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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巴赫金；狂欢；对话；多元性；现代性；后现代性
摘要：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以事件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敞开性、多元性和互文性颠覆了传统思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从而使它彻底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真正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诗学和哲学话语。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45-06
巴赫金在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拉伯雷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学问题》里，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民间狂欢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以狂欢节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历史和现代意义作了全面阐述，从而构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狂欢诗学话语体系。在这一阐述中，巴赫金反复重申狂欢具有双重性意义：一方面，狂欢是来自民间的狂放激情对官方僵化腐朽的社会制度、道德秩序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解构，另一方面，则是狂欢广场所代表的自由平等新生活和新观念的建构。狂欢是对旧世界旧秩序的毁灭与送别，同时也是对新世界新生活诞生的欢呼。对这一具有辩证色彩的双重性意义的强调贯穿于他的狂欢诗学体系中。然而，巴赫金的双重性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完全不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充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精神的独特话语。
首先，巴赫金的双重性思想是在事件性的叙述中阐述的。这与黑格尔辩证法晦涩抽象的逻辑体系截然不同。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正是巴赫金早年在《论行为哲学》中批判过的、与现实的活生生的我的唯一存在相隔千里的抽象理论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不是我们在其中生生灭灭在其中实现我们负责行为的那个唯一的存在”，它不是个体的历史的存在，而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构建的理论世界，是干瘪的没有生气的。事实上，存在的中心应该是作为唯一的不可替代个体的人，是在历史中有着不可重复的地位、不断做出负责的行为的具体的我。我才是存在的中心。存在应该是我的存在，我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和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方式的参与是存在的前提。而我的存在总在产生一连串行为，我正是以一连串行为历史地、现实地参与存在。存在也就由我的行为过程所体现。而行为的过程、行为的历史便构成事件。因此，存在即事件。换言之，存在就意味着具体的人的参与，参与必然是行为的参与，而行为的结果是事件。所以巴赫金总是在事件的分析中来把握存在，在事件的观照中去昭示存在。这一方法上的差异，使他的世界与黑格尔的世界有了鲜明区别，也使他的狂欢理论阐述成为独特的狂欢叙事。
与黑格尔在预设的抽象的观念形态中把握宇宙规律不同，巴赫金是在事件的叙述中，在对欧洲历史文化的存在方式的追问中，在对西方实存的鲜活的文化形态的具体体验和把握中来阐述其狂欢理论。一位俄罗斯学者在有关巴赫金与黑格尔思想区别的文章里分析道：“整体上，黑格尔哲学人类学的思想范围正是‘纯粹理性’的深层理念所典型地给定的，这种纯理性假设了绝对观察者的原则，即非个人的、源自直接载体而无限独立的认识能力的存在，其创作是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巴赫金的人类学世界观则关联于另一个传统，它采用以理解世界的自然的、科学的方法为范例的合理的古典形式，建立在以20世纪人文意识研究问题的基础之上”。如果说黑格尔哲学的终极点是存在之上的价值的绝对精神实体，那么在巴赫金哲学中这一地位则是存在本身，他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事件，人的生存状况。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阐述因此成为狂欢叙事：他努力发掘中世纪狂欢节及其代表的民间节日文化的存在意义；他积极发现由于长期被教会官方文化遮蔽的、在官方文化压抑之下的民间文化暗流；他指出17世纪古典主义盛行以来人们形成的官方上流社会的审美观念对民间文化与文学的轻蔑是荒谬无理的，也不符合中世纪美学存在的实际；他张扬中世纪狂欢节和民间文化中送别过往迎接新生的深刻的双重性精神，肯定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中的交替与更新的宇宙观意义；他分析民间节日中各种怪诞形象身上死亡与诞生的双重性内涵并以此把握其中的可一体双身性特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事件的叙述中实现的。狂欢就是人民大众的广场生活事件，就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与更新。在这一事件进程中，灵与肉、生与死、上与下、爱与恨、高雅与粗俗、肯定与否定，无不在其中互相交融，互相对照，共同表达出狂欢节的感受。
其次，在狂欢的双重性与话语的对话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的一致性，狂欢的双重性建立在对话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与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而这种小说，其体裁的文化渊源就是源远流长的西方狂欢节的传统。狂欢的基本精神是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意义表现在狂欢化艺术作品中，就是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使其形象呈现出一体双身特色，这种狂欢的一体双身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则表现为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狂欢节广场语言的特色是体现双重性意义的褒贬融合，体现为辱骂与赞美合一的双重声音词。而词语是在对话中呈现意义的，语言的本质是对话。于是，狂欢与对话，这一对巴赫金诗学与哲学话语的核心范畴便在这里关联起来。巴赫金指出：“古代双重声音词是古代双重肉体形象在修辞学层面上的反映。在双重肉体形象瓦解过程中我们通过文学史和舞台演出观察到一种有趣的成对形象现象，这些形象以其半公开存在的形式把上下、前后、生死体现在自己身上。……有趣的现象是这种成对人物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处于未完全分解阶段的双重声音词，实质上是脸同屁股，上同下，诞生与死亡的对话。”他进一步明确强调：“所有这些冲突和争辩就其实质说都是不同时期各种势力和各种现象的对话，是变动中的两极的对话，是实现着变动的首尾之间的对话。”显然，狂欢的双重性中有着深刻的对话性，狂欢就是上与下的对话，生与死的对话，新与旧的对话，是各种不同的声音与力量的对话。狂欢与对话就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世界完美地统一起来。对话性成为狂欢诗学话语的基本特色。
据B．∏．杜瓦金《与巴赫金谈话录音》资料记载，巴赫金否认他所阐述的狂欢的双重性是辩证法，却一再强调双重性与对话的联系，说明对话思维才是其狂欢视域的内在精髓。因为双重性与对话都建立在自由平等精神的基础之上。当广场街巷的狂欢的民间文化颠覆上流社会的官方文化的时候，自由平等就是人民大众的集体的生命诉求。相应地，当话语与话语之间产生对话与交流的时候，每一位话语的发出者必然也是自由平等的，否则就不能产生对话；当广场上辱骂与赞美的言辞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时候，正是久被压抑的思想与情感在自由平等地宣泄。相应地，当无所不在的话语之间响起对话的喧声的时候，也正是每一种话语都在自由平等地向他人、向世界宣示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的时候。因此可以说，自由平等是狂欢的双 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共同的存在方式，也是两者共同的精神基础。狂欢节的广场正是打破束缚人的各种制度和道德律令、粉碎等级樊篱、消除行业隔阂之后构建起来的充分自由平等的交往环境，也是话语与话语自由交流的环境。
在这一意义上，狂欢的双重性与话语的对话性本质上都是一种对话存在方式。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视界下，狂欢广场上各种思想、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世界观、各种不同的情感世界的自由交流与交往也就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交替与更新的双重性体验正是通过正与反、上与下、新与旧不同话语世界的对话与交流来实现的。所以狂欢的双重性本质上也就是自由平等的对话性。双重性这个生与死、新与旧两副面孔交融为一体的雅努斯所体现的两种精神的交流，实际上也是话语的两个方面的对话与交流。因此对话也是狂欢广场的一种存在方式，狂欢的双重性就是广场上不同话语交流中表达出来的宇宙精神，广场狂欢的双重性体验就是通过话语的交流与对话而得到的话语体验。这种话语存在方式表明，话语对于对话者具有定位意义，人的自我在话语中相对于他者而显现，话语是对话者之间的桥梁，是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也就是对话者共同的家。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情感，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时代的文明成果乃至不同文明的话语系统之间，都充满对话，都以对话的形式发生关联并以对话的形式存在。人在言语中生存，在对话中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世界的存在方式。话语，是人存在的家园。狂欢广场上辱骂与赞美不绝于耳的喧嚣实际上也就是话语间无所不在的对话的泛音。
再次，巴赫金的狂欢叙事中体现着现代哲学深厚的主体间性。
巴赫金在狂欢叙事中褒扬民间文化而贬抑官方文化。他弘扬中世纪狂欢节及其代表的民间节日文化的意义，指出近代以来形成的官方上流社会的审美观念轻视民间文化与文学的荒谬，张扬民间文化中深刻的双重性精神，肯定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中的交替与更新的宇宙观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民间文化的存在价值，使民间存在的一极在中世纪世界图景中成为与官方一极鼎足而立的重要力量，颠覆一家独大的官方话语霸权，消解官方存在的主体性，构建官方一民间主体间性存在的话语价值观，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民间文化与文学的轻视态度与陈旧观念。巴赫金认为，官方基督教思想的一家独大造成了中世纪意识形态领域的“独白”局面，导致长期以来在主流文化的话语里，中世纪的世界图景便成为官方“显”而民间“隐”、官方世界“在场”而民间世界“不在场”这样一种状态。这使一般人对中世纪的印象就是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教会官方的声音压倒一切，民间世界和民间文化的声音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状况是巴赫金不能容忍的，因而他通过狂欢叙事大力弘扬中世纪的民间世界，力图破除中世纪官方存在的主体性，使民间文化在中世纪世界的双重存在中赢得平等地位，使中世纪的世界存在恢复为官方一民间的主体间性存在。
巴赫金关于狂欢背景的双重人格主人公形象的阐述同样体现出主体间性思想。如前所述，狂欢的新旧同在、正反共生的双重性意义体现在狂欢化艺术作品中，使人物形象身上显现一体双身色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立场则使对话成为其主人公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的主人公们在对话中与自我、与他者建立联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深刻的对话性，对话也成为其存在的基础条件。一位俄罗斯学者就此指出，在巴赫金的理论话语中的陀氏小说世界，“对话是任何存在的条件，也是这存在的保证，只有对话的在场才能见证主体的存在”。对话视界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其意识中不仅显现自我的声音，而且显现他者的声音，而他者的声音本质上也是分裂的另一个自我，于是主人公自我的存在便显现为双重存在，“我”也成为一个双重人格的典型。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在他们身上或者显现分裂的自我的共存，或者显现自我与他者的一体双身，或者显现自我与分裂的自我在不同他者身上对照共生。在他的身上，自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不断地对话和交流。每一个主人公都是交谈的主体，是具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的载体，是一位与“我”平等对话的“你”，是一位有着独立自主的思想感情、能够与“你”“我”平等对话的“他人”。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世界是一个多主体、多意识共存和平等对话的复调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在这里，作者将主人公作为主体来建构，主人公是另一个具有充分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作者的平等的他人，也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存在世界。于是，“我眼中之我”、“他人眼中之我”、“我眼中之他人”，都在主人公身上得以呈现。陀氏于此揭示出“人身上的人”，塑造出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形象。每一个主人公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价值载体，都在那个平等的意识世界里拥有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主体地位。不仅主人公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关系，主人公与作者之间也是平等主体的关系，世界由此成为一个主体间性的存在。在这个拥有众多主体的复调艺术世界里，“人的客体性被克服了。世界的独白型单一主体性被克服了。独自的模式被对话的模式所取代。每个主人公都成了永不完结的对话中的一种声音和立场。作者的立场(其本身就是对话性的)不再是统摄一切和完成一切的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巴赫金就这样以狂欢的平等和对话的平等解构了中世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教会官方独白的主体性世界，颠覆了西方传统思想体系中的主一客体的二元世界，构建了官方与非官方、我与他人之间的主体间性世界。
最后，巴赫金的狂欢叙事还表达出现代思想的敞开性追求。
他指出，狂欢这个民间的、大众的节日，这个颠覆官方等级制度的广场，永远面向着未来，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界，同时也是永远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官方节日的守旧、严肃相敌对，这个节日与官方节日肯定现存世界秩序的倾向相违背的狂欢精神，决定了它永远的开放性。对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而言，一切都是暂时的、不确定的，一切都充满变数，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万世不变牢固恒常，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宣称自己已拥有完成性的圆满，世界永远是一个敞开的世界，未来永远是一个常新的、开放的未来。
这种开放性、未完成性在狂欢节和狂欢化的怪诞艺术形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双重性和未完成性，在怪诞形象身上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怪诞形象身上，还保留着原初艺术中昂扬的生命活力，因而对表现生命的诞生与死亡的肉体部分总是着力描绘突出，这些部分体现出来的精神有双重性，同时也有未完成性和无定论性。它与把世界看成是现成的、圆满完成的古典主义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在古典主义艺术的视界下，这种形象显得怪诞乃是在所难免。
怪诞形象永远是诞生中的、成长中的、成熟中的、衰老中的，总之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的形象。 它所体现的精神永远都是现在时而非过去式的，一切都正处于形成和变易之中，对它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定论。的确，在巴赫金的狂欢话语里，没有什么是完全现成的、完结的、有严格界限的、封闭的。相反，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变易状态之中。怪诞人体就是随时准备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人体。生与死，在怪诞人体中可以共时同在，成为一体双身形象的两个方面。与人体通向生与死的部位总是得到最大限度的突出和强调相应，人体也随时处于生向死、死向生的过渡状态之中。生当然是生命的开端，有着悠长未来随时变化的开端；而死也不是什么结束，死同样是新生的开始。
这种开放性、未完成性在巴赫金的狂欢话语世界里贯穿于每一个环节。狂欢是永远敞开的一种生命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具有狂欢背景的双重人格主人公形象无不如此。这些主人公永远面向世界、面向他人、面向自身，并敞开胸怀与之对话，这样的人物形象永远不会有圆满性和完成性，无论对世界对他人对自身，他都永远不能够形成满意的固定的看法。因为对话始终在进行着，对话中的结论永远都是变动不拘无法把握的。陀氏的对话艺术立场，决定了他笔下主人公形象的独立性、内在自由性、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在这种艺术立场上，作者面对的主人公不是“他”，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作者不是独自式地设定主人公，而是把他作为另一个平等的主体与之谈心，从而在对话中来把握其瞬息万变的内心世界。对话永远是在当下进行着，永远不会结束，这个对话的世界便永远对外敞开。对话是作者对主人公世界的艺术把握方式，同时也是主人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主人公在对话中形成自身的当下形态，而这个当下形态本身便意味着他还有下一形态，并且随着对话的不会结束永远有着下一形态。就是说，主人公在对话世界里处于永远的形成过程之中。对话永远不会结束，世界便永远敞开；对话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主人公便永远不会有已然恒定的完成性，他的形象、他的内心世界也会永远地敞开着。 于是，在巴赫金的狂欢话语里，世界、人、人生的真理永远没有定论，这种真理存在于对话之中，在对话的敞开中显现其自身。对话是对话者之间心灵的相互敞开，而真理就是在这人类心灵敞开的状态中显现。当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在对话中揭示世界也揭示自身的时候，就处于这种状况。相应地，对话的无边无际和无始无终，也使得关于世界、关于人生、关于主人公自身永远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论，真理因之而进入敞开状态。
“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只在前头”。这段话和巴赫金给这段话打的着重号，使它成为巴赫金哲学与诗学话语的敞开性的经典表达。
巴赫金狂欢话语的事件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敞开性，多侧面地构筑了一个多元的、平等自由的话语家园。巴赫金指出在中世纪官方的、宗教的、唯灵的世界之外还有着民间的、世俗的、肉体生殖的世界，他阐述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身上“我”与“他人”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性，正是为了构建新型的多元世界观。换言之，巴赫金解构中世纪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及近代以来的主流审美理念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反对传统中世纪观念中官方一家独大、教会主宰一切的偏见，亦即破除传统观念中的官方世界的权威性、主体性，消解中世纪意识形态话语的官方中心主义，并在确立民间世界、民间观念、民间文化与文学的平等地位的同时，构建多元对话、自由平等的新的世界图景。
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巴赫金的思想对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概念，后现代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弘扬，都与巴赫金思想息息相关。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世界的对话性出发，巴赫金认为，人活在他人话语的海洋中，随时随地与他人话语发生着对话关系。话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文本同样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话语总是处于与先前的话语和后来的话语的对话之中，它与对话链上的前后环节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有着无法割舍的交叉与粘连。话语之间的对话性要求对话语的理解必须联系上下文，相应地，话语之间的对话性也使文本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因而对文本的理解同样要联系不同文本的“上下文”来进行。法国后现代学人朱丽叶·克丽斯蒂娃正是在巴赫金的话语论基础上，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malité)这一概念。
克丽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是巴赫金对话思想的发展。她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与其他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文本与文本之间充满了对话。克丽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形形色色的引用的镶嵌图而形成的，所有的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变形。”互文性就是文本间的相互补充和交流，它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也包括文本之间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即不同时期的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现在正在创作的文本，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吸收和借鉴过去早已形成的、历史地存在的文本，文本是一个永远向当下的和历史的文化环境敞开自身的存在。因此应该从厚重的历史中思考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的真正内涵。“互文”、“互文性”由此成为后现代批评的一个极富哲学性的范畴。它是对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性、封闭性的反拨。互文性视界中的文本与他文本的关系、文本和他者的关系，正是巴赫金有关话语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对话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巴赫金对中世纪存在的民间一极的肯定和对民间文化的弘扬，启发了当代众多后现代学人对大众文化的追捧激情。巴赫金以对民间文化的张扬来颠覆中世纪教会官方文化，后现代主义则通过大众文化的弘扬来颠覆现代文化的深度模式。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从巴赫金对狂欢节和中世纪民间文化的研究中找到了弘扬大众文化的理论依据，也找到了当代大众文化与中世纪民间文化之间、当代大众的文化消费与中世纪的广场狂欢之间的许多同质点。他们认为，西方的大众文化自古希腊喜剧到中世纪的狂欢文化，再到当代电视中的肥皂剧、闹剧、卡通世界都是一脉相承的。中世纪的狂欢文化与当今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之间有很多一致性，而最根本的同质点在于，它们都是大众化的、通俗的存在，它们都是大众暂时摆脱日常的严肃性放松身心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们都有着世俗的流行性。尤其是中世纪民间节日中正反颠倒、上下易位的狂欢精神，以及种种反演现象“不仅在电视节目里而且在一般的20世纪大众文化里都仍然昭然可见”。例如在著名卡通《猫和老鼠的故事》里，小小的老鼠把强大的猫玩弄于股掌之上，体现的是弱小者对强权的颠覆。“大众电视文化在它的总体氛围和它的‘集体戏剧’中，到处都弥漫着这样的狂欢宇宙论。……狂欢思想是嘲弄和戏谑模仿的一种不可抗拒的能量和动力：它作为一种社会批评，在戏剧性、夸张性和亵玩性中一点也不缺乏严肃性。”后现代文化学者约翰·多克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巴赫金所张扬的狂欢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的绝好注脚。
从事件的世界、艺术形象的世界、话语的世界的分析与描述中来把握存在，这个存在世界与对这个世界的分析和描述中显现的对话性、敞开性、主体间性、互文性和多元性，昭示出巴赫金理论话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意义。
摘要：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以事件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敞开性、多元性和互文性颠覆了传统思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从而使它彻底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真正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诗学和哲学话语。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45-06
巴赫金在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拉伯雷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学问题》里，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民间狂欢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以狂欢节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历史和现代意义作了全面阐述，从而构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狂欢诗学话语体系。在这一阐述中，巴赫金反复重申狂欢具有双重性意义：一方面，狂欢是来自民间的狂放激情对官方僵化腐朽的社会制度、道德秩序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解构，另一方面，则是狂欢广场所代表的自由平等新生活和新观念的建构。狂欢是对旧世界旧秩序的毁灭与送别，同时也是对新世界新生活诞生的欢呼。对这一具有辩证色彩的双重性意义的强调贯穿于他的狂欢诗学体系中。然而，巴赫金的双重性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完全不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充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精神的独特话语。
首先，巴赫金的双重性思想是在事件性的叙述中阐述的。这与黑格尔辩证法晦涩抽象的逻辑体系截然不同。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正是巴赫金早年在《论行为哲学》中批判过的、与现实的活生生的我的唯一存在相隔千里的抽象理论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不是我们在其中生生灭灭在其中实现我们负责行为的那个唯一的存在”，它不是个体的历史的存在，而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构建的理论世界，是干瘪的没有生气的。事实上，存在的中心应该是作为唯一的不可替代个体的人，是在历史中有着不可重复的地位、不断做出负责的行为的具体的我。我才是存在的中心。存在应该是我的存在，我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和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方式的参与是存在的前提。而我的存在总在产生一连串行为，我正是以一连串行为历史地、现实地参与存在。存在也就由我的行为过程所体现。而行为的过程、行为的历史便构成事件。因此，存在即事件。换言之，存在就意味着具体的人的参与，参与必然是行为的参与，而行为的结果是事件。所以巴赫金总是在事件的分析中来把握存在，在事件的观照中去昭示存在。这一方法上的差异，使他的世界与黑格尔的世界有了鲜明区别，也使他的狂欢理论阐述成为独特的狂欢叙事。
与黑格尔在预设的抽象的观念形态中把握宇宙规律不同，巴赫金是在事件的叙述中，在对欧洲历史文化的存在方式的追问中，在对西方实存的鲜活的文化形态的具体体验和把握中来阐述其狂欢理论。一位俄罗斯学者在有关巴赫金与黑格尔思想区别的文章里分析道：“整体上，黑格尔哲学人类学的思想范围正是‘纯粹理性’的深层理念所典型地给定的，这种纯理性假设了绝对观察者的原则，即非个人的、源自直接载体而无限独立的认识能力的存在，其创作是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巴赫金的人类学世界观则关联于另一个传统，它采用以理解世界的自然的、科学的方法为范例的合理的古典形式，建立在以20世纪人文意识研究问题的基础之上”。如果说黑格尔哲学的终极点是存在之上的价值的绝对精神实体，那么在巴赫金哲学中这一地位则是存在本身，他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事件，人的生存状况。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阐述因此成为狂欢叙事：他努力发掘中世纪狂欢节及其代表的民间节日文化的存在意义；他积极发现由于长期被教会官方文化遮蔽的、在官方文化压抑之下的民间文化暗流；他指出17世纪古典主义盛行以来人们形成的官方上流社会的审美观念对民间文化与文学的轻蔑是荒谬无理的，也不符合中世纪美学存在的实际；他张扬中世纪狂欢节和民间文化中送别过往迎接新生的深刻的双重性精神，肯定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中的交替与更新的宇宙观意义；他分析民间节日中各种怪诞形象身上死亡与诞生的双重性内涵并以此把握其中的可一体双身性特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事件的叙述中实现的。狂欢就是人民大众的广场生活事件，就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与更新。在这一事件进程中，灵与肉、生与死、上与下、爱与恨、高雅与粗俗、肯定与否定，无不在其中互相交融，互相对照，共同表达出狂欢节的感受。
其次，在狂欢的双重性与话语的对话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的一致性，狂欢的双重性建立在对话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与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而这种小说，其体裁的文化渊源就是源远流长的西方狂欢节的传统。狂欢的基本精神是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意义表现在狂欢化艺术作品中，就是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使其形象呈现出一体双身特色，这种狂欢的一体双身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则表现为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狂欢节广场语言的特色是体现双重性意义的褒贬融合，体现为辱骂与赞美合一的双重声音词。而词语是在对话中呈现意义的，语言的本质是对话。于是，狂欢与对话，这一对巴赫金诗学与哲学话语的核心范畴便在这里关联起来。巴赫金指出：“古代双重声音词是古代双重肉体形象在修辞学层面上的反映。在双重肉体形象瓦解过程中我们通过文学史和舞台演出观察到一种有趣的成对形象现象，这些形象以其半公开存在的形式把上下、前后、生死体现在自己身上。……有趣的现象是这种成对人物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处于未完全分解阶段的双重声音词，实质上是脸同屁股，上同下，诞生与死亡的对话。”他进一步明确强调：“所有这些冲突和争辩就其实质说都是不同时期各种势力和各种现象的对话，是变动中的两极的对话，是实现着变动的首尾之间的对话。”显然，狂欢的双重性中有着深刻的对话性，狂欢就是上与下的对话，生与死的对话，新与旧的对话，是各种不同的声音与力量的对话。狂欢与对话就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世界完美地统一起来。对话性成为狂欢诗学话语的基本特色。
据B．∏．杜瓦金《与巴赫金谈话录音》资料记载，巴赫金否认他所阐述的狂欢的双重性是辩证法，却一再强调双重性与对话的联系，说明对话思维才是其狂欢视域的内在精髓。因为双重性与对话都建立在自由平等精神的基础之上。当广场街巷的狂欢的民间文化颠覆上流社会的官方文化的时候，自由平等就是人民大众的集体的生命诉求。相应地，当话语与话语之间产生对话与交流的时候，每一位话语的发出者必然也是自由平等的，否则就不能产生对话；当广场上辱骂与赞美的言辞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时候，正是久被压抑的思想与情感在自由平等地宣泄。相应地，当无所不在的话语之间响起对话的喧声的时候，也正是每一种话语都在自由平等地向他人、向世界宣示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的时候。因此可以说，自由平等是狂欢的双 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共同的存在方式，也是两者共同的精神基础。狂欢节的广场正是打破束缚人的各种制度和道德律令、粉碎等级樊篱、消除行业隔阂之后构建起来的充分自由平等的交往环境，也是话语与话语自由交流的环境。
在这一意义上，狂欢的双重性与话语的对话性本质上都是一种对话存在方式。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视界下，狂欢广场上各种思想、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世界观、各种不同的情感世界的自由交流与交往也就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交替与更新的双重性体验正是通过正与反、上与下、新与旧不同话语世界的对话与交流来实现的。所以狂欢的双重性本质上也就是自由平等的对话性。双重性这个生与死、新与旧两副面孔交融为一体的雅努斯所体现的两种精神的交流，实际上也是话语的两个方面的对话与交流。因此对话也是狂欢广场的一种存在方式，狂欢的双重性就是广场上不同话语交流中表达出来的宇宙精神，广场狂欢的双重性体验就是通过话语的交流与对话而得到的话语体验。这种话语存在方式表明，话语对于对话者具有定位意义，人的自我在话语中相对于他者而显现，话语是对话者之间的桥梁，是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也就是对话者共同的家。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情感，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时代的文明成果乃至不同文明的话语系统之间，都充满对话，都以对话的形式发生关联并以对话的形式存在。人在言语中生存，在对话中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世界的存在方式。话语，是人存在的家园。狂欢广场上辱骂与赞美不绝于耳的喧嚣实际上也就是话语间无所不在的对话的泛音。
再次，巴赫金的狂欢叙事中体现着现代哲学深厚的主体间性。
巴赫金在狂欢叙事中褒扬民间文化而贬抑官方文化。他弘扬中世纪狂欢节及其代表的民间节日文化的意义，指出近代以来形成的官方上流社会的审美观念轻视民间文化与文学的荒谬，张扬民间文化中深刻的双重性精神，肯定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中的交替与更新的宇宙观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民间文化的存在价值，使民间存在的一极在中世纪世界图景中成为与官方一极鼎足而立的重要力量，颠覆一家独大的官方话语霸权，消解官方存在的主体性，构建官方一民间主体间性存在的话语价值观，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民间文化与文学的轻视态度与陈旧观念。巴赫金认为，官方基督教思想的一家独大造成了中世纪意识形态领域的“独白”局面，导致长期以来在主流文化的话语里，中世纪的世界图景便成为官方“显”而民间“隐”、官方世界“在场”而民间世界“不在场”这样一种状态。这使一般人对中世纪的印象就是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教会官方的声音压倒一切，民间世界和民间文化的声音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状况是巴赫金不能容忍的，因而他通过狂欢叙事大力弘扬中世纪的民间世界，力图破除中世纪官方存在的主体性，使民间文化在中世纪世界的双重存在中赢得平等地位，使中世纪的世界存在恢复为官方一民间的主体间性存在。
巴赫金关于狂欢背景的双重人格主人公形象的阐述同样体现出主体间性思想。如前所述，狂欢的新旧同在、正反共生的双重性意义体现在狂欢化艺术作品中，使人物形象身上显现一体双身色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立场则使对话成为其主人公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的主人公们在对话中与自我、与他者建立联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深刻的对话性，对话也成为其存在的基础条件。一位俄罗斯学者就此指出，在巴赫金的理论话语中的陀氏小说世界，“对话是任何存在的条件，也是这存在的保证，只有对话的在场才能见证主体的存在”。对话视界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其意识中不仅显现自我的声音，而且显现他者的声音，而他者的声音本质上也是分裂的另一个自我，于是主人公自我的存在便显现为双重存在，“我”也成为一个双重人格的典型。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在他们身上或者显现分裂的自我的共存，或者显现自我与他者的一体双身，或者显现自我与分裂的自我在不同他者身上对照共生。在他的身上，自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不断地对话和交流。每一个主人公都是交谈的主体，是具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的载体，是一位与“我”平等对话的“你”，是一位有着独立自主的思想感情、能够与“你”“我”平等对话的“他人”。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世界是一个多主体、多意识共存和平等对话的复调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在这里，作者将主人公作为主体来建构，主人公是另一个具有充分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作者的平等的他人，也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存在世界。于是，“我眼中之我”、“他人眼中之我”、“我眼中之他人”，都在主人公身上得以呈现。陀氏于此揭示出“人身上的人”，塑造出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形象。每一个主人公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价值载体，都在那个平等的意识世界里拥有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主体地位。不仅主人公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关系，主人公与作者之间也是平等主体的关系，世界由此成为一个主体间性的存在。在这个拥有众多主体的复调艺术世界里，“人的客体性被克服了。世界的独白型单一主体性被克服了。独自的模式被对话的模式所取代。每个主人公都成了永不完结的对话中的一种声音和立场。作者的立场(其本身就是对话性的)不再是统摄一切和完成一切的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巴赫金就这样以狂欢的平等和对话的平等解构了中世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教会官方独白的主体性世界，颠覆了西方传统思想体系中的主一客体的二元世界，构建了官方与非官方、我与他人之间的主体间性世界。
最后，巴赫金的狂欢叙事还表达出现代思想的敞开性追求。
他指出，狂欢这个民间的、大众的节日，这个颠覆官方等级制度的广场，永远面向着未来，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界，同时也是永远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官方节日的守旧、严肃相敌对，这个节日与官方节日肯定现存世界秩序的倾向相违背的狂欢精神，决定了它永远的开放性。对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而言，一切都是暂时的、不确定的，一切都充满变数，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万世不变牢固恒常，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宣称自己已拥有完成性的圆满，世界永远是一个敞开的世界，未来永远是一个常新的、开放的未来。
这种开放性、未完成性在狂欢节和狂欢化的怪诞艺术形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双重性和未完成性，在怪诞形象身上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怪诞形象身上，还保留着原初艺术中昂扬的生命活力，因而对表现生命的诞生与死亡的肉体部分总是着力描绘突出，这些部分体现出来的精神有双重性，同时也有未完成性和无定论性。它与把世界看成是现成的、圆满完成的古典主义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在古典主义艺术的视界下，这种形象显得怪诞乃是在所难免。
怪诞形象永远是诞生中的、成长中的、成熟中的、衰老中的，总之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的形象。 它所体现的精神永远都是现在时而非过去式的，一切都正处于形成和变易之中，对它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定论。的确，在巴赫金的狂欢话语里，没有什么是完全现成的、完结的、有严格界限的、封闭的。相反，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变易状态之中。怪诞人体就是随时准备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人体。生与死，在怪诞人体中可以共时同在，成为一体双身形象的两个方面。与人体通向生与死的部位总是得到最大限度的突出和强调相应，人体也随时处于生向死、死向生的过渡状态之中。生当然是生命的开端，有着悠长未来随时变化的开端；而死也不是什么结束，死同样是新生的开始。
这种开放性、未完成性在巴赫金的狂欢话语世界里贯穿于每一个环节。狂欢是永远敞开的一种生命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具有狂欢背景的双重人格主人公形象无不如此。这些主人公永远面向世界、面向他人、面向自身，并敞开胸怀与之对话，这样的人物形象永远不会有圆满性和完成性，无论对世界对他人对自身，他都永远不能够形成满意的固定的看法。因为对话始终在进行着，对话中的结论永远都是变动不拘无法把握的。陀氏的对话艺术立场，决定了他笔下主人公形象的独立性、内在自由性、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在这种艺术立场上，作者面对的主人公不是“他”，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作者不是独自式地设定主人公，而是把他作为另一个平等的主体与之谈心，从而在对话中来把握其瞬息万变的内心世界。对话永远是在当下进行着，永远不会结束，这个对话的世界便永远对外敞开。对话是作者对主人公世界的艺术把握方式，同时也是主人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主人公在对话中形成自身的当下形态，而这个当下形态本身便意味着他还有下一形态，并且随着对话的不会结束永远有着下一形态。就是说，主人公在对话世界里处于永远的形成过程之中。对话永远不会结束，世界便永远敞开；对话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主人公便永远不会有已然恒定的完成性，他的形象、他的内心世界也会永远地敞开着。 于是，在巴赫金的狂欢话语里，世界、人、人生的真理永远没有定论，这种真理存在于对话之中，在对话的敞开中显现其自身。对话是对话者之间心灵的相互敞开，而真理就是在这人类心灵敞开的状态中显现。当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在对话中揭示世界也揭示自身的时候，就处于这种状况。相应地，对话的无边无际和无始无终，也使得关于世界、关于人生、关于主人公自身永远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论，真理因之而进入敞开状态。
“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只在前头”。这段话和巴赫金给这段话打的着重号，使它成为巴赫金哲学与诗学话语的敞开性的经典表达。
巴赫金狂欢话语的事件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敞开性，多侧面地构筑了一个多元的、平等自由的话语家园。巴赫金指出在中世纪官方的、宗教的、唯灵的世界之外还有着民间的、世俗的、肉体生殖的世界，他阐述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身上“我”与“他人”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性，正是为了构建新型的多元世界观。换言之，巴赫金解构中世纪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及近代以来的主流审美理念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反对传统中世纪观念中官方一家独大、教会主宰一切的偏见，亦即破除传统观念中的官方世界的权威性、主体性，消解中世纪意识形态话语的官方中心主义，并在确立民间世界、民间观念、民间文化与文学的平等地位的同时，构建多元对话、自由平等的新的世界图景。
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巴赫金的思想对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概念，后现代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弘扬，都与巴赫金思想息息相关。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世界的对话性出发，巴赫金认为，人活在他人话语的海洋中，随时随地与他人话语发生着对话关系。话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文本同样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话语总是处于与先前的话语和后来的话语的对话之中，它与对话链上的前后环节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有着无法割舍的交叉与粘连。话语之间的对话性要求对话语的理解必须联系上下文，相应地，话语之间的对话性也使文本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因而对文本的理解同样要联系不同文本的“上下文”来进行。法国后现代学人朱丽叶·克丽斯蒂娃正是在巴赫金的话语论基础上，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malité)这一概念。
克丽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是巴赫金对话思想的发展。她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与其他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文本与文本之间充满了对话。克丽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形形色色的引用的镶嵌图而形成的，所有的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变形。”互文性就是文本间的相互补充和交流，它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也包括文本之间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即不同时期的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现在正在创作的文本，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吸收和借鉴过去早已形成的、历史地存在的文本，文本是一个永远向当下的和历史的文化环境敞开自身的存在。因此应该从厚重的历史中思考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的真正内涵。“互文”、“互文性”由此成为后现代批评的一个极富哲学性的范畴。它是对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性、封闭性的反拨。互文性视界中的文本与他文本的关系、文本和他者的关系，正是巴赫金有关话语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对话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巴赫金对中世纪存在的民间一极的肯定和对民间文化的弘扬，启发了当代众多后现代学人对大众文化的追捧激情。巴赫金以对民间文化的张扬来颠覆中世纪教会官方文化，后现代主义则通过大众文化的弘扬来颠覆现代文化的深度模式。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从巴赫金对狂欢节和中世纪民间文化的研究中找到了弘扬大众文化的理论依据，也找到了当代大众文化与中世纪民间文化之间、当代大众的文化消费与中世纪的广场狂欢之间的许多同质点。他们认为，西方的大众文化自古希腊喜剧到中世纪的狂欢文化，再到当代电视中的肥皂剧、闹剧、卡通世界都是一脉相承的。中世纪的狂欢文化与当今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之间有很多一致性，而最根本的同质点在于，它们都是大众化的、通俗的存在，它们都是大众暂时摆脱日常的严肃性放松身心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们都有着世俗的流行性。尤其是中世纪民间节日中正反颠倒、上下易位的狂欢精神，以及种种反演现象“不仅在电视节目里而且在一般的20世纪大众文化里都仍然昭然可见”。例如在著名卡通《猫和老鼠的故事》里，小小的老鼠把强大的猫玩弄于股掌之上，体现的是弱小者对强权的颠覆。“大众电视文化在它的总体氛围和它的‘集体戏剧’中，到处都弥漫着这样的狂欢宇宙论。……狂欢思想是嘲弄和戏谑模仿的一种不可抗拒的能量和动力：它作为一种社会批评，在戏剧性、夸张性和亵玩性中一点也不缺乏严肃性。”后现代文化学者约翰·多克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巴赫金所张扬的狂欢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的绝好注脚。
从事件的世界、艺术形象的世界、话语的世界的分析与描述中来把握存在，这个存在世界与对这个世界的分析和描述中显现的对话性、敞开性、主体间性、互文性和多元性，昭示出巴赫金理论话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