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十分重视语言的力量，以孔子为代表的学者曾论述过语言对修身、写作、教育、表达思想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关于如何提升自身的语言艺术，他们大多认为应研习先人经典，学诗以养心气。胸中有万卷之富，何愁遣词造句之难？
　　语言是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通过语言，人们可以交流思想、表达意见，对语言的运用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和智慧。《左传》《论语》等文献中记录了大量孔子对语言艺术的看法，可見孔子对言说的重视。这些观点在今日依然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这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的一段评论。孔子引用古书的说法：言语用来完成意愿，文采用来完成言语。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意愿是什么？说话没有文采，不能到达远方。晋国是霸主，郑国进入陈国，不善于辞令就不能成功。要谨慎地使用辞令。这里就涉及语言艺术的问题。如能恰当地使用语言，将有助于达成目的，甚至事半功倍。
　　孔子提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明代学者曹端解曰：“凡言人道德而不极其文之美者，则人不爱而不传，所以行之不远也。此犹车载物而不能行。”这个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文学观念很有代表性，他说，“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文章如欲传世，须兼有事实可信与富有文采两项，文学语言的艺术成就直接影响到文章的流传。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没有语言则无以表达思想。即使是主张不立文字的禅宗，亦离不开文章以传扬其佛法。元人朱右说：“文所以载道也。文为艺而道为实，笃其实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故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予观僧家者流，能传其道以淑夫人者，亦未尝不资藉文章以发之也。师业勤而行修，道全而德劭，有德者之言也，其有不行远也哉！后之人即其言以入道，得其道以传心，是又斯录之不可无也。”僧家传道教人，也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后人亦可根据前人的得道之言而参悟佛法，最终实现信仰和思想的流传。
　　清人彭会淇说：“古之称三不朽者，以立德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岂德与功与言之不可以兼乎？然《传》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言也者，所以载德、功而使之不朽者也。故有禹、皋而典谟作，有伊、傅而训诰传，有周公而雅颂之道兴，有孔子而《春秋》之义著。百世而下，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并其所谓骏德丰功无不炳炳麟麟照耀简册，夫岂徒以为言云尔哉！”其对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义虽深，理虽当，如果词不工，不成文，那也就不能流传开来。文理义三者兼有，才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必定能传于后世。伟大的作品将使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永垂人间、万古长青。如《尚书》《诗经》《春秋》所记录的尧舜禹三王之道、周公孔子之教，虽历数千载，而光辉不减，令人追慕。
　　于此可见，立德、立功虽然重要，亦不可缺少立言之人，所以西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前嘱咐他一定要完成《史记》。《史记》之所以成为后世古文家学习文章写作的典范，并得以家弦户诵，与司马迁高超的语言艺术有莫大关系。《史记》不仅是史学名著，亦为文学经典，百世之下读来，其书写之人物犹凛凛有生气。北宋曾巩指导陈师道通过熟读《史记》来提高文章写作艺术，而陈师道经过实践，文章写作水平也确实得到了提高。曾巩指出的方向，今人亦可为之努力。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中专门写有一条《修辞》，强调语言艺术的重要性，反对以文章为小技，主张不必用力的观念。顾炎武认为，《尚书》的典谟、《周易》的爻象是二帝三王的语言，《论语》《孝经》是夫子的言论。文章在这些书里，性与天道也就在其中。所以说有德者必有言。还引用北宋理学家游酢的话，“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世的君子，在问学之初即大谈性与天道，而视文章为小道末技，不必用力学习。然而孔子不是说“其旨远，其辞文”吗？不还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孔子弟子曾子也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说话的言辞和语气要谨慎小心，这样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
　　顾炎武看到当时的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的，大多不善于修辞，有人竟然反用孔子弟子子贡之言以讥讽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明代杨慎说：“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在杨慎看来，文与道本是合一的，文以载道，诗与言是统一的，自古就有诗言志的传统。但自从理学家的讲学语录出现以后，学者大多不学习文章写作，不注意语言修辞艺术，所写文章大多质木无文，道与文分而为二。这个传统源于北宋理学家程颐，他认为作文害道，《尚书》说玩物丧志，作文也是玩物。这种偏颇之论，导致后世学习理学者摒弃诗文，多不解诗情画意，所留下的也多是讲学语录之类的东西。这是顾炎武所不能赞同的，也与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说法相悖。
　　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诗”之为教，温柔敦厚，学之则心气和平，而事理通达，可以培养语言能力。若不学“诗”，则无以养其心气，而达于事理。这里的“诗”即指《诗经》。孔子指出了培养语言艺术的方向，即学习以《诗经》为代表的经典作品。输出之前必须得先输入，胸有成竹方能下笔成章。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语言贫乏，即是因为读书太少，吸收不够。唐代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胸中有万卷之富，何愁遣词造句之难？此可谓经验之谈。典雅优美的语言，代表着一种修养与气质。这不是仅靠学习几句交际用语所能做到的，只有在学问上真积力久，方能左右逢源，无入而不自得。
　　陈亢受学于孔子，不知孔子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窥度孔子，认为孔子会私下特别教导自己的儿子。于是他就问孔子的儿子伯鱼说：“你也许听到过与众不同的教诲吧？”伯鱼答道：“没有。父亲曾独自站在那里，我快步走过庭院，他说：‘学了诗吗？’我答道：‘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能言谈应对。’我退下来就学习诗。另一天，父亲又独自站在那里，我快步走过庭院，他说：‘学了礼吗？’我答道：‘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立身处世。’我退下来就学习礼。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两次。”陈亢告辞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得到了三个收获，得知了诗，得知了礼，又得知了君子不偏爱他的儿子。” 　　对于学诗的重要性，《论语·阳货》中记载有孔子对伯鱼说的话：“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面对墙壁站立吧！”《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的前两篇。昔日周文王与后妃俱有圣德，修身、齐家以令于国中，又让周公治陕以西，召公治陕以东。因此周文王的教化自北而南传播，远被至江汉流域，所以诗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诗，自《关雎》以下，说的是文王后妃闺门之化行于南国。《召南》之诗，自《鹊巢》以下，说的是南国诸侯夫人与大夫之妻都受了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
　　《周南》《召南》两篇所说都是修身、齐家之事，对人伦日用最为切要。学者应该把这两组诗，讲诵玩味，身体力行，才有益处。如果不学《周南》《召南》，则无以正性情，笃伦理。不知道修身，不懂得齐家，又怎么能够指望有经邦济世、化民易俗的能力？就好像正对着墙面站立一样，咫尺之地，隔碍障蔽，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一步都不可行。《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未有不修身齐家，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者。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是兴起，观是观感，群是群聚，怨是怨刺。《诗经》之为教，有益于人甚大。“诗”之所言，有善有恶。学习之后，善者可以效法，恶者可以避免。而心中的好恶之机将勃然兴起，不能自已，所以说可以兴。“诗”之所载，有美有刺。学习之后，美者可以考见其得，刺者可以考见其失，故可以观。
　　《诗经》叙述情好于和乐之中，不失庄敬之节。学之，则可以处群，和而不流。《诗经》抒发悲怨于责望之下，犹存乎忠厚之情。学之，则可以处怨，虽怨而不至于怒。近而家庭中事父的道理，远而朝廷上事君的道理，备载于《诗经》中。学之，则可以为忠臣孝子。而且《诗经》的情景所发，或因鸟兽以起兴，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称名不一，种类至繁。学之，则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经》有如此多的益处，岂能不学？
　　学习《诗经》最大的益处在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受了詩教的影响，则不仅说话可以远离粗鄙之辞气，待人接物亦能儒雅温润。焦循《毛诗补疏序》说：“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诗教不是直接说理，而是以情动人，其感人也深。自从后世兴起理学，欲以理服人，即使所言有理，如不采取符合人情的方式，也不易被人接受。
　　荀子在《劝学》中写道：“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个人的生命历程与经验智慧终究是有限的，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充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智慧。儒家关于语言艺术的相关论述，在今日依旧没有过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修养，我们的语言表达将不再是空洞且无意义的情绪宣泄;最重要的是，不再只会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