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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播是媒介中调动想象最积极的传播方式。广播主持人的“说”，是有别于生活表达的“说”，是主持人的主持语言。能否言传的关键在于思维的清晰性、条理性、多向性、深刻性。思维的开放性和延展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是有效传输和成功传达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思维；语言；交叉关系；因果关系；想象预留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说的比唱的动听”是个让人习惯感觉贬义的俗语，但是用来形容主持人在直播过程中的精彩表达，就是实在的褒义语了。如何用恰切的语言表达，令受众感知美并产生丰富的通感联想？它的先决条件来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思维。一个完整有效的传播过程，就是主持人作为传播主体，利用音乐、语言表达而织就的知觉网络，促使听者产生共鸣，自主调动通感，自觉产生共鸣共振的过程。那种美感和震动直如听得到的绘画、电影、书籍以及难忘的人生片段，大凡世间种种美好。欲达此境，两个要素必不可少——语言，思维。
一 语言和思维的交叉关系
广播是媒介中调动想象最积极的传播方式，音乐电台的主持人进行传播的主要工具是音乐和语言，除却视觉的直观，声音的旋律性、厚薄度、声波长短、响度、节奏等因素，都能带动诸如味觉、色彩、冷暖、物质存在的各种通感想象。语言附丽于声音，但不是全部。想要做到知性、智性表达，需有强大的思想基石。
语言是一个无限的信号系统，具有表达无所不包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能力。语言是思维的重要工具，在表达过程中，语言和思维是两个伴生物，有思维，就能有相应的语言表达，而有形式上的语言符号，就必然标志着思维。但语言学成果表明，语言不等同于思维。语言虽是思维的重要工具，但又不是唯一的，语言和思维有时并不完全涵盖，即有有语言的思维和有思维的语言，又有无思维的语言和无语言的思维。从而使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大体上呈现出相互对应、对位、同值、同步的关系，又局部地存在着不相对应、对位、同值、同步的因素、成分。正因为语言与思维存在着不相对应、对位的成分，所以思维未必都构成内部语言，从而使外部语言也未必能准确地表达思维。
从反映客观事物的角度看，思维与客观事物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而语言与客观事物是标志与被标志的关系，二者并非必然具有对应性。语言未必都能确切地揭示事物特性和事物间的联系。人们在实践中接受、积累、贮存了大量的信息，却未必能用明确的语言加以概括、表达，尤其是形象信息、情感信息，因为它们本身就不是概念，更难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标示，语言往往不能穷尽思维的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内部语言有可能直接转换、外化为外部语言。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不能外化或不能全部外化。这多半因为内部语言还不系统、不连贯，未经整理、修饰。如描述美景说“美极了”，表达对某件事的态度“好，真好”，由于没有组织，未加整理，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缺乏丰富的形容语汇，往往在表达上呈现苍白、匮乏的言不尽意。
对于语言和思维的这种交叉关系，历来就有争议。《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只要准确地把握了诗的内容，意会作者的情志，就可以“说诗”。在中国哲学史中，“名”与“实”的关系是一个传统的问题。西晋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说得更明白：“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在这个问题上，欧阳建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说，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概念和语言之外存在的，但语言概念又是人们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工具。欧阳建在这里对于“名”和“言”作了区别：“鉴识显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他指出只要清晰地鉴别事物并得理于心，则“言无不尽矣”，即可以用语言、名称概念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言尽意”的说法，即语言和思维完全同步、同值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言不尽意”，即语言和思维不同步、同值的说法。如《易·系词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认为能说出的道不是常道，能说出的名不是常名。语言美倒反而不真实，善辩的人倒反而显得口讷。庄子也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说法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尤其是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诗无达诂”论，强调形象思维不能用准确语言加以全面表达和评述。
第三种说法是“言有时可以尽意，有时又不达意。”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言，心声也。”“心生而言立……自然之道也。”“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强调只要把握事物特性，思绪严密，言就可以达意，反之则言与意违。同时还认为人的思维、情感是微妙的、曲折的、变幻的，语言往往难以曲尽其妙。梅圣俞认为意固然难以尽言，但也可以说出大概，“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捐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转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
以上三种说法，既指出思维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和统一性，又强调了思维与语言不完全同步的矛盾性。第三种说法比较接近于主持人表达和听众接受的实际。
二 “诚于衷”与“形于外”的因果关系
在直播间这个孤独的舞台上，主持人常常是一束追光下的独语，没有人群的回应，没有任何对象的交流。他们习惯了联想和想象，是思维外延和联想最广阔的特殊群体。如何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勾连贯通，如何将所思所悟以精致语言表述出来，无不对主持人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提出超出日常生活表达的更高要求——“诚于衷”并能恰切“形于外”。
思维作为第一信号系统，反映客观事物时，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步，然后还需经过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转换，即由“入手其内”，到“出手其外”的过程。在主持过程中，常常需要调动长期的心理积淀，处于内部语言状态时，如果未经条分缕析的整理，很难将众多的信息转换成明确的内部语言，更难以将内部语言再生成外部语言符号，做出对客观对象恰如其分的概括和表述。 所以能否言传的关键在于思维的清晰性、条理性、多向性、深刻性。这就充分显示了语言受制于思维的一面：首先，思维的清晰，决定了语言的明确，即想得清楚，才能说得清楚。“辞随意先”，先有思维的正确、清晰，才会有语言的清楚鲜明。其次，思维的深刻性，决定着语言的容量。但凡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精彩的表达语汇，来自于对客观事物透辟、本质的认识。再次，思维的灵活、多问性，决定着语言的新颖、创造性。由于思维不囿于传统定式，有广度和多问性，并能把反映对象当作一个流动状态，一个个活生生的整体来认识，不拘泥于一点或一个侧面，而是对象全部丰富的矛盾具体性，必须寻求相对应的语言去表现。语言作为工具，必然新颖、生动、富于创造性。最后，思维作为智能，有一个速度快慢、反映灵敏、迟钝的问题。思维的敏捷，决定着语言的流畅：思维敏捷者，常常是洋洋洒洒，飞动峭拔，思维的逻辑严密，表现在语言载体上，语言的转换、衔接都能了无痕迹、自然流畅，如苏轼所说：“当行于所不可不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恰如行云流水。
语言受制于思维，但又对思维起着支配、指引的作用。主持人在表达过程中，并非仅凭第一信号系统去直觉生活，而是在认识、概括生活、构思形象、再现生活和表现思想情感时，始终渗透着第二信号系统的运动，可以说表达是两个信号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果。总体上思维和语言是同步运动互为表里的，所以不应把语言和思维的局部交叉绝对化、神秘化。事实是，在表达过程中，表达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判断、分析，都凭借着思维的外壳语言来展开。第二信号系统对情感的发生、发展和表现起着调节、支配作用。表达主体有感于客观事物，对事物进行判断分析，才有可能“情动”，才需要表达，于是才有“辞发”，将情感再转化为语言，并用语言或同语言密切联系的其他媒介，比如音乐、歌词，来概括表现情感。如果语言不能概括传达情感，情感不能熔铸于语言，表达中的思维就不能展开，具有社会性的情感就游离于思维之外，共鸣共振就不能产生，表达也是空洞的。
刘勰曾说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在表述过程中，表达主体由于“情动”，就要依托于可感的形象，表现于一定的结构形式，蕴含着表达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评价，乃至于用形象的表达描绘情感，而且还在于情感与语言在客观上也存在着对应性和同步性，即语言对情感不仅有概括、组织的功能，也有标示和描绘的功能，即用语词直接表情和情感传递的功能，可以在对象的感知、判断、分析的基础上，将情感概括为相应的语言，从而加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显露的或含蓄的表述，甚至可以用概念加以抽象化的标示。事实上，人类在长期的情感交流、审美实践中，已经提炼和积累了丰富而细微的能够揭示各类、各层次情感及其组合、变化的语言，只是在于我们个人能否把握这些词汇而已。
思维和语言在表述过程中是相互连接又相互渗透的两个阶段。思维是语言的基础和内容，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又是组织、发展、外化和进行交流的工具。它们之间既是递进性的，又是螺旋式的无限往复、不断深化、泛化的过程。其中，表述过程中的内部语言是思维的物质材料，又是形成内部语言并转化成外部语言的前提。所以，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应是“诚于衷”与“形于外”的因果关系。
表现在主持过程中，反映与被反映表现出的只是相对同步、同值，而不是绝对完全的同步同值。由于以上种种因素，语言对于思维可能难以全面、深刻、明确地“言传”。自己不能言传，并非他人不能言传；今天不能言传，并非注定永远不能言传。只要感知理解了对象的情感，形成了明确的判断和内部语言，并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有可能或深或浅、或明或晦、或形象或概括式地言传，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既然情感这一思维中最复杂的内容也可以言传，那么其他的思维形式和言传的矛盾，就更不应绝对化了。
三 训练思维、精研语言、创造唯美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主持人应该不断开拓思维智能，提高自己的概括力、判断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语汇储备和将内部语言概括、组织、转换、提炼为外部语言的能力，即将语言符号的固着职能和概括职能和报告、表述、描绘交流的职能统一起来，使语言和思维尽量做到完全同步、同值，使语言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除却对于语言的直觉和敏感，此类要求完全可以通过后天拓宽视野的大量阅读、大量表达练习弥补，通过思维训练和语言训练达到。
阿兰·德波顿在《爱情笔记》中说：“语言会跨越我们之间的差异，就如信件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一样，成为传达意义的可靠信使。”而那种传达的美感犹如“一只稀有、从未确定种类的花蝴蝶”（德波顿语）。一个好的主持人每每正是受众精神世界的描摹者和疏导者，言人有而未能言，让情绪找到宣泄抒发的出口。打造平等、开放、宽容的交流空间，积极创造想象预留，令听众欣赏自己心中的秘密，崇拜自己欲望和理想的与众不同，在精神世界里创造自我平衡，都是主持人在广播节目中，通过音乐编辑以及精致的语言表达，有可能打造出的沟通桥梁，共鸣空间。想要做到无限接近唯美世界，需要训练思维，精研语言，真正做到“说，比唱更动听”。
参考文献：
[1] 欧阳建：《言尽意论》，《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 刘勰：《集部·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 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4] 王宁：《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英]阿兰·德波顿，孟丽译：《爱情笔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于帆，女，1973—，吉林长春人，硕士，主任编辑，研究方向：广播文艺创作、主持艺术、纪录片，工作单位：吉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关键词：思维；语言；交叉关系；因果关系；想象预留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说的比唱的动听”是个让人习惯感觉贬义的俗语，但是用来形容主持人在直播过程中的精彩表达，就是实在的褒义语了。如何用恰切的语言表达，令受众感知美并产生丰富的通感联想？它的先决条件来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思维。一个完整有效的传播过程，就是主持人作为传播主体，利用音乐、语言表达而织就的知觉网络，促使听者产生共鸣，自主调动通感，自觉产生共鸣共振的过程。那种美感和震动直如听得到的绘画、电影、书籍以及难忘的人生片段，大凡世间种种美好。欲达此境，两个要素必不可少——语言，思维。
一 语言和思维的交叉关系
广播是媒介中调动想象最积极的传播方式，音乐电台的主持人进行传播的主要工具是音乐和语言，除却视觉的直观，声音的旋律性、厚薄度、声波长短、响度、节奏等因素，都能带动诸如味觉、色彩、冷暖、物质存在的各种通感想象。语言附丽于声音，但不是全部。想要做到知性、智性表达，需有强大的思想基石。
语言是一个无限的信号系统，具有表达无所不包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能力。语言是思维的重要工具，在表达过程中，语言和思维是两个伴生物，有思维，就能有相应的语言表达，而有形式上的语言符号，就必然标志着思维。但语言学成果表明，语言不等同于思维。语言虽是思维的重要工具，但又不是唯一的，语言和思维有时并不完全涵盖，即有有语言的思维和有思维的语言，又有无思维的语言和无语言的思维。从而使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大体上呈现出相互对应、对位、同值、同步的关系，又局部地存在着不相对应、对位、同值、同步的因素、成分。正因为语言与思维存在着不相对应、对位的成分，所以思维未必都构成内部语言，从而使外部语言也未必能准确地表达思维。
从反映客观事物的角度看，思维与客观事物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而语言与客观事物是标志与被标志的关系，二者并非必然具有对应性。语言未必都能确切地揭示事物特性和事物间的联系。人们在实践中接受、积累、贮存了大量的信息，却未必能用明确的语言加以概括、表达，尤其是形象信息、情感信息，因为它们本身就不是概念，更难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标示，语言往往不能穷尽思维的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内部语言有可能直接转换、外化为外部语言。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不能外化或不能全部外化。这多半因为内部语言还不系统、不连贯，未经整理、修饰。如描述美景说“美极了”，表达对某件事的态度“好，真好”，由于没有组织，未加整理，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缺乏丰富的形容语汇，往往在表达上呈现苍白、匮乏的言不尽意。
对于语言和思维的这种交叉关系，历来就有争议。《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只要准确地把握了诗的内容，意会作者的情志，就可以“说诗”。在中国哲学史中，“名”与“实”的关系是一个传统的问题。西晋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说得更明白：“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在这个问题上，欧阳建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说，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概念和语言之外存在的，但语言概念又是人们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工具。欧阳建在这里对于“名”和“言”作了区别：“鉴识显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他指出只要清晰地鉴别事物并得理于心，则“言无不尽矣”，即可以用语言、名称概念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言尽意”的说法，即语言和思维完全同步、同值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言不尽意”，即语言和思维不同步、同值的说法。如《易·系词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认为能说出的道不是常道，能说出的名不是常名。语言美倒反而不真实，善辩的人倒反而显得口讷。庄子也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说法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尤其是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诗无达诂”论，强调形象思维不能用准确语言加以全面表达和评述。
第三种说法是“言有时可以尽意，有时又不达意。”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言，心声也。”“心生而言立……自然之道也。”“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强调只要把握事物特性，思绪严密，言就可以达意，反之则言与意违。同时还认为人的思维、情感是微妙的、曲折的、变幻的，语言往往难以曲尽其妙。梅圣俞认为意固然难以尽言，但也可以说出大概，“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捐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转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
以上三种说法，既指出思维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和统一性，又强调了思维与语言不完全同步的矛盾性。第三种说法比较接近于主持人表达和听众接受的实际。
二 “诚于衷”与“形于外”的因果关系
在直播间这个孤独的舞台上，主持人常常是一束追光下的独语，没有人群的回应，没有任何对象的交流。他们习惯了联想和想象，是思维外延和联想最广阔的特殊群体。如何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勾连贯通，如何将所思所悟以精致语言表述出来，无不对主持人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提出超出日常生活表达的更高要求——“诚于衷”并能恰切“形于外”。
思维作为第一信号系统，反映客观事物时，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步，然后还需经过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转换，即由“入手其内”，到“出手其外”的过程。在主持过程中，常常需要调动长期的心理积淀，处于内部语言状态时，如果未经条分缕析的整理，很难将众多的信息转换成明确的内部语言，更难以将内部语言再生成外部语言符号，做出对客观对象恰如其分的概括和表述。 所以能否言传的关键在于思维的清晰性、条理性、多向性、深刻性。这就充分显示了语言受制于思维的一面：首先，思维的清晰，决定了语言的明确，即想得清楚，才能说得清楚。“辞随意先”，先有思维的正确、清晰，才会有语言的清楚鲜明。其次，思维的深刻性，决定着语言的容量。但凡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精彩的表达语汇，来自于对客观事物透辟、本质的认识。再次，思维的灵活、多问性，决定着语言的新颖、创造性。由于思维不囿于传统定式，有广度和多问性，并能把反映对象当作一个流动状态，一个个活生生的整体来认识，不拘泥于一点或一个侧面，而是对象全部丰富的矛盾具体性，必须寻求相对应的语言去表现。语言作为工具，必然新颖、生动、富于创造性。最后，思维作为智能，有一个速度快慢、反映灵敏、迟钝的问题。思维的敏捷，决定着语言的流畅：思维敏捷者，常常是洋洋洒洒，飞动峭拔，思维的逻辑严密，表现在语言载体上，语言的转换、衔接都能了无痕迹、自然流畅，如苏轼所说：“当行于所不可不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恰如行云流水。
语言受制于思维，但又对思维起着支配、指引的作用。主持人在表达过程中，并非仅凭第一信号系统去直觉生活，而是在认识、概括生活、构思形象、再现生活和表现思想情感时，始终渗透着第二信号系统的运动，可以说表达是两个信号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果。总体上思维和语言是同步运动互为表里的，所以不应把语言和思维的局部交叉绝对化、神秘化。事实是，在表达过程中，表达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判断、分析，都凭借着思维的外壳语言来展开。第二信号系统对情感的发生、发展和表现起着调节、支配作用。表达主体有感于客观事物，对事物进行判断分析，才有可能“情动”，才需要表达，于是才有“辞发”，将情感再转化为语言，并用语言或同语言密切联系的其他媒介，比如音乐、歌词，来概括表现情感。如果语言不能概括传达情感，情感不能熔铸于语言，表达中的思维就不能展开，具有社会性的情感就游离于思维之外，共鸣共振就不能产生，表达也是空洞的。
刘勰曾说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在表述过程中，表达主体由于“情动”，就要依托于可感的形象，表现于一定的结构形式，蕴含着表达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评价，乃至于用形象的表达描绘情感，而且还在于情感与语言在客观上也存在着对应性和同步性，即语言对情感不仅有概括、组织的功能，也有标示和描绘的功能，即用语词直接表情和情感传递的功能，可以在对象的感知、判断、分析的基础上，将情感概括为相应的语言，从而加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显露的或含蓄的表述，甚至可以用概念加以抽象化的标示。事实上，人类在长期的情感交流、审美实践中，已经提炼和积累了丰富而细微的能够揭示各类、各层次情感及其组合、变化的语言，只是在于我们个人能否把握这些词汇而已。
思维和语言在表述过程中是相互连接又相互渗透的两个阶段。思维是语言的基础和内容，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又是组织、发展、外化和进行交流的工具。它们之间既是递进性的，又是螺旋式的无限往复、不断深化、泛化的过程。其中，表述过程中的内部语言是思维的物质材料，又是形成内部语言并转化成外部语言的前提。所以，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应是“诚于衷”与“形于外”的因果关系。
表现在主持过程中，反映与被反映表现出的只是相对同步、同值，而不是绝对完全的同步同值。由于以上种种因素，语言对于思维可能难以全面、深刻、明确地“言传”。自己不能言传，并非他人不能言传；今天不能言传，并非注定永远不能言传。只要感知理解了对象的情感，形成了明确的判断和内部语言，并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有可能或深或浅、或明或晦、或形象或概括式地言传，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既然情感这一思维中最复杂的内容也可以言传，那么其他的思维形式和言传的矛盾，就更不应绝对化了。
三 训练思维、精研语言、创造唯美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主持人应该不断开拓思维智能，提高自己的概括力、判断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语汇储备和将内部语言概括、组织、转换、提炼为外部语言的能力，即将语言符号的固着职能和概括职能和报告、表述、描绘交流的职能统一起来，使语言和思维尽量做到完全同步、同值，使语言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除却对于语言的直觉和敏感，此类要求完全可以通过后天拓宽视野的大量阅读、大量表达练习弥补，通过思维训练和语言训练达到。
阿兰·德波顿在《爱情笔记》中说：“语言会跨越我们之间的差异，就如信件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一样，成为传达意义的可靠信使。”而那种传达的美感犹如“一只稀有、从未确定种类的花蝴蝶”（德波顿语）。一个好的主持人每每正是受众精神世界的描摹者和疏导者，言人有而未能言，让情绪找到宣泄抒发的出口。打造平等、开放、宽容的交流空间，积极创造想象预留，令听众欣赏自己心中的秘密，崇拜自己欲望和理想的与众不同，在精神世界里创造自我平衡，都是主持人在广播节目中，通过音乐编辑以及精致的语言表达，有可能打造出的沟通桥梁，共鸣空间。想要做到无限接近唯美世界，需要训练思维，精研语言，真正做到“说，比唱更动听”。
参考文献：
[1] 欧阳建：《言尽意论》，《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 刘勰：《集部·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 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4] 王宁：《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英]阿兰·德波顿，孟丽译：《爱情笔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于帆，女，1973—，吉林长春人，硕士，主任编辑，研究方向：广播文艺创作、主持艺术、纪录片，工作单位：吉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