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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的写作背景
今人一说到唐代，其印象大多是社会开放、经济繁荣、百姓富足、思想自由。其实，盛唐一过，气象渐衰，积弊渐显，已远非贞观大唐气象可比。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掠夺百姓，加重税收，政令烦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均节赋税恤百姓》）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盘剥下层，于是“通津大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一文中可见一斑。
柳宗元出生仕宦之家，二十岁中进士，二十三岁任秘书省校书郎，管理国家经籍图书，二十五岁又考中博学宏词科，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可谓仕途顺畅，春风意气。其思想也深受儒家传统“宽则得应”“使民以时”的重“民”思想影响。在《送薜存义序》中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显然是孟轲“民为贵，社稷次亡，君为轻”思想的发挥。在其《辨侵伐论》中，则表现了他对国事动乱的极大关切。可以说，经历“安史之乱”的中唐社会，柳宗元的这一思想是极大地顺应了民心和时代的。
“永贞革新”的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元803—805年）柳宗元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到各地检查民事、军事、财政等现况，看到了各级官吏“恣其须索”，以致“百姓畏之如寇盗”的局面，于是作者写下了大量诗文以揭其弊；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整个社会是“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 。《田家》诗写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则形象描绘道：“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
《种树郭橐驼传》正是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的两年里，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侵民、伤民现象而作，可以看做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正是由于作者这样的思想和写作背景，有的鉴赏资料或对其文本解读说柳宗元在本文中表达了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这是很难讲得通的，是对作者本意的曲解。
二、文中主人公形象及思想意义
从文章的表面看来，郭橐驼不过是一个身有残疾、精于种树的普通劳动者形象，但仔细品味文章，又决不仅仅于此。
首先，从外形上看，郭橐驼的确仅仅是个普通劳动者。他长年劳作，疾病缠身（“病偻”），脊背弯曲，状如骆驼（“有类驼者”），外形丑陋，不被人尊敬（“故乡人号之‘驼’”，连常年一起相处、生活、劳动的同乡都是带有一种戏谑的口气，不唤其姓名，而给他起绰号“骆驼”），因患伛偻之疾，行走不便（“隆然伏行”）。 但作者如此描写，为其后文写橐驼精于种树埋下了反相的伏笔，设下了悬念，更加突出了他的性格。
其次，从语言上看，郭橐驼常年缄口不语，他不过是长安西丰乐乡乡下一个普普通通种树老头儿，连他当初的姓名都不知道（“不知始何名”）。平时惜语如金，也许别人经常取笑他像个骆驼，他根本不予理睬，久了之后才回答一句“甚善，名我固当”。触及内心则滔滔不绝，在讲起自己的种树经验的时候，似显得意之色，对比他人，突出自己，时而微言，时而大义；在描述“长人者”来乡下骚扰百姓的时候，更是生动形象，寓言尖刻，入木三分，但又恰到好处，有似一世外高人，隐居于此。
再次，从性格上看，郭橐驼生性幽默，乐观豁达。其乡人见他形似驼骆之状，纷纷戏称为“驼”，他听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高兴地接受说：“很好啊，我就是这么个样子，用‘骆驼’给我命名，本来就很恰当嘛！”于是干脆舍其名，自称“郭骆驼”。橐驼以种树为业（“驼业种树”），不但不以为贱，反而引以为豪，在谈到自己种树的经验之时，总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或对比“他植者”直揭其弊；或自述种植经验，洋洋自得；或移之“官理”话带机锋，真是坦荡而豁达，乐观而自信，安居而乐业，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乡间劳动老人。
从郭老人身上，我们所获得的，决不仅仅是种树与为官的道理，还有其丰富而深远的生活哲理。作者选取橐驼种树这一职业，与蒋氏捕蛇（《捕蛇者说》）、梓人造屋（《梓人传》）都是为了借题发挥，另有深意。后学者多将其当做“设事明理”之作，这的确是符合作者当初的写作动机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本文是“以寓言为本”“幻设为文”。因此，我认为本“寓言”还揭示了更加丰富的、多方面的生活哲理。我们试可以解读得以下几个方面。
（一）凡事不能急于求成，揠描助长。这虽然是个生活常理，但很多人却把握不好这个“度”，不是过分就是不及，往往达不到应有的目的，或造成严重的后果。郭橐驼用种树的切身体验告诉我们，“不作为”是一种过错，“根拳而土易”是显然工作没到位的，其结果是树不能活，等于白干；过度的“作为”，“爱之太恩，忧之太勤”，使“木之性日以离”，其结果是不但造成树的死亡，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则更是一种错误。做任何事都要力求恰到好处，时刻记住“过犹不及”的道理。
（二）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违时令，不违背规律。一方面，树木就是树木，不掌握“木之性”就不要轻动其木。人们常说：“树挪死，人挪活”，树有根，随意动其根，必失其活路。因此必须尊重其生长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才是“莳应其时”也。种树是这样，为政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就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现已显出恶果，人类如不及时警觉，采取必要行动，必将自遗其患，自食其果。
（三）做事流于形式，做做样子，不但毫无结果，而且害人害己。从“他植者”的行为看，“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做出那番依依不舍的样子，有似于今天的“作秀”；“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搔痒搔到了马屁股上，正是不了解事物的本质特征，真正从内在的本质出发，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四）教育子女有似于“种树”，宜顺天致性，扬其长避其短，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既不能人为地束缚和戕害其身心发展，也不能恨铁不成钢，动辄责罚，求全责备，不把孩子当孩子看待，这种做法恰是“虽曰爱之，实则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教育者应该牢牢记住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的一句警世名言：“把孩子当做孩子。”
（五）注重“过程与方法”。有过程还必须讲究方法，时间安排的多少（当不用工夫则“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当必用工夫则“其莳也若子”），程序安排的先后（移栽树木的整个过程必定是有先后顺序的），重点、难点的把握（“疏本”、“平培”、“故土”、“密筑”就是种树的关键），都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忽视过程与方法，同样不会有好的结果。
（六）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事业才会有成。“驼业种树”，不但乐以为业，而且“术业有专攻”，才能取得“硕而茂”“早实以蕃”“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的效果。并且，橐驼种树却不止于劳动本身，还能由此思考总结，上升到“官理”，从劳动中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和哲理，体察到世态和人心，将“业”上升到“道”，是理性的伟大升华。
这就是我们从郭橐驼种树中读得的丰富的文外之义，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些，倘我们能细细地去挖掘，去品读，去深思，这也是郭橐驼带给我们的收获。
三、本文的艺术特色
（一）寓言的写法
本文题目虽曰“传”，实则是一篇寓言，也就是说，是作者虚构为文，设事明理，并非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这从作者大量类似的文章可以看出。最是类似于本文的《梓人传》，通过对一个技艺高超的“梓人”（木匠）的赞扬，说明做宰相（同样是“官理”）也要像这个梓人那样掌握全局，抓大事，而不应包揽一切，陷入烦琐的事务之中。此外，作者还有以物写人的《传》，都是使用的同一写法。
这种寓言的写法，使文章生动而新奇，看似史传实则蕴涵丰富的文学情趣，委婉的讽谏，婉转而幽默。读来别具一格而又意蕴深远。
（二）对比的艺术
1.郭橐驼外形的丑陋与其种树技艺的高超形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塑造残疾畸形的郭橐驼这一形象，却又赋予其独特的种树本领，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么个乡下糟老头子尚且具有“绝活”，尚且能从种树的过程中悟出为官治政的道理，那些“为观游”的“长安豪富人”，难道不是些饱食终日，脑满肠肥的草包吗？那些卖果者，“他植者”且有一技？就更不用说悟出其他“官理”“人理”来。
2.郭橐驼的种树与“他植者”的种树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章将郭橐驼了解“木”的本性，移种时像爱护自己的孩子，种好后则弃之不顾，护根、培土以及生长过程中“不耗其实”“不害其长”等处处与“他植者”的做法形成对比：“他植者则不然”，拳其根易其土，培土要么过多，要么过少，种好后又不忍离去，一会抠开树皮看是否活着，一会摇摇树干看是否栽得牢固，看起来是爱护，其实是残杀！这样的对比，形象而生动，深刻而有力，为后文揭示“官理”蓄积了气势。
3.将“民”与“官”的生活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试看文中那些“官”（“长人者”）的心态与行为：喜欢发号施令，看似爱护关心百姓的样子，实则是祸害万端，早晚来到乡里，一会儿催你耕种，一会儿催你种植，一会儿催你收割，早早地叫你们煮蚕、抽丝，早早地叫你织布纺线，又是叫你养孩子，又是叫你喂鸡、猪，常常敲罗打鼓把老百姓聚集起来训话，好像什么都懂，实则一窍不通，这一群假惺惺的“太作为”的官吏，比之“悍吏之来无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亥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有过之而无不及！（《捕蛇者说》）而那些小民百姓（“吾小人”）则只得停止吃饭来慰劳他们，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被折腾得穷困潦倒，疲惫不堪，哪里还有耕种收割的时间，哪里还有生存的活路？
这样的对比触目惊心，使文章批判的锋芒更具有震撼的力量。
（三）语言的风格
柳宗元作为开一代风气的古文大家，其散文的语言风格鲜明而独特。
1.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气势流畅。
文章开头写郭橐驼，描摹形象，运用对话，简练而准确（仅“隆然伏行”四字），鲜明刻画出郭橐驼的形象。第三段写郭橐驼种树与“他植者”种树，在对比中精细刻画，近似于细节描绘，生动、细腻、丰富有情，为后文蓄势，可谓水到渠成。第四段描写官员下乡，用短语、整句，刻画其无休无止地扰民的形象，恰到好处。全文句式灵活多变而又运用自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２.古文风格，文约意丰。
本文虽是柳宗元的早期作品，但已见作者摒弃六朝以来空虚华丽的浮靡文风、追求内容充实言简意赅的趋势。
（四）详略的处理
文章详略的安排可谓别具匠心。开头写郭橐驼的“传”，却只写其姓名、形貌，不写其身世、经历，撷取对刻画人物有用的部分来写，简练明快；而后文写郭橐驼种树之理和借题发挥移之“官理”则不厌其详，全文采用欲扬先抑的写法，为的是更加充分地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正如作者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说：“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今人一说到唐代，其印象大多是社会开放、经济繁荣、百姓富足、思想自由。其实，盛唐一过，气象渐衰，积弊渐显，已远非贞观大唐气象可比。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掠夺百姓，加重税收，政令烦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均节赋税恤百姓》）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盘剥下层，于是“通津大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一文中可见一斑。
柳宗元出生仕宦之家，二十岁中进士，二十三岁任秘书省校书郎，管理国家经籍图书，二十五岁又考中博学宏词科，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可谓仕途顺畅，春风意气。其思想也深受儒家传统“宽则得应”“使民以时”的重“民”思想影响。在《送薜存义序》中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显然是孟轲“民为贵，社稷次亡，君为轻”思想的发挥。在其《辨侵伐论》中，则表现了他对国事动乱的极大关切。可以说，经历“安史之乱”的中唐社会，柳宗元的这一思想是极大地顺应了民心和时代的。
“永贞革新”的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元803—805年）柳宗元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到各地检查民事、军事、财政等现况，看到了各级官吏“恣其须索”，以致“百姓畏之如寇盗”的局面，于是作者写下了大量诗文以揭其弊；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整个社会是“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 。《田家》诗写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则形象描绘道：“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
《种树郭橐驼传》正是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的两年里，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侵民、伤民现象而作，可以看做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正是由于作者这样的思想和写作背景，有的鉴赏资料或对其文本解读说柳宗元在本文中表达了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这是很难讲得通的，是对作者本意的曲解。
二、文中主人公形象及思想意义
从文章的表面看来，郭橐驼不过是一个身有残疾、精于种树的普通劳动者形象，但仔细品味文章，又决不仅仅于此。
首先，从外形上看，郭橐驼的确仅仅是个普通劳动者。他长年劳作，疾病缠身（“病偻”），脊背弯曲，状如骆驼（“有类驼者”），外形丑陋，不被人尊敬（“故乡人号之‘驼’”，连常年一起相处、生活、劳动的同乡都是带有一种戏谑的口气，不唤其姓名，而给他起绰号“骆驼”），因患伛偻之疾，行走不便（“隆然伏行”）。 但作者如此描写，为其后文写橐驼精于种树埋下了反相的伏笔，设下了悬念，更加突出了他的性格。
其次，从语言上看，郭橐驼常年缄口不语，他不过是长安西丰乐乡乡下一个普普通通种树老头儿，连他当初的姓名都不知道（“不知始何名”）。平时惜语如金，也许别人经常取笑他像个骆驼，他根本不予理睬，久了之后才回答一句“甚善，名我固当”。触及内心则滔滔不绝，在讲起自己的种树经验的时候，似显得意之色，对比他人，突出自己，时而微言，时而大义；在描述“长人者”来乡下骚扰百姓的时候，更是生动形象，寓言尖刻，入木三分，但又恰到好处，有似一世外高人，隐居于此。
再次，从性格上看，郭橐驼生性幽默，乐观豁达。其乡人见他形似驼骆之状，纷纷戏称为“驼”，他听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高兴地接受说：“很好啊，我就是这么个样子，用‘骆驼’给我命名，本来就很恰当嘛！”于是干脆舍其名，自称“郭骆驼”。橐驼以种树为业（“驼业种树”），不但不以为贱，反而引以为豪，在谈到自己种树的经验之时，总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或对比“他植者”直揭其弊；或自述种植经验，洋洋自得；或移之“官理”话带机锋，真是坦荡而豁达，乐观而自信，安居而乐业，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乡间劳动老人。
从郭老人身上，我们所获得的，决不仅仅是种树与为官的道理，还有其丰富而深远的生活哲理。作者选取橐驼种树这一职业，与蒋氏捕蛇（《捕蛇者说》）、梓人造屋（《梓人传》）都是为了借题发挥，另有深意。后学者多将其当做“设事明理”之作，这的确是符合作者当初的写作动机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本文是“以寓言为本”“幻设为文”。因此，我认为本“寓言”还揭示了更加丰富的、多方面的生活哲理。我们试可以解读得以下几个方面。
（一）凡事不能急于求成，揠描助长。这虽然是个生活常理，但很多人却把握不好这个“度”，不是过分就是不及，往往达不到应有的目的，或造成严重的后果。郭橐驼用种树的切身体验告诉我们，“不作为”是一种过错，“根拳而土易”是显然工作没到位的，其结果是树不能活，等于白干；过度的“作为”，“爱之太恩，忧之太勤”，使“木之性日以离”，其结果是不但造成树的死亡，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则更是一种错误。做任何事都要力求恰到好处，时刻记住“过犹不及”的道理。
（二）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违时令，不违背规律。一方面，树木就是树木，不掌握“木之性”就不要轻动其木。人们常说：“树挪死，人挪活”，树有根，随意动其根，必失其活路。因此必须尊重其生长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才是“莳应其时”也。种树是这样，为政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就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现已显出恶果，人类如不及时警觉，采取必要行动，必将自遗其患，自食其果。
（三）做事流于形式，做做样子，不但毫无结果，而且害人害己。从“他植者”的行为看，“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做出那番依依不舍的样子，有似于今天的“作秀”；“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搔痒搔到了马屁股上，正是不了解事物的本质特征，真正从内在的本质出发，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四）教育子女有似于“种树”，宜顺天致性，扬其长避其短，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既不能人为地束缚和戕害其身心发展，也不能恨铁不成钢，动辄责罚，求全责备，不把孩子当孩子看待，这种做法恰是“虽曰爱之，实则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教育者应该牢牢记住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的一句警世名言：“把孩子当做孩子。”
（五）注重“过程与方法”。有过程还必须讲究方法，时间安排的多少（当不用工夫则“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当必用工夫则“其莳也若子”），程序安排的先后（移栽树木的整个过程必定是有先后顺序的），重点、难点的把握（“疏本”、“平培”、“故土”、“密筑”就是种树的关键），都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忽视过程与方法，同样不会有好的结果。
（六）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事业才会有成。“驼业种树”，不但乐以为业，而且“术业有专攻”，才能取得“硕而茂”“早实以蕃”“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的效果。并且，橐驼种树却不止于劳动本身，还能由此思考总结，上升到“官理”，从劳动中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和哲理，体察到世态和人心，将“业”上升到“道”，是理性的伟大升华。
这就是我们从郭橐驼种树中读得的丰富的文外之义，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些，倘我们能细细地去挖掘，去品读，去深思，这也是郭橐驼带给我们的收获。
三、本文的艺术特色
（一）寓言的写法
本文题目虽曰“传”，实则是一篇寓言，也就是说，是作者虚构为文，设事明理，并非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这从作者大量类似的文章可以看出。最是类似于本文的《梓人传》，通过对一个技艺高超的“梓人”（木匠）的赞扬，说明做宰相（同样是“官理”）也要像这个梓人那样掌握全局，抓大事，而不应包揽一切，陷入烦琐的事务之中。此外，作者还有以物写人的《传》，都是使用的同一写法。
这种寓言的写法，使文章生动而新奇，看似史传实则蕴涵丰富的文学情趣，委婉的讽谏，婉转而幽默。读来别具一格而又意蕴深远。
（二）对比的艺术
1.郭橐驼外形的丑陋与其种树技艺的高超形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塑造残疾畸形的郭橐驼这一形象，却又赋予其独特的种树本领，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么个乡下糟老头子尚且具有“绝活”，尚且能从种树的过程中悟出为官治政的道理，那些“为观游”的“长安豪富人”，难道不是些饱食终日，脑满肠肥的草包吗？那些卖果者，“他植者”且有一技？就更不用说悟出其他“官理”“人理”来。
2.郭橐驼的种树与“他植者”的种树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章将郭橐驼了解“木”的本性，移种时像爱护自己的孩子，种好后则弃之不顾，护根、培土以及生长过程中“不耗其实”“不害其长”等处处与“他植者”的做法形成对比：“他植者则不然”，拳其根易其土，培土要么过多，要么过少，种好后又不忍离去，一会抠开树皮看是否活着，一会摇摇树干看是否栽得牢固，看起来是爱护，其实是残杀！这样的对比，形象而生动，深刻而有力，为后文揭示“官理”蓄积了气势。
3.将“民”与“官”的生活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试看文中那些“官”（“长人者”）的心态与行为：喜欢发号施令，看似爱护关心百姓的样子，实则是祸害万端，早晚来到乡里，一会儿催你耕种，一会儿催你种植，一会儿催你收割，早早地叫你们煮蚕、抽丝，早早地叫你织布纺线，又是叫你养孩子，又是叫你喂鸡、猪，常常敲罗打鼓把老百姓聚集起来训话，好像什么都懂，实则一窍不通，这一群假惺惺的“太作为”的官吏，比之“悍吏之来无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亥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有过之而无不及！（《捕蛇者说》）而那些小民百姓（“吾小人”）则只得停止吃饭来慰劳他们，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被折腾得穷困潦倒，疲惫不堪，哪里还有耕种收割的时间，哪里还有生存的活路？
这样的对比触目惊心，使文章批判的锋芒更具有震撼的力量。
（三）语言的风格
柳宗元作为开一代风气的古文大家，其散文的语言风格鲜明而独特。
1.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气势流畅。
文章开头写郭橐驼，描摹形象，运用对话，简练而准确（仅“隆然伏行”四字），鲜明刻画出郭橐驼的形象。第三段写郭橐驼种树与“他植者”种树，在对比中精细刻画，近似于细节描绘，生动、细腻、丰富有情，为后文蓄势，可谓水到渠成。第四段描写官员下乡，用短语、整句，刻画其无休无止地扰民的形象，恰到好处。全文句式灵活多变而又运用自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２.古文风格，文约意丰。
本文虽是柳宗元的早期作品，但已见作者摒弃六朝以来空虚华丽的浮靡文风、追求内容充实言简意赅的趋势。
（四）详略的处理
文章详略的安排可谓别具匠心。开头写郭橐驼的“传”，却只写其姓名、形貌，不写其身世、经历，撷取对刻画人物有用的部分来写，简练明快；而后文写郭橐驼种树之理和借题发挥移之“官理”则不厌其详，全文采用欲扬先抑的写法，为的是更加充分地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正如作者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说：“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