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封建男权的禁锢，女子逐渐消泯了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而沦为男性的附庸。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思潮的解放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的译介，女性主义在中国才真正有了发展的土壤。1983年，中国台湾作家李昂发表中篇小说《杀夫》，引发了一阵讨论的热潮。中国大陆的一些女作家也开始看到这一现象的复杂性，纷纷开始尝试此类创作，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透过这一现象讲述女性的生存现状，挖掘出男权社会下女性被剥夺、被奴役的本质。
　　一、80年代以来“杀夫”现象在女作家文本中的表现与成因
　　当代“杀夫”小说的首次出现，源于1983年中国台湾女作家李昂发表的中篇小说《杀夫》。小说一经发表，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有人认为它高扬了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有的人则回到文本中进行考察，认为它毫无新意，在艺术上、逻辑上略显粗糙。不可否认的是，李昂的创作确实为当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写作现象。自李昂以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女作家相继关注到“杀夫”这一主题，如方方（《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奔跑的火光》）、池莉（《云破处》）、林白（《致命的飞翔》《青苔与火车的叙事》）、徐小斌（《羽蛇》）、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舟卉（《好好活着》）、叶弥（《猛虎》）、须一瓜（《第三棵树是和平》）、迟子建（《第三地晚餐》）、赵玫（《朗园》）……
　　中国当代文学中对“杀夫”题材的言说，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作家大多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埃莱娜·西苏以及贝蒂·弗里丹等理论的影响，认识到长久以来，女性的主体意识都被模糊掉，她们甚至遵从男性的期望来审视自我、要求自我，这种觉醒唤起她们沉睡的女性意识。学者乔以钢认为，所谓女性意识，就其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与把握。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上的处境，并将造成女性不幸的原因归为男权文化施加给女性沉重的桎梏，本着女性意识的体验与对不合理的男权文化的反抗与消解，对“杀夫”故事的重新言说成为一些女性作家所热衷的一种寄托情感的方式。
　　二、“杀夫”的缘起——男权文化的桎梏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一些远离城市的乡村，变革却显得艰难。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流傳，已经在落后的农村根深蒂固，持续给予农村妇女残忍的压迫，维护着所谓的伦理纲常。《奔跑的火光》中英芝公婆堂屋墙上挂着的英芝公公亲手写的斗大的五个毛笔字“天地君亲师”就是他们家族正统的信仰，在这五个字下，英芝的公婆为英芝制订了许多妇人规范。作为媳妇，就得伺候丈夫，孝敬公婆，低眉顺眼，沉默寡言，任劳任怨。就算是儿子犯错，他们也会把责任归咎到英芝身上，稍有不满意，就教唆儿子用毒打的方式来“教育”老婆，其对于男权至上传统的维护可见一斑。由此可见，英芝公婆就是男权礼教的化身，英芝公公理所应当地代表了男权文化，英芝婆婆则是男权文化培养出来的理想女性，他们共同演绎着男权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
　　出生在落后地区的女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有时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封建意识对于男人恶劣行径的姑息，对女性人格的压制，无疑是造成杀夫悲剧的关键因素。与农村女性相比，城市女性则相对自由和独立。即使这样，她们仍不能摆脱以男权为中心文化的戏耍。《致命的飞翔》中，北诺是一个漂亮而神秘的离异职业女性，她在单位改革浪潮中被解聘，经历假新闻事件后，陷入极大的困境。为了有一份独立的生活，为了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她找到了秃头男人，以性作为筹码，来交换秃头男人对她的帮助。北诺在去赴秃头男人之约时，甚至在心里有一份美妙的性幻想，然而现实中秃头男人态度的匆忙、敷衍以及突出的目的性都使北诺深感失望。在接下来的几次约会中，北诺意识到秃头男人只是将自己当作一个性工具，来发泄自己的欲望。被秃头男人戏耍蒙骗后的北诺，绝望地拿起刀结束了秃头男人的生命。北诺作为一名女性，本来希求自救，然而自救遭遇了猥琐的秃头男人的戏谑，显得荒谬而可笑，使得北诺自己步入更为黑暗的深渊。
　　《云破处》中的曾善美表面上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知识女性，背后却隐藏着惊人的故事。曾善美七岁父母双亡，被姨妈收养，姨妈对她呵护备至，就像亲生母亲一样，然而她的姨父和表弟不断地对她进行性骚扰，一直持续到她结婚之前。姨妈家是曾善美的避难所，是她唯一能感受到温暖的地方，所以即使遭受了凌辱也不愿离开，于是她从一个深渊，滑向了另一个深渊。在嫁给金祥时，她同样摆脱不了社会对于女人贞洁的终极要求，她只得伙同她的姨妈，用鸡血蒙混过关。结婚以后，逃离乱伦的尴尬处境的曾善美却发现她嫁的人就是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这注定她不可能与自己的丈夫和谐相处，最终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北诺和曾善美同为现代知识女性，却无法摆脱男性的压制，只能从一个深渊落入另一个深渊，在自救中陷入沉沦。
　　三、“杀夫”书写的目的——男性英雄形象的消解
　　由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西苏认为，女性要改变其在二元对立中被压抑、被奴役的地位，只有写作。同时，随着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一种强烈的否定意识油然而生，她们率先将否定的对象指向宏大的叙事模式和话语，并理所当然地把批判的目光投向了作为女性世界对立面的父权制社会体系及其相应的种种男权意象。因此，许多女作家试图通过写作建立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化体系，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试图夺回话语权。女性作家的这种努力，也渗透在对“杀夫”故事的重新言说中。
　　首先是男性的缺席和失语。《第三棵树是和平》的开场，杨金虎已经被孙素宝杀死，他的一些情况都是经由别人之口表现出来的，主人公无法开口为自己进行辩护，他在这个文本中也就是缺席的。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中的父亲虽然是在场的，然而他的作为也是由他人转述的，他者的立场使父亲始终无法与读者沟通。同样，《致命的飞翔》中只向读者描述出一个卑琐的秃头男人的形象，他的存在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早在1925年，鲁迅创作的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采用了涓生自白的形式，他和子君的爱情故事全由他一己之口倾诉，人们始终无法得知子君在这场爱情中内心的变化和想法，因此在这一部以男性视角结构而成的文本中，子君尴尬地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部分女性作家在文本中对杀夫故事的刻画，更着重于揭示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更着重于对“无奸不成杀夫案”的颠覆，所以文本中男性的失语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在杀夫故事的叙述中，流露出对男性处境的悲悯与嘲弄。《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中瑶琴的前男友杨景国因车祸去世，但因为他生前对瑶琴非常体贴，所以很多年过去了她还一直沉溺在和杨景国虚幻的爱情中，并在没有走出阴影的情况下同一名中学老师陈福民同居并准备结婚。陈福民作为一个男人，一直无法忍受未婚妻瑶琴对前男友的念念不忘，开始四处寻找和杨景国熟悉的人打听杨景国的为人，想要撕开杨景国的面具，使得瑶琴对他彻底死心，结果却酿成瑶琴愤怒之下将他打成植物人的悲剧。几千年来，男性给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并在家庭中持主人公地位的特权在现代社会中被改变，他们甚至丧失了女性对他们的爱慕和崇拜，男性在以往社会中引以为傲的资本都受到了质疑，在“杀夫”文本中男权社会中男性雄伟的雕塑轰然倒塌。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杀夫”现象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首先，杀夫是女性性别意识觉醒后不再盲目相信男权神话做出的反抗，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在为女性正名时，站在一个难得的中肯立场。她们在进行“杀夫”故事的言说时，讲述了女性的无奈与挣扎，但也没有逃避女性在这场谋杀中对自身原因的揭发。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轰轰烈烈的宣扬过后却又不得不面对“娜拉出走以后”的难题，那么如今人们不禁要思考，难道杀夫就是男女冲突的终结吗？其次，杀夫并非单纯的女性对男性的反抗，它还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产物。商业发展速度过快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异化的现象，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异化问题，即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人类沉迷于物质追求时，情感就显得衰竭无力。男人不再具有责任感，也不能提供给女人安全感，女人也不再甘心躲在男性的背后。相比于古老社会中男女合作的情景，现在社会中男女的关系更倾向于竞争，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倾向于竞争，两性的失衡也是人与人的失衡，因此“杀夫”故事的书写也流露出作家祈盼和平的义愤强音。托尼·莫里森说“男性力量与女性力量的平衡才能产生完整的人”，这无疑道出了男女两性和谐的重要性，也为人们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道路。
　　（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