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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同志与我相识、相交逾三十载。我们相识,是在1979年春夏之交,我和他都刚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不久。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湖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正在补火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界热气腾腾,整个中国正处于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们在相互交谈中,对天下大事坦诚地各抒己见,许多想法不谋而合。这样,彼此就都有了知心的感觉。在此后不久,我们之间又开始有了编辑工作上的联系,于是,交谈又多了一个内容:对整个编辑工作的各种设想和评价。到1989年下半年,我离开工作岗位,但这个交谈的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根据这三十年我们之间零星的交谈,以及我对他编辑工作实践的零星了解,我以为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编辑工作的鲜明特色,那就是:人品高尚,专业精湛,一丝不苟,嫉“恶”如仇。
他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的人品,我以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来:
一、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闲谈中,我们谈到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他说:那些运动,把一些踏踏实实埋头做事、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都当做“贱民”;有一次在所谓“大批判”中,有人说:这些人,当年投奔革命,都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他们都是在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地位,在找出路。这种对人轻蔑的歪曲和丑化,是最使人感到伤心、最使人感到受侮辱的事。他强调: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做人的“尊严”的底线,这种无聊的“大批判”,就侵犯了对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的底线。就这样,这些闲谈,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又说: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要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对理想的坚持。这种责任感和坚持,才是我们搞好工作的巨大力量源泉。
当时,他没有说出的是:做编辑出版工作,这种责任感和对理想的坚持,也就在于要去积累文化,启迪民智,要倡导民主,宣扬科学,要促进社会的和谐、文明、富裕和进步。做好了这些,也才是对国家和民族,尽了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
二、他讲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赞成在出版界倡导为繁荣中国出版事业而献身的高尚情操。
在1988年6月,湖南省有关部门代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版协,向湖南老出版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在这个颁发会上,我讲了话。开头我说到:出版这个行业,是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走向文明修建道路的一种行业,我们出版工作者,既要做人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和富裕的修路工,又要做铺垫道路的石子。这个行业的性质,要求我们要做默默无闻的工作,要求我们要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外,还讲到我们要善于发现、识别和培养人才,使各个学术和创作领域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讲到要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绝对不允许利用职业的方便,占有他人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还讲到出版工作者要钻研业务,精通业务;讲到要开展出版理论的研究;要发挥老同志的余热;等等。这个讲话稿,以后以《我们是修路工和铺路的石子》为题,收入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中。
此后,有一次,我们见面闲谈时,他谈到了我的这次讲话。他说:他十分赞成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讲了要提高我们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倡导献身精神。他认为,当前强调这个问题,十分必要。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多年以来,他实际上是用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令人钦佩的行动,显示了这种高尚的精神。
不过,在当时,他又对我坦率地说:你这个讲话也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点。在拥有众多各类人才的湖南出版系统,讲这个问题时,最好要提到另一方面,即在出色完成自己担负的编辑出版任务的前提下,有些同志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专著,这也是对社会作出的一种重要贡献。当时,他还举例说明:比如,像朱正同志,他对鲁迅研究的成绩,已经得到全国学术界的公认,他本身的编辑任务,又已出色完成——他主编的《骆驼丛书》等普遍反映良好,那么,他就应该继续他的鲁迅研究,继续出版这方面的有价值的著作。再比如,杨德豫同志,他在英诗汉译中取得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杨译的英诗,能把英诗原有格律的神韵,用汉语表达出来,而且做到“信、达、雅”),在他主持编辑《诗苑译林》丛书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继续他的英诗翻译工作,并逐渐使之出版,无疑也是对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项巨大的贡献。我十分佩服他这个深刻的见解。
三、对学术研究有成就的前辈,对编辑和点校工作中卓越的先行者,总是表示出极端虔诚的景仰和尊敬。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任何学术或事功,总是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做得更好。”这句话,实在应该称之为“名言”。这句名言,也就深刻地表明他这种景仰和尊敬的根源。对王孝鱼先生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王孝鱼先生是近代船山著作的研究者。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专门研究王船山,到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为中华书局点校了数十种船山著作,出版这种点校、注释后的船山著作,是船山著作出版史上的一大革新。所以,王孝鱼先生算得上是普及船山学术的一大重要人物。杨坚同志每次提起这位默默无闻、毕生为研究船山学术而献身的先行者,总是提及他创业的艰难,总是表现出景仰和尊敬。但有人为了显示他自己的“成就”和“高明”,而拉出王孝鱼先生作为陪衬,脱离当时点校工作的实际条件,莫名其妙地指出王先生点校中的某一“讹误”。杨坚同志为此感到十分不平,就写出文章,明确反驳了作者,护卫了早已去世的王孝鱼先生的学术声誉。
在这样一场学术论辩中,实际上也就体现了一种崇高对立着一种渺小。
在书籍编辑工作中,要做到“专业精湛”,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修养,没有这些扎实的知识基础,你的编辑才能就无法表现出来,讲你人品如何如何高尚,那就是一句空话。这也就是评价干部标准中的“德才”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各种门类的书籍要编辑,你除了要精通自己从事的那个门类的专业知识以外,还最好是个“杂家”,各行各业的知识,都能懂得一些。杨坚同志就是这样。他作为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辑,他通晓的英语就在他的编辑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这点,一些同志在去年写的纪念文章中,都作了生动的阐述。在这部《编辑文存》中,许多文章和书信,也都在生动地说明他涉猎的各类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这是说他的敬业精神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凡经过他编辑和审读的稿件,连一个标点符号的差错都不放过,都仔细地校改(当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也还是出了一些差错,比如,初版《船山全书》就有少量差错,但,国内一些知名的教授、学者,包括张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任继愈先生等,对这套初版的版本,已明确肯定它是历史上已出现的船山著作的必可传世的最好的版本)。他这种敬业精神和极端负责的态度,也推广到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朋友们寄赠他的书,凡经他看过,他必定要看出其中的差错并改正,且标明页数。这个“更正”,他还要寄给赠书的朋友。现在,要再找出这样认真的书籍编辑,恐怕就像要在大海中捞针了。
这个“恶”字,是加上了引号,为了说明此字在此只代表有错误的书籍。古人指纠正书籍上的错误文字的工作为“校雠”,校字意为“考核”,“雠”字古义通“仇”,那么“校雠”可解为查找书上的错误有如查找仇敌。嫉“恶”如仇,是想说明杨坚同志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处处体现了他对书籍中存在错误的不妥协的、坚决的态度。
写这些话的目的,无非是想推荐人们去细读这一部《文存》,从而从这部遗著中,去观察、了解在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基层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求真务求、敬业自律、淡泊名利、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出版事业、学术事业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无疑又是庄严巨大、光彩照人,令人看了就会产生无比尊敬和钦佩的感情。如今,面对着浊流滚滚、铜臭薰天、浅薄浮躁、庸俗低俗的思想学术文化界,人们看到并了解了像杨坚同志这样罕见的具有典型性质的正面形象,不知能不能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些早就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为责任编辑,朱树诚同志为编成这一部遗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应该说,他为将来后人书写湖南当代出版史,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是为序。
人品高尚
他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的人品,我以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来:
一、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闲谈中,我们谈到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他说:那些运动,把一些踏踏实实埋头做事、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都当做“贱民”;有一次在所谓“大批判”中,有人说:这些人,当年投奔革命,都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他们都是在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地位,在找出路。这种对人轻蔑的歪曲和丑化,是最使人感到伤心、最使人感到受侮辱的事。他强调: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做人的“尊严”的底线,这种无聊的“大批判”,就侵犯了对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的底线。就这样,这些闲谈,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又说: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要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对理想的坚持。这种责任感和坚持,才是我们搞好工作的巨大力量源泉。
当时,他没有说出的是:做编辑出版工作,这种责任感和对理想的坚持,也就在于要去积累文化,启迪民智,要倡导民主,宣扬科学,要促进社会的和谐、文明、富裕和进步。做好了这些,也才是对国家和民族,尽了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
二、他讲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赞成在出版界倡导为繁荣中国出版事业而献身的高尚情操。
在1988年6月,湖南省有关部门代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版协,向湖南老出版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在这个颁发会上,我讲了话。开头我说到:出版这个行业,是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走向文明修建道路的一种行业,我们出版工作者,既要做人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和富裕的修路工,又要做铺垫道路的石子。这个行业的性质,要求我们要做默默无闻的工作,要求我们要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外,还讲到我们要善于发现、识别和培养人才,使各个学术和创作领域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讲到要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绝对不允许利用职业的方便,占有他人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还讲到出版工作者要钻研业务,精通业务;讲到要开展出版理论的研究;要发挥老同志的余热;等等。这个讲话稿,以后以《我们是修路工和铺路的石子》为题,收入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中。
此后,有一次,我们见面闲谈时,他谈到了我的这次讲话。他说:他十分赞成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讲了要提高我们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倡导献身精神。他认为,当前强调这个问题,十分必要。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多年以来,他实际上是用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令人钦佩的行动,显示了这种高尚的精神。
不过,在当时,他又对我坦率地说:你这个讲话也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点。在拥有众多各类人才的湖南出版系统,讲这个问题时,最好要提到另一方面,即在出色完成自己担负的编辑出版任务的前提下,有些同志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专著,这也是对社会作出的一种重要贡献。当时,他还举例说明:比如,像朱正同志,他对鲁迅研究的成绩,已经得到全国学术界的公认,他本身的编辑任务,又已出色完成——他主编的《骆驼丛书》等普遍反映良好,那么,他就应该继续他的鲁迅研究,继续出版这方面的有价值的著作。再比如,杨德豫同志,他在英诗汉译中取得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杨译的英诗,能把英诗原有格律的神韵,用汉语表达出来,而且做到“信、达、雅”),在他主持编辑《诗苑译林》丛书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继续他的英诗翻译工作,并逐渐使之出版,无疑也是对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项巨大的贡献。我十分佩服他这个深刻的见解。
三、对学术研究有成就的前辈,对编辑和点校工作中卓越的先行者,总是表示出极端虔诚的景仰和尊敬。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任何学术或事功,总是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做得更好。”这句话,实在应该称之为“名言”。这句名言,也就深刻地表明他这种景仰和尊敬的根源。对王孝鱼先生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王孝鱼先生是近代船山著作的研究者。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专门研究王船山,到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为中华书局点校了数十种船山著作,出版这种点校、注释后的船山著作,是船山著作出版史上的一大革新。所以,王孝鱼先生算得上是普及船山学术的一大重要人物。杨坚同志每次提起这位默默无闻、毕生为研究船山学术而献身的先行者,总是提及他创业的艰难,总是表现出景仰和尊敬。但有人为了显示他自己的“成就”和“高明”,而拉出王孝鱼先生作为陪衬,脱离当时点校工作的实际条件,莫名其妙地指出王先生点校中的某一“讹误”。杨坚同志为此感到十分不平,就写出文章,明确反驳了作者,护卫了早已去世的王孝鱼先生的学术声誉。
在这样一场学术论辩中,实际上也就体现了一种崇高对立着一种渺小。
专业精湛
在书籍编辑工作中,要做到“专业精湛”,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修养,没有这些扎实的知识基础,你的编辑才能就无法表现出来,讲你人品如何如何高尚,那就是一句空话。这也就是评价干部标准中的“德才”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各种门类的书籍要编辑,你除了要精通自己从事的那个门类的专业知识以外,还最好是个“杂家”,各行各业的知识,都能懂得一些。杨坚同志就是这样。他作为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辑,他通晓的英语就在他的编辑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这点,一些同志在去年写的纪念文章中,都作了生动的阐述。在这部《编辑文存》中,许多文章和书信,也都在生动地说明他涉猎的各类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一丝不苟
这是说他的敬业精神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凡经过他编辑和审读的稿件,连一个标点符号的差错都不放过,都仔细地校改(当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也还是出了一些差错,比如,初版《船山全书》就有少量差错,但,国内一些知名的教授、学者,包括张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任继愈先生等,对这套初版的版本,已明确肯定它是历史上已出现的船山著作的必可传世的最好的版本)。他这种敬业精神和极端负责的态度,也推广到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朋友们寄赠他的书,凡经他看过,他必定要看出其中的差错并改正,且标明页数。这个“更正”,他还要寄给赠书的朋友。现在,要再找出这样认真的书籍编辑,恐怕就像要在大海中捞针了。
嫉“恶”如仇
这个“恶”字,是加上了引号,为了说明此字在此只代表有错误的书籍。古人指纠正书籍上的错误文字的工作为“校雠”,校字意为“考核”,“雠”字古义通“仇”,那么“校雠”可解为查找书上的错误有如查找仇敌。嫉“恶”如仇,是想说明杨坚同志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处处体现了他对书籍中存在错误的不妥协的、坚决的态度。
写这些话的目的,无非是想推荐人们去细读这一部《文存》,从而从这部遗著中,去观察、了解在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基层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求真务求、敬业自律、淡泊名利、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出版事业、学术事业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无疑又是庄严巨大、光彩照人,令人看了就会产生无比尊敬和钦佩的感情。如今,面对着浊流滚滚、铜臭薰天、浅薄浮躁、庸俗低俗的思想学术文化界,人们看到并了解了像杨坚同志这样罕见的具有典型性质的正面形象,不知能不能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些早就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为责任编辑,朱树诚同志为编成这一部遗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应该说,他为将来后人书写湖南当代出版史,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