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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邓正来在上海逝世，享年56岁。本刊编发邓正来先生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以示追思。全文篇幅较长，本文为节选。
今天讲两个主题，人生和学术。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如果每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那么也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
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当人们要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很为难，我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邓正来，除此别无他物，什么教授、博导我觉得都不重要。我最享受的时光是一人一水一世界，特别是在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前，有很多鱼塘，看那一汪水。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这个鱼塘何其有限，这一汪水何其有限，我们短暂的人生何其有限，这个世界则是何其无限。
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们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在那样一个寂寞静谧的时刻，足可容纳一个无穷无限的思维的世界。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你们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同时你们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你们必须考虑你们个人同这个教育体制、同这个学术体制、同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养成独立品格。大家一定要记住，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
我给学生上三门课，这些课名听起来很怪。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我每月会去长春上一周课，就带学生读英文原本著作，这种方法你们可以尝试，完全可以自己去做，用十年时间认真读书，你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上这门课，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商量，可以查字典，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这门课人再多也无妨，凡是抱怨人多而教不好的老师，实际上都是以此为借口掩盖自身低水平的老师。我这门课要求他们一句一句地阐释原意，第二个同学如果不同意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同意则继续进行，最后由我点评。这门课不是翻译课，但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
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
我们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总之是大师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掌握这个过程。
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seminar这个词，费孝通先生最早翻译为中文是“席明纳”，每个人席地而坐，探讨问题，明细事理。我要求我的学生，每个人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三年硕士、四年博士，七年时间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做关于哈特的40分钟的演讲，结果研究德沃金的、研究边沁的学生在他讲完之后展开论战，一场乱战之后我来收尾。上这个课的目的何在？我是要启示我的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岛，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勾连，是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的。我要让我的学生从小、从一进校门开始，就不能站在凹坑里，而要站在高山上，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前人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成长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样的传承与了解，而仅仅进行“无知者无畏”的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门课叫《小南湖读书小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每次去吉林，学校安排我住在附近的南湖酒店，我一般在那里上这门课。在这门课上，不许读法学的书籍。我带他们读知识社会学、读经济学、读政治学、读人类学、读哲学，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同学们，你们这一代法学学生太可怜了，你们的知识基础太窄了。学校里教很多课，有一样却不教，对于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反思和批判的学问，也就是知识社会学。这非常可悲。这门课，每次一个主报告人，其余人参加讨论和提问。你们学校有什么湖没有，也可以组建一个什么湖读书小组。或者五角场读书小组，或者提篮桥读书小组。这门课是非常累的，我的学生12点之前是很少睡觉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愉快的，有不少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没有想到读书还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幸福感。
大学不是旅馆，不是酒店，不是让你如过客—般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University。University是什么？University是研究和关心universal的地方。大学不是旅馆、不是酒店，不是让你如过客一般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们是将人生中最华彩、绚烂的四年时间停驻在这里，来关心和思考那些重要的问题和人类之命运的。老师教不好是老师的原因，学校管不好是学校的原因，但你们自身首先也要有一个自省和反思，你们自己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责任和担当。我要求学生有两条，必须学会生活、有一个好的身体；必须学会做学问、有一个好的头脑，而这两者其实是完全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我太太很善良，每个月贡献出300元资助我的学生们作为运动经费，比如购买乒乓球拍、网球拍之类。我的学生中也自发组建了一个“散步学派”。我要求他们每月至少散步两次，你们想象一下三五十人在校园里集体散步的阵势。
后来我建议他们边聊天边散步，聊天的主题是《论语》，每次就聊《论语》一句。后来引得学中文的来了，学中国哲学史的也加入进来了，学西方哲学史的、学社会学的，都来了，整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可谓蔚为大观。放松身体与增进学术交相辉映，这是最好的结果。总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做人要有气象，要正。二是做学问要立志高远，追比先贤。 （摘编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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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们居然让我不上课 邓正来
2005年10月1日邓正来先生到吉林大学给学生授课，其间身体不适，学生私下以写信、打电话、“罢课”等方式设法力劝先生休养。故10月2日的课堂上有了邓先生此番教诲，言真意远。
昨晚你们私下开会要搞什么“自动罢课”，想让我休息，这我昨天在课堂上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就是一个感冒吗？不就是咳嗽几声吗？今天你们竟然不叫车来接我，让我不上课。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们讲过，做人一定要有“担当”。我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教书的。你们最清楚，现在有多少老师千方百计、变着法子逃避给你们学生上课，到外面谋活，叫什么参与“社会实践”。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要是真有能耐，就去逼着那些不给你们上课的老师回到课堂来好好地教你们，那样的话我邓正来肯定承认你们有能耐！结果你们现在把能耐用在千方百计地让一个想给你们上课的老师不要来上课，让一个己不多见的有热情来教你们的老师也不教你们了，这叫你们的什么能耐啊？这不是很滑稽吗？
昨晚一个学生给我写信，劝我说：“老师，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说实话，我觉得非常荒谬。单纯的健康有用吗？人活着光会喘气就行了吗？我发表在“正来学堂”上悼念我的好朋友王纬的文章《他是愿意这样走的》，不知你们读过没有。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的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讲就是最好的离开的方式。其实我之所以能断言王纬“愿意这样走”，不过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确实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我也是“愿意这样走的”。
所以，读书和教书就是我这个人的本分，就是我每天生命的延续。而你们却想方设法，不让我来完成我自己的本分事，这真是比我的病还让我难受的。我告诉你们，身为一个人一定要守住的“本分”，就是你们心里一定要存留的那种“担当”。这两天发生在咱们课堂上的事，真的可以编成一出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面极为典型的“闹剧”了！滑稽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摘编自法律出版社《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一书，由杨晓畅、甘德怀、候瑞雪、陈昉整理）
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
邓正来（1956-2013），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今天讲两个主题，人生和学术。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如果每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那么也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
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当人们要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很为难，我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邓正来，除此别无他物，什么教授、博导我觉得都不重要。我最享受的时光是一人一水一世界，特别是在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前，有很多鱼塘，看那一汪水。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这个鱼塘何其有限，这一汪水何其有限，我们短暂的人生何其有限，这个世界则是何其无限。
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们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在那样一个寂寞静谧的时刻，足可容纳一个无穷无限的思维的世界。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你们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同时你们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你们必须考虑你们个人同这个教育体制、同这个学术体制、同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养成独立品格。大家一定要记住，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
我给学生上三门课，这些课名听起来很怪。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我每月会去长春上一周课，就带学生读英文原本著作，这种方法你们可以尝试，完全可以自己去做，用十年时间认真读书，你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上这门课，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商量，可以查字典，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这门课人再多也无妨，凡是抱怨人多而教不好的老师，实际上都是以此为借口掩盖自身低水平的老师。我这门课要求他们一句一句地阐释原意，第二个同学如果不同意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同意则继续进行，最后由我点评。这门课不是翻译课，但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
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
我们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总之是大师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掌握这个过程。
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seminar这个词，费孝通先生最早翻译为中文是“席明纳”，每个人席地而坐，探讨问题，明细事理。我要求我的学生，每个人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三年硕士、四年博士，七年时间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做关于哈特的40分钟的演讲，结果研究德沃金的、研究边沁的学生在他讲完之后展开论战，一场乱战之后我来收尾。上这个课的目的何在？我是要启示我的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的孤岛，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勾连，是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的。我要让我的学生从小、从一进校门开始，就不能站在凹坑里，而要站在高山上，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前人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成长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样的传承与了解，而仅仅进行“无知者无畏”的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门课叫《小南湖读书小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每次去吉林，学校安排我住在附近的南湖酒店，我一般在那里上这门课。在这门课上，不许读法学的书籍。我带他们读知识社会学、读经济学、读政治学、读人类学、读哲学，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同学们，你们这一代法学学生太可怜了，你们的知识基础太窄了。学校里教很多课，有一样却不教，对于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反思和批判的学问，也就是知识社会学。这非常可悲。这门课，每次一个主报告人，其余人参加讨论和提问。你们学校有什么湖没有，也可以组建一个什么湖读书小组。或者五角场读书小组，或者提篮桥读书小组。这门课是非常累的，我的学生12点之前是很少睡觉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愉快的，有不少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没有想到读书还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幸福感。
大学不是旅馆，不是酒店，不是让你如过客—般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University。University是什么？University是研究和关心universal的地方。大学不是旅馆、不是酒店，不是让你如过客一般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们是将人生中最华彩、绚烂的四年时间停驻在这里，来关心和思考那些重要的问题和人类之命运的。老师教不好是老师的原因，学校管不好是学校的原因，但你们自身首先也要有一个自省和反思，你们自己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责任和担当。我要求学生有两条，必须学会生活、有一个好的身体；必须学会做学问、有一个好的头脑，而这两者其实是完全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我太太很善良，每个月贡献出300元资助我的学生们作为运动经费，比如购买乒乓球拍、网球拍之类。我的学生中也自发组建了一个“散步学派”。我要求他们每月至少散步两次，你们想象一下三五十人在校园里集体散步的阵势。
后来我建议他们边聊天边散步，聊天的主题是《论语》，每次就聊《论语》一句。后来引得学中文的来了，学中国哲学史的也加入进来了，学西方哲学史的、学社会学的，都来了，整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可谓蔚为大观。放松身体与增进学术交相辉映，这是最好的结果。总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做人要有气象，要正。二是做学问要立志高远，追比先贤。 （摘编自中国网）
延伸阅读
今天你们居然让我不上课 邓正来
2005年10月1日邓正来先生到吉林大学给学生授课，其间身体不适，学生私下以写信、打电话、“罢课”等方式设法力劝先生休养。故10月2日的课堂上有了邓先生此番教诲，言真意远。
昨晚你们私下开会要搞什么“自动罢课”，想让我休息，这我昨天在课堂上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就是一个感冒吗？不就是咳嗽几声吗？今天你们竟然不叫车来接我，让我不上课。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们讲过，做人一定要有“担当”。我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教书的。你们最清楚，现在有多少老师千方百计、变着法子逃避给你们学生上课，到外面谋活，叫什么参与“社会实践”。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要是真有能耐，就去逼着那些不给你们上课的老师回到课堂来好好地教你们，那样的话我邓正来肯定承认你们有能耐！结果你们现在把能耐用在千方百计地让一个想给你们上课的老师不要来上课，让一个己不多见的有热情来教你们的老师也不教你们了，这叫你们的什么能耐啊？这不是很滑稽吗？
昨晚一个学生给我写信，劝我说：“老师，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说实话，我觉得非常荒谬。单纯的健康有用吗？人活着光会喘气就行了吗？我发表在“正来学堂”上悼念我的好朋友王纬的文章《他是愿意这样走的》，不知你们读过没有。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的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讲就是最好的离开的方式。其实我之所以能断言王纬“愿意这样走”，不过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确实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我也是“愿意这样走的”。
所以，读书和教书就是我这个人的本分，就是我每天生命的延续。而你们却想方设法，不让我来完成我自己的本分事，这真是比我的病还让我难受的。我告诉你们，身为一个人一定要守住的“本分”，就是你们心里一定要存留的那种“担当”。这两天发生在咱们课堂上的事，真的可以编成一出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面极为典型的“闹剧”了！滑稽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摘编自法律出版社《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一书，由杨晓畅、甘德怀、候瑞雪、陈昉整理）
我有三字真经：慢慢来。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我所饮用的水。有谁能有这么大本事，一天呼吸七天的空气，一天喝掉七天的水？学问之道在恒久，在雕琢，慢慢来，时时刻刻，天天月月，不为考试突击复习旋即抛诸脑后。
邓正来（1956-2013），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