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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活力的真正测算》是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的起点，它不仅是康德对“活力之争”的回应，同时也为康德确立“前批判计划”进行了奠基。康德在进行前批判计划时所采用的调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以维护自然哲学的统一性的策略，已经在这篇文章中有所预示。在这篇文章中，此策略具体表现为康德试图将活力本体论与机械论综合并将它们包含在一个更高的体系中；同时，这篇文章中余留下的问题成为之后康德进一步考察的对象，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构成了前批判时期哲学的任务。
关键词：康德；前批判计划；前批判时期哲学；活力论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019-08
Abstract：True Estimation of Living Force is the origin of Kant’s precritical philosophy， which is not only Kant’s response to vis viva， but also a cornerstone of establishing precritical project. The strategy that Kant used to reconcile natural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natural philosophy when he proceeding precritical project， which was indicated in this article， is that Kant tried to integrate vitalism with mechanism and include them in a higher system. Meanwhile， the unsolved questions remained in this article had became Kant’s further study content later， and the analysis of these questions constitutes the task of precr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Kant；precritical project；precritical philosophy；vitalism
一、康德的“前批判计划”
学界普遍认为，康德哲学可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哲学和批判哲学，前批判时期哲学是从1740至1770年，批判哲学是从1780至1790年。根据Martin Schnfeld的看法，前批判时期哲学以“前批判计划”（precritical project）为核心，由康德进行的两项工作组成：对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解释方式进行调和，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统一的、非二元分离的自然观念 [1]23。换言之，在前批判计划中，康德希望建立一个可以用牛顿物理学解释，同时又能容纳如自由意志、目的论和上帝这样的形而上学观念的自然哲学系统。就此而言，《论活力的真正测算》在两个方面为康德开启前批判计划进行了奠基：一是方法的奠基，这表现为康德在这篇文章中通过综合莱布尼茨和笛卡尔二者的力学理论将它们包含在一个更高的体系中，这构成了前批判计划策略的雏形；二是这篇文章确立和凸显了一系列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构成了前批判计划的一个个环节，引导康德完成前批判计划。
康德是在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逐步走向分离和对立的背景下构想并进行前批判计划的。在18世纪前期，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并未徹底分离，都属于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在当时，自然哲学包含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模式，以对研究对象的量化和经验考察为特征；另一种是以唯理论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模式，以思辨的方式把握对象的本质为主要哲学取向。到了18世纪中期，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并在认识自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经作为自然哲学统领的传统形而上学逐渐丧失了解释自然的优势，变成了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束缚，自然科学要求脱离形而上学并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以量化和经验考察为特征的自然科学解释模式迅速推广运用，道德、宗教和文化等领域受到严重威胁，传统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自由等面临瓦解的危险。康德的前批判计划正是致力于调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不断恶化的关系。康德清楚地知道，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在人类知识与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及地位，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形而上学为物理世界的存在以及人类生活的根据进行说明和奠基。而且，无论是在前批判时期还是批判时期，康德都不曾想要放弃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中的任何一方，只是两个时期所取的策略大为不同：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策略是协调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种解释模式并将它们包含进一个全面的自然哲学体系中；而在经历了前批判计划的失败之后，康德意识到将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融入同一个领域的策略是行不通的，才在批判哲学中通过区分现象和物自体将二者彻底分离开来确保它们各自的合法性。
二、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开端的批判哲学时期，该著作确实可以说是康德批判时期哲学的起点，但它并不是康德全部思想的起点。从1747年《活力的真正测算》开始到1770年《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30年的前批判时期康德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哲学探索，虽然他后来放弃了前批判时期的哲学计划，但前批判时期哲学蕴含了批判哲学的真正发源。不过，相比批判时期的研究，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前批判时期思想的研究也明显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对康德前批判时期思想的误解，Martin Schnfeld将这些误解总结为四类：首先，认为前批判时期思想缺乏原创性，觉得这一时期的思想仅仅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主义和牛顿主义的折衷调和物；其次，认为前批判时期思想由于和批判时期思想有着明显的断裂并被批判时期所放弃，因此不值得研究；再次，认为前批判时期康德讨论的问题是过时的，与后来批判时期的哲学问题没有实质关联；最后，认为由于康德观点发生的转变导致前批判时期经历了一个不稳定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思想是缺乏连贯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计划包含在其中 [1]6。 很显然，正如Martin Schnfeld已经指出的，这其中一些误解是没有道理的，例如认为前批判时期思想缺乏原创性以及认为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没有关联。实际上，早在前批判时期，康德就已经开始了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主义的批判和改进，这一点从《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以及《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同时，虽然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在之后的岁月里成为了康德心中解释自然事物的典范，但康德并没有停留在牛顿原有的理论中，而是在积极地试图将它运用于其他领域。尽管由此形成的议题，如地球自转、火与以太、物理单子论等在现代自然科学看来是过时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康德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价值，事实上康德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和思考。最为严重和广泛的误解，莫过于认为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没有关联或没有实质关联。比如大部分哲学教科书都认为，康德是在休谟的影响下“从独断论的迷雾中惊醒”，直接进入了批判时期的思考的。但实际上，批判哲学并非是瞬间的哲学突破，它是以前批判时期哲学作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的，正是前批判时期对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调和的失败导致了康德的彻底反思，才有了批判哲学的诞生。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康德都没有放弃如自由意志、目的论和上帝这些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只是在批判时期更加精致深入地描述或规定了这些观念。
至于认为康德前批判时期思想缺乏连贯性，如果单从康德在这一时期所探讨的问题而言，这种说法似乎是成立的，因为康德前批判时期确实在不同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就不同学科领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容易导致这样的印象，认为这些作品之间没有内在关联，更没有一个核心的主线贯穿其中。但实际上，尽管这些研究涉及不同学科，康德还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的主题或核心的任务来展开他的研究，这就是调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并以此建立统一的自然哲学。而且，若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把前批判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论活力的真正测算》开始，康德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初次对笛卡尔机械论和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进行调和，其中余留的问题为康德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方向；第二阶段以《地球绕轴自转研究》开端，康德完全接受了牛顿物理学理论，转变为一名牛顿主义者，并以此着手开始构建宏大的自然体系；第三阶段康德在《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中，评价了研究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并暗示一条统合自然科学方法和形而上学方法的路径，但是，康德认识到他早期的努力并没有满足新方法论的要求，他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的，这迫使康德在《一位视灵者的梦》中对前批判时期的失败进行彻底反思。
国内学界对康德前批判时期的研究整体还比较少见，而且主要是围绕《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证明》《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以及《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等几篇哲学主题比较鲜明的作品进行的考察，对康德前批判时期整个哲学计划的关注和讨论几乎没有。比如《康德前批判时期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思想纠结》[2]分析了康德前批判时期在批判传统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的同时，又试图为上帝存在寻找一种新的理性证明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表明了康德在逐步走出独断论但又未完全摆脱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影响而对“唯一可能证明”抱有幻想；《充足根据律与康德哲学的开端》[3]一文分析了康德对充足根据律的补充工作及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之间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并以对根据律思考进展为标准，认为《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是康德开端性的哲学思考；《康德对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律的理解和改造》[4]一文考察了康德對充足理由律的补充和批判时期提出的先验逻辑之间的关系，认为康德前批判时期区分矛盾律与在先规定的理由这两种不同的推理和认识根据对批判时期提出先验逻辑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论康德前批判与批判时期美学思想的关系》[5]一文对前批判时期的《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论文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它是批判哲学时期重要著作《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先导。显然，这些研究一般是以相对独立的视角对康德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或美学思想进行专题探讨，并未过多涉及这几篇文章在整个前批判计划中的地位以及与前批判计划的关系。并且，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后来批判哲学为立足点来看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或者是将前批判时期的与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努力寻找或挖掘前批判时期哲学中潜藏的批判时期哲学的因素，或是在前批判时期哲学中过渡到批判时期思想的契机。这种比较的方法虽然凸显了两个时期的关联，但其根本前提预设是把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视为不成熟的思想，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才真正代表了康德思想，这就有可能忽视或遮蔽康德在前批判时期的一些极为有洞见的思想或观念，也忽略康德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进历程。事实上，如果从前面提到的前批判计划的视角来对前批判时期的作品进行考察，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把握康德前批判时期的这些作品，发现其思想的独特性，找到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康德思想的内在关联。
三、《活力的真正测算》与“活力之争”
前批判时期哲学从《活力的真正测算》一文开始，但“前批判计划”从这篇论文之后才被康德确立。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康德还没有把牛顿物理学视为解释自然的典范，也没有规划出前批判计划将要面对的形而上学核心问题。这样看来，《活力的真正测算》似乎与前批判计划没什么关联。但是，前批判计划却正是这篇文章的直接结果，整个前批判计划的策略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被预示出来。康德坚信，以量化研究为主要方法的自然科学与以思辨分析为根本方法的形而上学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任何一种解释自然现象的理论都需要能够同时满足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因此整个前批判计划康德都在致力于寻找和建立这种必然关联。在该文中，康德试图给出一种既能用经验的、量化的解释，同时又能从形而上学那里得到本质规定的力，以此消除当时围绕力学现象上解释的种种困难和疑惑。康德考察了两个与活力相关的问题：一是讨论是否存在一种不同于机械的、能自我生成并作为一切运动根本原因的“活力”（vis viva）；二是考察当时提出的测量活力的方法（即莱布尼茨提出的F=mv2），能否通过机械力的测算方法（即笛卡尔提出的F=mv）证明。 在18世纪，理解自然现象的首要方式是兴起于17世纪的机械论，研究自然现象的首要方法则是以牛顿物理学为典范的量化可计算的数学方法，因此当时关于力的讨论大部分是从机械论的角度对力的性质、表现形式、量度、种类、力的守恒等问题所进行的解释。伴随解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被封尘在古希腊思想中的活力概念被目的论或有机论者重新解释并用以反对机械论。关于活力，“如何测算活力”以及“活力是否就是一种量”这两个问题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力只是一种现象，测算力只需通过明确的计算公式，这是从量的角度认识力；另有人则认为对力的测算首先需要一种对力基本性质的哲学解释，这是从本质或形而上学的角度认识力。由于这两个问题在争论中没有明确的区分，导致了讨论者之间经常是在不同的层面讨论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彼此理解，加之术语混淆和晦涩，使得活力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即便已经有一些可供使用的公式和通过实验得到的明确结果，也由于上述的一些困难使得人们不清楚被测算出的究竟是什么。 鲍克维奇（Roger Boscovich）和达朗贝尔（D’Alembert）对“活力之争”做出了判决性解释，他们认为在不同的量度中两种计算都是有效的，但问题是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理解的力并非是量度的差异，而是在本质上有着不同，因此这种判决性解释是存疑的。参见Carolyn Iltis： D’Alembert and the Vis Viva controvers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0（1），pp115-124。
当时關于活力问题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莱布尼茨和笛卡尔主义者之间。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力仅仅只是一种量，这种量的数值就是物体的质量与速度的乘积。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是广延，运动只是物质广延的分解或位置移动，机械运动是唯一的运动：“所谓运动，据其通常意义而言，乃是指一个物体由此地到彼地的动作而已。”[6]5运动的根本原因也不在物体之中，而是上帝赋予的，且上帝赋予物体的运动总量是恒定不变的。既然物体运动的原因是外在的上帝，运动本身与推动物体运动的力量是等值的，那么物体自身不可能具有能动性，也不存在什么活力。1686年，莱布尼茨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笛卡尔主义者关于力和运动的观点。莱布尼茨认为，笛卡尔主义者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都是不可接受的，若物质的本质属性只是广延性且运动只是物体的机械位移，那么物体就只是一种相对的东西，这将取消世界的丰富性；同时，若物体运动的原因不在自身，这就意味着取消了实体的独立性，也削弱了造物主的完满性。莱布尼茨认为运动本身只是过程，不能构成事物的本质，因此，只有物体本身具有的导致了物体运动的力才能作为本质：“单子具有某种自足性， 这是它们具有自己内在活动能力的源泉”[7]19，这种自足性源泉就是活力。这种对物体力的解释模式使得莱布尼茨用以推导测算物体运动情况的公式完全不同于笛卡尔，他认为自由落体的物体才真正体现了力的本质，从而推导出力的公式为F=mv2。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并非单纯在量的意义上理解物体的力，而是将力作为物体的本质加以解释。
争论开始将近六十年之后，康德才加入了这场讨论。显然，他面对的是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在不断证明和反驳中被深化的难题，康德则希望通过《活力的真正测算》这篇文章，以调和莱布尼茨主义活力论和笛卡尔主义机械论的方式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康德的洞见在于，他清楚地知道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两者是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力的，他要做的是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架起桥梁，使自然哲学能同时容纳这两种解释自然的方式，这构成了《活力的真正测算》的主题，并成为之后整个前批判计划努力的方向。
四、活力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预设
《活力的真正测算》正文有三章，前两章是康德分别为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理论做的辩护，在第三章中他试图将这两种对立的理论转化为相互补充的要素，共同构成一种综合动力学。康德写作这篇文章意在解决持续许久的活力之争，他想证明这场争论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原因就在于争论双方的理论都有部分的正确性。因此，真理就应当在二者之间，对此争论的真正答案能够在对二者的调和中找到，所以康德采取的策略是同时承认两种理论的合理性，并将二者综合起来。康德就试图在这样一种中立的立场上开始对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的理论重新解释。
第一章首先是对莱布尼茨活力本体论做的辩护，或按康德自己的说法叫“形而上学的准备。”[8]26按其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对力和运动做出一般的定义（1～4节）；物质实体与非物质实体之间，如灵魂和肉体之间的相互作用（5～6节）；相互作用的实体的总和、三维空间与多个世界存在的条件（7～11节）；一个观点——力导致运动，以及对其的两个反驳（12～14节）；对活力和死力的划分（15～19节）。
虽然康德希望自己在一个中立立场上进行调和，但实际上在第一章第一节，康德就倒向了莱布尼茨。站在唯理论者的立场，康德反对把运动仅仅视为力的外在现象或仅从感官经验的立场去理解力。第一章一开始，康德就将力定义为每一物体或实体的本质，认为莱布尼茨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隐德莱希”解释为物体的活力是一种正确理解[8]16。这种作为本质的力是物体运动的根本原因，并且还导致了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同样，物体的广延、空间的三维性也都以物体所拥有的本质的力为根据。康德在7～11节中用不小的篇幅讨论了当时他对空间的理解，因为康德认为，他设想的空间可以用来计算活力。Shell认为康德此时的空间观已经包含了批判哲学中先验感性论的因素[9]21。但与Shell所理解的相反，康德此时的空间观念与莱布尼茨的空间观念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核心都在于把空间理解为实体之间关系的总和。可能是受牛顿宇宙引力理论的影响，康德认为力作用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种反比关系使我们能够感知外部印象，同时也是导致我们只能认识三维空间的根本原因：“三维空间之所以产生，似乎是由于各实体在实存的世界中如此相互作用，以致作用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8]23虽然活力的作用与牛顿提出的引力相似，但康德认为，本质的力存在于实体之中，这使得他的空间观与牛顿的空间观又截然不同。牛顿将空间理解为“基础容器”，无论其中是否有力、实体或由力导致实体间的相互作用，空间都一直存在。并且物体之间的引力可以在无需物质媒介的情况下相隔一定距离产生作用。在牛顿看来，虽然地球与太阳相距遥远，但地球受到太阳的引力作用围绕太阳运动，它们并没有通过什么媒介间相接触。牛顿不认为动力学与单子或宇宙以太有什么关联，也不认同笛卡尔关于天体的旋涡运动理论。在他看来，纯粹虚空的空间在理论上是没有什么不妥的。康德的空间观念则继承了莱布尼茨，认为空间是实体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在莱布尼茨空间观的基础上，康德还赋予空间一个新特征——空间中存在“无限精细的物质”。康德认为，物体在空的空间中将永远保持自身的运动，但空间并非是空的，而是“无限精细的”，它会轻微地阻碍物体的运动，物体需要一种力使其在充满阻碍的空间中开辟道路，力就可以通过精细空间的阻碍效果的总和来被测算出来。空间本身有阻力，又因为空间的阻力与在其中运动的物体的速度成正比，所以当两个相同尺寸的物体穿过同一空间时，速度较快的物体具有更多的力。康德将“无限精细”作为空间的一个特征，并坚持认为空间的质量和阻力是无限小但又不为零的，这种繁琐的设想主要是因为他需要通过空间的阻力去测算物体的力，所以只有当空间中充满了这种质量和阻力非常小，但又大到能构成一个动态因素的无限精细物质时，这种对力的测算才是可能的。 在第一章最后，康德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运动以及与之相对应两种力，总结出了力的形而上特征：第一种是被抛出物体或射出的子弹的运动；第二种是被支撑或被一定速度牵引的物体的运动。第二种运动的原因是外在“死力”（vis mortua），当力被给予物体时运动就开始了，而一旦外在的力消失时，运动便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物体的运动与力是一致的，可以通过测算物体的运动速度得出物体所具有的力，即F=mv。第一种情况则不同，使物体开始运动的外力在发生作用后立即消失，但物体仍继续运动，也即是说，必须有一种“自身不会消失、在持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作用的力的内在源泉”[8]27，这种力是无限的且保持在物体自身中，它使得物体在外力消失后仍推动物体克服空间的阻力继续运动。康德认为，这种力的量一定与它克服的空间阻力的量相关，一物体越猛烈地与空间阻力对抗，就越需要更多的力来维持它的运动。因此，在康德看来，物体内部力的总量与物体的速度和所遇到的阻力的量成比例，又因为克服的阻力量就是物体的速度量，所以物体内部力的测算公式就应该是F=mv2。
康德对莱布尼茨空间观的改造是他测算活力的关键要素，而且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他调和两种方法的尝试。通过阻力测算物体的活力，这是一种经验的和量化的方法，康德想通过这种方法测量出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但这种测算方法是成问题的。首先，活力与空间中“无限精细的物质”都是有待进一步考察的形而上学预设，但康德却将它们直接运用并作为基础；其次是方法上的疑问，这是由康德使用的形而上学预设所导致的，在假设一种本质的力留存于物体中之后，他自然得出了和莱布尼茨相同的结论，即通过物体克服阻力的量可以测算出这种内部的力。但通常在测算物体的力时，阻力往往是一个不相关的因素，通过阻力的量来测算物体内部活力的方式是存疑的。并且，康德在区分两种运动的种类时，只在其中的一种情况中考虑阻力，在另一种情况中又无视了这一因素，这在逻辑上是不严谨和成问题的。最后，康德没有解释为何通过阻力测算出的量是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若测算出的量可以等于本质的力，那么又在何种程度上说活力是本体？后面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康德并不打算把活力与测算出的运动量等同，第二章中他直接否定掉了数学测算的方法。康德要做的反而是区分作为结果的运动量和作为本质的活力。
五、量化的方法与机械力
康德并不满足仅对活力作出形而上学式的阐明，他认为仅依靠形而上学的方式还不能解决活力问题，还需要通过“运用数学”加以补充[8]29。在第二章里，康德考察了笛卡尔主张的量化方法与机械论中的力，内容包含六个部分：下落物体的运动（31～37节）、弹性物体的碰撞运动（38～57节）、非弹性物体的碰撞运动（58～70节）、复合运动和力的平行四边形（71～87节）、莱布尼茨与笛卡尔和卡特兰的争论（92～101节），最后，康德还对沃尔夫等一些莱布尼茨主义者进行了批判（102～113节），中间的88～91节是一篇相对独立的关于方法论的小论文。
在第二章，康德想证明机械论量化方法的正确性，具体做法是批判上一章他赞同的莱布尼茨主义，这成为第二章的主要部分。在相对冗长的第二章中，康德力图阐明的核心观点是数学方法不能证明F=mv2，mv2不等于实际存在的物理量，这一断言早在第28节对莱布尼兹的测算提出一些初步的反对意见之后就已经出现。在第一章里，康德试图证明作为本质的活力不仅是存在的，而且用以测算活力的原理是具有精确性的，但到了第二章，康德却提出了与第一章相反的观点，认为“数学从来不能为有利于活力而提供一些证明”[8]38。其实，康德想要说明的是莱布尼茨主义的活力与笛卡尔主义的机械力是不同的东西，其意图在于同时保留不可量化的本体活力与可量化计算的运动量，为此他采用了辩证综合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对康德而言，形而上学是关于事物本质的学说，数学则是对量的运算与测量。在第一章的形而上学准备中，康德把活力归结为一种本质而非物体的运动量，因此康德说mv2不是物理量，而就是本质的活力。第二章对运动量化计算的笛卡尔主义则明显是一种数学的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通过量化方法测算出的并不是活力，而是运动量，所以F=mv是正确的。
可以看出，尽管康德的根本立场偏向莱布尼茨主义，但在对待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时，康德认为都有道理并想通过某种方式让二者可以协调一致。康德对自然科学解释方法和形而上学解释方法相互协调的设想来自于他对这两种解释模式的根本看法：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可以论证作为本质的活力，而数学对此却无能为力；数学可以精确测算物体的运动量，但却不能证实或消除对活力的猜想。对自然的研究离不开这两种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却导致了同一个自然的分裂，这是康德不可接受的。而且，这种分裂是当时大部分哲学家不看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及其跟随者不需要考虑分裂的问题，因为他们已先行把世界划分为了理智世界和可感世界。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可感世界，经验的、量化的方法只是对世界表面现象的解释；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理智世界，它以思辨的方法专注于思索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英国经验论者而言，他们都反对分裂，却不用考虑调和的問题，因为他们并不看重形而上学的解释模式，甚至企图用自然科学取代形而上学。康德意图在保留两种方法的同时又避免这两种方法所导致的理解自然的分裂。因此，康德区分作为本质活力以及可量化计算的运动量，这种做法是他保留两种方法合法性的一种策略。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康德把莱布尼茨对力的考察简化为形而上学式的，把笛卡尔对力的计算简化为自然科学式的。这种简化不是因为康德误解了他们的理论，相反，整个第二章的各种论证都显示出他既理解笛卡尔对力做出的量的测算，也明白莱布尼茨对力做出的本质规定。康德认为，就“认识方式”的特点而言，这种简化是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的有效手段，而根据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认识倾向与研究的焦点来看，笛卡尔的方法通常是对量的研究，莱布尼茨的方法表现出他对形而上学和对本质特征研究的兴趣[1]50。 在康德对本质的活力和可量化的运动量做出了划分后，情况似乎回到了原点，摆在康德面前的依旧是被二分化了的世界，两种方法之间也未能取得契合，不过，把这种矛盾凸显出来或许正是康德的意图。第一章的形而上学证明和第二章的数学证明都是为第三章的综合做准备，对莱布尼茨主张的作为本质的活力与笛卡尔主义主张的量化的运动量进行调和，这构成了康德这篇文章最为重要的一步。
六、综合两种力的努力与失败
随着前两章的完成，康德综合的辩证法已经走完了它的前两步，正题：活力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式量化计算；反题：活力不能量化测算。现在，康德必须在第三章中完成最后的合题。康德从讨论数学物体与自然物体开始（114～116节），由此引出他对“强度”（intention）概念的解释（117～121节）和辩护（122～123节）。接着，康德提出了活力的真正测算并通过他自己设想的一个实验加以证明（124～130节），之后解释了他提出的“力的活化法则”（131～146节）。最后，康德又考察了一些对活力的经验证明，一些是他认为可接受的，另一些则不是（147～163节）。
第三章一开始，康德阐明了他对数学方法的理解，同时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说笛卡尔成功地以数学的方式描述了力但却没理解力的形而上学意义。康德认为，原因在于数学物体与自然物体的根本区别[8]139。根据数学中对物体概念的定义，物体不具有内在的力，因此物体的运动完全是被动的，此时测算物体的力就是物体自身的运动量。因此，在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看来，除非力完全是由物体外部原因导致的，否则物体不会具有力。物体被动接受的是纯粹的死力，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把力作为运动量并以数学的方式测算，即F=mv。但这只是在机械论层面对物理现象进行的量化分析，并不能揭示物理现象背后的本质。与死力不同，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具有能动性，物体在接受外在作用之后，物体内部的活力被唤醒，且被唤醒的活力与物体所受到的外在力量相乘，物体实际上具有大于它所受到的外在力量的活力[8]114。从结果上看，似乎物体的力可以产生一个大于其外部原因的力学效果，这是因为物体始终都具有内在的活力，力学效果最终是与内在活力相符合的。
既然物体的活力可以由外界作用唤起，这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力是可以相互作用的，更进一步说，自然的力与机械的力并未被划分为绝然不相容的两个领域，康德希望寻找到沟通这两个领域的媒介。活力存在于自然物体中且不能量化计算，死力是激起物体活力的原因且可以量化计算，这充分证明这两种力之间是可以相互作用的。那么，只要能说明死力如何唤醒本质的活力，便可以在这两个领域间架起桥梁。为此，康德提出了“力的活化”的想法。他认为，一切物理现象都要经历时间，在物体受到外力作用与物体内在活力开始发动之间一定存在时间间隔，在此间隔过程中，物体内在活力不断被外部的死力激活。这种死力激活活力的过程被康德称为力的活化：“物体的力虽然还不是活力、但却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那种状态，我称之为力的变活或者活化。”[8]146这一过程有两阶段，死力作用于物体并唤醒物体内部的动力，活力强度在自身中积累起来直到活力完全发生作用[8]146。力的活化除了把机械论的解释和形而上学的解释糅合在同一过程中，而且还把两种因果理论混合在一起。在物体的活力被完全活化之前，死力对物体的作用受机械因果律的支配；物体以自身活力为基础进行运动时，它就与莱布尼茨理论中的单子相同，在预定和谐的原则下保持规律的运动。因此，在活力被完全唤醒前物体的力可用mv来衡量，而当物体内部活力被完全活化之后就应该用mv2进行测算。
综上，可以发现，《活力的真正测算》的问题是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康德使用的论证方法和基本原理上。从论证方法上说，康德的目标是要调和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他试图寻找到两种方法解释力学问题的契合点。为此，康德煞费苦心地构造了一个辩证法式的论证，但结果却导致《活力的真正测算》最终缺乏统一的观点，这成了这篇文章最大的解释困难。在第一章中康德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对莱布尼茨活力本体论进行辩护，在第二章中他又站在机械论的立场维护笛卡尔主义对力的测算方法。康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解释活力是一个不可用机械论原理去描述的形而上学概念。根据康德的目的，他应该要解释不可量化测算的活力与机械论之间如何平衡，但在第三章中，活力又变成了可以被量化测算的东西，原本在第二章中将活力从数学的考察方式中排除之后，第三章中又要“以数学的明晰性说明”活力[8]150。当康德认为mv2能够体现活力时，他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并彻底回到了莱布尼茨主义那里。除此之外，文中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先前在第31节中声称自由落体运动不包含活力的作用，而在第139节中又说自由落体运动不否认活力；在第6节中认为通过物体的物理影响否定了预定和谐，在第123节描述活化理论又为预定和谐留下了空间。康德观点的这种不一致破坏了他综合两种解释模式的努力。
从原理上看，康德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有待证明的运动理论和哲学假设当作了前提，这就导致他未能脱离独断论。就如同后来康德对受自己前批判时期思想影响的学生赫尔德的活力本体论做出的评论那样，对活力概念的形而上学猜想超出了我们可能经验的范围，是从人们还了解较少的东西出发来解释人们所完全不了解的事物[10]59。在批判时期的康德看来，这就是把知性运用到了物自体的领域而造成的幻象。这些形而上学预设似乎成了《活力的真正测算》的絆脚石，但如果我们从整个前批判计划的角度来看，这里出现的形而上学预设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其消极意义，因为这些预设成为之后康德进一步思考和考察的对象，对这些预设的分析构成了康德推进前批判计划的一个个环节。在《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中，康德把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转变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目的论概念以解释宇宙中恒星的普遍状态，同时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还重新考察了数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对量化解释方法运用的界限问题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在《论火》中康德试图论证他对空间中精细物质（以太）的猜想，但又在《物理单子论》中将其反驳，这标志着康德空间观念的转变；一些更基础性的概念如实体、世界、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康德试图在活化理论中融合的两种因果理论——机械因果论与预定和谐（目的因果论），则成为了《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的主要任务。 七、为前批判计划奠基
显然，正是在协调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學两种解释模式的意义上，《活力的真正测算》为整个前批判计划的核心策略进行了奠基。此策略就是用形而上学定性的方法和机械论定量的方法共同对现象进行说明，寻找二者的契合点，以便把它们综合为统一的自然哲学。在这篇文章中，康德只是打算协调两种对立的力学理论，但这两种力学理论的根基是两种不同的理解自然的方式。在之后的1750—1760年中，康德始终努力地去协调这两种解释模式并将它们包含进一个全面的自然哲学体系中。他认为，不仅是力，对一切普遍自然现象的考察都需要通过这两种方法来共同解释。康德不停地在寻找这两种方法的交融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康德这一时期的思考主题囊括了自然科学内容和形而上学内容，这些思考的根据都能在《活力的真正测算》中找到。因此，Martin Schnfeld认为，《活力的真正测算》是理解康德之后十年思想的关键文章[1]56。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康德在深入思考前批判计划的过程中，对待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活力的真正测算》中可以明显看出康德是偏向莱布尼茨主义的，这主要在于康德对数学方法的理解同莱布尼茨相似，即认为数学方法只能解释现象而无法揭示事物本质，康德在《活力的真正测算》中也是用数学的方法去补充形而上学。但在接受了牛顿主义之后，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逐渐成为康德心中解释自然的典范，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形而上学不能反科学，不能违背已被科学证明了的主张，若两者相违背，需要修改的是形而上学而非自然科学。这种倾向在1764年《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中完全凸显出来，并最终把形而上学置于自然科学的约束之下[1]51。在批判哲学时期，康德同样看重数学的基础性地位，以至于他写《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先验感性论确保数学的可靠性，而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可以在前批判时期找到根据。康德对待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态度的转变导致前批判计划策略陷入了这两种解释模式的相互冲突中，这种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康德对前批判计划进行反思，从而酝酿出伟大的批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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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
关键词：康德；前批判计划；前批判时期哲学；活力论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019-08
Abstract：True Estimation of Living Force is the origin of Kant’s precritical philosophy， which is not only Kant’s response to vis viva， but also a cornerstone of establishing precritical project. The strategy that Kant used to reconcile natural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natural philosophy when he proceeding precritical project， which was indicated in this article， is that Kant tried to integrate vitalism with mechanism and include them in a higher system. Meanwhile， the unsolved questions remained in this article had became Kant’s further study content later， and the analysis of these questions constitutes the task of precr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Kant；precritical project；precritical philosophy；vitalism
一、康德的“前批判计划”
学界普遍认为，康德哲学可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哲学和批判哲学，前批判时期哲学是从1740至1770年，批判哲学是从1780至1790年。根据Martin Schnfeld的看法，前批判时期哲学以“前批判计划”（precritical project）为核心，由康德进行的两项工作组成：对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解释方式进行调和，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统一的、非二元分离的自然观念 [1]23。换言之，在前批判计划中，康德希望建立一个可以用牛顿物理学解释，同时又能容纳如自由意志、目的论和上帝这样的形而上学观念的自然哲学系统。就此而言，《论活力的真正测算》在两个方面为康德开启前批判计划进行了奠基：一是方法的奠基，这表现为康德在这篇文章中通过综合莱布尼茨和笛卡尔二者的力学理论将它们包含在一个更高的体系中，这构成了前批判计划策略的雏形；二是这篇文章确立和凸显了一系列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构成了前批判计划的一个个环节，引导康德完成前批判计划。
康德是在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逐步走向分离和对立的背景下构想并进行前批判计划的。在18世纪前期，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并未徹底分离，都属于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在当时，自然哲学包含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模式，以对研究对象的量化和经验考察为特征；另一种是以唯理论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模式，以思辨的方式把握对象的本质为主要哲学取向。到了18世纪中期，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并在认识自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经作为自然哲学统领的传统形而上学逐渐丧失了解释自然的优势，变成了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束缚，自然科学要求脱离形而上学并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以量化和经验考察为特征的自然科学解释模式迅速推广运用，道德、宗教和文化等领域受到严重威胁，传统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自由等面临瓦解的危险。康德的前批判计划正是致力于调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不断恶化的关系。康德清楚地知道，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在人类知识与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及地位，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形而上学为物理世界的存在以及人类生活的根据进行说明和奠基。而且，无论是在前批判时期还是批判时期，康德都不曾想要放弃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中的任何一方，只是两个时期所取的策略大为不同：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策略是协调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种解释模式并将它们包含进一个全面的自然哲学体系中；而在经历了前批判计划的失败之后，康德意识到将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融入同一个领域的策略是行不通的，才在批判哲学中通过区分现象和物自体将二者彻底分离开来确保它们各自的合法性。
二、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开端的批判哲学时期，该著作确实可以说是康德批判时期哲学的起点，但它并不是康德全部思想的起点。从1747年《活力的真正测算》开始到1770年《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30年的前批判时期康德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哲学探索，虽然他后来放弃了前批判时期的哲学计划，但前批判时期哲学蕴含了批判哲学的真正发源。不过，相比批判时期的研究，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前批判时期思想的研究也明显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对康德前批判时期思想的误解，Martin Schnfeld将这些误解总结为四类：首先，认为前批判时期思想缺乏原创性，觉得这一时期的思想仅仅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主义和牛顿主义的折衷调和物；其次，认为前批判时期思想由于和批判时期思想有着明显的断裂并被批判时期所放弃，因此不值得研究；再次，认为前批判时期康德讨论的问题是过时的，与后来批判时期的哲学问题没有实质关联；最后，认为由于康德观点发生的转变导致前批判时期经历了一个不稳定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思想是缺乏连贯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计划包含在其中 [1]6。 很显然，正如Martin Schnfeld已经指出的，这其中一些误解是没有道理的，例如认为前批判时期思想缺乏原创性以及认为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没有关联。实际上，早在前批判时期，康德就已经开始了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主义的批判和改进，这一点从《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以及《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同时，虽然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在之后的岁月里成为了康德心中解释自然事物的典范，但康德并没有停留在牛顿原有的理论中，而是在积极地试图将它运用于其他领域。尽管由此形成的议题，如地球自转、火与以太、物理单子论等在现代自然科学看来是过时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康德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价值，事实上康德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和思考。最为严重和广泛的误解，莫过于认为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没有关联或没有实质关联。比如大部分哲学教科书都认为，康德是在休谟的影响下“从独断论的迷雾中惊醒”，直接进入了批判时期的思考的。但实际上，批判哲学并非是瞬间的哲学突破，它是以前批判时期哲学作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的，正是前批判时期对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调和的失败导致了康德的彻底反思，才有了批判哲学的诞生。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康德都没有放弃如自由意志、目的论和上帝这些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只是在批判时期更加精致深入地描述或规定了这些观念。
至于认为康德前批判时期思想缺乏连贯性，如果单从康德在这一时期所探讨的问题而言，这种说法似乎是成立的，因为康德前批判时期确实在不同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就不同学科领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容易导致这样的印象，认为这些作品之间没有内在关联，更没有一个核心的主线贯穿其中。但实际上，尽管这些研究涉及不同学科，康德还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的主题或核心的任务来展开他的研究，这就是调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并以此建立统一的自然哲学。而且，若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把前批判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论活力的真正测算》开始，康德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初次对笛卡尔机械论和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进行调和，其中余留的问题为康德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方向；第二阶段以《地球绕轴自转研究》开端，康德完全接受了牛顿物理学理论，转变为一名牛顿主义者，并以此着手开始构建宏大的自然体系；第三阶段康德在《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中，评价了研究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并暗示一条统合自然科学方法和形而上学方法的路径，但是，康德认识到他早期的努力并没有满足新方法论的要求，他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的，这迫使康德在《一位视灵者的梦》中对前批判时期的失败进行彻底反思。
国内学界对康德前批判时期的研究整体还比较少见，而且主要是围绕《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证明》《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以及《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等几篇哲学主题比较鲜明的作品进行的考察，对康德前批判时期整个哲学计划的关注和讨论几乎没有。比如《康德前批判时期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思想纠结》[2]分析了康德前批判时期在批判传统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的同时，又试图为上帝存在寻找一种新的理性证明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表明了康德在逐步走出独断论但又未完全摆脱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影响而对“唯一可能证明”抱有幻想；《充足根据律与康德哲学的开端》[3]一文分析了康德对充足根据律的补充工作及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之间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并以对根据律思考进展为标准，认为《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是康德开端性的哲学思考；《康德对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律的理解和改造》[4]一文考察了康德對充足理由律的补充和批判时期提出的先验逻辑之间的关系，认为康德前批判时期区分矛盾律与在先规定的理由这两种不同的推理和认识根据对批判时期提出先验逻辑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论康德前批判与批判时期美学思想的关系》[5]一文对前批判时期的《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论文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它是批判哲学时期重要著作《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先导。显然，这些研究一般是以相对独立的视角对康德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或美学思想进行专题探讨，并未过多涉及这几篇文章在整个前批判计划中的地位以及与前批判计划的关系。并且，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后来批判哲学为立足点来看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或者是将前批判时期的与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努力寻找或挖掘前批判时期哲学中潜藏的批判时期哲学的因素，或是在前批判时期哲学中过渡到批判时期思想的契机。这种比较的方法虽然凸显了两个时期的关联，但其根本前提预设是把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视为不成熟的思想，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才真正代表了康德思想，这就有可能忽视或遮蔽康德在前批判时期的一些极为有洞见的思想或观念，也忽略康德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进历程。事实上，如果从前面提到的前批判计划的视角来对前批判时期的作品进行考察，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把握康德前批判时期的这些作品，发现其思想的独特性，找到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康德思想的内在关联。
三、《活力的真正测算》与“活力之争”
前批判时期哲学从《活力的真正测算》一文开始，但“前批判计划”从这篇论文之后才被康德确立。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康德还没有把牛顿物理学视为解释自然的典范，也没有规划出前批判计划将要面对的形而上学核心问题。这样看来，《活力的真正测算》似乎与前批判计划没什么关联。但是，前批判计划却正是这篇文章的直接结果，整个前批判计划的策略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被预示出来。康德坚信，以量化研究为主要方法的自然科学与以思辨分析为根本方法的形而上学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任何一种解释自然现象的理论都需要能够同时满足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因此整个前批判计划康德都在致力于寻找和建立这种必然关联。在该文中，康德试图给出一种既能用经验的、量化的解释，同时又能从形而上学那里得到本质规定的力，以此消除当时围绕力学现象上解释的种种困难和疑惑。康德考察了两个与活力相关的问题：一是讨论是否存在一种不同于机械的、能自我生成并作为一切运动根本原因的“活力”（vis viva）；二是考察当时提出的测量活力的方法（即莱布尼茨提出的F=mv2），能否通过机械力的测算方法（即笛卡尔提出的F=mv）证明。 在18世纪，理解自然现象的首要方式是兴起于17世纪的机械论，研究自然现象的首要方法则是以牛顿物理学为典范的量化可计算的数学方法，因此当时关于力的讨论大部分是从机械论的角度对力的性质、表现形式、量度、种类、力的守恒等问题所进行的解释。伴随解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被封尘在古希腊思想中的活力概念被目的论或有机论者重新解释并用以反对机械论。关于活力，“如何测算活力”以及“活力是否就是一种量”这两个问题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力只是一种现象，测算力只需通过明确的计算公式，这是从量的角度认识力；另有人则认为对力的测算首先需要一种对力基本性质的哲学解释，这是从本质或形而上学的角度认识力。由于这两个问题在争论中没有明确的区分，导致了讨论者之间经常是在不同的层面讨论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彼此理解，加之术语混淆和晦涩，使得活力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即便已经有一些可供使用的公式和通过实验得到的明确结果，也由于上述的一些困难使得人们不清楚被测算出的究竟是什么。 鲍克维奇（Roger Boscovich）和达朗贝尔（D’Alembert）对“活力之争”做出了判决性解释，他们认为在不同的量度中两种计算都是有效的，但问题是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理解的力并非是量度的差异，而是在本质上有着不同，因此这种判决性解释是存疑的。参见Carolyn Iltis： D’Alembert and the Vis Viva controvers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0（1），pp115-124。
当时關于活力问题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莱布尼茨和笛卡尔主义者之间。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力仅仅只是一种量，这种量的数值就是物体的质量与速度的乘积。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是广延，运动只是物质广延的分解或位置移动，机械运动是唯一的运动：“所谓运动，据其通常意义而言，乃是指一个物体由此地到彼地的动作而已。”[6]5运动的根本原因也不在物体之中，而是上帝赋予的，且上帝赋予物体的运动总量是恒定不变的。既然物体运动的原因是外在的上帝，运动本身与推动物体运动的力量是等值的，那么物体自身不可能具有能动性，也不存在什么活力。1686年，莱布尼茨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笛卡尔主义者关于力和运动的观点。莱布尼茨认为，笛卡尔主义者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都是不可接受的，若物质的本质属性只是广延性且运动只是物体的机械位移，那么物体就只是一种相对的东西，这将取消世界的丰富性；同时，若物体运动的原因不在自身，这就意味着取消了实体的独立性，也削弱了造物主的完满性。莱布尼茨认为运动本身只是过程，不能构成事物的本质，因此，只有物体本身具有的导致了物体运动的力才能作为本质：“单子具有某种自足性， 这是它们具有自己内在活动能力的源泉”[7]19，这种自足性源泉就是活力。这种对物体力的解释模式使得莱布尼茨用以推导测算物体运动情况的公式完全不同于笛卡尔，他认为自由落体的物体才真正体现了力的本质，从而推导出力的公式为F=mv2。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并非单纯在量的意义上理解物体的力，而是将力作为物体的本质加以解释。
争论开始将近六十年之后，康德才加入了这场讨论。显然，他面对的是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在不断证明和反驳中被深化的难题，康德则希望通过《活力的真正测算》这篇文章，以调和莱布尼茨主义活力论和笛卡尔主义机械论的方式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康德的洞见在于，他清楚地知道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两者是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力的，他要做的是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架起桥梁，使自然哲学能同时容纳这两种解释自然的方式，这构成了《活力的真正测算》的主题，并成为之后整个前批判计划努力的方向。
四、活力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预设
《活力的真正测算》正文有三章，前两章是康德分别为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理论做的辩护，在第三章中他试图将这两种对立的理论转化为相互补充的要素，共同构成一种综合动力学。康德写作这篇文章意在解决持续许久的活力之争，他想证明这场争论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原因就在于争论双方的理论都有部分的正确性。因此，真理就应当在二者之间，对此争论的真正答案能够在对二者的调和中找到，所以康德采取的策略是同时承认两种理论的合理性，并将二者综合起来。康德就试图在这样一种中立的立场上开始对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的理论重新解释。
第一章首先是对莱布尼茨活力本体论做的辩护，或按康德自己的说法叫“形而上学的准备。”[8]26按其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对力和运动做出一般的定义（1～4节）；物质实体与非物质实体之间，如灵魂和肉体之间的相互作用（5～6节）；相互作用的实体的总和、三维空间与多个世界存在的条件（7～11节）；一个观点——力导致运动，以及对其的两个反驳（12～14节）；对活力和死力的划分（15～19节）。
虽然康德希望自己在一个中立立场上进行调和，但实际上在第一章第一节，康德就倒向了莱布尼茨。站在唯理论者的立场，康德反对把运动仅仅视为力的外在现象或仅从感官经验的立场去理解力。第一章一开始，康德就将力定义为每一物体或实体的本质，认为莱布尼茨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隐德莱希”解释为物体的活力是一种正确理解[8]16。这种作为本质的力是物体运动的根本原因，并且还导致了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同样，物体的广延、空间的三维性也都以物体所拥有的本质的力为根据。康德在7～11节中用不小的篇幅讨论了当时他对空间的理解，因为康德认为，他设想的空间可以用来计算活力。Shell认为康德此时的空间观已经包含了批判哲学中先验感性论的因素[9]21。但与Shell所理解的相反，康德此时的空间观念与莱布尼茨的空间观念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核心都在于把空间理解为实体之间关系的总和。可能是受牛顿宇宙引力理论的影响，康德认为力作用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种反比关系使我们能够感知外部印象，同时也是导致我们只能认识三维空间的根本原因：“三维空间之所以产生，似乎是由于各实体在实存的世界中如此相互作用，以致作用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8]23虽然活力的作用与牛顿提出的引力相似，但康德认为，本质的力存在于实体之中，这使得他的空间观与牛顿的空间观又截然不同。牛顿将空间理解为“基础容器”，无论其中是否有力、实体或由力导致实体间的相互作用，空间都一直存在。并且物体之间的引力可以在无需物质媒介的情况下相隔一定距离产生作用。在牛顿看来，虽然地球与太阳相距遥远，但地球受到太阳的引力作用围绕太阳运动，它们并没有通过什么媒介间相接触。牛顿不认为动力学与单子或宇宙以太有什么关联，也不认同笛卡尔关于天体的旋涡运动理论。在他看来，纯粹虚空的空间在理论上是没有什么不妥的。康德的空间观念则继承了莱布尼茨，认为空间是实体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在莱布尼茨空间观的基础上，康德还赋予空间一个新特征——空间中存在“无限精细的物质”。康德认为，物体在空的空间中将永远保持自身的运动，但空间并非是空的，而是“无限精细的”，它会轻微地阻碍物体的运动，物体需要一种力使其在充满阻碍的空间中开辟道路，力就可以通过精细空间的阻碍效果的总和来被测算出来。空间本身有阻力，又因为空间的阻力与在其中运动的物体的速度成正比，所以当两个相同尺寸的物体穿过同一空间时，速度较快的物体具有更多的力。康德将“无限精细”作为空间的一个特征，并坚持认为空间的质量和阻力是无限小但又不为零的，这种繁琐的设想主要是因为他需要通过空间的阻力去测算物体的力，所以只有当空间中充满了这种质量和阻力非常小，但又大到能构成一个动态因素的无限精细物质时，这种对力的测算才是可能的。 在第一章最后，康德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运动以及与之相对应两种力，总结出了力的形而上特征：第一种是被抛出物体或射出的子弹的运动；第二种是被支撑或被一定速度牵引的物体的运动。第二种运动的原因是外在“死力”（vis mortua），当力被给予物体时运动就开始了，而一旦外在的力消失时，运动便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物体的运动与力是一致的，可以通过测算物体的运动速度得出物体所具有的力，即F=mv。第一种情况则不同，使物体开始运动的外力在发生作用后立即消失，但物体仍继续运动，也即是说，必须有一种“自身不会消失、在持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作用的力的内在源泉”[8]27，这种力是无限的且保持在物体自身中，它使得物体在外力消失后仍推动物体克服空间的阻力继续运动。康德认为，这种力的量一定与它克服的空间阻力的量相关，一物体越猛烈地与空间阻力对抗，就越需要更多的力来维持它的运动。因此，在康德看来，物体内部力的总量与物体的速度和所遇到的阻力的量成比例，又因为克服的阻力量就是物体的速度量，所以物体内部力的测算公式就应该是F=mv2。
康德对莱布尼茨空间观的改造是他测算活力的关键要素，而且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他调和两种方法的尝试。通过阻力测算物体的活力，这是一种经验的和量化的方法，康德想通过这种方法测量出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但这种测算方法是成问题的。首先，活力与空间中“无限精细的物质”都是有待进一步考察的形而上学预设，但康德却将它们直接运用并作为基础；其次是方法上的疑问，这是由康德使用的形而上学预设所导致的，在假设一种本质的力留存于物体中之后，他自然得出了和莱布尼茨相同的结论，即通过物体克服阻力的量可以测算出这种内部的力。但通常在测算物体的力时，阻力往往是一个不相关的因素，通过阻力的量来测算物体内部活力的方式是存疑的。并且，康德在区分两种运动的种类时，只在其中的一种情况中考虑阻力，在另一种情况中又无视了这一因素，这在逻辑上是不严谨和成问题的。最后，康德没有解释为何通过阻力测算出的量是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若测算出的量可以等于本质的力，那么又在何种程度上说活力是本体？后面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康德并不打算把活力与测算出的运动量等同，第二章中他直接否定掉了数学测算的方法。康德要做的反而是区分作为结果的运动量和作为本质的活力。
五、量化的方法与机械力
康德并不满足仅对活力作出形而上学式的阐明，他认为仅依靠形而上学的方式还不能解决活力问题，还需要通过“运用数学”加以补充[8]29。在第二章里，康德考察了笛卡尔主张的量化方法与机械论中的力，内容包含六个部分：下落物体的运动（31～37节）、弹性物体的碰撞运动（38～57节）、非弹性物体的碰撞运动（58～70节）、复合运动和力的平行四边形（71～87节）、莱布尼茨与笛卡尔和卡特兰的争论（92～101节），最后，康德还对沃尔夫等一些莱布尼茨主义者进行了批判（102～113节），中间的88～91节是一篇相对独立的关于方法论的小论文。
在第二章，康德想证明机械论量化方法的正确性，具体做法是批判上一章他赞同的莱布尼茨主义，这成为第二章的主要部分。在相对冗长的第二章中，康德力图阐明的核心观点是数学方法不能证明F=mv2，mv2不等于实际存在的物理量，这一断言早在第28节对莱布尼兹的测算提出一些初步的反对意见之后就已经出现。在第一章里，康德试图证明作为本质的活力不仅是存在的，而且用以测算活力的原理是具有精确性的，但到了第二章，康德却提出了与第一章相反的观点，认为“数学从来不能为有利于活力而提供一些证明”[8]38。其实，康德想要说明的是莱布尼茨主义的活力与笛卡尔主义的机械力是不同的东西，其意图在于同时保留不可量化的本体活力与可量化计算的运动量，为此他采用了辩证综合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对康德而言，形而上学是关于事物本质的学说，数学则是对量的运算与测量。在第一章的形而上学准备中，康德把活力归结为一种本质而非物体的运动量，因此康德说mv2不是物理量，而就是本质的活力。第二章对运动量化计算的笛卡尔主义则明显是一种数学的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通过量化方法测算出的并不是活力，而是运动量，所以F=mv是正确的。
可以看出，尽管康德的根本立场偏向莱布尼茨主义，但在对待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时，康德认为都有道理并想通过某种方式让二者可以协调一致。康德对自然科学解释方法和形而上学解释方法相互协调的设想来自于他对这两种解释模式的根本看法：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可以论证作为本质的活力，而数学对此却无能为力；数学可以精确测算物体的运动量，但却不能证实或消除对活力的猜想。对自然的研究离不开这两种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却导致了同一个自然的分裂，这是康德不可接受的。而且，这种分裂是当时大部分哲学家不看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及其跟随者不需要考虑分裂的问题，因为他们已先行把世界划分为了理智世界和可感世界。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可感世界，经验的、量化的方法只是对世界表面现象的解释；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理智世界，它以思辨的方法专注于思索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英国经验论者而言，他们都反对分裂，却不用考虑调和的問题，因为他们并不看重形而上学的解释模式，甚至企图用自然科学取代形而上学。康德意图在保留两种方法的同时又避免这两种方法所导致的理解自然的分裂。因此，康德区分作为本质活力以及可量化计算的运动量，这种做法是他保留两种方法合法性的一种策略。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康德把莱布尼茨对力的考察简化为形而上学式的，把笛卡尔对力的计算简化为自然科学式的。这种简化不是因为康德误解了他们的理论，相反，整个第二章的各种论证都显示出他既理解笛卡尔对力做出的量的测算，也明白莱布尼茨对力做出的本质规定。康德认为，就“认识方式”的特点而言，这种简化是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的有效手段，而根据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认识倾向与研究的焦点来看，笛卡尔的方法通常是对量的研究，莱布尼茨的方法表现出他对形而上学和对本质特征研究的兴趣[1]50。 在康德对本质的活力和可量化的运动量做出了划分后，情况似乎回到了原点，摆在康德面前的依旧是被二分化了的世界，两种方法之间也未能取得契合，不过，把这种矛盾凸显出来或许正是康德的意图。第一章的形而上学证明和第二章的数学证明都是为第三章的综合做准备，对莱布尼茨主张的作为本质的活力与笛卡尔主义主张的量化的运动量进行调和，这构成了康德这篇文章最为重要的一步。
六、综合两种力的努力与失败
随着前两章的完成，康德综合的辩证法已经走完了它的前两步，正题：活力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式量化计算；反题：活力不能量化测算。现在，康德必须在第三章中完成最后的合题。康德从讨论数学物体与自然物体开始（114～116节），由此引出他对“强度”（intention）概念的解释（117～121节）和辩护（122～123节）。接着，康德提出了活力的真正测算并通过他自己设想的一个实验加以证明（124～130节），之后解释了他提出的“力的活化法则”（131～146节）。最后，康德又考察了一些对活力的经验证明，一些是他认为可接受的，另一些则不是（147～163节）。
第三章一开始，康德阐明了他对数学方法的理解，同时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说笛卡尔成功地以数学的方式描述了力但却没理解力的形而上学意义。康德认为，原因在于数学物体与自然物体的根本区别[8]139。根据数学中对物体概念的定义，物体不具有内在的力，因此物体的运动完全是被动的，此时测算物体的力就是物体自身的运动量。因此，在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看来，除非力完全是由物体外部原因导致的，否则物体不会具有力。物体被动接受的是纯粹的死力，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把力作为运动量并以数学的方式测算，即F=mv。但这只是在机械论层面对物理现象进行的量化分析，并不能揭示物理现象背后的本质。与死力不同，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具有能动性，物体在接受外在作用之后，物体内部的活力被唤醒，且被唤醒的活力与物体所受到的外在力量相乘，物体实际上具有大于它所受到的外在力量的活力[8]114。从结果上看，似乎物体的力可以产生一个大于其外部原因的力学效果，这是因为物体始终都具有内在的活力，力学效果最终是与内在活力相符合的。
既然物体的活力可以由外界作用唤起，这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力是可以相互作用的，更进一步说，自然的力与机械的力并未被划分为绝然不相容的两个领域，康德希望寻找到沟通这两个领域的媒介。活力存在于自然物体中且不能量化计算，死力是激起物体活力的原因且可以量化计算，这充分证明这两种力之间是可以相互作用的。那么，只要能说明死力如何唤醒本质的活力，便可以在这两个领域间架起桥梁。为此，康德提出了“力的活化”的想法。他认为，一切物理现象都要经历时间，在物体受到外力作用与物体内在活力开始发动之间一定存在时间间隔，在此间隔过程中，物体内在活力不断被外部的死力激活。这种死力激活活力的过程被康德称为力的活化：“物体的力虽然还不是活力、但却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那种状态，我称之为力的变活或者活化。”[8]146这一过程有两阶段，死力作用于物体并唤醒物体内部的动力，活力强度在自身中积累起来直到活力完全发生作用[8]146。力的活化除了把机械论的解释和形而上学的解释糅合在同一过程中，而且还把两种因果理论混合在一起。在物体的活力被完全活化之前，死力对物体的作用受机械因果律的支配；物体以自身活力为基础进行运动时，它就与莱布尼茨理论中的单子相同，在预定和谐的原则下保持规律的运动。因此，在活力被完全唤醒前物体的力可用mv来衡量，而当物体内部活力被完全活化之后就应该用mv2进行测算。
综上，可以发现，《活力的真正测算》的问题是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康德使用的论证方法和基本原理上。从论证方法上说，康德的目标是要调和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他试图寻找到两种方法解释力学问题的契合点。为此，康德煞费苦心地构造了一个辩证法式的论证，但结果却导致《活力的真正测算》最终缺乏统一的观点，这成了这篇文章最大的解释困难。在第一章中康德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对莱布尼茨活力本体论进行辩护，在第二章中他又站在机械论的立场维护笛卡尔主义对力的测算方法。康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解释活力是一个不可用机械论原理去描述的形而上学概念。根据康德的目的，他应该要解释不可量化测算的活力与机械论之间如何平衡，但在第三章中，活力又变成了可以被量化测算的东西，原本在第二章中将活力从数学的考察方式中排除之后，第三章中又要“以数学的明晰性说明”活力[8]150。当康德认为mv2能够体现活力时，他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并彻底回到了莱布尼茨主义那里。除此之外，文中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先前在第31节中声称自由落体运动不包含活力的作用，而在第139节中又说自由落体运动不否认活力；在第6节中认为通过物体的物理影响否定了预定和谐，在第123节描述活化理论又为预定和谐留下了空间。康德观点的这种不一致破坏了他综合两种解释模式的努力。
从原理上看，康德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有待证明的运动理论和哲学假设当作了前提，这就导致他未能脱离独断论。就如同后来康德对受自己前批判时期思想影响的学生赫尔德的活力本体论做出的评论那样，对活力概念的形而上学猜想超出了我们可能经验的范围，是从人们还了解较少的东西出发来解释人们所完全不了解的事物[10]59。在批判时期的康德看来，这就是把知性运用到了物自体的领域而造成的幻象。这些形而上学预设似乎成了《活力的真正测算》的絆脚石，但如果我们从整个前批判计划的角度来看，这里出现的形而上学预设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其消极意义，因为这些预设成为之后康德进一步思考和考察的对象，对这些预设的分析构成了康德推进前批判计划的一个个环节。在《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中，康德把作为物体本质的活力转变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目的论概念以解释宇宙中恒星的普遍状态，同时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还重新考察了数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对量化解释方法运用的界限问题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在《论火》中康德试图论证他对空间中精细物质（以太）的猜想，但又在《物理单子论》中将其反驳，这标志着康德空间观念的转变；一些更基础性的概念如实体、世界、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康德试图在活化理论中融合的两种因果理论——机械因果论与预定和谐（目的因果论），则成为了《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的主要任务。 七、为前批判计划奠基
显然，正是在协调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學两种解释模式的意义上，《活力的真正测算》为整个前批判计划的核心策略进行了奠基。此策略就是用形而上学定性的方法和机械论定量的方法共同对现象进行说明，寻找二者的契合点，以便把它们综合为统一的自然哲学。在这篇文章中，康德只是打算协调两种对立的力学理论，但这两种力学理论的根基是两种不同的理解自然的方式。在之后的1750—1760年中，康德始终努力地去协调这两种解释模式并将它们包含进一个全面的自然哲学体系中。他认为，不仅是力，对一切普遍自然现象的考察都需要通过这两种方法来共同解释。康德不停地在寻找这两种方法的交融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康德这一时期的思考主题囊括了自然科学内容和形而上学内容，这些思考的根据都能在《活力的真正测算》中找到。因此，Martin Schnfeld认为，《活力的真正测算》是理解康德之后十年思想的关键文章[1]56。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康德在深入思考前批判计划的过程中，对待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活力的真正测算》中可以明显看出康德是偏向莱布尼茨主义的，这主要在于康德对数学方法的理解同莱布尼茨相似，即认为数学方法只能解释现象而无法揭示事物本质，康德在《活力的真正测算》中也是用数学的方法去补充形而上学。但在接受了牛顿主义之后，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逐渐成为康德心中解释自然的典范，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形而上学不能反科学，不能违背已被科学证明了的主张，若两者相违背，需要修改的是形而上学而非自然科学。这种倾向在1764年《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中完全凸显出来，并最终把形而上学置于自然科学的约束之下[1]51。在批判哲学时期，康德同样看重数学的基础性地位，以至于他写《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先验感性论确保数学的可靠性，而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可以在前批判时期找到根据。康德对待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态度的转变导致前批判计划策略陷入了这两种解释模式的相互冲突中，这种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康德对前批判计划进行反思，从而酝酿出伟大的批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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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