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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观念对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变革,并树立新的典范,他以“人间佛教”概念重新将旧佛教连接上新社会主流价值,获取在社会中存在发展的正当性。但他提出的科学、人本、工人禅、佛教经济模式等做法不免随着国家社会的兴革而升起、转化,他改写佛传,将佛陀圣贤化以及佛教国族主义化,说明佛教作为社会组织,其发展史就是一部佛教组织与国家社会变革互动的历史。
【关键词】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工人禅;佛教经济;佛教民族主义
封建时代佛教具有帝王祈福、祝圣的政治功能i,在民间则是超度亡灵、经忏法会的社会功能。清末民初“封建君权”瓦解,西方科学、民主与新式国民教育取代儒学科举考试,旧中国佛教思想与价值观受到挑战,僧侣地位与旧寺院经济存在于社会的正当性也面临危机。清戊戌变法时即曾因缺乏教育经费,主张将寺庙祠堂改为学校,用全国庙产作为兴学经费。另军阀冯玉祥以打倒迷信为由,在河南没收寺庙,驱逐僧尼三十万,勒令还俗。迫于政治、社会的压力,佛教的改革成为必然。
当时,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间)佛教”,改革佛教传统。他说:“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依止,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又说他自己受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吴稚晖、张继等学说启发。这些政治与社会新价值的影响,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注入新的社会价值观。
太虚大师说:“人生的佛学者,以现代人生为起点,以发展生存至于微妙,导人至于正觉为目的,为‘人生的’、‘群众的’而又‘科学的’者也。”。他反对‘天教’、“鬼教”等迷信,“人”成为其论述的核心。然仔细检查其论述,他否定的仅止于佛教世俗部分,也就是在佛教世俗的传布上,他不再提神、鬼,取而代之的是人、科学。但另检验他对于佛经中鬼神内容看法时,他却采取不同的立场,他说:“信超人天之圣人必有非常之胜事,故经律所言不思议事皆应确信为实事,不得以凡识疑议之”。对于这种佛教信仰与科学的矛盾说法,他提科学无法解释一切事物,以科学有限性来反证佛教信仰的伟大,他认为佛教信仰是无证自明。以此来看,他对待科学的说法与他先前所批判的天教、鬼教等迷信,其差异只在世俗宣传部份罢了。但这种思想的转变确立了往后汉传佛教新思想基础。
在佛教组织变革与寺院经济的改革方面,太虚大师称美百丈禅师“易之以禅而农,农而禅,内外无乞于人之新僧化。iii”然在中国走向现代工业化的当下,农禅无法呼应当时社会需求,所以他提出“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倡导工人与禅结合的新式佛教组织与生活形式。他建议:
每日公定时间十二时,睡六小时,作六小时。三小时是人工,两小时是习禅,一小时是说法。其余十二小时是自由时间,随喜施为。每处从五六十人以上至五六百人为度。有法堂,有斋堂及大众厨房,有禅室及长连卧床,有浴室,有病僧院,有老僧院,有工场,有农场,有衣食药物库,有器具什物库,有经像图书馆,有编译刊印馆。
这种说法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化的趋向,但却忽略后来国家社会走向资本与商业化的趋势。由于商业与工业化的结果,至今不管台湾或是大陆,寺院的组织形式更像是商业公司的型态发展,太虚大师所提的理想成为虚有,现代的台湾的僧侣就像工人一般,工作占据其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大陆甚至有僧侣上下班的特异情景。这一发展该是太虚大师当时所始料未及的。
在中国佛教经典中有着大量佛陀本生故事及佛传。本生故事记载佛陀未成道前的各种神奇转生;佛传则主要讲述佛陀降生前后因缘,证悟成佛、教化六道众生故事,其内容充满神话,这些神话为“人间佛教”以前的汉传佛教提供各式神迹,藉以证明佛陀伟大并成为宣教的论述,是旧中国佛教信仰核心,也是佛教徒面对生活各种状况的解释核心。然而,太虚大师在其论述中,佛陀不再是忉利天宫下降无所不能的菩萨,祂被化约成觉悟者,称为正觉者。佛陀的史传在大师撰述的佛学概论中只有短短一章三个小节带过,这种化约的说法,比之于原有汉传佛教的任何一篇本生故事与佛传,可谓极其简化。在汉传佛教经典中有关佛陀的各种神奇故事、来回诸天教化大众、力抗诸魔的神通力等没有任何引述,其内容就像是一个普通中国圣贤个人的生平历史介绍。虽然这样的佛陀史传阐释我们无法查证是否受到日本或当时英国的巴利文佛教研究的影响,但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创举,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而在往后汉传佛教出版的佛陀传记大略也都以此种方式呈现、流传,旧佛教经典中的佛陀传记的论述方式与内容则逐渐被人们忽略。
国民革命后,中国进入纷乱的共和时期,佛教原先的政治功能也随之瓦解。观察太虚大师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佛教新政治功能也紧跟着社会脉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他大声疾呼要从佛教新信仰、振作起全民族复兴中国的建国精神。他呼吁“成立新信仰的佛教,则能摆脱迷信消极逃避等不良习惯,而为通得过经得起科哲思想所批评,成为观察宇宙人生大法则,建立人生思想行为新信仰。此用之于中国,可令国力益加平和统一,而坚强信任自力更生。”另在见过孙文后他说要以“为众生的佛法”,“纠合全民族,组成真正民治国家,复领导世界上各种民族,站在同一在线,打破向来错误的观念,侵略的行为,世界国际间就成了互助互成、相亲相爱的大同社会,绝无不平等的现象发生1。这种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说法直接接上他的新佛教论述,此时新佛教的政治功能或许尚未能完全成形,但其雏型已可见一斑。
【关键词】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工人禅;佛教经济;佛教民族主义
封建时代佛教具有帝王祈福、祝圣的政治功能i,在民间则是超度亡灵、经忏法会的社会功能。清末民初“封建君权”瓦解,西方科学、民主与新式国民教育取代儒学科举考试,旧中国佛教思想与价值观受到挑战,僧侣地位与旧寺院经济存在于社会的正当性也面临危机。清戊戌变法时即曾因缺乏教育经费,主张将寺庙祠堂改为学校,用全国庙产作为兴学经费。另军阀冯玉祥以打倒迷信为由,在河南没收寺庙,驱逐僧尼三十万,勒令还俗。迫于政治、社会的压力,佛教的改革成为必然。
当时,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间)佛教”,改革佛教传统。他说:“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依止,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又说他自己受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吴稚晖、张继等学说启发。这些政治与社会新价值的影响,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注入新的社会价值观。
太虚大师说:“人生的佛学者,以现代人生为起点,以发展生存至于微妙,导人至于正觉为目的,为‘人生的’、‘群众的’而又‘科学的’者也。”。他反对‘天教’、“鬼教”等迷信,“人”成为其论述的核心。然仔细检查其论述,他否定的仅止于佛教世俗部分,也就是在佛教世俗的传布上,他不再提神、鬼,取而代之的是人、科学。但另检验他对于佛经中鬼神内容看法时,他却采取不同的立场,他说:“信超人天之圣人必有非常之胜事,故经律所言不思议事皆应确信为实事,不得以凡识疑议之”。对于这种佛教信仰与科学的矛盾说法,他提科学无法解释一切事物,以科学有限性来反证佛教信仰的伟大,他认为佛教信仰是无证自明。以此来看,他对待科学的说法与他先前所批判的天教、鬼教等迷信,其差异只在世俗宣传部份罢了。但这种思想的转变确立了往后汉传佛教新思想基础。
在佛教组织变革与寺院经济的改革方面,太虚大师称美百丈禅师“易之以禅而农,农而禅,内外无乞于人之新僧化。iii”然在中国走向现代工业化的当下,农禅无法呼应当时社会需求,所以他提出“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倡导工人与禅结合的新式佛教组织与生活形式。他建议:
每日公定时间十二时,睡六小时,作六小时。三小时是人工,两小时是习禅,一小时是说法。其余十二小时是自由时间,随喜施为。每处从五六十人以上至五六百人为度。有法堂,有斋堂及大众厨房,有禅室及长连卧床,有浴室,有病僧院,有老僧院,有工场,有农场,有衣食药物库,有器具什物库,有经像图书馆,有编译刊印馆。
这种说法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化的趋向,但却忽略后来国家社会走向资本与商业化的趋势。由于商业与工业化的结果,至今不管台湾或是大陆,寺院的组织形式更像是商业公司的型态发展,太虚大师所提的理想成为虚有,现代的台湾的僧侣就像工人一般,工作占据其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大陆甚至有僧侣上下班的特异情景。这一发展该是太虚大师当时所始料未及的。
在中国佛教经典中有着大量佛陀本生故事及佛传。本生故事记载佛陀未成道前的各种神奇转生;佛传则主要讲述佛陀降生前后因缘,证悟成佛、教化六道众生故事,其内容充满神话,这些神话为“人间佛教”以前的汉传佛教提供各式神迹,藉以证明佛陀伟大并成为宣教的论述,是旧中国佛教信仰核心,也是佛教徒面对生活各种状况的解释核心。然而,太虚大师在其论述中,佛陀不再是忉利天宫下降无所不能的菩萨,祂被化约成觉悟者,称为正觉者。佛陀的史传在大师撰述的佛学概论中只有短短一章三个小节带过,这种化约的说法,比之于原有汉传佛教的任何一篇本生故事与佛传,可谓极其简化。在汉传佛教经典中有关佛陀的各种神奇故事、来回诸天教化大众、力抗诸魔的神通力等没有任何引述,其内容就像是一个普通中国圣贤个人的生平历史介绍。虽然这样的佛陀史传阐释我们无法查证是否受到日本或当时英国的巴利文佛教研究的影响,但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创举,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而在往后汉传佛教出版的佛陀传记大略也都以此种方式呈现、流传,旧佛教经典中的佛陀传记的论述方式与内容则逐渐被人们忽略。
国民革命后,中国进入纷乱的共和时期,佛教原先的政治功能也随之瓦解。观察太虚大师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佛教新政治功能也紧跟着社会脉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他大声疾呼要从佛教新信仰、振作起全民族复兴中国的建国精神。他呼吁“成立新信仰的佛教,则能摆脱迷信消极逃避等不良习惯,而为通得过经得起科哲思想所批评,成为观察宇宙人生大法则,建立人生思想行为新信仰。此用之于中国,可令国力益加平和统一,而坚强信任自力更生。”另在见过孙文后他说要以“为众生的佛法”,“纠合全民族,组成真正民治国家,复领导世界上各种民族,站在同一在线,打破向来错误的观念,侵略的行为,世界国际间就成了互助互成、相亲相爱的大同社会,绝无不平等的现象发生1。这种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说法直接接上他的新佛教论述,此时新佛教的政治功能或许尚未能完全成形,但其雏型已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