“牛棚”，负责看守的学生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但又担心他跑了，就用绳子把他捆绑到了床上，之后锁门而去。赵景深苦痛难当，但又不敢大声呼救，“于是便哀声作牛鸣”。外面路过的人，不知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敲门里边不应，不得已破门而入，才发现牛鸣者竟是赵先生。问他何以如此，答道：“我是牛鬼蛇神。”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一书记述了一九六八年冬天，敦煌文物研究所从“牛棚”里指派了七个人进山开荒的事。他们这几个人，虽然白天一同接受“专政”，夜里又都睡在一张大通铺上，挤挤挨挨，彼此心灵却并不相通。每个人都怕不知不觉间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于是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一个个规规矩矩、战战兢兢，连睡觉也不得生，总怕夜里说梦话，自己出卖了自己。
睡在高尔泰右边的是治瓜、沙地方史，精通西域文化的史苇湘，他一躺下就打起鼾来，而其实并未睡着。假装打鼾，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心里没鬼，对革命运动没有抵触情绪。有一次，高尔泰和史苇湘，还有一个人，半夜里被叫起来去卸煤。回来时，他们听到揪出来前是研究部副主任、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在说梦话，念念有词地自语着“毛主席万岁”。第二天，段变着法儿，试探他们三人的反应。由此才知道，他假装说梦话，是在表演给人们看。 高尔泰还有一文，专门忆述一九四四年即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沙漠，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九年后继续做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文革”开始以后，常书鸿一口好好的牙，被打得一颗也不剩。后来被监督劳动，他脊柱有伤，不能站立，干活儿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来爬去。他干的活儿是喂猪，每天都要爬着去，先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舀到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盆来往前放一步，爬到盆跟前，端起来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就这样一端一爬、端端爬爬，一直爬到猪跟前，把食倒给它吃，然后又往回爬，再去端第二盆。
猪杀了以后，常书鸿又去做小工，每天跟着运送石灰水泥的马车去工地。“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到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肖榴女士曾对我讲起他们的老院长曹禺的一件往事。“文革”初期，他们下放到北京南郊一个农场劳动，有一天，赶上一头牛排泄粪便，曹禺马上端起铁锹，走上去接，掉在铁锹上的牛粪便溅到了他脸上，站在一旁的肖榴立即从口袋里掏出纸来递过去，让他赶快擦一下脸，不料曹禺却谢绝了，还说道：“不用擦，不用擦，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和我们知识分子的灵魂比起来，牛粪是干净的。”
对于上述这些近乎陈谷子烂糠之旧事，不知道现在的读者，尤其是所谓八〇后、九〇后的年轻读者，究竟怎么看，又究竟作何感想。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些鲜活如新的真实故事，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太荒谬离奇了，不过是文人墨客故意编造的“天方夜谭”而已；恐怕只有回到鲁迅所谓九百年前“包龙图爷爷时代”，才可能发生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
“文革”已过去近四十年了，现在居然还有人以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文革”都是“最辉煌的一页”；那些不堪回首的沉重苦难，是有人别有用心地虚构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进行伟大的革命乌托邦探索实验，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云云。
中国第一、世界第N的某声名煊赫的大牌导演，曾经轻飘飘地说，“‘文革’都成为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在另外一篇短文里，我就此曾经写道：“列位，我们究竟‘沉重’过没有呢？”
当年，就有FD君写信给鲁迅，指摘他在《阿Q正传》最后一章“大团圆”里，写捉拿一个无聊的瘦骨伶仃的阿Q，竟派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而且还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后来，鲁迅回答说：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四千余人，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因“五七”国耻纪念而被捕的学生，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却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对付“郁郁乎文哉”的学生请愿，尚且如此，何况阿Q呢？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而且那时又是民国元年，即使在《阿Q正传》里再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吧。
最后，鲁迅奉劝FD君，“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普通以为幻想的离奇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那里去呢？”我想，对于今天的人们准确理解和深刻认识曾经发生在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们身上的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旧事，也完全应当作如是观吧。
创造了阿Q这个“‘乏’的中国人的典型”的鲁迅还指出：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阅读赵俪生、高尔泰、陈四益诸位的文章，同想起肖榴女士亲口讲述的故事，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曹禺等人的悲惨命运和不幸遭遇，以及他们当时扭曲畸变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我时时想起苦恼然而却常常得意着的阿Q；想起挨了闲人和赵太爷的打以后，不久便彻底忘却了一切，于是飘飘然似乎要飞走了的阿Q；想起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失败，而在精神心理上却永远胜利的阿Q；眼前老是晃动着为了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的阿Q的真切生动的影像……
自然，从上述高明的“代价”论客们看起来，在一个所谓伟大、崇高、神圣的革命事业面前，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曹禺们个人的尊严、人格、存在和生命，是毫不足惜的。为了一个伟大神圣的目标和崇高圣洁的理想，把人不当作人，逼得人们小丑化，使人们变成死相，完全是必须的、正÷当的，天经地义的。抑或也即阿Q所曾想到的，“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我不免又想起了阿Q，茅盾所说的那个“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阿Q。
阿Q的创造者鲁迅，特别赞许果戈理作《钦差大臣》，让演员直接对观众说：“你们笑自己！”所以，他自己写小说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忆念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曹禺们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温不朽的《阿Q正传》，我们要好好想想自己，要认真反省自己。这正是阿Q之父鲁迅，所希望于阿Q的子孙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高-一涵的《闲话》一文中有云：“我记得《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阿Q正传》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在《晨报副刊》连载的，一九二三年八月收入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中的时候，也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对此，鲁迅“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此类反响，以及阿Q终于走向死亡的命运、《阿Q正传》的“大团圆”结局，曾使鲁迅反省自己，是否“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然而，后来他却不这样想了。为什么呢？他这样解释道：“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引者按：德语，意为古怪的、荒诞的）。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接着，鲁迅联想起几天前看见的一条题为《杜小栓子刀铡而死》（载于1926年11月23日北京《世界日报》第6版）的新闻，撮录了其中“杜小栓子刀铡而死余人枪毙”一节文字后，接着发议论道，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此前发表出记叙这种情形的小说来，许多读者一定以为说的简直是九百年前“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
我们早已走进鲁迅所谓“将来的好中国”了，记得曾有论者专门撰写文章，缕述一九四九年后“知识分子小丑化”的若干个案，先提到了赵俪生笔下的童书业。童是一位兼备画家和画论家身份的历史学家，我前不久刚刚拜读过他的历史著作《春秋史》。赵俪生以为，他的好友童书业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他共有“六怕”，其中之一是“怕运动”。此“运动”，非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在“六怕”里，“这一项是他最怕的”。“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山东大学照例先开一个“吹风会”，会议主持人宣称童书业是山大历史系“三大反革命”之一，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云云。这还了得，童书业也就因此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上交给党委组织部。言之凿凿而又耸人听闻地揭发道，有一个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反革命集团，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隐藏在中国大陆很久、很深；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
等运动到了“收尾”阶段，童书业想把这份子虚乌有的材料索要回来销毁，但自己又不敢去要；想请求赵俪生代他去要，却又不敢当面提出，于是乎就想到了赵俪生的妻子高昭一，便于某星期天中午来到赵家，碰巧家里人大都外出了，只有高昭一一个人在家午睡。此时，赵俪生三岁的小女儿从外面偶尔跑回家，发现妈妈床前跪着一个瘦老头，吓得大喊着跑了出去。于是高昭一就醒了，赵俪生也从街上回来了，一看跪在地上的人，原来是童书业。
后来，官方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童的神经就又紧张起来了。紧张到了终于不能自制时，就去找山大历史系教师党支部书记，说是“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
过了不久，触及亿万民众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一下子异常猛烈地刮起来了。山大校园里第一张斗争矛头对准童书业的大字报上，写着“童书业有变天思想”，“童书业借反攻大陆谣言恫吓党员干部”之类的话。据赵俪生的观察分析，童书业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弗洛伊德所说的“受虐狂者”。到了这时，他就更支撑不住了。山大的“牛鬼蛇神”们拔草时都蹲着拔，而童书业则连板凳也坐不住了，只能倒在地上拔；后来，是童太太代替他拔。再后来，童书业就死掉了。那是一九六八年，如火如荼、不知伊于胡底的“文革”仍处在疯狂的高潮之中。
“文革”初期，陈四益尚在复旦大学读书，他前几年撰文回忆他的老师赵景深教授。当时赵被关进了“牛棚”，负责看守的学生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但又担心他跑了，就用绳子把他捆绑到了床上，之后锁门而去。赵景深苦痛难当，但又不敢大声呼救，“于是便哀声作牛鸣”。外面路过的人，不知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敲门里边不应，不得已破门而入，才发现牛鸣者竟是赵先生。问他何以如此，答道：“我是牛鬼蛇神。”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一书记述了一九六八年冬天，敦煌文物研究所从“牛棚”里指派了七个人进山开荒的事。他们这几个人，虽然白天一同接受“专政”，夜里又都睡在一张大通铺上，挤挤挨挨，彼此心灵却并不相通。每个人都怕不知不觉间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于是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一个个规规矩矩、战战兢兢，连睡觉也不得生，总怕夜里说梦话，自己出卖了自己。
睡在高尔泰右边的是治瓜、沙地方史，精通西域文化的史苇湘，他一躺下就打起鼾来，而其实并未睡着。假装打鼾，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心里没鬼，对革命运动没有抵触情绪。有一次，高尔泰和史苇湘，还有一个人，半夜里被叫起来去卸煤。回来时，他们听到揪出来前是研究部副主任、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在说梦话，念念有词地自语着“毛主席万岁”。第二天，段变着法儿，试探他们三人的反应。由此才知道，他假装说梦话，是在表演给人们看。 高尔泰还有一文，专门忆述一九四四年即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沙漠，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九年后继续做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文革”开始以后，常书鸿一口好好的牙，被打得一颗也不剩。后来被监督劳动，他脊柱有伤，不能站立，干活儿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来爬去。他干的活儿是喂猪，每天都要爬着去，先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舀到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盆来往前放一步，爬到盆跟前，端起来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就这样一端一爬、端端爬爬，一直爬到猪跟前，把食倒给它吃，然后又往回爬，再去端第二盆。
猪杀了以后，常书鸿又去做小工，每天跟着运送石灰水泥的马车去工地。“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到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肖榴女士曾对我讲起他们的老院长曹禺的一件往事。“文革”初期，他们下放到北京南郊一个农场劳动，有一天，赶上一头牛排泄粪便，曹禺马上端起铁锹，走上去接，掉在铁锹上的牛粪便溅到了他脸上，站在一旁的肖榴立即从口袋里掏出纸来递过去，让他赶快擦一下脸，不料曹禺却谢绝了，还说道：“不用擦，不用擦，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和我们知识分子的灵魂比起来，牛粪是干净的。”
对于上述这些近乎陈谷子烂糠之旧事，不知道现在的读者，尤其是所谓八〇后、九〇后的年轻读者，究竟怎么看，又究竟作何感想。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些鲜活如新的真实故事，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太荒谬离奇了，不过是文人墨客故意编造的“天方夜谭”而已；恐怕只有回到鲁迅所谓九百年前“包龙图爷爷时代”，才可能发生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
“文革”已过去近四十年了，现在居然还有人以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文革”都是“最辉煌的一页”；那些不堪回首的沉重苦难，是有人别有用心地虚构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进行伟大的革命乌托邦探索实验，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云云。
中国第一、世界第N的某声名煊赫的大牌导演，曾经轻飘飘地说，“‘文革’都成为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在另外一篇短文里，我就此曾经写道：“列位，我们究竟‘沉重’过没有呢？”
当年，就有FD君写信给鲁迅，指摘他在《阿Q正传》最后一章“大团圆”里，写捉拿一个无聊的瘦骨伶仃的阿Q，竟派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而且还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后来，鲁迅回答说：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四千余人，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因“五七”国耻纪念而被捕的学生，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却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对付“郁郁乎文哉”的学生请愿，尚且如此，何况阿Q呢？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而且那时又是民国元年，即使在《阿Q正传》里再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吧。
最后，鲁迅奉劝FD君，“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普通以为幻想的离奇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那里去呢？”我想，对于今天的人们准确理解和深刻认识曾经发生在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们身上的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旧事，也完全应当作如是观吧。
创造了阿Q这个“‘乏’的中国人的典型”的鲁迅还指出：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阅读赵俪生、高尔泰、陈四益诸位的文章，同想起肖榴女士亲口讲述的故事，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曹禺等人的悲惨命运和不幸遭遇，以及他们当时扭曲畸变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我时时想起苦恼然而却常常得意着的阿Q；想起挨了闲人和赵太爷的打以后，不久便彻底忘却了一切，于是飘飘然似乎要飞走了的阿Q；想起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失败，而在精神心理上却永远胜利的阿Q；眼前老是晃动着为了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的阿Q的真切生动的影像……
自然，从上述高明的“代价”论客们看起来，在一个所谓伟大、崇高、神圣的革命事业面前，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曹禺们个人的尊严、人格、存在和生命，是毫不足惜的。为了一个伟大神圣的目标和崇高圣洁的理想，把人不当作人，逼得人们小丑化，使人们变成死相，完全是必须的、正÷当的，天经地义的。抑或也即阿Q所曾想到的，“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我不免又想起了阿Q，茅盾所说的那个“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阿Q。
阿Q的创造者鲁迅，特别赞许果戈理作《钦差大臣》，让演员直接对观众说：“你们笑自己！”所以，他自己写小说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忆念童书业、赵景深、常书鸿、曹禺们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温不朽的《阿Q正传》，我们要好好想想自己，要认真反省自己。这正是阿Q之父鲁迅，所希望于阿Q的子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