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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杨亚洲获得社会与市场双重认可的部分电视剧分析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叙述平凡女性情感生活，附和传统伦理观念，维护家庭人伦稳定，是“家居”媒体艺术——电视剧创作一种合适的文化定位与选择。
关键词：家庭 电视剧 日常生活 平凡女性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从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到最终这种媒介被人类内化，不知不觉间变成为我们生存的必备环境与背景，这个过程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的。就像电视在20世纪前叶出现，然后在我们还不那么确切的时候，已经开始习惯电视与生活的密切相关和相伴。电视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伙伴。
在接受了电视对生活深度介入的同时，我们也逐渐注意到了电影和电视的不同。我们可以远距离地欣赏电影，把观看电影当作一个活动，或者夸张地说，一个仪式，但我们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地看电视。
实际的情形是，我们手里可能在忙着其他事情，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们听任电视在那“自言自语”，有时只是间或地把自己的目光投住在屏幕上。究其原因，恐怕不单是因电影需要买票到公共电影院观看，人们出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才这么做那么简单。虽然，电视确实是那么地贴近生活，在最私密的空间和最私密的谈话里，它在那，触手可及，是那么紧密地，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地，成为当今生活不可或缺的“家私”，它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我们随时都可以拥有。
“家庭是电视接收的主体”、“电视提供打发时间的渠道，已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理论家们在表述电视这一重要的特色，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作为观众的我们，对电视内容和形式的渴望、期待给定了。所以，有关电视的话题，如果放在“家庭”的情境中，或许可以更深入地进行。
杨亚洲导演的《空镜子》和《浪漫的事》，是两部曾在观众和专家中均获好评的电视连续剧，除了陶红、姜武、倪萍、朱媛媛、张延等一干演员优秀的表演，为《空镜子》添色许多之外，剧中所展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女人的情感生活、塑造经历生活磨砺后逐渐走向强大的女性形象，强调家庭与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特点，是为两部连续剧带来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主要原因。
这两部电视剧可以说是导演杨亚洲在充分理解“电视基本上是一种家用媒体，它的节目锁定的是家庭观众”的基础上，为中国电视剧在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气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较为成功的艺术实践。“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语），当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代表，成为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大众文化时代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作为运用电视媒介进行表达、交流，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功用的电视剧，也必须按照电视所具有的媒介特点进行创作。
美国文化学家约翰·费斯克曾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社会权利的宰制系统中，规避和抵抗的文化，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着意表现在社会场合的矫饰状态，返归本色生命，让人的生理和心理在家庭生活的平台上着陆、合一，并在自由状态里，不受任何范式规范和约束地欣赏自己、欣赏环绕自己的社会存在，欣赏自己在生命社会化存在的最小场域——家中的一切行为，我们就能真正地快乐。
比如看到《空镜子》中的燕儿的难受或傻乐，看到《浪漫的事》中的雨儿精明着也忠贞着，我们同气相求。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电视在我们最近的空间里，扮演着我们的生活、理解和需要最近的人生故事，那么，融会在一个点、一个面和一个时空里，不需要换位的过程，真实与虚构在家庭中容易相遇。
如今虽然众多的女性走出了家门，家庭不再单单是妇女们的天地，但传统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分工，并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出现一下子消失。面对家庭的电视媒体，需要更多地面对女性观众——事实上，在家庭扮演社会性角色的大多数仍然是女性。因生理和心理结构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关注情感。实践表明，作为虚构的作品，细腻地描写女性的情感生活、塑造强大的女性形象的电视连续剧，更容易获得女性观众的亲睐。杨亚洲的《空镜子》和《浪漫的事》获得成功的另一大原因，也正基于此。像长相、才能都平常的燕儿一样，大多数女性观众都有过或有着同样的心理、情感历程。我们都在生命中遭遇成长的烦恼，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得失。真希望如姐姐那样美丽，想找一个优秀的男朋友，渴望缔结一份美满的婚姻，《空镜子》中的燕儿的愿望何尝不是每个平凡如她的女人的夙愿呢？但是，生活告诉我们，现实有时常与理想相差很远。即使如《浪漫的事》中的三姐妹已然成家，但波折和磨难可能就在前方等待着她们。
《空镜子》与《浪漫的事》把如同观众一样平常、一样渺小的数个女性的爱与恨、喜与悲呈现出来，惟妙惟肖地再现真实的人生景况。有着丰富的情感的女性观众，在收看这两部电视剧时，可以体验、可以感慨，可以比照、也可以反观自身。而且杨亚洲没有仅仅停留在呈现的层面，他在两部电视连续剧中，更主要地是让他的人物们，在生活的自然逻辑中，逐渐走出人生的低谷与误区，走向各自的强大与成熟。通过婚姻的失败和对姐姐人生经历的思考，燕儿自信了，她知道幸福不是别人的评价，幸福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需要自己的选择和担当。
《浪漫的事》中，老妈妈在漫天飞舞的彩纸中走向婚姻的身影，不仅告诉了三个女儿浪漫是一种相濡以沫，主要还是让观众懂得女性的强大在于心灵，从而以朴素的结论，让渴望获得人生经验和指导的女性观众获得滋养和激励，使她们在以后的人生中也学着强大。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按照文化学家们的结论，在大众文化时代，社会成员常常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显现他们对于社会宰制体系的随从或抵制。在后现代文化带来社会的浅显化、零散化的解构状况下，家庭应该成为社会维护的一个阵地，以便社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职能。家庭因此也成为人们实现人生意义的重要场所。
对于电视，维护这一场所的安全、稳定，则有利自身文化功能的发挥。展现家庭和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并且强化这一人文概念，是《空镜子》和《浪漫的事》中明确的主旨。为人应该朴实、真诚，是两部电视剧对其中成员的要求。
《空镜子》中相貌平平的燕儿，因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不仅成为剧中男女老少对话中一再褒扬的对象，其质朴的性格，还得到了导演明显带有偏爱的重点刻画。对情感应该忠贞不二，是《空镜子》和《浪漫的事》为爱情设定的品格。与燕儿单纯的爱情理想相比，剧中漂亮的姐姐莉儿，好高骛远且爱情上持功利主义。按照生活的现实逻辑，莉儿得到了众多男性的追求，但是，不仅在剧中连爱慕她的男性都吝啬给予其好的评语，而且剧末导演还给了她一个形单影只、与幸福无缘的结局。
用宽容与爱处理人际关系，是杨亚洲在两部连续剧中，倡导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在社会转型时期，不着痕迹地，以传统的文化理念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安全的也是保险的策略，起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层面，都不会有明确的抵制。本文无意于评论导演杨亚洲的文化意识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的重视。
《空镜子》中莉儿在燕儿的规劝下，放弃了报复马黎明的打算，避免了必然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一次伤害；《浪漫的事》中有一场戏：大女儿雪儿、二女儿雨儿已然离婚，三女儿因不堪忍受丈夫的长期在外也说出了离婚的打算，一直静坐在旁不发一言、守了半辈子寡的老妈妈，却突然大声宣布“我要结婚”。这些情节和场面，都很鲜明地阐发了导演的意图。《浪漫的事》甚至不惜以最后一整集的渲染，让即将结婚的老妈妈反复强调“好好地过日子”的理念。不排除导演杨亚洲有对大众文化时代受众心理的俯就，以成就两部电视连续剧的社会、经济效益定位的考虑，在客观上，他通过剧情宣扬的观念，显然在大众接受场域，获得了认可和接受，从而也部分地实现了其电视文本的传播功效，使其对家庭与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强调，获得了有效的传达。
既然电视主要是家用媒体，电视剧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就必须更多地结合家庭的特点，予以生产、创作，这样才能使电视剧更好地成为家庭的“家私”与伙伴。杨亚洲导演的《空镜子》、《浪漫的事》正是因为从“家”的概念上深入，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叙述女性的情感生活，塑造强大的女性形象——是生命意义上的而非社会英雄，并且附和当下社会的伦理观念，以维护家庭人伦的平和、稳定，而成为大众文化征候中受到社会和市场双重欢迎的电视连续剧。
与家同行、与家相伴并且与家同在，杨亚洲的电视连续剧，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2] [美]约翰·费斯克，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郭媛媛，女，1965—，江苏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和传播学研究，工作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关键词：家庭 电视剧 日常生活 平凡女性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从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到最终这种媒介被人类内化，不知不觉间变成为我们生存的必备环境与背景，这个过程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的。就像电视在20世纪前叶出现，然后在我们还不那么确切的时候，已经开始习惯电视与生活的密切相关和相伴。电视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伙伴。
在接受了电视对生活深度介入的同时，我们也逐渐注意到了电影和电视的不同。我们可以远距离地欣赏电影，把观看电影当作一个活动，或者夸张地说，一个仪式，但我们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地看电视。
实际的情形是，我们手里可能在忙着其他事情，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们听任电视在那“自言自语”，有时只是间或地把自己的目光投住在屏幕上。究其原因，恐怕不单是因电影需要买票到公共电影院观看，人们出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才这么做那么简单。虽然，电视确实是那么地贴近生活，在最私密的空间和最私密的谈话里，它在那，触手可及，是那么紧密地，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地，成为当今生活不可或缺的“家私”，它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我们随时都可以拥有。
“家庭是电视接收的主体”、“电视提供打发时间的渠道，已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理论家们在表述电视这一重要的特色，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作为观众的我们，对电视内容和形式的渴望、期待给定了。所以，有关电视的话题，如果放在“家庭”的情境中，或许可以更深入地进行。
杨亚洲导演的《空镜子》和《浪漫的事》，是两部曾在观众和专家中均获好评的电视连续剧，除了陶红、姜武、倪萍、朱媛媛、张延等一干演员优秀的表演，为《空镜子》添色许多之外，剧中所展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女人的情感生活、塑造经历生活磨砺后逐渐走向强大的女性形象，强调家庭与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特点，是为两部连续剧带来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主要原因。
这两部电视剧可以说是导演杨亚洲在充分理解“电视基本上是一种家用媒体，它的节目锁定的是家庭观众”的基础上，为中国电视剧在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气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较为成功的艺术实践。“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语），当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代表，成为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大众文化时代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作为运用电视媒介进行表达、交流，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功用的电视剧，也必须按照电视所具有的媒介特点进行创作。
美国文化学家约翰·费斯克曾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社会权利的宰制系统中，规避和抵抗的文化，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着意表现在社会场合的矫饰状态，返归本色生命，让人的生理和心理在家庭生活的平台上着陆、合一，并在自由状态里，不受任何范式规范和约束地欣赏自己、欣赏环绕自己的社会存在，欣赏自己在生命社会化存在的最小场域——家中的一切行为，我们就能真正地快乐。
比如看到《空镜子》中的燕儿的难受或傻乐，看到《浪漫的事》中的雨儿精明着也忠贞着，我们同气相求。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电视在我们最近的空间里，扮演着我们的生活、理解和需要最近的人生故事，那么，融会在一个点、一个面和一个时空里，不需要换位的过程，真实与虚构在家庭中容易相遇。
如今虽然众多的女性走出了家门，家庭不再单单是妇女们的天地，但传统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分工，并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出现一下子消失。面对家庭的电视媒体，需要更多地面对女性观众——事实上，在家庭扮演社会性角色的大多数仍然是女性。因生理和心理结构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关注情感。实践表明，作为虚构的作品，细腻地描写女性的情感生活、塑造强大的女性形象的电视连续剧，更容易获得女性观众的亲睐。杨亚洲的《空镜子》和《浪漫的事》获得成功的另一大原因，也正基于此。像长相、才能都平常的燕儿一样，大多数女性观众都有过或有着同样的心理、情感历程。我们都在生命中遭遇成长的烦恼，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得失。真希望如姐姐那样美丽，想找一个优秀的男朋友，渴望缔结一份美满的婚姻，《空镜子》中的燕儿的愿望何尝不是每个平凡如她的女人的夙愿呢？但是，生活告诉我们，现实有时常与理想相差很远。即使如《浪漫的事》中的三姐妹已然成家，但波折和磨难可能就在前方等待着她们。
《空镜子》与《浪漫的事》把如同观众一样平常、一样渺小的数个女性的爱与恨、喜与悲呈现出来，惟妙惟肖地再现真实的人生景况。有着丰富的情感的女性观众，在收看这两部电视剧时，可以体验、可以感慨，可以比照、也可以反观自身。而且杨亚洲没有仅仅停留在呈现的层面，他在两部电视连续剧中，更主要地是让他的人物们，在生活的自然逻辑中，逐渐走出人生的低谷与误区，走向各自的强大与成熟。通过婚姻的失败和对姐姐人生经历的思考，燕儿自信了，她知道幸福不是别人的评价，幸福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需要自己的选择和担当。
《浪漫的事》中，老妈妈在漫天飞舞的彩纸中走向婚姻的身影，不仅告诉了三个女儿浪漫是一种相濡以沫，主要还是让观众懂得女性的强大在于心灵，从而以朴素的结论，让渴望获得人生经验和指导的女性观众获得滋养和激励，使她们在以后的人生中也学着强大。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按照文化学家们的结论，在大众文化时代，社会成员常常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显现他们对于社会宰制体系的随从或抵制。在后现代文化带来社会的浅显化、零散化的解构状况下，家庭应该成为社会维护的一个阵地，以便社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职能。家庭因此也成为人们实现人生意义的重要场所。
对于电视，维护这一场所的安全、稳定，则有利自身文化功能的发挥。展现家庭和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并且强化这一人文概念，是《空镜子》和《浪漫的事》中明确的主旨。为人应该朴实、真诚，是两部电视剧对其中成员的要求。
《空镜子》中相貌平平的燕儿，因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不仅成为剧中男女老少对话中一再褒扬的对象，其质朴的性格，还得到了导演明显带有偏爱的重点刻画。对情感应该忠贞不二，是《空镜子》和《浪漫的事》为爱情设定的品格。与燕儿单纯的爱情理想相比，剧中漂亮的姐姐莉儿，好高骛远且爱情上持功利主义。按照生活的现实逻辑，莉儿得到了众多男性的追求，但是，不仅在剧中连爱慕她的男性都吝啬给予其好的评语，而且剧末导演还给了她一个形单影只、与幸福无缘的结局。
用宽容与爱处理人际关系，是杨亚洲在两部连续剧中，倡导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在社会转型时期，不着痕迹地，以传统的文化理念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安全的也是保险的策略，起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层面，都不会有明确的抵制。本文无意于评论导演杨亚洲的文化意识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的重视。
《空镜子》中莉儿在燕儿的规劝下，放弃了报复马黎明的打算，避免了必然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一次伤害；《浪漫的事》中有一场戏：大女儿雪儿、二女儿雨儿已然离婚，三女儿因不堪忍受丈夫的长期在外也说出了离婚的打算，一直静坐在旁不发一言、守了半辈子寡的老妈妈，却突然大声宣布“我要结婚”。这些情节和场面，都很鲜明地阐发了导演的意图。《浪漫的事》甚至不惜以最后一整集的渲染，让即将结婚的老妈妈反复强调“好好地过日子”的理念。不排除导演杨亚洲有对大众文化时代受众心理的俯就，以成就两部电视连续剧的社会、经济效益定位的考虑，在客观上，他通过剧情宣扬的观念，显然在大众接受场域，获得了认可和接受，从而也部分地实现了其电视文本的传播功效，使其对家庭与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强调，获得了有效的传达。
既然电视主要是家用媒体，电视剧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就必须更多地结合家庭的特点，予以生产、创作，这样才能使电视剧更好地成为家庭的“家私”与伙伴。杨亚洲导演的《空镜子》、《浪漫的事》正是因为从“家”的概念上深入，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叙述女性的情感生活，塑造强大的女性形象——是生命意义上的而非社会英雄，并且附和当下社会的伦理观念，以维护家庭人伦的平和、稳定，而成为大众文化征候中受到社会和市场双重欢迎的电视连续剧。
与家同行、与家相伴并且与家同在，杨亚洲的电视连续剧，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2] [美]约翰·费斯克，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郭媛媛，女，1965—，江苏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和传播学研究，工作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