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真是杭州雾霾的“元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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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运用2015-2017年杭州每日空气质量数据,运用相关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对杭州空气质量影响。研究发现,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没有从总体上改善杭州市的空气质量。在各项空气质量指标中,只有NO2与SO2浓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不具有持续性。因此,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杭州市的空气污染问题。为此,本文从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加强环境管制及提高公众参与度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机动车;雾霾
  中图分类号:X5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9)012-0481-03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结构调整和污染型企业外迁,在相对有限和固定的城市空间区域,机动车的保有量和使用量呈现出“双增”趋势,机动车逐渐成为空气污染的首要来源。柴静曾在轰动全国的环境报道《穹顶之下》中提出杭州一年200多天雾霾的主要原因来自汽车尾气。汽车尾气的主要污染物是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烟尘微粒等,这些污染物会危害人类健康,降低大气能见度,同时妨碍交通安全。空气污染问题成为杭州市及我国其他各城市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了缓解空气污染问题,2011年杭州政府出台了机动车高峰限行政策,特别是为保证G20峰会的顺利召开,浙江省政府颁布了《G20峰会浙江省环境保障工作方案》,该方案要求严控峰会期间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在原有尾号高峰限行政策的基础上,于2016年8月28日至9月6日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单日单号,双日双号”的限行政策。那么,机动车限行政策是否改善了杭州市整体的空气质量?这无疑是杭州市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及其他各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杭州市各监测站点的空气质量数据,运用数据统计的有关方法深入探讨限行政策是否改善了杭州空气质量。
  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安排为: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重点探讨国内外城市的机动车限行政策的实施及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第三章是对杭州市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得出机动车限行政策对杭州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第四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有关机动车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影响的研究主要以在国内外少数几个大城市为研究对象,例如墨西哥、北京、兰州等。其中,墨西哥城是最早实施机动车限行政策的城市之一。LucasDavid(2008)、Erick and Adam(2017)以墨西哥城市限行政策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地的尾号限行政策(HovNo Circula)并没有起到改善墨西哥城市空气质量的效果。我国的许多城市,如北京、天津、兰州等地也先后实行了尾号限行政策。曹静等人(2014)对北京市机动高峰车限行政策及奥运会期间的单双号限行政策的研究后,发现机动车的限行政策对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非常小,而V.Brian Viard(2015)通过对尾号限行政策进行研究后,却发现限行政策有效地降低了PM10的浓度,改善了空气质量。此外,漆威等人(2015)对兰州的限行政策进行分析后,发现限行政策只对二氧化氮和臭氧浓度的降低有作用,而对一氧化碳和PM10的改善作用非常小。易蘭等人(2018)对我国实施限行政策的11个典型城市进行分析后,发现城市发展分别处于“高经济一低污染”、“高经济一高污染”及“中、低经济一高污染”时,机动车限行政策对雾霾的治理效果是不同。
  因此,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机动车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没有统一定论,并且鲜有学者从杭州市限行政策视角出发,探讨其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本文将以杭州市限行政策为出发点,重点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是否提高了杭州市的空气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有关部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依据,并节约一定的管制成本。
  三、G20峰会限行政策对杭州市空气质量影响的分析
  本部分将利用杭州市2015-2016年每日空气数据,运用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探究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对杭州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且分析这种影响在G20峰会结束后的持续性。
  1.6 20峰会限行政策对杭州空气质量直接影响的分析
  图1-图3分别绘制了2015年、2016年与2017年,杭州市在每年8月28日-9月6日期间的各项空气指标,包括AQI指数、PM2.5、PM10、SO2、NO2与CO。从AQI指数曲线来看,总体而言,2016年的空气质量优于2015年,却不及2017年。
  从各项指标来看,G20峰会期间,SO2与NO2浓度略有降低。根据有关文件可知,为保证杭州G20峰会期间的蓝天效应,地方政府不仅限制机动车的使用,而且对当地排污较严重的工厂实施不同程度的关停措施。机动车尾气中的有害物质主要是氮氧化物,而工厂排放的废气、废水中含有大量的硫化物。G20峰会期间对机动车及工厂实施的强制性措施有利于较少空气中SO2与NO2的含量。从PM2.5、PM10、CO浓度曲线来看,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没有有效改善这些污染物的排放。
  2.考虑季节因素后的G20峰会限行政策对杭州空气质量影响的分析
  由于G202峰会持续时间较短,正值夏季。为此,本文为了避免各项空气指标含量产生的季节性差异,接下来,将对峰会前后月份中,与召开峰会相同的时间段内各项空气指标含量进行对比。具体操作为选择G20峰会分别提前3个月及滞后3个月的空气数据,即我们运用了5月28日-6月6日、8月28日-9月6日与11月28日12月7日时间段内的空气质量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图4-图6所示。
  由AQI指数的曲线可以看出,相比于提前与滞后月份而言,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其中,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优于滞后了三个月的,但次于提前了三个月的,并且滞后月份的各项空气指标均表现较差。我们可以将此归因于由冬季供暖所带来污染物增加,而空气难易形成上下对流,从而导致颗粒物难以扩散。从各项指标来看,G20峰会期间,NO2与CO的浓度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浓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由于G20峰会期间严格的机动车限行政策所带来的正向效应。然而,其他空气衡量指标在G20峰会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   3.进一步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整体而言,G20峰会期间的激动车限行政策没有起到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但在NO2与SO2的浓度得到明显降低。为了分析这一效应的持续时间,我们绘制了2016年AQI指数、SO2与NO2每月平均浓度曲线,由图7所示。
  从图7可知,NO2浓度在G20峰会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甚至在短短三个月内便恢复到最初水平。G20峰会期间,杭州市政府对外来车辆和物流货车的运输有严格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关行业的企业无法正常生产。为此,在G20峰会结束后,各物流公司为弥补之前的亏损而加大运输量,从而使得NOz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度增长。此外,S02浓度也表现出大幅度增加。G20峰会期间实施的工厂关停措施使得杭州市内及周边多家工厂无法正常运营,甚至公司亏损。因此,在G20峰会结束后,受到影响的工厂开始出现“报复性”的生产行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2015-2017年杭州每日空气质量数据,运用相关统计分析,探讨了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对杭州空气质量影响,发现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没有从总体上改善杭州市的空气质量。在各项空气质量指标中,只有N02与SOz浓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不具有持续性。因此,G20峰会期间的限行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杭州空气污染问题。为此,我们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
  当前机动车尾气已然成为空气污染质量的首要来源,其中机动车尾气中的主要含量为NO2和CO。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严格限制了NO2和CO浓度的排放。为此,加快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将有利于提高杭州空气质量。
  2.加强环保部门对高污染企业的管制
  中国地方政府在晋升压力下,逐渐形成了以牺牲环境的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的管理模式,而暂时性地放松环境管制将会导致未来以更大成本治理环境。为此,中央政府应当加强将环境治理能力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治业绩的一部分,加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动力。
  3.提高信息公開性与公众参与度
  城市空气质量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优良的空气质量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指数和幸福感,居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应当进一步确保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赋予每一位共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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