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清初散文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从中国散文发展历史来看，散文到明清呈下滑的趋势；从明清文坛大势看，明清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盛极一时，散文的光彩相对暗淡。但作为中国散文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清初散文仍自有其重要地位。
　　能够代表清初散文成就的，目前公认有两类文章：一类是学者之文，以大学者、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一类是文人之文，以“清初散文三大家”为代表。
　　所谓“清初散文三大家”是指清初著名散文家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他们均出生于明末，成名于清初，在清初以散文创作名震一时。他们去世以后，他们共同的朋友、清初著名文人兼大臣宋荦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将其作品选编为一集，名为《国朝三家文钞》，此为“三家”得名之始。此后，著名的《四库全书》、《清史列传》、《清史稿》等都认可这一提法并给以进一步的阐述。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将“三家”作为清初散文的代表予以介绍，一些中国文学辞典也将“三家”作为一个文学并称，列出专门条目。应该说，“三家”之称早已广为人知并得到了公认。
　　但总的说来，对“三家”的一般性介绍多，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少。张云龙先生的《清初散文三家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12月版）是第一部全面综合研究“三家”的学术专著，不仅在“三家”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也是清初散文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不仅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三家”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三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成就，比较了“三家”创作的异同并总结出一些普遍性规律，而且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上多有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力图在历史研究和当代意义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本书对“古文”的理解和处理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古代，“古文”是个泛文章的概念，其中多数是应用文，没有文学价值；而现代散文是文学文体之一，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个性的表现”。因此，作者认为，从文学意义上讲，传统“古文”只有同时表现了作者的个性，才具有文学的价值，才有当代意义。在具体研究中，作者贯彻了这一思想，对古文中较能表现个性的文章如侯方域的传记、书信、杂记，魏禧的论策、传记，汪琬的传记、杂记等特点和价值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讨论和阐发，而对一些个性不太突出的文章如侯方域的论策、魏禧的寿序、汪琬的经解以及他们大量的应酬性的序跋、传记、碑志等则不作为重点。这就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研究与当代意识的统一。其中对侯方域抒情散文“积创积思、一代心史”的深厚内容的挖掘，对魏禧论策“高论奇识、凌厉古人”的独特美学风格的阐释，都做到了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富于鲜明的当代意义。
　　第二，分析深入，见解独到，表现出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往学术界对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思潮，都持肯定态度；对黄宗羲等提倡“读史”呼声，也无异议，因为以“读史”而服务现实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贯传统；但对顾炎武等提倡的“返经”思潮，则有非议，有的甚至以为是历史的倒退。本书通过深入分析，提出顾炎武所谓“返经”的本质乃为“经世”，从而澄清了学术界此前对顾炎武等的重大误解。本书还对侯方域“驰骋纵横，务尽其才”以及“拙于为文”的观点，进行了认真剖析，指出：“知与行的矛盾在侯方域的理论和创作中同样存在。侯方域晚年最优秀的作品的确做到了‘拙于为文’，水到渠成，自然流露。但他早年的一些作品因逞才使气，也是能‘巧’而不能‘拙’。他很为人称道的作品《马伶传》、《李姬传》也不免有这样的倾向。”
　　第三，论述问题点线结合，体现了扎实深厚的文学史功底。作者论述问题，一般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问题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研究，梳理其发展脉络，比较其变化发展。如对“三家”思想与创作的分析，便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侯方域在他的一篇著名文论中说，“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是“敛气于骨”，汉以后之文“运骨于气”。对其具体含义，过去的论者都语焉不详。本书作者联系中国古代文论及秦汉文和唐宋文的实际，指出：“骨偏于思想表达，气偏于感情抒发；骨偏于内容的坚实，气偏于表达的流畅。古文学习应从唐宋文入手，注意从文章的整体气势、气韵上学习古人，而不要像秦汉派那样单纯模拟字句。”这样的论述就比前人更加深入、清晰。作者还对侯方域的“以小说为古文”的观点予以铺衍阐发，总结出“以小说为古文”的基本特点，即生动传神、想象虚构、以娱心为归，进而提出侯方域“以小说为古文”的三种类型，即第一，以严谨的写实笔法为主，吸收小说刻画人物的生动笔法；第二，以生活的本质真实为基础，精心构思艺术细节；第三，传奇式古文，或古文式传奇。
　　第四，归纳总结，提炼升华，概括了清初散文的独特成就和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一些普遍规律。作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就“三家”论“三家”，而是通过对“三家”的研究，总结提炼出对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如作者将“三家”创作的成功经验总结为：表现真实，独立思考，以情运文，是创作成功的关键；能否借鉴小说笔法，是传记散文成败的重要因素；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凌厉的论文具有特殊的美感。在对“三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后指出：“清初文学继承了明末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的精神，又从时代的巨变中汲取创作营养，从而使这一时代的作品既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又呈现着丰富多彩的气象。就文学所表现的自由气象、创新精神而言，清初不如晚明；但就创作的坚实和内容的深广而言，清初则超过了晚明，它具有晚明文学所无法比拟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深刻的人生体验。”这样的结论，不仅是针对“三家”的，也是针对所有文学史研究的；不仅是针对历史研究的，也是指向当代创作的。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定不足，如对“三家”的比较还不够细致精练，论点提炼有一些还较粗率。希望作者将来能将这一课题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济南）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