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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能的形成几乎必然涉及到学习者对身体的运用，然而过往的研究较少关注职业教育中的身体维度，而身体社会学的理论则能揭示出一些过去关于职业教育及技能学习的难以发现的现实。在身体研究的诸多理论之中，福柯关于权力关系对身体的控制和干预的论述对于分析劳动中的身体及技能形成非常有用。不同种类的工作中劳动者运用和支配身体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且这些差异受到对应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在学校场域中，身体则常常被忽略和边缘化。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看，技能形成系统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身体由谁支配？技能习得的过程中受到哪些社会参与者的影响？他们争夺身体支配权的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怎样？
关键词：身体；技能；身体社会学；权力关系；规训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26）；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基金项目“湖北省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015A105）
作者简介：李俊，男，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政策。
中图类分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6）28-0028-06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即学习者技能的学习和形成过程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身体的运用与身体技能的发挥，一方面，许多职业技能的核心在于动作技能；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那些动作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任务领域而言，身体的状态及运用也会影响到其职业技能的发挥及工作绩效的表现，毕竟精神与身体难以分割。然而，由于大部分的研究者的思维惯性及研究范式的原因，过去对于职业教育及技能形成的分析却很少专门涉及其中的身体维度。笔者尝试通过这篇文章提出一个粗略的分析框架，为今后更加深入具体地对技能形成的身体维度的分析探索一条可能的路径。
在笔者看来，对技能形成的身体社会学分析能够揭示一些我们从平常的视角难以发现的事实，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简要的介紹身体社会理论，并从中找出对于技能形成而言最恰当的概念及分析工具；技能形成体系的目标总是与现实中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把劳动中的身体放在聚光灯下，用身体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可能的分析维度；技能形成体系总的来说仍是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第三部分将对学校场域中的身体进行简要的分析；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尝试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技能形成体系这一横跨工作世界与学校世界的特殊的教育场域中身体的诸多可能性。
一、当代身体社会理论的起源
从表面上看，身体与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关系相对较远，身体仿佛更应该是医学、生物学和体育学等学科关注与研究的对象，然而，人的身体的许多方面，诸如性别、种族、身高、年龄和残障等都难免与社会地位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身体也因此作为地位与权力的标记而实际上处于社会及政治秩序的中心。[1]然而古典社会学很少将身体置于关注与研究的中心、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会关注人的行动的性质，并从侧面探讨了人的具身体现（或曰涉身性，英文为embodiment）②的某些方面，比如，社会学会关注语言，但没有意识到，语言能力本身就是具身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处于一种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的状态。[2]
1980年代以来，身体研究成为了社会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的转变。伴随着重工业生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比减少，后工业环境中服务行业重要性的提高，传统城市工人阶级的逐渐衰落，基督教清教主义正统思想的式微及大众消费主义的盛行，谴责性享乐的道德机制的逐渐消失，在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下，快感、欲望、差异与游戏性被越来越多的强调与鼓励，商品化、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逐渐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休闲与消费的机会逐渐增多，“劳动的身体成为追求欲望的身体”；加上与之相关的家庭权力关系的变化，身体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且这种关注不再仅仅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身体，身体被当作“美好生活的标志与文化资本标识物”，身体逐渐“处于理论上和政治上突出的位置” 。[3]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得到了发展。政治学对身体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符合其传统范式，它将对权力的研究与对人类身体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身体政治理论自然将关注的焦点之一放在性别与种族等身体特征与权力的相互关系上。[1]身体政治学尤其关注政治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的规划、监管和控制，它存在于生殖和性领域、工作和休闲方面，以及疾病和其他的人类反常状态中。[4]我国学者王华将学术界对身体政治的讨论归纳为这样几个维度：历史-文化中的身体政治、生育-医疗中的身体政治以及生产-工作场景中的身体政治。[5]
概括来说，尽管古典的社会学及政治学并没有将身体置于其研究的中心，但近几十年来，社会理论中已经涌现出大量的身体研究的著作与论文，身体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乃至理论已经确立起来。
二、代表性身体社会理论的简要介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许多学者都运用社会理论的不同概念与工具对身体进行的研究，在此笔者尝试介绍几个较有影响且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几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与分析。③
英国学者布莱恩.特纳希望通过把身体融入有关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的社会学传统争论中，并重新思索这些传统的社会学思想。[3]他将霍布斯的秩序问题重新概括为身体治理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身体秩序”理论，他结合了霍布斯对身体几何的分析与帕森斯对社会系统再生产的分析，指出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解决的四个方面的身体问题，即人口历经时间的再生产（繁衍）、作为体内问题的欲望约束（约束）、人口在空间中的调控（管束）、以及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表征（再现）。[3]这一身体秩序理论提供了分析社会中的身体问题的类型体系，为身体研究的分析搭建了一个宏大的框架。 亚瑟·弗兰克对身体的研究路径与特纳不同，他关注的首先是个体的身体所面临的行动问题，而不是社会系统层面的秩序问题。对于弗兰克而言，身体作为肉身现象的存在对于个体与其自身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身体与社会都是社会的“身体技术”——话语、制度和身体的肉身特性的综合——的中介与结果。弗兰克借鉴了特纳与吉登斯的研究，指出了行动的身体所面临的四个问题：控制、欲望、他人关联性以及身体的自我关联性，以及身体运用的理想类型：规训态、支配态、镜像态与沟通态。[2]这些身体的用法类型都是应对解决身体的行动问题的对策，它们有赖于并有助于身体技术的维续，而社会系统正是从这些身体任务赖以执行的中介成长起来的。[2]
任何关于身体的社会理论都难以绕过福柯的论述，福柯关于身体的论述的核心在于揭示，权力关系是如何实现对身体的控制、干预和训练的。在福柯看来，身体是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将身体作为其客体，是为了对它进行控制、认同和再生产，而支配身体的权力可分成两个独立但却是相关的方面——“训诫身体和调控人口”；训诫身体与单数的身体相关联，被称作“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cs），调控人口则包括人类身体，与人口“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相关。[3]很明显，特纳等学者的观点受到了福柯的影响。
福柯从对酷刑与监狱的剖析中引申出其关于微观权力对于人类身体的规训与惩罚机制的分析，并指出，人的身体必然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
福柯还明确的指出权力对身体的干预具有其经济的维度：“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形式，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 [6]
福柯进一步指出，这种权力对身体的征服状态，不止通过暴力工具或意识形态实现，它可能是微妙的，并构成了某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而国家机器和各种机构正是运用这种知识，使用“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和方法”，实现对身体力量的驾驭。[6]
除了福柯之外，法国另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身体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在布尔迪厄看来，身体带有明显的社会阶级的印记，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参与了身体的发展；二是人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揭示了人们在特定的社会位置的背景框架中形成的惯习；三是受到社会阶级处境影响的个人的品味也体现于身体之上。布尔迪厄还将身体放在文化资本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布尔迪厄在阐述其著名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时，并不局限于教育实现的制度化状态，并指出文化资本的三种不能彼此化约的存在形式：作为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痕迹和落实的客体化状态，被授予的学术资格等制度化状态，以及体现为身体与心智上持久倾向（dispositions）的具身化状态，即身体资本。[2]
在笔者看来，特纳与弗兰克的身体研究提供了较为总括性的分析框架，但这一框架对于分析工作及学校场域的身体与技能帮助有限，而福柯的论述对于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技能及其形成可能具有更高的相关度。在本文接下来的两部分，笔者将尝试运用福柯的理论和观点来分析工作和学校场域中的身体及技能。
三、劳动中的身体
社会理论的学者对劳动中的身体问题很早就有了关注，早在1865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ange）就出版了《工人问题——其当代及未来的意义》一书，并在书中展现了工人像动物一样工作的图景。[7]20世纪对相关话题最有名的研究之一则是美国学者乔治.梅奥在其1930年代的著作《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中提出的劳动中身体的疲劳与单调等问题。[8]
1980年代以来的身体社会学对工作与身体的关系的研究则主要从两个维度切入：（1）雇佣劳动中涉及的正式活动及其社会背景，如工业革命期间的“钟点时间”如何被用来规训工厂的工人，工作的组织机制，各行业中巩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规范，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如何加剧个人的不安定感等；（2）人们以其身体为对象和目的，做了哪些劳动，以便维持生存，这些劳动超越了雇佣劳动的范畴，也包括工作场所的非正式任务即家务劳动等。[9]如果主要关注前者，即雇佣劳动中涉及的正式活动及其社会背景，则可以进一步从下面几方面看待身体与工作的关系：
首先，身体作为工作的源泉，即身体的内在需要与能力构成了身体成为生产性工作的源泉，而人类身体使用工具的能力使得人类从一开始就有着相较于其他动物而言不是受本能决定的、而更具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干预我们所处环境的能力。
其次，身体作为工作效应的定位场所，即劳动者在进入工作场域时，并不是进入一个社会关系及技术属性的真空之中，而是进入了一个受到时代经济技术水平等多个因素影响的外在结构之中，这些外在的工作效应无疑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从工业化对身体的强制乃至损害，到科学管理和福特制时期对身体技术化和理性化的规训，再到后福特制所带来的个性化的对于身体的要求以及不安定感的加强，以及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雇用及家务工作的对男女身体要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身体的属性并不只是被动的承受这些外在的变化，而是在积极主动的处置这些效应，促进或抵御这些状态。[9]
我们可以借用福柯的视角，即在社会的权力关系下更加深入的考察身体与技能与劳动的关系。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看，技能作为身体禀賦的一种是社会建构的；而职业技能，即工作场所中的技能自然受到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的控制与制约，其发展也是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场域中发生的。不同的产业、工作岗位、任务对于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对于劳动者运用身体的方式有着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的不同可以反映出劳动者之间阶层与社会权力的差异。 由此，可以进一步对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复杂，而其中对权力关系影响最为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分别是劳动组织（其核心是劳动分工）与雇佣关系。劳动组织可以进一步分为下面几个维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人的劳动与机器的劳动之间的分工、以及劳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分工。而在雇佣关系中，对技能建构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方面应该是劳动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配自己的工作，其背后的核心是劳动的自主权与被规定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对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的分析梳理，笔者认为，当对技能形成过程中的身体进行社会学分析时，应重点关注不同行业、职业领域及岗位的工作对劳动者运用身体的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不同种类（行业、领域、岗位等）的工作中劳动者运用和支配身体方式的差异：脑力与体力的比例、体力劳动的强度、身体动作的难易程度及重复频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身体的控制权、劳动者身体与机器的互动。这些维度反映的其实是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被当作生产工具使用，它们因此对劳动所能带给劳动者的快乐和尊严——抑或屈辱和痛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除此之外，仍然借用福柯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所——车间、办公室、商场等——分别运用了怎样的工具和方法来使身体一方面得到控制和规训，另一方面又能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样值得深入分析和探究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纯粹的工程意义上的技术、经济活动的方式、企业组织及管理的方式、员工之间沟通和互动的方式、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方式对于身体的规训和控制有着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身体被支配和控制的技术是如何渗透到工作场所的日程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
四、学校场域的身体
学校作为一個教育机构，其对于青少年的教育绝不仅仅是通过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授与品德塑造所实现的，学校场域对身体的规定和训练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只是知识传授的一种补充，还是品德和态度塑造的重要途径。学生在学校里被要求举止得体，并规定了诸如端坐、起立及举手发言等多个标准姿势，在学生的姿势不合规范时，则可能被惩罚，在举行升旗等仪式时，身体动作被更加严格的加以规定，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广义课程的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在身体层面的体现。
体育课是学校场域中身体被集中关注的少数课程之一，学生通过一些体育动作与技巧的练习以及对体育活动的参与，一方面，掌握一些身体运用的技巧和知识，另一方面，其体育运动的精神、对自己身体的关心与科学态度以及竞争和团队合作等体育精神乃至价值观也得到培养和塑造。在体育课上，就像在整个学校场域中的诸多显性及隐形课程一样，对于身体的训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品德态度和价值观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军训通过对身体的规训起到了特殊的教育效果，它甚至可以被看作学校场域中“具身化”教育的典型。一方面，军训是国防教育的一个部分，可以加强学生的国防相关的知识与意识；另一个方面，则是通过队列制式动作等内容的训练以及会操和阅兵式等集体活动来达到对学生纪律、行为习惯、爱国精神等的培养。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执行军训任务的部队以及相应学校而言，军训都不只是简单的军事训练，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军训应当发挥立德树人、实践育人方面的作用。这意味着，对于身体的训练与对于特定态度及精神品质的培育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身体动作的学习和操练，既是目的，也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教育的重要手段。
尽管在教育系统中有上述几方面的身体规训与控制，但是总的来说，身体在教育场域中是常常被忽略和边缘化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1）体育课在学校课程中所处的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学科知识才是学校课程的核心；（2）身体在学校场域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需要规训的对象，学生在多数时候应当压抑自己的本能（比如上课时不能乱动，不能上厕所）；（3）学校教育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需要身体较多介入和参与的实践知识与能力的培养，（4）绝大多数主流的教育理论也将身体排除在其关注领域之外，以至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理论：一是有身体的教育理论； 二是没有身体的教育理论。[10]
这种教育对身体的规训和压抑，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现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其萌芽，尽管在城邦时代，斯巴达就给予其年轻人包括大量身体竞技等内容的军事训练，雅典也有丰富的体操和体育教育，但柏拉图的哲学中就明显的包含了对身体的压抑和贬低；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身体被降格为肉体，并与精神和灵魂对立起来，这种状态造成了几个严重的后果：（1）导致身体在人类知识学习的过程中的位置被边缘化；（2）使得贬抑身体成为道德感的来源以及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3）身体成为被观念压抑的去主体化的没有活力的身体。[10]
职业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教育系统对身体进行规训和引导的路径，同时，也向工作世界中对身体的支配与控制有一些明显的延伸，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乃至紧张性。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的跨界性正在于影响学习者身体被控制和制约方式的权力关系的杂糅性上，而职业教育的目的正是在于对学习者身体规训和支配方式的转变和过渡，让学习者的身体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实习及工作的经历逐渐适应乃至配合工作情境中的权力关系对身体的规定。
五、技能形成体系中身体的可能性
技能是人的禀赋与学习成果，它不可避免的与人对身体的运用有关。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看，身体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说它是社会的，因为就像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样，人对身体的运用总是受到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又无处不在。
个人对身体的运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实现的技能的习得和掌握，则不可避免的处于个人的努力与社会的规制、个人的愿望与社会的支配之间的紧张之中。从学校教育到工作场所，技能成长的路径总是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影响，个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一个承载技能和知识的载体，它时刻处于特定场域中不同社会参与者的争夺之中。 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看，技能形成系统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身体由谁支配？技能习得的过程中受到哪些社会参与者的影响？他们对身体支配权的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怎样？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与对下面几个问题的回答无疑会相互影响：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如何、难易程度如何？劳动者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被哪些外在力量支配和控制的？这些支配和技术是如何渗透到工作场所的日程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工作是自由的劳动抑或像机器部件那样仅仅服从外在的指令？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的回答与关于工匠精神的讨论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工匠精神究其本质是自由劳动的自然体现。
不像精神的世界可以超越物理规律的限制、想象力可以无限的丰富，我们的身体因为必须服从生物及医学规律，因而只有有限的可能性，这使得对于身体的控制和支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对精神的控制与支配更加具有实在意义的社会治理乃至管控的途径，也正因如此，对于身体的规训与控制是宏观层面国家治理落实在微观层面的具体手段。这背后反映着社会的价值观：个人以及个人的身体是如何被对待的，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个体乃至群体的技能是被看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工具，还是实现个人实现其价值的途径。
注释：
①这里用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这一概念，而不用职业教育，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更广，且运用政治学等理论分析职业教育問题的国内外学者，如西伦、王星等人，均采用此概念；另一方面，这一词语更好的描述了职业教育中的核心问题——个体与群体技能的形成与掌握，与本文所要探讨的身体维度更加接近。此外，本文借用的理论——身体社会学，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身体社会理论，它既有社会学的成分，也有政治学的成分，由于是第一次尝试借用相关概念，因此，标题使用包容性相对更强，关注领域更宽的身体社会学。
② Embodiment是身体研究中最常用的词语，也非常难以翻译，国内常见的翻译是具身性或涉身性，笔者在此采用了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一书译者李康的译法，其对该词的翻译在序言中进行了解释，在此不再赘言。
③笔者在此主要介绍克里斯.希林所归纳的社会建构论的相关身体研究，而相对忽略了自然主义身体观下的思想与理论，主要是因为前者的理论与笔者希望讨论的工作与学校场域中的技能建构联系更紧密，而后者的思想更多的是18世纪兴起的观点，更多的关注了身体的性别和种族等方面。
参考文献：
[1] Waylen， G.； Celis， K.； Kantola， J. & Weldon， S. Body politic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ender and Politics. [M].Oxford Handbooks Online. 2013.
[2]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90-92，93-94， 122-124.
[3] 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5，55，161-163，94-95.
[4] Lock， Margaret.Cultivating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epistemologies of bodily practice and knowledge[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3（22）：133-135.
[5] 王华.门槛之外——城市劳务市场中的底边人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6-12.
[6]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7，27-28，27-28.
[7] Gonon， Philipp. The quest for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Georg Kerschensteiner between Dewey， Weber and Simmel[M]. Bern： Peter Lang， 2009：42.
[8] 乔治.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1-44.
[9]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9-80， 85-94.
[10] 李政涛. 身体的“教育学意味”——兼论教育学研究的身体转向[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1）：6-10.
[责任编辑 张栋梁]
关键词：身体；技能；身体社会学；权力关系；规训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26）；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基金项目“湖北省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015A105）
作者简介：李俊，男，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政策。
中图类分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6）28-0028-06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即学习者技能的学习和形成过程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身体的运用与身体技能的发挥，一方面，许多职业技能的核心在于动作技能；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那些动作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任务领域而言，身体的状态及运用也会影响到其职业技能的发挥及工作绩效的表现，毕竟精神与身体难以分割。然而，由于大部分的研究者的思维惯性及研究范式的原因，过去对于职业教育及技能形成的分析却很少专门涉及其中的身体维度。笔者尝试通过这篇文章提出一个粗略的分析框架，为今后更加深入具体地对技能形成的身体维度的分析探索一条可能的路径。
在笔者看来，对技能形成的身体社会学分析能够揭示一些我们从平常的视角难以发现的事实，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简要的介紹身体社会理论，并从中找出对于技能形成而言最恰当的概念及分析工具；技能形成体系的目标总是与现实中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把劳动中的身体放在聚光灯下，用身体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可能的分析维度；技能形成体系总的来说仍是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第三部分将对学校场域中的身体进行简要的分析；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尝试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技能形成体系这一横跨工作世界与学校世界的特殊的教育场域中身体的诸多可能性。
一、当代身体社会理论的起源
从表面上看，身体与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关系相对较远，身体仿佛更应该是医学、生物学和体育学等学科关注与研究的对象，然而，人的身体的许多方面，诸如性别、种族、身高、年龄和残障等都难免与社会地位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身体也因此作为地位与权力的标记而实际上处于社会及政治秩序的中心。[1]然而古典社会学很少将身体置于关注与研究的中心、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会关注人的行动的性质，并从侧面探讨了人的具身体现（或曰涉身性，英文为embodiment）②的某些方面，比如，社会学会关注语言，但没有意识到，语言能力本身就是具身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处于一种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的状态。[2]
1980年代以来，身体研究成为了社会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的转变。伴随着重工业生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比减少，后工业环境中服务行业重要性的提高，传统城市工人阶级的逐渐衰落，基督教清教主义正统思想的式微及大众消费主义的盛行，谴责性享乐的道德机制的逐渐消失，在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下，快感、欲望、差异与游戏性被越来越多的强调与鼓励，商品化、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逐渐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休闲与消费的机会逐渐增多，“劳动的身体成为追求欲望的身体”；加上与之相关的家庭权力关系的变化，身体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且这种关注不再仅仅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身体，身体被当作“美好生活的标志与文化资本标识物”，身体逐渐“处于理论上和政治上突出的位置” 。[3]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得到了发展。政治学对身体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符合其传统范式，它将对权力的研究与对人类身体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身体政治理论自然将关注的焦点之一放在性别与种族等身体特征与权力的相互关系上。[1]身体政治学尤其关注政治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的规划、监管和控制，它存在于生殖和性领域、工作和休闲方面，以及疾病和其他的人类反常状态中。[4]我国学者王华将学术界对身体政治的讨论归纳为这样几个维度：历史-文化中的身体政治、生育-医疗中的身体政治以及生产-工作场景中的身体政治。[5]
概括来说，尽管古典的社会学及政治学并没有将身体置于其研究的中心，但近几十年来，社会理论中已经涌现出大量的身体研究的著作与论文，身体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乃至理论已经确立起来。
二、代表性身体社会理论的简要介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许多学者都运用社会理论的不同概念与工具对身体进行的研究，在此笔者尝试介绍几个较有影响且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几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与分析。③
英国学者布莱恩.特纳希望通过把身体融入有关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的社会学传统争论中，并重新思索这些传统的社会学思想。[3]他将霍布斯的秩序问题重新概括为身体治理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身体秩序”理论，他结合了霍布斯对身体几何的分析与帕森斯对社会系统再生产的分析，指出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解决的四个方面的身体问题，即人口历经时间的再生产（繁衍）、作为体内问题的欲望约束（约束）、人口在空间中的调控（管束）、以及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表征（再现）。[3]这一身体秩序理论提供了分析社会中的身体问题的类型体系，为身体研究的分析搭建了一个宏大的框架。 亚瑟·弗兰克对身体的研究路径与特纳不同，他关注的首先是个体的身体所面临的行动问题，而不是社会系统层面的秩序问题。对于弗兰克而言，身体作为肉身现象的存在对于个体与其自身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身体与社会都是社会的“身体技术”——话语、制度和身体的肉身特性的综合——的中介与结果。弗兰克借鉴了特纳与吉登斯的研究，指出了行动的身体所面临的四个问题：控制、欲望、他人关联性以及身体的自我关联性，以及身体运用的理想类型：规训态、支配态、镜像态与沟通态。[2]这些身体的用法类型都是应对解决身体的行动问题的对策，它们有赖于并有助于身体技术的维续，而社会系统正是从这些身体任务赖以执行的中介成长起来的。[2]
任何关于身体的社会理论都难以绕过福柯的论述，福柯关于身体的论述的核心在于揭示，权力关系是如何实现对身体的控制、干预和训练的。在福柯看来，身体是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将身体作为其客体，是为了对它进行控制、认同和再生产，而支配身体的权力可分成两个独立但却是相关的方面——“训诫身体和调控人口”；训诫身体与单数的身体相关联，被称作“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cs），调控人口则包括人类身体，与人口“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相关。[3]很明显，特纳等学者的观点受到了福柯的影响。
福柯从对酷刑与监狱的剖析中引申出其关于微观权力对于人类身体的规训与惩罚机制的分析，并指出，人的身体必然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
福柯还明确的指出权力对身体的干预具有其经济的维度：“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形式，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 [6]
福柯进一步指出，这种权力对身体的征服状态，不止通过暴力工具或意识形态实现，它可能是微妙的，并构成了某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而国家机器和各种机构正是运用这种知识，使用“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和方法”，实现对身体力量的驾驭。[6]
除了福柯之外，法国另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身体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在布尔迪厄看来，身体带有明显的社会阶级的印记，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参与了身体的发展；二是人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揭示了人们在特定的社会位置的背景框架中形成的惯习；三是受到社会阶级处境影响的个人的品味也体现于身体之上。布尔迪厄还将身体放在文化资本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布尔迪厄在阐述其著名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时，并不局限于教育实现的制度化状态，并指出文化资本的三种不能彼此化约的存在形式：作为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痕迹和落实的客体化状态，被授予的学术资格等制度化状态，以及体现为身体与心智上持久倾向（dispositions）的具身化状态，即身体资本。[2]
在笔者看来，特纳与弗兰克的身体研究提供了较为总括性的分析框架，但这一框架对于分析工作及学校场域的身体与技能帮助有限，而福柯的论述对于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技能及其形成可能具有更高的相关度。在本文接下来的两部分，笔者将尝试运用福柯的理论和观点来分析工作和学校场域中的身体及技能。
三、劳动中的身体
社会理论的学者对劳动中的身体问题很早就有了关注，早在1865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ange）就出版了《工人问题——其当代及未来的意义》一书，并在书中展现了工人像动物一样工作的图景。[7]20世纪对相关话题最有名的研究之一则是美国学者乔治.梅奥在其1930年代的著作《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中提出的劳动中身体的疲劳与单调等问题。[8]
1980年代以来的身体社会学对工作与身体的关系的研究则主要从两个维度切入：（1）雇佣劳动中涉及的正式活动及其社会背景，如工业革命期间的“钟点时间”如何被用来规训工厂的工人，工作的组织机制，各行业中巩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规范，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如何加剧个人的不安定感等；（2）人们以其身体为对象和目的，做了哪些劳动，以便维持生存，这些劳动超越了雇佣劳动的范畴，也包括工作场所的非正式任务即家务劳动等。[9]如果主要关注前者，即雇佣劳动中涉及的正式活动及其社会背景，则可以进一步从下面几方面看待身体与工作的关系：
首先，身体作为工作的源泉，即身体的内在需要与能力构成了身体成为生产性工作的源泉，而人类身体使用工具的能力使得人类从一开始就有着相较于其他动物而言不是受本能决定的、而更具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干预我们所处环境的能力。
其次，身体作为工作效应的定位场所，即劳动者在进入工作场域时，并不是进入一个社会关系及技术属性的真空之中，而是进入了一个受到时代经济技术水平等多个因素影响的外在结构之中，这些外在的工作效应无疑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从工业化对身体的强制乃至损害，到科学管理和福特制时期对身体技术化和理性化的规训，再到后福特制所带来的个性化的对于身体的要求以及不安定感的加强，以及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雇用及家务工作的对男女身体要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身体的属性并不只是被动的承受这些外在的变化，而是在积极主动的处置这些效应，促进或抵御这些状态。[9]
我们可以借用福柯的视角，即在社会的权力关系下更加深入的考察身体与技能与劳动的关系。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看，技能作为身体禀賦的一种是社会建构的；而职业技能，即工作场所中的技能自然受到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的控制与制约，其发展也是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场域中发生的。不同的产业、工作岗位、任务对于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对于劳动者运用身体的方式有着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的不同可以反映出劳动者之间阶层与社会权力的差异。 由此，可以进一步对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复杂，而其中对权力关系影响最为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分别是劳动组织（其核心是劳动分工）与雇佣关系。劳动组织可以进一步分为下面几个维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人的劳动与机器的劳动之间的分工、以及劳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分工。而在雇佣关系中，对技能建构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方面应该是劳动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配自己的工作，其背后的核心是劳动的自主权与被规定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对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的分析梳理，笔者认为，当对技能形成过程中的身体进行社会学分析时，应重点关注不同行业、职业领域及岗位的工作对劳动者运用身体的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不同种类（行业、领域、岗位等）的工作中劳动者运用和支配身体方式的差异：脑力与体力的比例、体力劳动的强度、身体动作的难易程度及重复频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身体的控制权、劳动者身体与机器的互动。这些维度反映的其实是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被当作生产工具使用，它们因此对劳动所能带给劳动者的快乐和尊严——抑或屈辱和痛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除此之外，仍然借用福柯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所——车间、办公室、商场等——分别运用了怎样的工具和方法来使身体一方面得到控制和规训，另一方面又能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样值得深入分析和探究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纯粹的工程意义上的技术、经济活动的方式、企业组织及管理的方式、员工之间沟通和互动的方式、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方式对于身体的规训和控制有着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身体被支配和控制的技术是如何渗透到工作场所的日程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
四、学校场域的身体
学校作为一個教育机构，其对于青少年的教育绝不仅仅是通过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授与品德塑造所实现的，学校场域对身体的规定和训练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只是知识传授的一种补充，还是品德和态度塑造的重要途径。学生在学校里被要求举止得体，并规定了诸如端坐、起立及举手发言等多个标准姿势，在学生的姿势不合规范时，则可能被惩罚，在举行升旗等仪式时，身体动作被更加严格的加以规定，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广义课程的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在身体层面的体现。
体育课是学校场域中身体被集中关注的少数课程之一，学生通过一些体育动作与技巧的练习以及对体育活动的参与，一方面，掌握一些身体运用的技巧和知识，另一方面，其体育运动的精神、对自己身体的关心与科学态度以及竞争和团队合作等体育精神乃至价值观也得到培养和塑造。在体育课上，就像在整个学校场域中的诸多显性及隐形课程一样，对于身体的训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品德态度和价值观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军训通过对身体的规训起到了特殊的教育效果，它甚至可以被看作学校场域中“具身化”教育的典型。一方面，军训是国防教育的一个部分，可以加强学生的国防相关的知识与意识；另一个方面，则是通过队列制式动作等内容的训练以及会操和阅兵式等集体活动来达到对学生纪律、行为习惯、爱国精神等的培养。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执行军训任务的部队以及相应学校而言，军训都不只是简单的军事训练，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军训应当发挥立德树人、实践育人方面的作用。这意味着，对于身体的训练与对于特定态度及精神品质的培育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身体动作的学习和操练，既是目的，也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教育的重要手段。
尽管在教育系统中有上述几方面的身体规训与控制，但是总的来说，身体在教育场域中是常常被忽略和边缘化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1）体育课在学校课程中所处的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学科知识才是学校课程的核心；（2）身体在学校场域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需要规训的对象，学生在多数时候应当压抑自己的本能（比如上课时不能乱动，不能上厕所）；（3）学校教育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需要身体较多介入和参与的实践知识与能力的培养，（4）绝大多数主流的教育理论也将身体排除在其关注领域之外，以至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理论：一是有身体的教育理论； 二是没有身体的教育理论。[10]
这种教育对身体的规训和压抑，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现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其萌芽，尽管在城邦时代，斯巴达就给予其年轻人包括大量身体竞技等内容的军事训练，雅典也有丰富的体操和体育教育，但柏拉图的哲学中就明显的包含了对身体的压抑和贬低；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身体被降格为肉体，并与精神和灵魂对立起来，这种状态造成了几个严重的后果：（1）导致身体在人类知识学习的过程中的位置被边缘化；（2）使得贬抑身体成为道德感的来源以及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3）身体成为被观念压抑的去主体化的没有活力的身体。[10]
职业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教育系统对身体进行规训和引导的路径，同时，也向工作世界中对身体的支配与控制有一些明显的延伸，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乃至紧张性。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的跨界性正在于影响学习者身体被控制和制约方式的权力关系的杂糅性上，而职业教育的目的正是在于对学习者身体规训和支配方式的转变和过渡，让学习者的身体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实习及工作的经历逐渐适应乃至配合工作情境中的权力关系对身体的规定。
五、技能形成体系中身体的可能性
技能是人的禀赋与学习成果，它不可避免的与人对身体的运用有关。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看，身体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说它是社会的，因为就像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样，人对身体的运用总是受到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又无处不在。
个人对身体的运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实现的技能的习得和掌握，则不可避免的处于个人的努力与社会的规制、个人的愿望与社会的支配之间的紧张之中。从学校教育到工作场所，技能成长的路径总是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影响，个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一个承载技能和知识的载体，它时刻处于特定场域中不同社会参与者的争夺之中。 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看，技能形成系统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身体由谁支配？技能习得的过程中受到哪些社会参与者的影响？他们对身体支配权的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怎样？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与对下面几个问题的回答无疑会相互影响：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如何、难易程度如何？劳动者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被哪些外在力量支配和控制的？这些支配和技术是如何渗透到工作场所的日程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工作是自由的劳动抑或像机器部件那样仅仅服从外在的指令？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的回答与关于工匠精神的讨论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工匠精神究其本质是自由劳动的自然体现。
不像精神的世界可以超越物理规律的限制、想象力可以无限的丰富，我们的身体因为必须服从生物及医学规律，因而只有有限的可能性，这使得对于身体的控制和支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对精神的控制与支配更加具有实在意义的社会治理乃至管控的途径，也正因如此，对于身体的规训与控制是宏观层面国家治理落实在微观层面的具体手段。这背后反映着社会的价值观：个人以及个人的身体是如何被对待的，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个体乃至群体的技能是被看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工具，还是实现个人实现其价值的途径。
注释：
①这里用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这一概念，而不用职业教育，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更广，且运用政治学等理论分析职业教育問题的国内外学者，如西伦、王星等人，均采用此概念；另一方面，这一词语更好的描述了职业教育中的核心问题——个体与群体技能的形成与掌握，与本文所要探讨的身体维度更加接近。此外，本文借用的理论——身体社会学，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身体社会理论，它既有社会学的成分，也有政治学的成分，由于是第一次尝试借用相关概念，因此，标题使用包容性相对更强，关注领域更宽的身体社会学。
② Embodiment是身体研究中最常用的词语，也非常难以翻译，国内常见的翻译是具身性或涉身性，笔者在此采用了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一书译者李康的译法，其对该词的翻译在序言中进行了解释，在此不再赘言。
③笔者在此主要介绍克里斯.希林所归纳的社会建构论的相关身体研究，而相对忽略了自然主义身体观下的思想与理论，主要是因为前者的理论与笔者希望讨论的工作与学校场域中的技能建构联系更紧密，而后者的思想更多的是18世纪兴起的观点，更多的关注了身体的性别和种族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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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ck， Margaret.Cultivating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epistemologies of bodily practice and knowledge[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3（22）：133-135.
[5] 王华.门槛之外——城市劳务市场中的底边人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6-12.
[6]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7，27-28，27-28.
[7] Gonon， Philipp. The quest for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Georg Kerschensteiner between Dewey， Weber and Simmel[M]. Bern： Peter Lang， 2009：42.
[8] 乔治.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1-44.
[9]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9-80， 85-94.
[10] 李政涛. 身体的“教育学意味”——兼论教育学研究的身体转向[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1）：6-10.
[责任编辑 张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