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一群人，他们的活法与众不同，他们觉得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有关，我们想把他们的故事整理出来，编一本#责任中国公民谱#。
这是第四个故事，主人公叫徐永光。
人前的徐永光，总是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但是，这位“好好先生”抨击时事毫不含糊，往往辣味儿十足。他从中国公益事业的荒芜期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而后深耕细作，是中国公益界“教父级”的人物。
说起徐永光，故事得从“希望工程”讲起。
大名鼎鼎的“希望工程”
1978年，29岁的徐永光从温州邮电局抽调到北京，参与共青团“十大”的筹备工作，8年后，他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当时，中国改革气氛很浓。徐永光回忆，他在团中央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设想，但发现阻力很大，根本不可能实现。有人甚至直接说：“团中央出了个叛徒。”很快，共青团十二大后，徐永光便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1989年，徐永光创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推动“希望工程”——这个名字，估计所有人都不陌生。
据说，青基会成立之初，账面上只有10万元的注册资金、1万元的办公经费。这让团队很是发愁：这样一个中国特色，没有钱的基金会，做事情只能靠募捐。但谁愿意给你捐款？徐永光们想到了贫困的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生态。他们决定由此着手。大名鼎鼎的“希望工程”因此而生。
“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张胜利。”至今，徐永光仍清楚记得希望工程正式公布前，他们发出的首封筹款信里的几句话，“请你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奉献爱心”这个词，是徐永光从信奉基督教的母亲那里学来的。
当时，徐永光带着不到十人的青基会团队，照着企业黄页上的地址一封封地发筹款信，“上班就写信封，下了班还带回去让家人帮忙一起写。”据说，这招是徐永光从温州老乡推销员那里学到的技巧。
不久后，这则关于贫困失学儿童张胜利的故事得到了热烈反响，一笔笔捐款随之而来，社会舆论也有了回应：帮助贫困儿童，是件好事，希望你们能做好。徐永光开始觉得，“这事有谱了。”
那时，许多人给希望工程捐了钱，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一年，希望工程的威力“爆炸”了。据统计，当年救助人数突破了32万，获得捐款过亿。其社会影响力之大，乃至若干年后，说起慈善公益，老百姓第一反应仍是想到希望工程。
质疑和风波伴随希望工程
不过，希望工程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行事大刀阔斧的徐永光也遭过质疑。1994年年初，香港《壹周刊》刊载文章《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随后，质疑声铺天盖地袭向希望工程。据说，青基会全年捐款收入比预期少了1600万；香港每个月近300万的捐款，在报道后下降到近乎零。
为了挽回名誉，徐永光决定起诉《壹周刊》。这个官司，一打就是六年。
有意思的是，在外界看来，这或许是徐永光最艰难的时刻。但他本人似乎表现得很从容。在香港诉讼开庭的半个月里，他带着团队，到电影院看了11部奥斯卡获奖片。
三个月后，判决结果出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到了2002年，徐永光又陷入了一场“投资风波”。数家媒体发出质疑，“希望工程违规投资”、“徐永光涉嫌腐败”。这次，徐永光被推到了舆论的靶心，旁人都替他捏一把汗，但徐永光并不着急。后来，经过审计、核查，这场风波逐步平息，希望工程的发展也上了轨道。徐永光开始思考：应该功成身退了。
这事成了，他选择“退位”
2005年，徐永光请辞离开青基会。
彼时，国内慈善市场处于迅猛上升期，《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允许民间力量独立成立基金会。这一次，徐永光想要参考欧美国家，办一家纯民间、资助型的私募基金会。
2007年，徐永光与同乡好友周庆治一拍即合，共同筹划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很快，机构相继推出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及社会融合问题的“新公民计划”、资助优秀青年公益人、公益机构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景行计划”等。如今，南都基金会被视为行业标杆性的基金会之一。
2010年，由徐永光牵头，国内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上线。2012年，中基透明指数FTI上线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基金会透明指数。
三年后，徐永光觉得，这事差不多也成了。于是，他再次选择“退位”。
如今，年逾花甲，回忆过往，徐永光想来依然兴奋。
徐永光在中国公益界地位很高，甚至有人将之称为“公益教父”。徐永光听到这个说辞后，连说：“岂敢岂敢！”在他看来，这个行业仍有许多不足。他这样活着。在别人自我陶醉的时候，他选择当头棒喝；在别人坐而论道的时候，他选择坐言起行。这是他为这个国家负责任的方式。
关键是，这样活着，很酷！
微访谈
中国财富：现在，工作大概会占据你生活的多少时间？是否觉得对家庭有所欠缺呢？
徐永光：我觉得我一天工作起码六七个小时，不会超过这个度。要么写东西，谈话，或者是开会、参加论坛。晚上基本就不工作了，上上网，看看电影。我是电影酷爱者，也特别喜欢看美剧，包括《纸牌屋》、《白宫风云》这类政治剧，也喜欢《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破产姐妹》这类喜剧，凡数得上名的我基本都会看。
对于家庭，我还是略感欠缺。不过我还是有一些自己机动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每年我都会跟家人出国旅游一次。
中国财富：离开体制，决定一辈子做公益，你怎么看自己的人生轨迹？
徐永光：离开体制的时候，别人对我的评价是超凡脱俗；做希望工程，人家说我超凡入胜；朋友说，我现在应该走人生的第三个境界，叫超胜入凡。最后应该是回归人本身的一种状态，比如回归田园。我现在需要追求的是第三个境界，要回归人真正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这是第四个故事，主人公叫徐永光。
人前的徐永光，总是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但是，这位“好好先生”抨击时事毫不含糊，往往辣味儿十足。他从中国公益事业的荒芜期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而后深耕细作，是中国公益界“教父级”的人物。
说起徐永光，故事得从“希望工程”讲起。
大名鼎鼎的“希望工程”
1978年，29岁的徐永光从温州邮电局抽调到北京，参与共青团“十大”的筹备工作，8年后，他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当时，中国改革气氛很浓。徐永光回忆，他在团中央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设想，但发现阻力很大，根本不可能实现。有人甚至直接说：“团中央出了个叛徒。”很快，共青团十二大后，徐永光便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1989年，徐永光创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推动“希望工程”——这个名字，估计所有人都不陌生。
据说，青基会成立之初，账面上只有10万元的注册资金、1万元的办公经费。这让团队很是发愁：这样一个中国特色，没有钱的基金会，做事情只能靠募捐。但谁愿意给你捐款？徐永光们想到了贫困的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生态。他们决定由此着手。大名鼎鼎的“希望工程”因此而生。
“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张胜利。”至今，徐永光仍清楚记得希望工程正式公布前，他们发出的首封筹款信里的几句话，“请你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奉献爱心”这个词，是徐永光从信奉基督教的母亲那里学来的。
当时，徐永光带着不到十人的青基会团队，照着企业黄页上的地址一封封地发筹款信，“上班就写信封，下了班还带回去让家人帮忙一起写。”据说，这招是徐永光从温州老乡推销员那里学到的技巧。
不久后，这则关于贫困失学儿童张胜利的故事得到了热烈反响，一笔笔捐款随之而来，社会舆论也有了回应：帮助贫困儿童，是件好事，希望你们能做好。徐永光开始觉得，“这事有谱了。”
那时，许多人给希望工程捐了钱，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一年，希望工程的威力“爆炸”了。据统计，当年救助人数突破了32万，获得捐款过亿。其社会影响力之大，乃至若干年后，说起慈善公益，老百姓第一反应仍是想到希望工程。
质疑和风波伴随希望工程
不过，希望工程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行事大刀阔斧的徐永光也遭过质疑。1994年年初，香港《壹周刊》刊载文章《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随后，质疑声铺天盖地袭向希望工程。据说，青基会全年捐款收入比预期少了1600万；香港每个月近300万的捐款，在报道后下降到近乎零。
为了挽回名誉，徐永光决定起诉《壹周刊》。这个官司，一打就是六年。
有意思的是，在外界看来，这或许是徐永光最艰难的时刻。但他本人似乎表现得很从容。在香港诉讼开庭的半个月里，他带着团队，到电影院看了11部奥斯卡获奖片。
三个月后，判决结果出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到了2002年，徐永光又陷入了一场“投资风波”。数家媒体发出质疑，“希望工程违规投资”、“徐永光涉嫌腐败”。这次，徐永光被推到了舆论的靶心，旁人都替他捏一把汗，但徐永光并不着急。后来，经过审计、核查，这场风波逐步平息，希望工程的发展也上了轨道。徐永光开始思考：应该功成身退了。
这事成了，他选择“退位”
2005年，徐永光请辞离开青基会。
彼时，国内慈善市场处于迅猛上升期，《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允许民间力量独立成立基金会。这一次，徐永光想要参考欧美国家，办一家纯民间、资助型的私募基金会。
2007年，徐永光与同乡好友周庆治一拍即合，共同筹划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很快，机构相继推出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及社会融合问题的“新公民计划”、资助优秀青年公益人、公益机构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景行计划”等。如今，南都基金会被视为行业标杆性的基金会之一。
2010年，由徐永光牵头，国内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上线。2012年，中基透明指数FTI上线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基金会透明指数。
三年后，徐永光觉得，这事差不多也成了。于是，他再次选择“退位”。
如今，年逾花甲，回忆过往，徐永光想来依然兴奋。
徐永光在中国公益界地位很高，甚至有人将之称为“公益教父”。徐永光听到这个说辞后，连说：“岂敢岂敢！”在他看来，这个行业仍有许多不足。他这样活着。在别人自我陶醉的时候，他选择当头棒喝；在别人坐而论道的时候，他选择坐言起行。这是他为这个国家负责任的方式。
关键是，这样活着，很酷！
微访谈
中国财富：现在，工作大概会占据你生活的多少时间？是否觉得对家庭有所欠缺呢？
徐永光：我觉得我一天工作起码六七个小时，不会超过这个度。要么写东西，谈话，或者是开会、参加论坛。晚上基本就不工作了，上上网，看看电影。我是电影酷爱者，也特别喜欢看美剧，包括《纸牌屋》、《白宫风云》这类政治剧，也喜欢《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破产姐妹》这类喜剧，凡数得上名的我基本都会看。
对于家庭，我还是略感欠缺。不过我还是有一些自己机动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每年我都会跟家人出国旅游一次。
中国财富：离开体制，决定一辈子做公益，你怎么看自己的人生轨迹？
徐永光：离开体制的时候，别人对我的评价是超凡脱俗；做希望工程，人家说我超凡入胜；朋友说，我现在应该走人生的第三个境界，叫超胜入凡。最后应该是回归人本身的一种状态，比如回归田园。我现在需要追求的是第三个境界，要回归人真正的自由自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