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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产业转移；政治晋升博弈；区域合作障碍
摘 要： 由于晋升博弈的零和性质，使得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官员对有利于区域整合和合作的努力激励不足，对无益于区际整合和合作的努力激励过度，区域合作空间很小。加强皖江城市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合作，需要改变现行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干部离任责任追查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渐淡化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6065405
Obstacl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Wanjiang City Belt in Industrial Undertaking－Based on Promotion Game Perspective
LI Ting （Industry Divisio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5,China）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political promotion game; obstacl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Abstract: Due to the zerosum and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motion game, local officials have insufficient incentives towards beneficial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when Wanjiang city belt accepts industrial transfer. Contrarily, they have unduly incentives towards harmful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Wanjiang cities while accepting industry transfer, we should change current officials’ promotion mechanism, perfect the contents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index system ,establish livingpost auditing institution, build perfect market system ,loosen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strengthen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and establish transadministrative area benefits coordinating mechanism.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给皖江九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市场开放度接近，各地为拼项目和资金展开恶性竞争，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各种招商优惠政策一降再降，招商引资演变成“政策倾销”大战，投资结构的趋同将使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更为严重。区域间产业同构会使关联企业为投入要素和市场展开过度竞争，使要素价格上升产品价格下降，二者都对行业发展不利，产生外部规模不经济。产业同构也会使得有限资源过度分散，制约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能过剩意味着企业生产偏离最小最优规模度，也会导致企业经营规模内在不经济。无论是外部还是内在规模不经济，都意味着产业结构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下降，制约地区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同构使得各地无法发挥现有产业、资源和地理环境优势，相互之间很难有效实现分工和协作，不利于地区间优势互补，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周黎安（2004）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一个官员的提拔直接降低另一官员的提拔机会，某个参与人所得是另一参与人所失。晋升博弈的零和性质改变了经济合作的基本逻辑，使得处在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1］赵喆（2008）研究发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区域资源禀赋接近以及市场开放程度相近是合肥经济圈和芜湖经济圈产业同构和区域间无序竞争的原因。［2］李广斌等（2009）指出当地区公平、官员的政治晋升纳入到地方政府效用函数后，区域合作空间要比单纯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区域合作空间要小。需要从政绩考核和官员选拔体制创新、建立地方政府间规范的利益博弈机制和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来促进区域合作。［3］
然而,这些解释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区位优势和地区资源禀赋无疑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如果承认它们是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趋同进而区际合作障碍的原因，那么我们就逻辑地承认这种经济现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各种要素市场不完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扮演着重要且难以替代的角色。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改革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激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同构”的体制上原因。可是这种解释同样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如果说地方官员为了保护本地资源、市场和税基而拼市场、拼项目，是相互之间为寻求短期高额利润过度进入某一行业，从而缺乏产业分工协作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同样面临财政税收激励的两国之间却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实现经济协作双赢呢？更何况一国的不同地区隶属于同一政府，彼此之间比两国之间更容易签订有约束力的协定，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这说明，仅仅从财政税收激励来解释区域间合作障碍不具有理论上的连续性。从现实层面上看，当市场要求皖江各地市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和布局时，政府官员并没有坐到一起研究彼此之间的协调发展。
本文认为这种合作障碍的根源并不主要是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而是在于嵌入到经济博弈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性质。由于皖江各地市在行政隶属上基本属于同一级别，各地市主要领导在职位晋升中具有同等可能性。各地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和税收以及可控资源展开竞争，同时也在政治市场上为职位晋升而竞争。在政治晋升博弈中，给定只有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提升，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个人提升的机会，因此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而在正常的经济竞争中，合作使得参与人实现来自“交易的收益”，合作所对应的是一个正和博弈。这种零和性质的“官场”竞争的逻辑将深刻地改变由官员所主导的经济竞争的方式和内容。为此，本文在周黎安（2004）模型的基础上，经过改动建立一个简单的政治晋升博弈模型，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区际间合作障碍原因提供一个解释。周的模型未能区分讨论地区间努力程度溢出效应的边际影响系数λ的正负对官员努力程度激励的影响。本文认为，正负不同的λ值下官员的行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并对λ的经济含义做了解释，这也构成本文分析的核心。
一
模型基本假设如下：
（1）模型参与人是皖江城市带任意两个地区1、2的政府领导（或者领导集团）。
（2）上级政府定期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考核，对经济绩效位次较高者优先获得政治提拔。每个地区经济绩效用表示gdpi，各个地区的gdp受两地官员的工作努力程度和αi一些随机因素εi的影响。由于信息
不对称官员的努力程度不可直接观察，加上分离随机因素对gdp的影响十分困难，故上级政府只能依
据可观察变量gdp作为职位晋升的重要依据，影响着官员晋升的概率。
gdpi=αi+λαi+εii、j=1、2 i
其中λ是区域j地方官员的工作努力程度对区域i产出的边际影响，λ＞0表明区域j官员行为对区域i经济
绩效产生积极的正的外部影响，λ＜0表明是负的消极外部影响。无论这种“溢出效应”是正还是负，
假定｜λ｜＜1。
（3）随机干扰项εi和εj服从相同的均值为0、方差σ2的正态分布，且二者相互独立。
（4）每个参与人的策略变量是工作的努力程度，属于连续变量。
（5）参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或在不确定条件下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参与人的效用函数ui是自己
努力程度αi和另一参与人努力程度αj的函数，即ui=ui(αi,αj)。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其目标毫不例外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行动。严格地讲，每个官员的效用函数至少应包含本地经济绩效（表现为更高的在职消费等）和地区经济排名（表现为获得更高的晋升机会）两个变量，但无论是经济绩效还是地区经济排名最终受两地官员努力程度的影响。考虑到模型简洁和分析的方便，效用函数中只保留官员们的努力程度变量。由于经济产出和努力程度之间存在高度正的相关性，因此这一简化不影响问题分析的实质。努力工作需耗费参与人成本ci=ci(αi)，且，c′i=c′i(αi)＞0，c″i=c″i(αi)＞0，即成本随努力程度以递增的速度增加。
假定政治晋升的简单规则是：如果区域i的经济绩效超过区域j的经济绩效即gdpi＞gdpj，则区域i的官员获得优先晋升机会获得V的效用，区域j的官员因未能获得晋升机会而获得v的效用，V＞υ。这一假设基本符合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官员晋升由强调政治考核转向经济绩效考核的实际。Li和Zhou（
2004）研究表明，政府官员获得晋升机会确实与地方经济表现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4］由概率论知识，区域官员获得晋升机会的概率为：
prob(gdpi＞gdpj)=prob［αi+λαj+εi-αj-λαi-εj＞0］
=prob［εj-εi＜(1-λ)(αi-αj)］ i、j=1、2 i≠j
由于εi和εj服从相同的以0为均值，σ2为方差的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依照正态分布的可加性，εj-εi也服从0为均值的正态分布。设此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是F，密度函数是f，根据分布函数的定义则区域i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是：
prob［εj-εi＜(1-λ)(αi-αj)］=F［(1-λ)(αi-αj)］。
于是，我们得到地区i官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i(αi,αj)］=F［(1-λ)(αi-αj)］ V+{1-F［(1-λ)(αi-αj)］}v-ci(αi) i、j=1、2
注意到分布函数与密度函数的关系，期望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
u1(α1,α2)／α1=（1-λ)f［(1-λ)(α1-α2)］(V-v)=c′(α1)
（1）
u2(α1,α2)／α2=（1-λ)f［(1-λ)(α2-α1)］(V-v)=c′(α2)（2）
如果给出密度函数的具体形式，联立（1）（2）可以解出α1和α2的具体形式(参与人1、2的反应函数)进而求出具体值。事实上，由于密度函数的具体形式未知，故无法求出解的具体值。但考虑到该模型博弈双方的对称性，在对称性纳什均衡下，上述一阶条件可以简化为：
(1-λ)f(0)(V-v)=c′(αi) i=1、2 （3）
在纳什均衡时，我们有f［(1-λ)(α1-α2)］=f［(1-λ)(α2-α1)］=f(0)。由密度函数的单调性知：(1-λ)(α1-α2)=(1-λ)(α2-α1)=0 α*1=α*2。 故无论λ的正负，博弈均衡时参与人的努力程度相同，显然这是对称模型的自然结果。
一阶条件仅仅是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考察二阶条件，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充分条件要求。
2ui／α2i=(1-λ)f′(0)(V-v)-c″(αi)＜0
均衡时，α*1=α*2，f′(0)=0，又由模型假设c″(αi)＞0，故二阶条件自动满足。
为了理解（3）式中所隐含的福利含义，我们将其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相比较。
现代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故在本例中构建社会福利函数时不是用两个参与人效用之和与努力成本之和的差来构建，而是用两地经济绩效与成本的差来构建，既能避免不同利益主体效用不能直接相加的问题，也不影响问题分析的实质。
Usocial=α1+λα2+ε1+α2+λα1+ε2-c(α1)-c(α2)
=(1+λ)(α1+α2)-［c(α1)+c(α2)］+ε1+ε2
易知ε1+ε2服从以0为均值的正态分布，在社会最优情况下，选择适当的α1、α2使得社会剩余期望值最大化：
maxE［U(α1,α2)］=max［(1+λ)(α1+α2)-c(α1)-c(α2)］
容易计算社会剩余最大化一阶条件为：1+λ=c′(αi) 1、2（4）
二
由上述模型分析，我们分别得到了在晋升博弈和社会最优条件下作为地方官员的参与人努力程度的均衡条件分别是（3）式和（4）式：
(1-λ)f(0)(V-v)=c′(αi) i=1、2 （3）
1+λ=c′(αi) i=1、2 （4）
容易看出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与λ取值的正负十分相关，注意到c′(αi)是αi的递增函数，即c″(αi)＞0。当λ＞0时，λ越大，
由（3）式c′(αi)值越小，再由c′(αi)得单调性知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越低。而在社会最优条件下，由
（4）式知当λ＞0时，λ越大，c′(αi)值也越大从而政府官员努力程度越高。相反，当λ＜0时，λ越大（绝对值），晋升
博弈中政府官员努力程度越高，而在社会最优条件下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越低。
λ的经济含义是某一地区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对另一地区经济绩效的外部影响，即“溢出效应”，可以为正的有利影响也可以是负的不利影响。一般说来，如果各地市能依照各地区情，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合理分工协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体系，将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此时，区域间政府官员的努力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带来正的有利溢出，即λ＞0。然而，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当λ＞0时，政府官员对这种有利于邻近地区经济绩效的努力存在负向激励，λ越大努力程度却越低，虽然从社会最优角度要求官员之间相互努力，实现区域间合作“双赢”。相反，如果区域间违背产业合理分工原则，相互之间力拼项目、资金和市场，进行“政策倾销”导致投资结构进而产业结构高度趋同。相应地，此时某一地区政府官员的努力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带来负的不利影响，即λ＜0。然而，上述模型告诉我们，当λ＜0时政府官员对这种不利于邻近地区经济绩效的努力存在正向激励，λ越大（绝对值）努力程度越高，尽管从社会最优角度上官员的努力程度此时应该降低。因此，皖江城市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合作障碍不是简单的企业为谋求高额利润而过度进入某些行业和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地方政府是人格化的组织，政府官员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其行事原则并非是利他主义。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一样，都以利己为动机，行事原则仍是效用最大化。但与纯粹的经济竞争相比，官员处在一种“混合竞争”中，他们既要为区域的经济绩效和税基竞争，也要为其晋升机会而展开竞争。正是这种嵌入到经济竞争中的政治晋升竞争，改变了官员作为博弈参与人的效用函数构成，影响着他们的行动选择逻辑
，使得混合竞争中地区间合作远远比仅仅考虑经济竞争要困难得多。此外，上述模型隐含着一个重要推论，如果某一经济区域各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接近，那么地方官员推动产业整合和区域合作的激励会相对更小。此时区域间“群龙无首”，相互经济实力相差无几，政府官员通过“努力”获得晋升的机会几乎均等。这种情形尤其适合皖江承接转移示范区的九个地市，除了合肥和芜湖，其它地市间经济实力旗鼓相当，这无疑加大了皖江城市间区域合作的难度。
模型之所以出现这种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冲突，是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特点所决定的。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各个地区官员并不仅仅关心本地区产出的绝对量，他们更关心产出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因此在政治锦标赛中，官员将对竞争对手有利的“溢出效应”看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而将对竞争对手不利的“溢出效应"看成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这与微观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原理不同，在那里，经济主体不关心对其它经济主体的影响（不管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影响）。而在这里，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同样也有激励做对竞争对手不利的事情，而对那些“双赢”的合作激励却不足。不难看出，从根本上这是由晋升职位的有限性和博弈的零和性质导致的。虽然，区域间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合理分工协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体系，将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但上述模型的分析结论是：官员们实现这种“双赢”的努力存在激励不足。因此，当市场渴望区域间合理布局产业和分工的时候，地方官员却不愿意坐在一起研究区域合作和联合开发。相反，近年来皖江城市各地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着“恶性竞争”，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招商引资俨然演变成“让利竞赛”。政治晋升的激励，使得官员主导型的地方投资过度进入某些部门，虽然利润前景并不乐观，但如果进入市场可以降低其竞争地区同一行业的业绩，即便有时候是两败俱伤，也可能是值得的。政治晋升博弈规则决定了这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基于政治晋升博弈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内生地对有益于区域协作的政府官员努力程度激励不足，相反却对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激励过度。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种以邻为壑有悖于社会最优的安排是基于政治晋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内生结果，我们并不能简单逻辑地否定这种发展模式。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市场体系不健全，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在欠发达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博弈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博弈规则或参与人效用函数构成的变动就可以改变一个博弈均衡，以达到社会期望的结果。对于本模型而言，就是要改变现行官员晋升机制和官员效用函数构成。因此，在目前市场条件和政治体制下，为加强皖江城市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合作，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逐渐改变现行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干部离任责任追查制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区际间以邻为壑的“道德风险”。现行以GDP为主要内容的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有以下弊端：第一，对于GDP的单一追求可能会导致其它社会目标如环境的忽略和损害。第二，晋升锦标赛采用相对绩效考核，为争取在锦标赛中获胜，可能会激励地区经济竞争中的相互拆台效应。第三，相对绩效考核有效的前提是官员作为代理人面临随机市场冲击具有同等适应协调能力，但各地发展中的异质性使得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效果大打折扣。［5］第四，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自身并不完美，尤其在转型期中国，关系交易、权钱交易可能会使晋升激励全然失效。
其次，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渐淡化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过程，受自身经济规律作用。而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微观经济主体对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的理性决策过程。当前，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是转轨经济中要素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次优选择。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产业转移中的区际合作障碍需要建立健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使企业真正充当微观决策主体并在产业转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逐步从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角色转变。
再次，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跨行政区的多元协调机制。第一、成立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各地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省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统一协调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冲突。第二、超越行政区域界限，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地方政府间合作伙伴关系，使区际间合作更具有弹性。为了促进合作，化解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在政府间构建一个规范的利益博弈机制，包括对话协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冲突的仲裁机制。建议成立皖江九市经济合作组织，制定完善联系会议等相关协调机制。实行统一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消除地方保护和恶性竞争。第三、政府要适时编制出台示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重点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各地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明确承接产业重点，构建“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空间布局，形成合理分工、有序承接、错位发展的产业新格局。通过在空间、功能、产业链和机制方面的有机结合，努力打造皖江城市集群发挥整体作用，避免无序化的诸侯经济。
参考文献：
［1］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的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6）：34-40.
［2］ 赵喆，合肥经济圈与皖江经济带产业同构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10）:10-11.
［3］ 李广斌，王勇，黄明华.基于地方政府博弈的区域合作困境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9，（12）：116-119.
［4］ Li,H., L.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China′s Personnel Control［J］.memo. 2004.
［5］ 王永钦,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
责任编辑：陆广品
摘 要： 由于晋升博弈的零和性质，使得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官员对有利于区域整合和合作的努力激励不足，对无益于区际整合和合作的努力激励过度，区域合作空间很小。加强皖江城市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合作，需要改变现行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干部离任责任追查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渐淡化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6065405
Obstacl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Wanjiang City Belt in Industrial Undertaking－Based on Promotion Game Perspective
LI Ting （Industry Divisio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5,China）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political promotion game; obstacl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Abstract: Due to the zerosum and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motion game, local officials have insufficient incentives towards beneficial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when Wanjiang city belt accepts industrial transfer. Contrarily, they have unduly incentives towards harmful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Wanjiang cities while accepting industry transfer, we should change current officials’ promotion mechanism, perfect the contents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index system ,establish livingpost auditing institution, build perfect market system ,loosen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strengthen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and establish transadministrative area benefits coordinating mechanism.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给皖江九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市场开放度接近，各地为拼项目和资金展开恶性竞争，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各种招商优惠政策一降再降，招商引资演变成“政策倾销”大战，投资结构的趋同将使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更为严重。区域间产业同构会使关联企业为投入要素和市场展开过度竞争，使要素价格上升产品价格下降，二者都对行业发展不利，产生外部规模不经济。产业同构也会使得有限资源过度分散，制约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能过剩意味着企业生产偏离最小最优规模度，也会导致企业经营规模内在不经济。无论是外部还是内在规模不经济，都意味着产业结构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下降，制约地区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同构使得各地无法发挥现有产业、资源和地理环境优势，相互之间很难有效实现分工和协作，不利于地区间优势互补，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周黎安（2004）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一个官员的提拔直接降低另一官员的提拔机会，某个参与人所得是另一参与人所失。晋升博弈的零和性质改变了经济合作的基本逻辑，使得处在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1］赵喆（2008）研究发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区域资源禀赋接近以及市场开放程度相近是合肥经济圈和芜湖经济圈产业同构和区域间无序竞争的原因。［2］李广斌等（2009）指出当地区公平、官员的政治晋升纳入到地方政府效用函数后，区域合作空间要比单纯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区域合作空间要小。需要从政绩考核和官员选拔体制创新、建立地方政府间规范的利益博弈机制和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来促进区域合作。［3］
然而,这些解释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区位优势和地区资源禀赋无疑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如果承认它们是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趋同进而区际合作障碍的原因，那么我们就逻辑地承认这种经济现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各种要素市场不完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扮演着重要且难以替代的角色。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改革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激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同构”的体制上原因。可是这种解释同样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如果说地方官员为了保护本地资源、市场和税基而拼市场、拼项目，是相互之间为寻求短期高额利润过度进入某一行业，从而缺乏产业分工协作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同样面临财政税收激励的两国之间却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实现经济协作双赢呢？更何况一国的不同地区隶属于同一政府，彼此之间比两国之间更容易签订有约束力的协定，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这说明，仅仅从财政税收激励来解释区域间合作障碍不具有理论上的连续性。从现实层面上看，当市场要求皖江各地市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和布局时，政府官员并没有坐到一起研究彼此之间的协调发展。
本文认为这种合作障碍的根源并不主要是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而是在于嵌入到经济博弈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性质。由于皖江各地市在行政隶属上基本属于同一级别，各地市主要领导在职位晋升中具有同等可能性。各地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和税收以及可控资源展开竞争，同时也在政治市场上为职位晋升而竞争。在政治晋升博弈中，给定只有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提升，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个人提升的机会，因此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而在正常的经济竞争中，合作使得参与人实现来自“交易的收益”，合作所对应的是一个正和博弈。这种零和性质的“官场”竞争的逻辑将深刻地改变由官员所主导的经济竞争的方式和内容。为此，本文在周黎安（2004）模型的基础上，经过改动建立一个简单的政治晋升博弈模型，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区际间合作障碍原因提供一个解释。周的模型未能区分讨论地区间努力程度溢出效应的边际影响系数λ的正负对官员努力程度激励的影响。本文认为，正负不同的λ值下官员的行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并对λ的经济含义做了解释，这也构成本文分析的核心。
一
模型基本假设如下：
（1）模型参与人是皖江城市带任意两个地区1、2的政府领导（或者领导集团）。
（2）上级政府定期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考核，对经济绩效位次较高者优先获得政治提拔。每个地区经济绩效用表示gdpi，各个地区的gdp受两地官员的工作努力程度和αi一些随机因素εi的影响。由于信息
不对称官员的努力程度不可直接观察，加上分离随机因素对gdp的影响十分困难，故上级政府只能依
据可观察变量gdp作为职位晋升的重要依据，影响着官员晋升的概率。
gdpi=αi+λαi+εii、j=1、2 i
其中λ是区域j地方官员的工作努力程度对区域i产出的边际影响，λ＞0表明区域j官员行为对区域i经济
绩效产生积极的正的外部影响，λ＜0表明是负的消极外部影响。无论这种“溢出效应”是正还是负，
假定｜λ｜＜1。
（3）随机干扰项εi和εj服从相同的均值为0、方差σ2的正态分布，且二者相互独立。
（4）每个参与人的策略变量是工作的努力程度，属于连续变量。
（5）参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或在不确定条件下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参与人的效用函数ui是自己
努力程度αi和另一参与人努力程度αj的函数，即ui=ui(αi,αj)。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其目标毫不例外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行动。严格地讲，每个官员的效用函数至少应包含本地经济绩效（表现为更高的在职消费等）和地区经济排名（表现为获得更高的晋升机会）两个变量，但无论是经济绩效还是地区经济排名最终受两地官员努力程度的影响。考虑到模型简洁和分析的方便，效用函数中只保留官员们的努力程度变量。由于经济产出和努力程度之间存在高度正的相关性，因此这一简化不影响问题分析的实质。努力工作需耗费参与人成本ci=ci(αi)，且，c′i=c′i(αi)＞0，c″i=c″i(αi)＞0，即成本随努力程度以递增的速度增加。
假定政治晋升的简单规则是：如果区域i的经济绩效超过区域j的经济绩效即gdpi＞gdpj，则区域i的官员获得优先晋升机会获得V的效用，区域j的官员因未能获得晋升机会而获得v的效用，V＞υ。这一假设基本符合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官员晋升由强调政治考核转向经济绩效考核的实际。Li和Zhou（
2004）研究表明，政府官员获得晋升机会确实与地方经济表现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4］由概率论知识，区域官员获得晋升机会的概率为：
prob(gdpi＞gdpj)=prob［αi+λαj+εi-αj-λαi-εj＞0］
=prob［εj-εi＜(1-λ)(αi-αj)］ i、j=1、2 i≠j
由于εi和εj服从相同的以0为均值，σ2为方差的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依照正态分布的可加性，εj-εi也服从0为均值的正态分布。设此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是F，密度函数是f，根据分布函数的定义则区域i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是：
prob［εj-εi＜(1-λ)(αi-αj)］=F［(1-λ)(αi-αj)］。
于是，我们得到地区i官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i(αi,αj)］=F［(1-λ)(αi-αj)］ V+{1-F［(1-λ)(αi-αj)］}v-ci(αi) i、j=1、2
注意到分布函数与密度函数的关系，期望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
u1(α1,α2)／α1=（1-λ)f［(1-λ)(α1-α2)］(V-v)=c′(α1)
（1）
u2(α1,α2)／α2=（1-λ)f［(1-λ)(α2-α1)］(V-v)=c′(α2)（2）
如果给出密度函数的具体形式，联立（1）（2）可以解出α1和α2的具体形式(参与人1、2的反应函数)进而求出具体值。事实上，由于密度函数的具体形式未知，故无法求出解的具体值。但考虑到该模型博弈双方的对称性，在对称性纳什均衡下，上述一阶条件可以简化为：
(1-λ)f(0)(V-v)=c′(αi) i=1、2 （3）
在纳什均衡时，我们有f［(1-λ)(α1-α2)］=f［(1-λ)(α2-α1)］=f(0)。由密度函数的单调性知：(1-λ)(α1-α2)=(1-λ)(α2-α1)=0 α*1=α*2。 故无论λ的正负，博弈均衡时参与人的努力程度相同，显然这是对称模型的自然结果。
一阶条件仅仅是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考察二阶条件，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充分条件要求。
2ui／α2i=(1-λ)f′(0)(V-v)-c″(αi)＜0
均衡时，α*1=α*2，f′(0)=0，又由模型假设c″(αi)＞0，故二阶条件自动满足。
为了理解（3）式中所隐含的福利含义，我们将其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相比较。
现代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故在本例中构建社会福利函数时不是用两个参与人效用之和与努力成本之和的差来构建，而是用两地经济绩效与成本的差来构建，既能避免不同利益主体效用不能直接相加的问题，也不影响问题分析的实质。
Usocial=α1+λα2+ε1+α2+λα1+ε2-c(α1)-c(α2)
=(1+λ)(α1+α2)-［c(α1)+c(α2)］+ε1+ε2
易知ε1+ε2服从以0为均值的正态分布，在社会最优情况下，选择适当的α1、α2使得社会剩余期望值最大化：
maxE［U(α1,α2)］=max［(1+λ)(α1+α2)-c(α1)-c(α2)］
容易计算社会剩余最大化一阶条件为：1+λ=c′(αi) 1、2（4）
二
由上述模型分析，我们分别得到了在晋升博弈和社会最优条件下作为地方官员的参与人努力程度的均衡条件分别是（3）式和（4）式：
(1-λ)f(0)(V-v)=c′(αi) i=1、2 （3）
1+λ=c′(αi) i=1、2 （4）
容易看出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与λ取值的正负十分相关，注意到c′(αi)是αi的递增函数，即c″(αi)＞0。当λ＞0时，λ越大，
由（3）式c′(αi)值越小，再由c′(αi)得单调性知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越低。而在社会最优条件下，由
（4）式知当λ＞0时，λ越大，c′(αi)值也越大从而政府官员努力程度越高。相反，当λ＜0时，λ越大（绝对值），晋升
博弈中政府官员努力程度越高，而在社会最优条件下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越低。
λ的经济含义是某一地区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对另一地区经济绩效的外部影响，即“溢出效应”，可以为正的有利影响也可以是负的不利影响。一般说来，如果各地市能依照各地区情，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合理分工协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体系，将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此时，区域间政府官员的努力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带来正的有利溢出，即λ＞0。然而，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当λ＞0时，政府官员对这种有利于邻近地区经济绩效的努力存在负向激励，λ越大努力程度却越低，虽然从社会最优角度要求官员之间相互努力，实现区域间合作“双赢”。相反，如果区域间违背产业合理分工原则，相互之间力拼项目、资金和市场，进行“政策倾销”导致投资结构进而产业结构高度趋同。相应地，此时某一地区政府官员的努力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带来负的不利影响，即λ＜0。然而，上述模型告诉我们，当λ＜0时政府官员对这种不利于邻近地区经济绩效的努力存在正向激励，λ越大（绝对值）努力程度越高，尽管从社会最优角度上官员的努力程度此时应该降低。因此，皖江城市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合作障碍不是简单的企业为谋求高额利润而过度进入某些行业和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地方政府是人格化的组织，政府官员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其行事原则并非是利他主义。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一样，都以利己为动机，行事原则仍是效用最大化。但与纯粹的经济竞争相比，官员处在一种“混合竞争”中，他们既要为区域的经济绩效和税基竞争，也要为其晋升机会而展开竞争。正是这种嵌入到经济竞争中的政治晋升竞争，改变了官员作为博弈参与人的效用函数构成，影响着他们的行动选择逻辑
，使得混合竞争中地区间合作远远比仅仅考虑经济竞争要困难得多。此外，上述模型隐含着一个重要推论，如果某一经济区域各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接近，那么地方官员推动产业整合和区域合作的激励会相对更小。此时区域间“群龙无首”，相互经济实力相差无几，政府官员通过“努力”获得晋升的机会几乎均等。这种情形尤其适合皖江承接转移示范区的九个地市，除了合肥和芜湖，其它地市间经济实力旗鼓相当，这无疑加大了皖江城市间区域合作的难度。
模型之所以出现这种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冲突，是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特点所决定的。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各个地区官员并不仅仅关心本地区产出的绝对量，他们更关心产出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因此在政治锦标赛中，官员将对竞争对手有利的“溢出效应”看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而将对竞争对手不利的“溢出效应"看成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这与微观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原理不同，在那里，经济主体不关心对其它经济主体的影响（不管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影响）。而在这里，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同样也有激励做对竞争对手不利的事情，而对那些“双赢”的合作激励却不足。不难看出，从根本上这是由晋升职位的有限性和博弈的零和性质导致的。虽然，区域间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合理分工协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体系，将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但上述模型的分析结论是：官员们实现这种“双赢”的努力存在激励不足。因此，当市场渴望区域间合理布局产业和分工的时候，地方官员却不愿意坐在一起研究区域合作和联合开发。相反，近年来皖江城市各地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着“恶性竞争”，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招商引资俨然演变成“让利竞赛”。政治晋升的激励，使得官员主导型的地方投资过度进入某些部门，虽然利润前景并不乐观，但如果进入市场可以降低其竞争地区同一行业的业绩，即便有时候是两败俱伤，也可能是值得的。政治晋升博弈规则决定了这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基于政治晋升博弈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内生地对有益于区域协作的政府官员努力程度激励不足，相反却对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激励过度。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种以邻为壑有悖于社会最优的安排是基于政治晋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内生结果，我们并不能简单逻辑地否定这种发展模式。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市场体系不健全，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在欠发达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博弈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博弈规则或参与人效用函数构成的变动就可以改变一个博弈均衡，以达到社会期望的结果。对于本模型而言，就是要改变现行官员晋升机制和官员效用函数构成。因此，在目前市场条件和政治体制下，为加强皖江城市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合作，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逐渐改变现行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干部离任责任追查制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区际间以邻为壑的“道德风险”。现行以GDP为主要内容的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有以下弊端：第一，对于GDP的单一追求可能会导致其它社会目标如环境的忽略和损害。第二，晋升锦标赛采用相对绩效考核，为争取在锦标赛中获胜，可能会激励地区经济竞争中的相互拆台效应。第三，相对绩效考核有效的前提是官员作为代理人面临随机市场冲击具有同等适应协调能力，但各地发展中的异质性使得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效果大打折扣。［5］第四，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自身并不完美，尤其在转型期中国，关系交易、权钱交易可能会使晋升激励全然失效。
其次，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渐淡化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过程，受自身经济规律作用。而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微观经济主体对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的理性决策过程。当前，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是转轨经济中要素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次优选择。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产业转移中的区际合作障碍需要建立健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使企业真正充当微观决策主体并在产业转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逐步从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角色转变。
再次，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跨行政区的多元协调机制。第一、成立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各地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省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统一协调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冲突。第二、超越行政区域界限，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地方政府间合作伙伴关系，使区际间合作更具有弹性。为了促进合作，化解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在政府间构建一个规范的利益博弈机制，包括对话协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冲突的仲裁机制。建议成立皖江九市经济合作组织，制定完善联系会议等相关协调机制。实行统一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消除地方保护和恶性竞争。第三、政府要适时编制出台示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重点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各地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明确承接产业重点，构建“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空间布局，形成合理分工、有序承接、错位发展的产业新格局。通过在空间、功能、产业链和机制方面的有机结合，努力打造皖江城市集群发挥整体作用，避免无序化的诸侯经济。
参考文献：
［1］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的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6）：34-40.
［2］ 赵喆，合肥经济圈与皖江经济带产业同构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10）:10-11.
［3］ 李广斌，王勇，黄明华.基于地方政府博弈的区域合作困境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9，（12）：116-119.
［4］ Li,H., L.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China′s Personnel Control［J］.memo. 2004.
［5］ 王永钦,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
责任编辑：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