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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散文史上，很多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受到独擅唯美文学的影响，散文在骈文、古诗、辞赋的强大高压之下，其独立空间发展逐渐丧失。但真的只是这样的原因么？那为何在刀兵相见的春秋战国，各类学术发展如此之好？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将从散文最初之美入手，对这时期散文“不受待见”的原因进行一一拆解。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散文 冷落 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散文发展史如同诗歌一样，产生最早，可谓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上一直居于正宗地位。纵观中国古代散文史不难发现，散文具有将非文学与文学混为一谈的状况，并在文与白、散与骈、质与文的纠结中不断发展、完善。就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人与对文体及散文的认识比较模糊，总体上还处在“泛文学”的状态当中。虽说这时期对“文章”及“文”的概念比较宽泛，“散文”也没有统一且清晰的界定，但是，他们对存在于散文之中的某些特点，如语言风格、抒情、声音之美等审美已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这与之前的时代相比有巨大进步。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散文体体制予以基本规范，将文体结构进行细致分析、追本溯源，对审美情趣进行正确导向、对形式主义风格予以矫正，这些都显示出这时期人们对散文其文体的规范意识。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南朝时期的作家刘勰，他开创的散文风格独树一帜，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一个文化交融比较明显的时期，各方文化都取得了良好发展，但是，从当前现状来看，相比其它历史时期如唐宋、春秋战国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并无较高地位，呈现出“倍受冷落”的局面，是怎样的原因致使这时期的散文出现此情此景？本文将从散文的结构方面阐述，深刻揭示其主要原因。
一 关于“散文”的“美”
上面已提到，“文章”、“文”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包含较广，也未对“散文”进行统一和清晰的界定，但对于其中的审美定义，已有较明确的认识，相较于历史，这是巨大进步。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笔者认为它对于散文的“美”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定义。
第一，以情动人，讲求抒情之美。“以情动人”是魏晋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特性的主观要求。如果是诗赋其抒性自不必说，但是散文其抒情性则具有独特之处。首先，它要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充分抒发主观的情性，以凸显“真”的性质；其次，这种作者情性表达又要打上时代、政治等功利性的标签。用当代的话语来讲，即是热烈抒情与冷静析理相结合、生动描写与严整叙述相融合。而这一点，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出师表》、《求自试表》都是适用于军事、官府的公文，为文目的都是向当朝举荐人才、昭明心志及表达自已想建功立业的夙愿，但却没有透过死板文体格式来实现文章效果，而是突破这个枷锁，呈现出文采飞扬、感情浓烈风貌，尤以《求自试表》为突出，表达了曹植至情至性的人生观，语言具有非常强大的感染力。墓、碑、铭、诔等这些文体并不适用所有朝廷政事，此类作品散、韵结合，对感情抒发极为有力。就文论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当中也提出对抒情性的重视，强调文学来源于亲身体会、亲眼所见之事，具有真情实感。
第二，散文不但要追求语言的风格之美，而且也要考究文采的锤炼。中国古代散文当中包含丰富的词汇，这些都是经由口语、现实生活演变，再通过创作实践提炼而出的，词语的绝妙组合构成了古代散文的百变风貌，即便是充满严肃性的学术散文及政论文章，也能从当中细化出作者独特风格，那些具有抒发性、刻画山水、人物传记之类的散文就更不用说了。就魏晋时期来说，文体批判家与作家对文采的重视度都相当之高，作家对于采典用事、文章声韵、修饰词藻要求极为严格，全面锤炼，从许多层面增强散文的语言表现力。某些批评家不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剖析及评价，而且更助推了语言风格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这期中表现较为明显的是陆机的《文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这里的意思指的是要汲取古人各方文章之精华，也包含典故采撷；“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则要求各类文章语言要充分体现声音之美。不同类型文章被当作特定的审美对象用以观赏，讲求文章言辞的“美”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萧统在《文选序》里阐述有关“文”及其审美特征时就用到了“沉思”、“翰藻”、“错比文华”之类的字眼，本意是指史书中的论、述、赞、序，不过，在萧统的眼里，这些述、赞、序、论都具有极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文采词藻也是必须要讲究的。
第三，散文之美也要讲求声韵的“美”。作为独树一帜的文体，散文虽不似诗歌般拥有吟咏音节、固定韵律，但仍可根据作品内容，进行音节协调、区别情调轻重缓急等方面的调节，使作品激荡回肠、易于朗读，达到真挚感人的情感诉求。如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就曾说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于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在这里，范晔用语言指出谢庄在这里面有天分，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声韵的重视程度。关于文章声韵方面的问题探讨，可追溯至刘宋时期，永明声律论就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成文。”这是沈约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当中对声韵的论述，对于声律论的主旨就蕴藏在“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中，须达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的效果，促使“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与此同时，对于声韵的重要性也进行了阐述，文章中指出：“妙达此旨，始可成文。”就是有不懂音韵就不能下笔为文之意。同时，陆机在《文赋》当中也曾言及五色相宣、音色迭代，对文章的声韵之美也有所提及。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音韵对散文而言尤为重要，虽然将永明声律视为行文标准，但如果严格执行，还是比较困难，但如铭、诔等文体的散文一向押韵著称，这些文体对于声韵之美讲究甚多。 《文心雕龙·情采》当中对于散文之美作了如下概述：“情文，五性是也”、“声文，五音是也”、“形文，五色是也”，根据判断，刘勰对散文的美无非包含三个方面，即声韵、语言风格、情性方面的美。这三方面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被提出，由此可以推断出此时对于“文”的创作要求及物质观点，大体趋势是相同的。
二 魏晋南北朝各时期散文概况
汉魏之际，由于政治等原因，儒学越发衰微。但一些法家、纵横家等进行重新活动，对人们思想变化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学风、世风渐通脱。从审美领域来讲，人性觉醒直接导致审美观点的产生，且由此引发了文风转变。从建安时期来讲，这时的散文渐渐摆脱了自汉代以来好引经据典之陋习，改变其板滞凝重面貌，呈现出通脱、华美之形。我们熟悉的曹丕、曹植就是这时期的核心人物。
司马氏篡位成功之后，传统的礼教等观念受到重创，庄子的玄学思想乘势而起，道家思想愈发强盛，士大夫行为放达、崇尚清谈；知识分子极具独立与灵活性。建安时期的昂扬奋发文风几近泯灭，一些韬晦遗世、虚无思想充分斥文坛，文风每况愈下、始趋玄远。独有阮籍、嵇康之文章极尽批判现实，思想内容深刻、以情予文，精神上继承了自建安以来的优良传统。西晋时期，文学创作愈发自觉。写作技巧与作品形式日益重要。同时期的陆机尤为突出，其代表作《文赋》更是代表了这时期的文学倾向，诗歌及散文更为讲究典故运用、词藻华美及对偶的工整性，对艺术形式规律的探索非常重视，由于这样的积极探索存在，酝酿且形成了之后的骈文。基于东晋人情感体验来自于玄心的转变，文体多受风流名士隐逸之风及清谈影响。散文也如此，一般呈现出自然朴素、清新流畅的文笔之风，且多着意于作者真实情流露。
文章在东汉初已显骈化，至南北朝时期，更是风靡一时，逐渐取代了散文。自魏晋到齐梁，散文及各类文章的体势从含蓄发展到滞重、从清俊演变成了繁缛，创作更多着眼于对偶、辞藻之上，虽可说铺陈奢华、富丽精工，但都可归结为贫乏之谈。但值得指出的是，这时期将山水景物作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小书札得到了良好发展。北方文学表现出了风格平易、语言质朴的特征，出现了对世后影深远的两部经典巨作，即《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这两部作品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可以说，它们兼具历史与文学双重价值。
三 魏晋南北朝散文倍受“冷落”的原因分析
1 历代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的散文入选相当吝啬
先从清初讲起，《古文观止》的编撰者吴楚材，将周至明的222篇不同类型文章收录至其中，在这两百多篇文章里，包括诸葛亮的《出师表》，在魏晋六朝只收录了6篇文章；再如萧统编撰的《文选》，收录了从东周到梁朝800多年间内的各体文章，共计130位作家与752篇文章作品，魏晋六朝86家，计593篇，这个数字占据了全数的4/5，但纵观全文，散文却不多，屈指可数；由姚鼐负责编撰的古文集《古文辞类纂》，共收录了自战国到清代共计700篇文章，其中，唐宋八大家作品373篇，已超过总文章一半，收录魏晋南北朝作品少之又少，只有张华、诸葛亮等九家，且这九家之作仅限于辞赋、颂赞等韵律明显的行文。
2 中国文学史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不够重视
受到历代选家的各方影响，中国后世文学史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也不够重视，20世纪以来，众多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的各部文学史作品当中，均不专设篇章讲述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有的间或涉及也不详细。因此，许多人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一直处于边缘性的地位，用众多学者的话来讲，这即是中国古代散文史当中的中衰之期。
3 其他文体对“散文”的冲击作用
辞赋、诗歌、骈文等文体的兴起对魏晋南北朝的散文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这是当今许多文学爱好者的一致观点，不可否认的是，以骈文来说，在当时，它不但占据着“散文”的发展空间而且掩盖了当时散文的面貌。陈柱在其《中国散文史》当中曾这样写道“唯当时之五言诗，特为发达，骈文亦登峰造极，辞赋则由两汉之板重而变为隽永，由两汉之繁富而变清艳，故论西晋六朝之文者，莫不重诗赋而忽其散文焉”。可见，各类文体对魏晋南北朝的散文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纵观散文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散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现状，除了遭受辞赋、诗歌、骈文的对冲之外，我国历代研究者与选家对散文外延及内涵的评价标准过于笼统、不尽合理，这些也直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散文受到忽视，在中国散文史上地位较低。
本文所讲的魏晋南北朝散文倍受“冷落”与其方方面面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不代表对这时期各类文体本身文字性、研究性不强，相反，很多杰出的散文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仍旧执以如椽之笔，运用姘散自如的文字拼接，不拘于形式，将自己的执情挥洒于笔端，各类曼妙作品不绝于世，为后世散文发展添墨绚彩。这时期的作品，无论从散文的韵律还是语言风格上来讲，都对后世如唐、宋等朝代的散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理论及语言发展中起到巨大作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是中国古代各类文体理论当中最具价值、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研究这一时期散文冷落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正视历史，对中国散文发展具有建设性及指导性意义。
参考文献：
[1] 曾羽霞：《魏晋南北朝散文体制批评的规范与超规范意识》，《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 吴正荣：《论魏晋六朝散文的主体空幻意识》，《山花》，2010年第10期。
[3] 杨朝蕾：《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 牛香兰：《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发展》，《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
[5] 王铭涵、赵世兰：《浅谈声乐中情感与技巧的紧密联系》，《金山》（下半月），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斌，男，1978—，山东淄博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工作单位：淄博职业学院国际学院。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散文 冷落 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散文发展史如同诗歌一样，产生最早，可谓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上一直居于正宗地位。纵观中国古代散文史不难发现，散文具有将非文学与文学混为一谈的状况，并在文与白、散与骈、质与文的纠结中不断发展、完善。就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人与对文体及散文的认识比较模糊，总体上还处在“泛文学”的状态当中。虽说这时期对“文章”及“文”的概念比较宽泛，“散文”也没有统一且清晰的界定，但是，他们对存在于散文之中的某些特点，如语言风格、抒情、声音之美等审美已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这与之前的时代相比有巨大进步。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散文体体制予以基本规范，将文体结构进行细致分析、追本溯源，对审美情趣进行正确导向、对形式主义风格予以矫正，这些都显示出这时期人们对散文其文体的规范意识。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南朝时期的作家刘勰，他开创的散文风格独树一帜，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一个文化交融比较明显的时期，各方文化都取得了良好发展，但是，从当前现状来看，相比其它历史时期如唐宋、春秋战国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并无较高地位，呈现出“倍受冷落”的局面，是怎样的原因致使这时期的散文出现此情此景？本文将从散文的结构方面阐述，深刻揭示其主要原因。
一 关于“散文”的“美”
上面已提到，“文章”、“文”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包含较广，也未对“散文”进行统一和清晰的界定，但对于其中的审美定义，已有较明确的认识，相较于历史，这是巨大进步。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笔者认为它对于散文的“美”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定义。
第一，以情动人，讲求抒情之美。“以情动人”是魏晋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特性的主观要求。如果是诗赋其抒性自不必说，但是散文其抒情性则具有独特之处。首先，它要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充分抒发主观的情性，以凸显“真”的性质；其次，这种作者情性表达又要打上时代、政治等功利性的标签。用当代的话语来讲，即是热烈抒情与冷静析理相结合、生动描写与严整叙述相融合。而这一点，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出师表》、《求自试表》都是适用于军事、官府的公文，为文目的都是向当朝举荐人才、昭明心志及表达自已想建功立业的夙愿，但却没有透过死板文体格式来实现文章效果，而是突破这个枷锁，呈现出文采飞扬、感情浓烈风貌，尤以《求自试表》为突出，表达了曹植至情至性的人生观，语言具有非常强大的感染力。墓、碑、铭、诔等这些文体并不适用所有朝廷政事，此类作品散、韵结合，对感情抒发极为有力。就文论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当中也提出对抒情性的重视，强调文学来源于亲身体会、亲眼所见之事，具有真情实感。
第二，散文不但要追求语言的风格之美，而且也要考究文采的锤炼。中国古代散文当中包含丰富的词汇，这些都是经由口语、现实生活演变，再通过创作实践提炼而出的，词语的绝妙组合构成了古代散文的百变风貌，即便是充满严肃性的学术散文及政论文章，也能从当中细化出作者独特风格，那些具有抒发性、刻画山水、人物传记之类的散文就更不用说了。就魏晋时期来说，文体批判家与作家对文采的重视度都相当之高，作家对于采典用事、文章声韵、修饰词藻要求极为严格，全面锤炼，从许多层面增强散文的语言表现力。某些批评家不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剖析及评价，而且更助推了语言风格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这期中表现较为明显的是陆机的《文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这里的意思指的是要汲取古人各方文章之精华，也包含典故采撷；“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则要求各类文章语言要充分体现声音之美。不同类型文章被当作特定的审美对象用以观赏，讲求文章言辞的“美”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萧统在《文选序》里阐述有关“文”及其审美特征时就用到了“沉思”、“翰藻”、“错比文华”之类的字眼，本意是指史书中的论、述、赞、序，不过，在萧统的眼里，这些述、赞、序、论都具有极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文采词藻也是必须要讲究的。
第三，散文之美也要讲求声韵的“美”。作为独树一帜的文体，散文虽不似诗歌般拥有吟咏音节、固定韵律，但仍可根据作品内容，进行音节协调、区别情调轻重缓急等方面的调节，使作品激荡回肠、易于朗读，达到真挚感人的情感诉求。如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就曾说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于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在这里，范晔用语言指出谢庄在这里面有天分，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声韵的重视程度。关于文章声韵方面的问题探讨，可追溯至刘宋时期，永明声律论就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成文。”这是沈约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当中对声韵的论述，对于声律论的主旨就蕴藏在“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中，须达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的效果，促使“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与此同时，对于声韵的重要性也进行了阐述，文章中指出：“妙达此旨，始可成文。”就是有不懂音韵就不能下笔为文之意。同时，陆机在《文赋》当中也曾言及五色相宣、音色迭代，对文章的声韵之美也有所提及。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音韵对散文而言尤为重要，虽然将永明声律视为行文标准，但如果严格执行，还是比较困难，但如铭、诔等文体的散文一向押韵著称，这些文体对于声韵之美讲究甚多。 《文心雕龙·情采》当中对于散文之美作了如下概述：“情文，五性是也”、“声文，五音是也”、“形文，五色是也”，根据判断，刘勰对散文的美无非包含三个方面，即声韵、语言风格、情性方面的美。这三方面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被提出，由此可以推断出此时对于“文”的创作要求及物质观点，大体趋势是相同的。
二 魏晋南北朝各时期散文概况
汉魏之际，由于政治等原因，儒学越发衰微。但一些法家、纵横家等进行重新活动，对人们思想变化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学风、世风渐通脱。从审美领域来讲，人性觉醒直接导致审美观点的产生，且由此引发了文风转变。从建安时期来讲，这时的散文渐渐摆脱了自汉代以来好引经据典之陋习，改变其板滞凝重面貌，呈现出通脱、华美之形。我们熟悉的曹丕、曹植就是这时期的核心人物。
司马氏篡位成功之后，传统的礼教等观念受到重创，庄子的玄学思想乘势而起，道家思想愈发强盛，士大夫行为放达、崇尚清谈；知识分子极具独立与灵活性。建安时期的昂扬奋发文风几近泯灭，一些韬晦遗世、虚无思想充分斥文坛，文风每况愈下、始趋玄远。独有阮籍、嵇康之文章极尽批判现实，思想内容深刻、以情予文，精神上继承了自建安以来的优良传统。西晋时期，文学创作愈发自觉。写作技巧与作品形式日益重要。同时期的陆机尤为突出，其代表作《文赋》更是代表了这时期的文学倾向，诗歌及散文更为讲究典故运用、词藻华美及对偶的工整性，对艺术形式规律的探索非常重视，由于这样的积极探索存在，酝酿且形成了之后的骈文。基于东晋人情感体验来自于玄心的转变，文体多受风流名士隐逸之风及清谈影响。散文也如此，一般呈现出自然朴素、清新流畅的文笔之风，且多着意于作者真实情流露。
文章在东汉初已显骈化，至南北朝时期，更是风靡一时，逐渐取代了散文。自魏晋到齐梁，散文及各类文章的体势从含蓄发展到滞重、从清俊演变成了繁缛，创作更多着眼于对偶、辞藻之上，虽可说铺陈奢华、富丽精工，但都可归结为贫乏之谈。但值得指出的是，这时期将山水景物作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小书札得到了良好发展。北方文学表现出了风格平易、语言质朴的特征，出现了对世后影深远的两部经典巨作，即《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这两部作品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可以说，它们兼具历史与文学双重价值。
三 魏晋南北朝散文倍受“冷落”的原因分析
1 历代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的散文入选相当吝啬
先从清初讲起，《古文观止》的编撰者吴楚材，将周至明的222篇不同类型文章收录至其中，在这两百多篇文章里，包括诸葛亮的《出师表》，在魏晋六朝只收录了6篇文章；再如萧统编撰的《文选》，收录了从东周到梁朝800多年间内的各体文章，共计130位作家与752篇文章作品，魏晋六朝86家，计593篇，这个数字占据了全数的4/5，但纵观全文，散文却不多，屈指可数；由姚鼐负责编撰的古文集《古文辞类纂》，共收录了自战国到清代共计700篇文章，其中，唐宋八大家作品373篇，已超过总文章一半，收录魏晋南北朝作品少之又少，只有张华、诸葛亮等九家，且这九家之作仅限于辞赋、颂赞等韵律明显的行文。
2 中国文学史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不够重视
受到历代选家的各方影响，中国后世文学史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也不够重视，20世纪以来，众多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的各部文学史作品当中，均不专设篇章讲述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有的间或涉及也不详细。因此，许多人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一直处于边缘性的地位，用众多学者的话来讲，这即是中国古代散文史当中的中衰之期。
3 其他文体对“散文”的冲击作用
辞赋、诗歌、骈文等文体的兴起对魏晋南北朝的散文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这是当今许多文学爱好者的一致观点，不可否认的是，以骈文来说，在当时，它不但占据着“散文”的发展空间而且掩盖了当时散文的面貌。陈柱在其《中国散文史》当中曾这样写道“唯当时之五言诗，特为发达，骈文亦登峰造极，辞赋则由两汉之板重而变为隽永，由两汉之繁富而变清艳，故论西晋六朝之文者，莫不重诗赋而忽其散文焉”。可见，各类文体对魏晋南北朝的散文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纵观散文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散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现状，除了遭受辞赋、诗歌、骈文的对冲之外，我国历代研究者与选家对散文外延及内涵的评价标准过于笼统、不尽合理，这些也直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散文受到忽视，在中国散文史上地位较低。
本文所讲的魏晋南北朝散文倍受“冷落”与其方方面面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不代表对这时期各类文体本身文字性、研究性不强，相反，很多杰出的散文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仍旧执以如椽之笔，运用姘散自如的文字拼接，不拘于形式，将自己的执情挥洒于笔端，各类曼妙作品不绝于世，为后世散文发展添墨绚彩。这时期的作品，无论从散文的韵律还是语言风格上来讲，都对后世如唐、宋等朝代的散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理论及语言发展中起到巨大作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是中国古代各类文体理论当中最具价值、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研究这一时期散文冷落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正视历史，对中国散文发展具有建设性及指导性意义。
参考文献：
[1] 曾羽霞：《魏晋南北朝散文体制批评的规范与超规范意识》，《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 吴正荣：《论魏晋六朝散文的主体空幻意识》，《山花》，2010年第10期。
[3] 杨朝蕾：《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 牛香兰：《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发展》，《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
[5] 王铭涵、赵世兰：《浅谈声乐中情感与技巧的紧密联系》，《金山》（下半月），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斌，男，1978—，山东淄博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工作单位：淄博职业学院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