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梦之谷》
　　
　　中外许多作家的长篇处女作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传体成长小说的痕迹。萧乾的《梦之谷》也不例外。这部小说初版于一九三八年，作者在一九八一年修订后重版本的代序中曾经这样回顾当年这部小说的创作：“这部小说如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在于我是先在感情生活的初次尝试中经历了一场惨败——也即是说，小说的情节基本上是我个人的经历；过了六年，我才动笔去写它。在这里，爱情以及流浪生活，我写得可能都很拙劣，但自信还是出于一点真实的感受。”
　　“拙劣”等语，自然是作者的谦词，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段话证实了小说的自传体性质。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尽管六载光阴流逝了，作者初恋留下的创伤感依旧未能释怀，也许正因如此，《梦之谷》对那段生涯的艺术创造才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体验。
　　《梦之谷》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北京青年，由于遭受政治迫害，只身流浪到岭东。“我”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终于在一家中学谋到一个教国语的职位。因身受语言隔阂之苦，就在校中奋力从事推广国语运动。在一次筹款演出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当地一个受后母虐待的姑娘“盈”，盈也说一口纯熟的国语。两个人同病相怜，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岛上的幽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美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里的一个有国民党党部作后台的土豪劣绅刘校董，倚仗财势，硬将这位姑娘霸占，使一场美好的姻缘以悲剧告终。当“我”五年之后重返岭东的时候，一切已经如同汤汤的逝水一去不复返了，“踽踽独行的我”，已经成为“一个在现实中暂时僵死过去了的回忆者”。
　　《梦之谷》的情节大抵如此，与为我们所谙熟的控诉黑暗的社会对爱情摧残的经典故事原型似乎没什么本质区别。事实上，歌德的流芳千古的《维特》简述起情节来更其简单，但它却倾倒了诸多国度的不只一代人，以至萧乾在《梦之谷》重版代序中回忆三十年代初他入大学时期，“个别青年读完《少年维特之烦恼》还真地寻了短见”。可见故事情节本身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梦之谷》震撼读者心灵的地方究竟何在？恐怕在于它的抒情笔触所渲染的强烈的悲剧氛围，在于作者所精心营造的“梦之谷”情境所唤醒的对美好的事物的集体性记忆，在于男女主人公在丧失的心路历程中巨大的创痛体验。可以说，《梦之谷》是一首失落者所倾述的美丽的挽歌。
　　《梦之谷》具备经典成长小说的一切母题：只身飘零的逆旅，坎坷而多折的遭际，人生的磨难与爱情的悲剧感受的合二而一，以及最终在丧失中所获得的对人生真谛的启悟。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年人怎样经过痛苦的蝉蜕过程才能慢慢走向对人生的真正领悟。如果说，“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人”(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那么这场爱的悲剧真正奠定了主人公“我”的成人式。“我”的成长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阿瑟·米勒的悲剧观：“在悲剧占统治的地方，当最终产生悲怆的地方，那个人物就已经打了一场本来就不可能打赢的战斗，”“在悲剧之中，也只有在悲剧之中，存在着对人类的可臻完美性的信任。”(《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诚如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给悲剧下的定义：“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梦之谷》令人荡气回肠之处，正在于它最终是对于美好事物的毁灭。小说产生悲剧感的前提是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中幻美的内质。
　　“我”与盈的初次邂逅就让作者写得很美。“我”偶遇一个哭泣的小女孩，上前安慰，山道上过路人以为“我”欺负了小女孩，由于不通语言不肯饶过“我”。这时从一个戴着女子师范徽章的女生口中传出了“我”久违的乡音，“那么柔和，那么悦耳”，仿佛“由天空降下这样一个‘知音’”，自然一切因此迎刃而解。那女生就是“盈”。
　　
　　从这个早晨起，我生命的地平线上便冉冉升起了一个梦，灿烂得象火焰。
　　
　　可以想象萧乾是深怀怎样一种温馨的眷恋和一种令人心碎的怅惘去精心构建“梦之谷”这一爱的初始情境的。“梦之谷”在这部小说中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大自然的幽谷，它已经升华成为一个象征物。它使人想到的是亚当和夏娃被上帝放逐之前所栖居的伊甸园，那是人类在拟想中迄今所获得的唯一一块净土。只有在“梦之谷”中，“我”与盈才可能暂时忘却“谷”外的世界，忘却自己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和身份，忘却由那个刘校董的存在所带来的的威胁，而以纯然美好的个体生命无忧无虑地相爱相嬉：
　　
　　那是一段短短的日子，然而我们配备了一切恋爱故事所应有的道具：天空星辰那阵子嵌得似乎特别密，还时有殒落的流星在夜空滑出美丽的线条。四五月里，山中花开得正旺，月亮象是分外皎洁，那棵木棉也高兴得时常摇出金属的笑音。当我们在月下坐在塘旁，把两双脚一齐垂到水里时，沁凉之外，月色象是把我们通身镀了一层银，日子也因之镀了银。我们蜷曲着脚趾，互相替洗着。由于搔痒，又咯咯地笑着。在这段“镀了银”的日子中，“我”与盈所经历的，是那种生命原初的类似狂欢节般的快乐体验。人类也许只有在狂欢节中才能真正达到泯灭社会地位和身份甚至泯灭性别的忘我境地，它使人在短暂的时光里恢复了本真的自我，实现了充分的个体自由和解放。可以说，“我”与盈在“梦之谷”中不含功利目的的初恋人生所达到的正是这种境界。
　　但狂欢节之所以是狂欢节，就在于它的暂时性。人类在狂欢之后终于又意识到他必须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就象一个逃出家门的孩子尽情玩耍之后终于又被父亲捉回家中，重新束缚在强大的父之法里。对于“我”与盈来说，“梦之谷”也恰象狂欢节的广场，两个人无法永远在“梦之谷”里逃逸，他们时时还会感到头顶上所笼罩的阴影。刘校董的存在仿佛是一个永远难以苏醒的梦魇，它象征着在人的个体生存之外永远高悬着一个残酷的代表人的社会属性的存在。
　　当某种情境一再出现在中外作家的笔下之后，它便具有了某种原型特征。有位诗人曾描绘过山谷之梦：“睡吧，山谷／我们躲在这里／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这里呈示的是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山谷中逃逸外在世界的渴望。法国小说家贝纳丹·德·圣一比埃尔的小说《保尔与维吉妮》中的那座法兰西小岛，便酷似于萧乾笔下的“梦之谷”，保尔与维吉妮的恋爱正凭借着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庇护和遮蔽，当维吉妮动身去法国继承遗产之时，便进入了秩序的世俗世界，两小无猜的爱情因此而轰毁。
　　作为一种原型情境，“梦之谷”必然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它象征着对现实的暂时的逃避，象征着忘却“谷”外世界的拟想中的解脱。正因为这种逃逸和隔绝具有一种想象性意味，因而它无法避免地带有无意识的自我欺瞒性。
　　其实，小说中的“我”已经意识到了两个人爱情中所潜藏着的自我欺瞒性：
　　
　　幸福有时是酿制出的，也有时是掩盖成的；象所有的恋人，我们眼前只是一片朦胧，而且昂了头只望着天空。
　　
　　可以说，“我”与盈的爱情的幸福感受正是靠着这种掩盖而暂时获得的，它有明显的幻像意味。支撑并维系这种幻像的，是男女主人公所迸发的巨大的激情。
　　英国小说大师毛姆在《刀锋》中对爱情的本质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如果爱情不是激情，那就不是爱情，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激情不是由于得到满足而增长，面是愈不顺利愈强烈。”“激情是能毁灭人的。激情如果不再有毁人的能力，它也就灭亡了。”
　　《梦之谷》中的“我”正是被这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激情支配着自己的情肠。“我”的爱情中阴影愈浓，悲剧感愈强，这种激情也愈强。而一旦恋爱中人被激情占据，他就会自觉或非自觉地丧失掉自己的清醒的理性判断。这继续印证着毛姆的论述：“激情是不顾一切的。帕斯卡说过，激情有它自己的道理，不过这些道理为理智所不容。”这种为激情所左右的情感状态，英国作家和评论家约翰·罗斯金称为“感情的误置”：“一切强烈的感情都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们在我们心中使一切外界事物的印象产生了一种虚妄，这种虚妄，我一般把它称之为‘感情的误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受真实的精神的指导，甚至在欣赏误置的时候，也是如此。”(见《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我”和盈的那种由掩盖形成的爱的幸福，也正建立在这种由于“误置”所造成的人性本能的自我欺瞒性的基础上。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误置”，没有这种激情所遵循的自身的逻辑，没有这种自我欺瞒性，两个人也不会有爱的极致体验。在真实与“误置”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困惑。也许爱情以至一切人类情感的神秘性正根源于这种深刻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