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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刑法案例教学中存在案例材料缺乏概括、案例陈旧、案例单一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应努力从案例的概括性、新颖性及类比设例运用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从而取得刑法课堂教学的最佳效果。
关键词：刑法 案例教学法 概括性 新颖性 类比设例
在刑法学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强化知识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有的刑法教科书也穿插了一些案例，但是，我们还需要深化刑法案例法教学的研究，重视并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将案例的概括性、新颖性、类比设例运用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一、概括性
刑法学课堂中使用的案例既有学者们杜撰的， 又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案例，有些讲授者习惯于将整篇报道（包括故事的细枝末节）拿到课堂上使用。比如对于轰动一时的组织男性卖淫案，有的老师可能会以《在伦理与法律边缘游荡———南京同性卖淫案审判纪实》［1］ 这篇报道为案例来讲授、讨论该案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刑法案例分析》等书更是如此，将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具体事件一五一十地交代、描述得清清楚楚。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一会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 因为阅读完这些详细的案件一般要花费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二会让学生对细节描述产生兴趣，因为很多蹊跷案件堪比一流小说，无疑会分散注意力，背离案例教学的目的。对于上述案例，老师完全可以对案件进行概括：在南京，发生了有人组织男性向其他男性卖淫的案件，请问这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这样就使案例的特异之处凸显，使学生的注意力都放在组织“男性”卖淫，该行为是不是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传统观点认为，组织卖淫只能组织“女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组织男性卖淫的事件，有碍社会风化，有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刑法中使用了“组织他人”，“他人”就包括男人和女人，因此该罪成立。如果真的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案件具体情况， 老师应提前推荐学生课下阅读，在课堂教学时再进行概括。
二、新颖性
我们习惯案例教学， 使用的案例往往都是常态化案例，不利于强化知识，不利于学生开拓视野，因而关注、引进新颖案例十分重要。如在讲授什么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时，河北发生制造土大炮的事件，引发各社会媒体的讨论：“土大炮”是枪支、弹药，还是爆炸物？ 若教师采用这个新颖案例， 便会加深学生对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虽然制造土大炮的危害性比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严重，应当受到处罚，不应存在轻行为受处罚重行为不受处罚的问题，但真正面对这种情况时也不能说刑法有漏洞，而是如何解释刑法的问题，因为土大炮既可理解为枪支又可理解为爆炸物。通过这一案例，学生发散了思维，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又如对于“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有的教材仅涉及自然灾害险、动物的侵袭、人的行为等，即来自避险人以外的危险。即使虽然谈到人的生理、病理原因也是危险来源，但也只是简单地举疾病、饥饿等例子。其实教师可引用这则案例：“尿急的路人不经同意，擅自进入私人诊所的厕所方便，是否无故侵入建筑物。”［2］因此可见，紧急避险的危险源不仅仅包括避险人以外的危险，还包括来自避险人自身的危险。来自避险人自身的危险不仅仅有常见的疾病、饥饿，还有尿急、屎急等情况。又如对于重婚罪，有学生会认为是一个登记婚在前，后又有了登记婚或者事实婚的情况。教师若引用下则案例，就会使学生对重婚罪有正确的认识：甲男已登记结婚，但甲男是同性恋者，对其妻根本无感情，于是甲男又与同性恋者乙男公开举办了婚礼，之后甲男与乙男公开以夫妻生活，问甲男是否构成重婚罪？ 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日趋增多，承认或者默认同性恋行为的更不在少数。从这种趋势来看，同性恋存在有其客观现实性，不能因为我们的不关注或者不习惯而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即使在我国，尽管同性恋者不能根据婚姻法登记结婚（婚姻法第五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但举行同性恋婚礼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可见，已婚之人如果又与他（她）人结成同性恋夫妻，依然侵害了一夫一妻制度，更重要的是侵害了第一婚姻相对方的配偶权， 这种情况应当被认定为构成重婚罪。刑法案例一定要有新颖性， 这样才能促使理论的升华。“非常态的事例尽管罕见却常常为学者津津乐道， 占了学说很大的篇幅。这不是卖弄也不是猎奇，而是学说需要通过极端事例的检验”。［3］就像一个人吃再多的苹果，也只知道苹果的味道。如果你给他一个苹果，之后再给一个香蕉、一个菠萝，那么他就会知道有不同的水果，而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味道。
三、类比设例
类比设例是指在课堂教学或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 当对一个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准确定性之后，对该案件中的相关因素有意识地改变， 从而得出不同结论的一种案例教学方法。毫无疑问，类比设例法相比较于案例的概括性、新颖性教学法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它首先要求具有问题意识，要接受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事实。其次要具备完善的刑法知识储备、严谨的知识体系、开放的思维视野。现实情况的差异、刑法规定的多元，使得乍看很类似的行为（当然是在直观的生活层面上）在刑法上会被认定为不同的行为。如，某甲因与乙有仇，所以在为乙修理汽车之机，故意破坏汽车的刹车片，致使乙发生交通事故。毫无疑问，甲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是不是所有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破坏交通工具罪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在破坏交通工具的这一事实上进行类比设例：某甲极为贫困，遂生仇富心理，于某晚携水果刀在某小区划车20余辆， 被划车辆均有一道从车头至车尾的严重划痕，问甲的划车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吗？ 从生活层面看，甲的行为是破坏交通工具。但在刑法中，破坏交通工具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这就要求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必须危害公共安全。如果破坏了交通工具但不会危害到公共安全，就不能认定为该罪。公共安全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的平稳和安宁”，［4］主要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 而公共生活的平稳和安宁仅限于破坏广播电信设施、公用电信设施所产生的结果。对于此案例，一般人会认为划车仅破坏了汽车的外观，不会对公共安全产生危险，所以划车不能认定为破坏交通工具罪，而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我们继续以破坏汽车进行类比设例，促进学生进行更积极的思考，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区别此罪与彼罪。如某甲因对汽车博物馆服务不满，某日携铁锤将一国宝级汽车文物砸坏，问对甲如何处罚？ 因该汽车已被国家认定为珍贵文物，且终日存放于博物馆，已经不再作为交通工具目的使用，故该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现假设为保持这辆国宝级汽车文物的性能，汽车博物馆决定派遣最谨慎、熟练的司机驾驶该汽车，不料另一汽车驾驶人某甲因违反交通规则将该国宝级汽车文物撞坏，问甲构成何罪？ 因甲在公共道路上不可能认识到该汽车为珍贵文物，所以甲不构成故意毁损文物罪，也不构成过失坏损文物罪（过失要求行为性质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甲违反交通规则，说明他意识到了可能发生交通肇事的结果，且这辆国宝级汽车文物的价值是客观的， 因而甲的客观行为违反了交通规则，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通过对交通工具（汽车）的一组类比设例，我们区分不同情况，得出了成立不同犯罪的结论，从而使学生体验研究具体情况的重要价值，认识到遇到案件不要急于下结论，要有开放的视野，多考虑一些相关罪名，从而得出最恰当的结论。
对于刑法案例教学法，刑法讲授者、研究者需朝着概括性、新颖性的方向努力，充分运用案例类比设例法研究相似罪名，运用大量简短、新颖的案例多重类似设例来深化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1] 南方网. http://www.southcn.com/law/fzxw/200403300024.htm.2004.3.30.
[2] 林東茂. 刑法纵览（修订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0
[3] 阮齐林. 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 张明楷. 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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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传统中国社会实际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儒家思想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以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是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止犯罪于未萌。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可以改变，通过后天的教育，人能谨慎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是完全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预防的。
3．构建符合人性的刑罚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过现行刑法总体上刑罚较重。古代有慎刑恤刑思想，比如“存留养亲”制度，尊重人的自然需要和情感需要，要求我们选择与人情和谐不悖的刑罚制度。减少分则中挂有死刑是罪名，特别是经济犯罪。提高财产性，减少短期自由刑等。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 路红,戴健林,任杰.传统社会中国人的法律态度[J].北京社会科学,2001,(1).
[3] 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 范忠信,郑定,詹学农.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刑法 案例教学法 概括性 新颖性 类比设例
在刑法学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强化知识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有的刑法教科书也穿插了一些案例，但是，我们还需要深化刑法案例法教学的研究，重视并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将案例的概括性、新颖性、类比设例运用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一、概括性
刑法学课堂中使用的案例既有学者们杜撰的， 又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案例，有些讲授者习惯于将整篇报道（包括故事的细枝末节）拿到课堂上使用。比如对于轰动一时的组织男性卖淫案，有的老师可能会以《在伦理与法律边缘游荡———南京同性卖淫案审判纪实》［1］ 这篇报道为案例来讲授、讨论该案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刑法案例分析》等书更是如此，将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具体事件一五一十地交代、描述得清清楚楚。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一会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 因为阅读完这些详细的案件一般要花费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二会让学生对细节描述产生兴趣，因为很多蹊跷案件堪比一流小说，无疑会分散注意力，背离案例教学的目的。对于上述案例，老师完全可以对案件进行概括：在南京，发生了有人组织男性向其他男性卖淫的案件，请问这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这样就使案例的特异之处凸显，使学生的注意力都放在组织“男性”卖淫，该行为是不是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传统观点认为，组织卖淫只能组织“女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组织男性卖淫的事件，有碍社会风化，有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刑法中使用了“组织他人”，“他人”就包括男人和女人，因此该罪成立。如果真的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案件具体情况， 老师应提前推荐学生课下阅读，在课堂教学时再进行概括。
二、新颖性
我们习惯案例教学， 使用的案例往往都是常态化案例，不利于强化知识，不利于学生开拓视野，因而关注、引进新颖案例十分重要。如在讲授什么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时，河北发生制造土大炮的事件，引发各社会媒体的讨论：“土大炮”是枪支、弹药，还是爆炸物？ 若教师采用这个新颖案例， 便会加深学生对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虽然制造土大炮的危害性比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严重，应当受到处罚，不应存在轻行为受处罚重行为不受处罚的问题，但真正面对这种情况时也不能说刑法有漏洞，而是如何解释刑法的问题，因为土大炮既可理解为枪支又可理解为爆炸物。通过这一案例，学生发散了思维，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又如对于“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有的教材仅涉及自然灾害险、动物的侵袭、人的行为等，即来自避险人以外的危险。即使虽然谈到人的生理、病理原因也是危险来源，但也只是简单地举疾病、饥饿等例子。其实教师可引用这则案例：“尿急的路人不经同意，擅自进入私人诊所的厕所方便，是否无故侵入建筑物。”［2］因此可见，紧急避险的危险源不仅仅包括避险人以外的危险，还包括来自避险人自身的危险。来自避险人自身的危险不仅仅有常见的疾病、饥饿，还有尿急、屎急等情况。又如对于重婚罪，有学生会认为是一个登记婚在前，后又有了登记婚或者事实婚的情况。教师若引用下则案例，就会使学生对重婚罪有正确的认识：甲男已登记结婚，但甲男是同性恋者，对其妻根本无感情，于是甲男又与同性恋者乙男公开举办了婚礼，之后甲男与乙男公开以夫妻生活，问甲男是否构成重婚罪？ 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日趋增多，承认或者默认同性恋行为的更不在少数。从这种趋势来看，同性恋存在有其客观现实性，不能因为我们的不关注或者不习惯而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即使在我国，尽管同性恋者不能根据婚姻法登记结婚（婚姻法第五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但举行同性恋婚礼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可见，已婚之人如果又与他（她）人结成同性恋夫妻，依然侵害了一夫一妻制度，更重要的是侵害了第一婚姻相对方的配偶权， 这种情况应当被认定为构成重婚罪。刑法案例一定要有新颖性， 这样才能促使理论的升华。“非常态的事例尽管罕见却常常为学者津津乐道， 占了学说很大的篇幅。这不是卖弄也不是猎奇，而是学说需要通过极端事例的检验”。［3］就像一个人吃再多的苹果，也只知道苹果的味道。如果你给他一个苹果，之后再给一个香蕉、一个菠萝，那么他就会知道有不同的水果，而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味道。
三、类比设例
类比设例是指在课堂教学或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 当对一个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准确定性之后，对该案件中的相关因素有意识地改变， 从而得出不同结论的一种案例教学方法。毫无疑问，类比设例法相比较于案例的概括性、新颖性教学法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它首先要求具有问题意识，要接受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事实。其次要具备完善的刑法知识储备、严谨的知识体系、开放的思维视野。现实情况的差异、刑法规定的多元，使得乍看很类似的行为（当然是在直观的生活层面上）在刑法上会被认定为不同的行为。如，某甲因与乙有仇，所以在为乙修理汽车之机，故意破坏汽车的刹车片，致使乙发生交通事故。毫无疑问，甲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是不是所有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破坏交通工具罪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在破坏交通工具的这一事实上进行类比设例：某甲极为贫困，遂生仇富心理，于某晚携水果刀在某小区划车20余辆， 被划车辆均有一道从车头至车尾的严重划痕，问甲的划车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吗？ 从生活层面看，甲的行为是破坏交通工具。但在刑法中，破坏交通工具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这就要求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必须危害公共安全。如果破坏了交通工具但不会危害到公共安全，就不能认定为该罪。公共安全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的平稳和安宁”，［4］主要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 而公共生活的平稳和安宁仅限于破坏广播电信设施、公用电信设施所产生的结果。对于此案例，一般人会认为划车仅破坏了汽车的外观，不会对公共安全产生危险，所以划车不能认定为破坏交通工具罪，而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我们继续以破坏汽车进行类比设例，促进学生进行更积极的思考，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区别此罪与彼罪。如某甲因对汽车博物馆服务不满，某日携铁锤将一国宝级汽车文物砸坏，问对甲如何处罚？ 因该汽车已被国家认定为珍贵文物，且终日存放于博物馆，已经不再作为交通工具目的使用，故该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现假设为保持这辆国宝级汽车文物的性能，汽车博物馆决定派遣最谨慎、熟练的司机驾驶该汽车，不料另一汽车驾驶人某甲因违反交通规则将该国宝级汽车文物撞坏，问甲构成何罪？ 因甲在公共道路上不可能认识到该汽车为珍贵文物，所以甲不构成故意毁损文物罪，也不构成过失坏损文物罪（过失要求行为性质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甲违反交通规则，说明他意识到了可能发生交通肇事的结果，且这辆国宝级汽车文物的价值是客观的， 因而甲的客观行为违反了交通规则，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通过对交通工具（汽车）的一组类比设例，我们区分不同情况，得出了成立不同犯罪的结论，从而使学生体验研究具体情况的重要价值，认识到遇到案件不要急于下结论，要有开放的视野，多考虑一些相关罪名，从而得出最恰当的结论。
对于刑法案例教学法，刑法讲授者、研究者需朝着概括性、新颖性的方向努力，充分运用案例类比设例法研究相似罪名，运用大量简短、新颖的案例多重类似设例来深化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1] 南方网. http://www.southcn.com/law/fzxw/200403300024.htm.2004.3.30.
[2] 林東茂. 刑法纵览（修订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0
[3] 阮齐林. 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 张明楷. 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15.
（上接第53页）
2．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传统中国社会实际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儒家思想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以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是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止犯罪于未萌。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可以改变，通过后天的教育，人能谨慎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是完全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预防的。
3．构建符合人性的刑罚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过现行刑法总体上刑罚较重。古代有慎刑恤刑思想，比如“存留养亲”制度，尊重人的自然需要和情感需要，要求我们选择与人情和谐不悖的刑罚制度。减少分则中挂有死刑是罪名，特别是经济犯罪。提高财产性，减少短期自由刑等。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 路红,戴健林,任杰.传统社会中国人的法律态度[J].北京社会科学,2001,(1).
[3] 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 范忠信,郑定,詹学农.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