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名士嵇康以蔑视权贵、放达不群而著称。当朝要人钟会邀集名流才俊前去拜会。嵇康正在林中打铁，他不停挥锤，旁若无人。过了许久，仍不理众人。钟会只得起身离去。嵇康忽然出声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你是听到了什么才来？又见到了什么才离去？近现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从自己的国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迥然不同的国度，而在“现代性”的意义上，这是一个落后的国度，被战争、贫穷困扰的国度。所为何来？《为什么去中国？》的作者C·P·菲茨杰拉尔德生于英国，1923年来到中国，1950年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参与创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方研究系，后成为该校东方历史教授。他曾一再被问及“为什么去中国”，在该书中，他正是试图寻求问题的答案。
　　1917年，中国发生了“张勋复辟”。当时作者15岁，他偶然在《泰晤士报》上看到关于此事的深入报道。年轻的菲茨杰拉尔德感到难以置信，“地球那边，居然存在着一个我全然不知、历史迷人的广阔世界”，这个世界非但没有列入学校的课程，甚至以藏书丰富著称的伦敦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中国历史。
　　作者尽自己可能，寻找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学习中国文化，最终仍发现，除非亲自去中国，并且生活在那里，否则不会有更真切的了解，因此，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如果说最终来到中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中国的异域色彩引发了作者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那么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何所见而去”。
　　少年菲茨杰拉尔德在英国看到了两本书《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北京宫廷史及皇帝传略》，这两本书出版于上个世纪初，都曾引起轰动。但是，菲茨杰拉尔德发现，这两本书充满了对中国的蔑视，作者写的是一个处于晚期的腐朽没落的王朝，他们似乎把满清王朝的所有恶习和愚昧统统归咎于中国人民，而把整个中华民族看做一个毫无希望的劣等民族。
　　这种看法在当时并不新鲜。有学者曾经通过考证指出，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士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评价影响到了鲁迅“国民劣根性”思想的形成，而鲁迅对“国民劣根性”严厉的批判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又何须多说。
　　文化的误读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从接受者这一方，借助他者眼光反观自身，也是有效的方式。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如果并非出于平等、理解的态度，而只是基于自身的优越感，作出简单的评价，这本身就十分可疑。而忧心于国家危亡的知识分子出于自我反省，被这种评价所影响，甚至失却了自身的角度，这也是值得再次警醒的。
　　因此，《为什么去中国》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作者在中国生活的20多年间，曾在唐山做过铁路管理人员，在武汉收购过猪大肠，还曾跋涉过云南、贵州，研究白族人的生活，后又回到北京作为英国顾问团的成员，而且，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对这一切做了细致、冷静的记录和描述，并反省了当时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许多误解。
　　对于“何所见而去”，这些不算一个明确的答案，却相当有趣。钟会回答嵇康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是一句玄妙的废话。所幸，菲茨杰拉尔德的回答要比这丰富、充实得多。
　　
　　（《为什么去中国——1923年－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C·P·菲茨杰拉尔德著，参见“本刊10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