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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这篇创作谈之前,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写过小说了。一年多前,我正在写一个和暴露狂有关的故事,大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已经清晰了,但中间我却停了下来,原因是在一个关键情节点上面卡住了。这不是什么特殊状况,因为我偏好情节性强的东西,所以经常需要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反复推演甚至推倒重来。但这次我却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都困扰于一个问题:我到底要写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它看上去那样大而空,和我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一样充满了无解性。但这并不代表它毫无意义可以忽略,毕竟它事实上已经对我写作构成了障碍。
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虚构。当然十几岁的时候对于虚构这个概念并不清晰,只是隐约觉得,我可以编造故事,可以在故事里扭转现实,这是一个巨大的乐趣。我记得有位作家把创作者比喻成飞越迷宫的伊卡洛斯,在他腾空而起的一刻,被抛诸脑后的迷宫和无止境的天空构成了自由最原始的形态。虽然伊卡洛斯的纯手工自制羽翼最后被太阳烤化了掉进海里。
我一直以为虚构和非虚构真的是逻辑上所谓二元对立的东西,就像善与恶,美与丑:不是虚构,就是非虚构;不是非虚构,就是非非虚构。大学毕业,我差点成为一名记者,为此曾经在新闻现场之间奔跑了三个多月,创作了一堆确实基于事实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喜欢非虚构,怎么会有人喜欢做信息的搬运工。我甚至觉得新闻报道不应该署我的名,而应该署当事人的名,毕竟是他们缔造了这个新闻,我只是把这个故事描摹下来。我甚至都不被允许加工。
以上当然不是什么正确的看法,相反它极其地幼稚和浅薄。只是我并不为之感到羞愧。毕竟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真的接触到“非虚构创作”,而跑线记者确实和信息搬运工无异。与之相对的“虚构创作”则具有高度的原创色彩,高下立判。
直到那个时候,我仍然没有认真停下来思考一下“虚构”本身。创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了一个冲动,一个想法,再加以扩充,编排,就有一定机率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也有一定机率变成一个残废的不知道如何定义的东西,整个过程有点像做饭。我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提升自己厨艺,以确保成品让人垂涎,或者起码可以让人下咽。而我从来没有想过食材的问题。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人会考虑食材的问题。创作冲动就像性冲动,总是萌生在一个股间饱胀的午后。倾泻而出的时刻,没有人会担心库存和供应的问题,只会担心匮乏的市场和操劳过度的销售渠道。
但到了一定时间(可长可短因人而异),原材料供应就会成为一个掣肘。毕竟一切的妙笔生花,都建立在充实的素材供应上。无论你如何虚构,都需要材料的支撑,而这些材料不可能先验存在于你的大脑里——要么是从你的生活中直接萃取,要么是对其他文本的二手轉化。
从这个层面上讲,所谓的虚构和非虚构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是基于实际经验的加工,它们都涉及一个“信息搬运”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非虚构有特定而明确的搬运对象,而虚构的取材则显得自由开放乃至混乱。小说涉及的经验,可能漫布在作者人生的细碎角落里,它们藏匿在创作冲动之下,甚至构成创作冲动本身。
这并不是一个秘籍一样隐藏的道理,事实上,从小到大的文学教育都在反复重申“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我在这里不是想重复正确的废话。我想说,从现实的创作来看,艺术不仅来源于生活,而且严重依赖生活,对于很多作家,我们几乎可以从作品追溯他的生活经历。而且这种创作模式已经被很大程度上视为正途——写你熟悉的。每一个希望你能更快进步的编辑都会衷心劝你。
但我却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障碍。我无法处理自己熟悉的生活。研究生期间我上过一学期散文课,那时老师就告诉我们,散文写作必须基于真实,结果是我一篇正经的散文都没有写出来——我无法忍受自我剖白,无法向任何人展示一个赤裸或半裸的自己。我把所有散文写成了类似杂文的东西,因为评论他人或者他物的时候,我才能肆无忌惮。
这也成为了我写小说的一个习惯。一般情况下,我只写想象出来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我只写幻想小说。我所有的作品都基于现实,但我极少在作品里挪用现实经历。对于我来讲,现实经历最多提供一个口子。
比如《热垫圈》里,我的生活经验只提供了“热垫圈”这一个元素。当然不是说,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家的垫圈是热的,而是冬天的时候,我坐到了一个冷垫圈上面,由此想到:假如一个独居男人冬天早晨发现自己家垫圈是热的,会是什么反应。这就是小说的起点,后面的一切,可以说完全在我的经验之外。也就是说,我并没有一个可以帮我焐热垫圈的女朋友,后续的情节更加纯属虚构。
而在《故居》里,现实提供的是一栋真实的故居,一个午后似乎有些焦躁的导游,以及我对熊孩子天然的畏惧。之后的事情,就是基于这三者的推演,期间所有的故事,都不在我熟悉的世界里。正因如此,我才如此热切地期待和关注故事的发展,并充满了叙述下去的动力。最初的版本里,我甚至设想过一个情节,那就是导游回到故居,报复性地把尿撒到大作家曾经用过的马桶里。
《虚度七种》更是一个极端。“虚度”的概念其实来自一个比赛的命题。整个小说的框架是对知名作家的模仿,而这位作家也以超越现实的创作而闻名。很多人都试过模仿他,很多人的文学风格甚至直接建立在他之上,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万物基于安卓式的文化氛围。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形式给了我一个想象的空间,就像安卓这个平台给了很多人在手机上玩乐的空间。
简言之,我希望在写作中探索未知的事情。事实证明,这种探索并不成功;失去了经验的支撑,小说里充满了缺陷,所有的角落都标注着“基于幻想”或者“基于意淫”。这让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方向性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依然受困于上面的问题,创作毫无进展——除非我把媒体写作和剧本写作也算入到创作里。当编辑告诉我,这几篇稿子可以发表时,我的思绪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为自己没有任何新作感到羞愧,一方面又对旧作重见天日感到侥幸,尤其当编辑告诉我,还得为这几篇稿子写一篇两千多字的创作谈时,两种情绪复合在一起,汇聚成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障碍。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困扰我的不只是“写什么”。
还有懒。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都困扰于一个问题:我到底要写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它看上去那样大而空,和我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一样充满了无解性。但这并不代表它毫无意义可以忽略,毕竟它事实上已经对我写作构成了障碍。
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虚构。当然十几岁的时候对于虚构这个概念并不清晰,只是隐约觉得,我可以编造故事,可以在故事里扭转现实,这是一个巨大的乐趣。我记得有位作家把创作者比喻成飞越迷宫的伊卡洛斯,在他腾空而起的一刻,被抛诸脑后的迷宫和无止境的天空构成了自由最原始的形态。虽然伊卡洛斯的纯手工自制羽翼最后被太阳烤化了掉进海里。
我一直以为虚构和非虚构真的是逻辑上所谓二元对立的东西,就像善与恶,美与丑:不是虚构,就是非虚构;不是非虚构,就是非非虚构。大学毕业,我差点成为一名记者,为此曾经在新闻现场之间奔跑了三个多月,创作了一堆确实基于事实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喜欢非虚构,怎么会有人喜欢做信息的搬运工。我甚至觉得新闻报道不应该署我的名,而应该署当事人的名,毕竟是他们缔造了这个新闻,我只是把这个故事描摹下来。我甚至都不被允许加工。
以上当然不是什么正确的看法,相反它极其地幼稚和浅薄。只是我并不为之感到羞愧。毕竟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真的接触到“非虚构创作”,而跑线记者确实和信息搬运工无异。与之相对的“虚构创作”则具有高度的原创色彩,高下立判。
直到那个时候,我仍然没有认真停下来思考一下“虚构”本身。创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了一个冲动,一个想法,再加以扩充,编排,就有一定机率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也有一定机率变成一个残废的不知道如何定义的东西,整个过程有点像做饭。我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提升自己厨艺,以确保成品让人垂涎,或者起码可以让人下咽。而我从来没有想过食材的问题。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人会考虑食材的问题。创作冲动就像性冲动,总是萌生在一个股间饱胀的午后。倾泻而出的时刻,没有人会担心库存和供应的问题,只会担心匮乏的市场和操劳过度的销售渠道。
但到了一定时间(可长可短因人而异),原材料供应就会成为一个掣肘。毕竟一切的妙笔生花,都建立在充实的素材供应上。无论你如何虚构,都需要材料的支撑,而这些材料不可能先验存在于你的大脑里——要么是从你的生活中直接萃取,要么是对其他文本的二手轉化。
从这个层面上讲,所谓的虚构和非虚构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是基于实际经验的加工,它们都涉及一个“信息搬运”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非虚构有特定而明确的搬运对象,而虚构的取材则显得自由开放乃至混乱。小说涉及的经验,可能漫布在作者人生的细碎角落里,它们藏匿在创作冲动之下,甚至构成创作冲动本身。
这并不是一个秘籍一样隐藏的道理,事实上,从小到大的文学教育都在反复重申“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我在这里不是想重复正确的废话。我想说,从现实的创作来看,艺术不仅来源于生活,而且严重依赖生活,对于很多作家,我们几乎可以从作品追溯他的生活经历。而且这种创作模式已经被很大程度上视为正途——写你熟悉的。每一个希望你能更快进步的编辑都会衷心劝你。
但我却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障碍。我无法处理自己熟悉的生活。研究生期间我上过一学期散文课,那时老师就告诉我们,散文写作必须基于真实,结果是我一篇正经的散文都没有写出来——我无法忍受自我剖白,无法向任何人展示一个赤裸或半裸的自己。我把所有散文写成了类似杂文的东西,因为评论他人或者他物的时候,我才能肆无忌惮。
这也成为了我写小说的一个习惯。一般情况下,我只写想象出来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我只写幻想小说。我所有的作品都基于现实,但我极少在作品里挪用现实经历。对于我来讲,现实经历最多提供一个口子。
比如《热垫圈》里,我的生活经验只提供了“热垫圈”这一个元素。当然不是说,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家的垫圈是热的,而是冬天的时候,我坐到了一个冷垫圈上面,由此想到:假如一个独居男人冬天早晨发现自己家垫圈是热的,会是什么反应。这就是小说的起点,后面的一切,可以说完全在我的经验之外。也就是说,我并没有一个可以帮我焐热垫圈的女朋友,后续的情节更加纯属虚构。
而在《故居》里,现实提供的是一栋真实的故居,一个午后似乎有些焦躁的导游,以及我对熊孩子天然的畏惧。之后的事情,就是基于这三者的推演,期间所有的故事,都不在我熟悉的世界里。正因如此,我才如此热切地期待和关注故事的发展,并充满了叙述下去的动力。最初的版本里,我甚至设想过一个情节,那就是导游回到故居,报复性地把尿撒到大作家曾经用过的马桶里。
《虚度七种》更是一个极端。“虚度”的概念其实来自一个比赛的命题。整个小说的框架是对知名作家的模仿,而这位作家也以超越现实的创作而闻名。很多人都试过模仿他,很多人的文学风格甚至直接建立在他之上,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万物基于安卓式的文化氛围。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形式给了我一个想象的空间,就像安卓这个平台给了很多人在手机上玩乐的空间。
简言之,我希望在写作中探索未知的事情。事实证明,这种探索并不成功;失去了经验的支撑,小说里充满了缺陷,所有的角落都标注着“基于幻想”或者“基于意淫”。这让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方向性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依然受困于上面的问题,创作毫无进展——除非我把媒体写作和剧本写作也算入到创作里。当编辑告诉我,这几篇稿子可以发表时,我的思绪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为自己没有任何新作感到羞愧,一方面又对旧作重见天日感到侥幸,尤其当编辑告诉我,还得为这几篇稿子写一篇两千多字的创作谈时,两种情绪复合在一起,汇聚成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障碍。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困扰我的不只是“写什么”。
还有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