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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目前尚无国籍的作家马金(Andrei Makine,以表彰他在自传体小说《法兰西遗言》中对文学的贡献。一时间,这位戴着眼镜的大胡子俄罗斯人,浓缩或放大为法兰西文学荣誉的一个象征。连他在1994年出版的小说《初渡爱河》也成为“普通读者”青睐的对象,并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跟《法兰西遗言》相比,《初渡爱河》的自传性可能相对削弱了一些,但其底蕴是相同的,雪原、森林、列车依然是整部作品浓郁的抒情格调的基础。
作者的笔触强行把阅读者带到一个“爱情难以立足,美貌也不被关注的地方”,在这片还无奈地向蛮荒与强权表示屈从的冻原上,“在我看来,为了爱情的爱已被完全遗忘——它已在战争的死亡中萎缩,被附近劳改营的铁丝网扼杀,被北风冻僵。如果还有爱情存在,那也只有一种存在方式:罪恶的爱。”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三个少年沿着初春解冻的河流走来,十六岁的萨姆海走在前面,拖着残腿的乌德金则总是落在后面,三个人虽然走在一起,并一同欣赏了外形中有一种女性气息、内里则折叠着秘密的精致结构的“卡尔克根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之路将完全重合,不,他们是带着各自的背景前来会合的,短暂聚拢之后,每个人还将追逐自己的命运之神,朝不可知的未来奔去。
小说第二部分的主题是西方文化的“侵略”,而电影恰恰是这支远征大军的先锋。在看过一部由一条鲨鱼开头并以女人大腿结束的法国电影之后,“我获救了”。“贝尔蒙多向这个少年和蜷缩在心旁的死鸟(他的爱情梦)伸出了手……他甚至分析了一个年轻的诱惑者在迈出艳遇的第一步时可能面临的失败和失望”。于是,在我眼前那个看似不可能弥合的深渊消失了,“我”又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之上。
“我们生活的世界建立在令人心力交瘁的目的性上……差点被未来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变成无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贝尔蒙多来了,带着他那些没有任何目的的伟绩,毫无目标的成就,没有动机的英雄主义……”正是通过电影,萨姆海在与疼痛毫无希望的斗争中发现了苦涩的美丽。而今后,他将只想着斗争的美丽而进行斗争。而乌德金的眼神也不再充满嫉妒、绝望与无可奈何,闪射出来的是宁静祥和之光。他开始构思诗句,为了那个车站徘徊的女人。而“我”在火车上则见到一个真实的“西方女人”,她泰然自若的神态让我震惊,一丝微笑掠过她的面庞——“这是爱河在解冻”,“我”从她唇上读出这一信息。我们正在穿越爱河。正是通过电影,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们是自己梦幻的主角:情人、战士、诗人。”
小说的第三部分,前面闪现过的奥尔嘉从朦胧背景中裸露出来。“我知道你们会说我是一个老疯子……我的疯狂在于见过巴黎……”上世纪初的巴黎是艺术圣殿上美幻绝伦的“流动的圣节”,充溢着普鲁斯特品尝过的椴木花茶的气味。正是这种气味帮助“我”发现了西方。渐渐地“我还觉得自己是个西方人——一个用高贵的思维来阐释欲望、爱情和女人胴体的人”。
小说第四部分,场景切换到纽约“布莱登海滩”俄罗斯聚居区,“分崩离析的帝国的孩子们来到了希望之乡,在这里重逢,纷飞的白雪勾起了回忆,带来了忧伤。”“乌德金,我,还有其他许多人……我们写着颠覆性的书籍,怀疑并抗议着。用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话语去推动的迟钝木讷的钟摆,渐渐地,这个历史的钟摆开始回应我们的努力。它越来越自由地在帝国上空摇摆,这往复的钟摆开始变得具有危险性。直到有一天,这令人目眩的钟摆将我们卷入它的轨道,将我们抛出帝国的疆界,抛向神秘的西方海岸。”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注意到了钟摆——历史的钟摆——“变得疯狂——抑或变得更自由?它将帝国自身摧毁……而今天,尽管我们拥有那么多西方睿智,我们还是不懂被宰杀的狼眼里那滴冰冷的眼泪,不懂嵌着巨大铁钉的百年老松表皮下静静的生命,也不懂那个坐在冰雪覆盖下的枞木屋中的火炉旁,为某个无形的人歌唱的红发女人的寂寞……”
显而易见,本书是一部成长小说,截取了成长过程中十四至十六岁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正是这一阶段决定了一个人成为他原本所是的那个人。童年时代的特殊经历像充满汁液的根茎,虽然经受了长期的堙埋与忽视,但随着春天的到来,它终于勃然而发,当所有生命的欢笑与哭泣都开始驯顺地跃入生活的流水,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惊讶、振奋并揪心的时刻呀!
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本书虽以爱情为主题,但它呈现出来的既不是爱也不是情,而是青春本能的冲动,是夜幕遮盖下的强大的本我的觉醒,正是在女人肉体的汗湿中“我”发现了自我,也失去过自我,但在“西方”的帮助下又找回了自我。“西方”在这里并不单纯表现为某种具有渗透力的文化,它更多地象征着梦想、自由与自我。它意味着某种具有审美趣味的生活。贝尔蒙多的电影与其说是帮助他们认识了爱情,毋宁说是启发他们领悟人生。逃出政治话语的圈子,追求“情话”,这不仅是向极权者挑战的途径,也是个性解放,复归自我的过程。
处在蛮荒地带的“我”向往“世界的首都”——巴黎,这一“向往”是如此自然,却又超乎自然,甚至为自然所蔑视;是如此温馨,却带有一块根茎还未萌发即被小刀切开的酸楚;这样一个失去国籍即不再寻求国籍的追寻者,这样一个进入女人肉体就试图回避女人心灵的占领者,这样一个用肩膀去推动帝国的钟摆却被钟摆击打得无处可归的反抗者,能不向往巴黎吗?这应该说是浪漫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的一次爆发,是后现代的诗歌激情的又一次宣泄,正如笔者在诗中所写——“我要再开一次恶毒的花,配以野蛮的大地!”——不是吗?大地可能会剥夺我们的果实,但它从来也不拒绝给我们的尸体提供一个较为真实的位置。想一想浪漫主义的鼻祖夏布多里昂吧,这位地道的巴黎人却离开了巴黎,离开了欧洲政治与军事斗争的舞台,把脚步朝原始的蛮荒迈去,他找到了造物主赋予的天真得到完整保留并不断光大的民族,那些善良却被白人剥夺了家园并在广袤原野上到处漂泊的印地安人,他们背着祖先的遗骨,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追逐着日出与日落,妄图使先人的高贵诫命不至于彻底沦落为神话或传说。同样,我们又怎能把劳伦斯遗忘呢?不正是他,使我们相信世界上还有“善良的野人”存在!毫无疑义,西方也有她的叛逆者,也有执意寻找质朴的没有被文明污染的心灵的探索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以埋葬西方文明为目的,而是想发现一种与之对抗的力量,建立某种诗意的为原始人性所支持的平衡。西方与东方,在艺术的领域中不再是作为相互抵御、相互侵略、相互毁灭的两种质素而出现,而体现为更高层次的融合,更高境界的渗透,更高意志的同盟。
本书虽然带有回忆的外形,但也仅是回忆而已,反思的悲痛还没有找到这里,因此,所谓爱情不过是某种感性的流体,并没有上升或下陷到理性的宁静之中,当然更不必说是信仰之境的纯净与广袤了。这可能是由于作者还比较年轻的缘故,但以笔者之见,更重要的是:某个令人神往的变化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诗的创造力也没有被唤醒。那些女人,是导致他走向成熟变得邪恶的因素,却没有上升为唤醒他身上诗性并使之成为诗人的契机。他经过的女人太多以至于没能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性情忧郁的审美者。而真正的诗人只拥有一位恋人,她是他的痛苦之源,他却因拥有这一源泉而幸福,如果这一源泉汩汩不息,他的幸福也就没有止境;如果这一痛苦减轻了,他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当这加倍的痛苦强烈到极度,就会融合到原在的痛苦之中。他其他的痛苦都止息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养育这唯一值得痛苦的痛苦,或者说值得祝福的幸福,仿佛在他身体的某一部位长有一个永不弥合的伤口,以至于他身体其余部位的血液都要朝这里缓缓集中一样。因之,这本富有散文诗韵味的小说却不能算是一位诗人的作品,如果我们确实感觉到了理解爱情的需要,感觉到了重新回到《雅歌》时代的需要,感觉到了爱情与诗歌应该共生的需要,甚至每个人都应该在爱河里诗意栖居的需要,我们就必须到莎士比亚、克尔凯戈尔、普鲁斯特构建的大厦中去,正是在这些根植原始人性的大厦的庇护下,某种植物还没有完全失去她原本具有的自然的精致结构与艺术化了的生命的纯真。
(《初渡爱河》,安德烈·马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0年7月版,12.00元)
跟《法兰西遗言》相比,《初渡爱河》的自传性可能相对削弱了一些,但其底蕴是相同的,雪原、森林、列车依然是整部作品浓郁的抒情格调的基础。
作者的笔触强行把阅读者带到一个“爱情难以立足,美貌也不被关注的地方”,在这片还无奈地向蛮荒与强权表示屈从的冻原上,“在我看来,为了爱情的爱已被完全遗忘——它已在战争的死亡中萎缩,被附近劳改营的铁丝网扼杀,被北风冻僵。如果还有爱情存在,那也只有一种存在方式:罪恶的爱。”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三个少年沿着初春解冻的河流走来,十六岁的萨姆海走在前面,拖着残腿的乌德金则总是落在后面,三个人虽然走在一起,并一同欣赏了外形中有一种女性气息、内里则折叠着秘密的精致结构的“卡尔克根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之路将完全重合,不,他们是带着各自的背景前来会合的,短暂聚拢之后,每个人还将追逐自己的命运之神,朝不可知的未来奔去。
小说第二部分的主题是西方文化的“侵略”,而电影恰恰是这支远征大军的先锋。在看过一部由一条鲨鱼开头并以女人大腿结束的法国电影之后,“我获救了”。“贝尔蒙多向这个少年和蜷缩在心旁的死鸟(他的爱情梦)伸出了手……他甚至分析了一个年轻的诱惑者在迈出艳遇的第一步时可能面临的失败和失望”。于是,在我眼前那个看似不可能弥合的深渊消失了,“我”又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之上。
“我们生活的世界建立在令人心力交瘁的目的性上……差点被未来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变成无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贝尔蒙多来了,带着他那些没有任何目的的伟绩,毫无目标的成就,没有动机的英雄主义……”正是通过电影,萨姆海在与疼痛毫无希望的斗争中发现了苦涩的美丽。而今后,他将只想着斗争的美丽而进行斗争。而乌德金的眼神也不再充满嫉妒、绝望与无可奈何,闪射出来的是宁静祥和之光。他开始构思诗句,为了那个车站徘徊的女人。而“我”在火车上则见到一个真实的“西方女人”,她泰然自若的神态让我震惊,一丝微笑掠过她的面庞——“这是爱河在解冻”,“我”从她唇上读出这一信息。我们正在穿越爱河。正是通过电影,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们是自己梦幻的主角:情人、战士、诗人。”
小说的第三部分,前面闪现过的奥尔嘉从朦胧背景中裸露出来。“我知道你们会说我是一个老疯子……我的疯狂在于见过巴黎……”上世纪初的巴黎是艺术圣殿上美幻绝伦的“流动的圣节”,充溢着普鲁斯特品尝过的椴木花茶的气味。正是这种气味帮助“我”发现了西方。渐渐地“我还觉得自己是个西方人——一个用高贵的思维来阐释欲望、爱情和女人胴体的人”。
小说第四部分,场景切换到纽约“布莱登海滩”俄罗斯聚居区,“分崩离析的帝国的孩子们来到了希望之乡,在这里重逢,纷飞的白雪勾起了回忆,带来了忧伤。”“乌德金,我,还有其他许多人……我们写着颠覆性的书籍,怀疑并抗议着。用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话语去推动的迟钝木讷的钟摆,渐渐地,这个历史的钟摆开始回应我们的努力。它越来越自由地在帝国上空摇摆,这往复的钟摆开始变得具有危险性。直到有一天,这令人目眩的钟摆将我们卷入它的轨道,将我们抛出帝国的疆界,抛向神秘的西方海岸。”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注意到了钟摆——历史的钟摆——“变得疯狂——抑或变得更自由?它将帝国自身摧毁……而今天,尽管我们拥有那么多西方睿智,我们还是不懂被宰杀的狼眼里那滴冰冷的眼泪,不懂嵌着巨大铁钉的百年老松表皮下静静的生命,也不懂那个坐在冰雪覆盖下的枞木屋中的火炉旁,为某个无形的人歌唱的红发女人的寂寞……”
显而易见,本书是一部成长小说,截取了成长过程中十四至十六岁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正是这一阶段决定了一个人成为他原本所是的那个人。童年时代的特殊经历像充满汁液的根茎,虽然经受了长期的堙埋与忽视,但随着春天的到来,它终于勃然而发,当所有生命的欢笑与哭泣都开始驯顺地跃入生活的流水,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惊讶、振奋并揪心的时刻呀!
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本书虽以爱情为主题,但它呈现出来的既不是爱也不是情,而是青春本能的冲动,是夜幕遮盖下的强大的本我的觉醒,正是在女人肉体的汗湿中“我”发现了自我,也失去过自我,但在“西方”的帮助下又找回了自我。“西方”在这里并不单纯表现为某种具有渗透力的文化,它更多地象征着梦想、自由与自我。它意味着某种具有审美趣味的生活。贝尔蒙多的电影与其说是帮助他们认识了爱情,毋宁说是启发他们领悟人生。逃出政治话语的圈子,追求“情话”,这不仅是向极权者挑战的途径,也是个性解放,复归自我的过程。
处在蛮荒地带的“我”向往“世界的首都”——巴黎,这一“向往”是如此自然,却又超乎自然,甚至为自然所蔑视;是如此温馨,却带有一块根茎还未萌发即被小刀切开的酸楚;这样一个失去国籍即不再寻求国籍的追寻者,这样一个进入女人肉体就试图回避女人心灵的占领者,这样一个用肩膀去推动帝国的钟摆却被钟摆击打得无处可归的反抗者,能不向往巴黎吗?这应该说是浪漫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的一次爆发,是后现代的诗歌激情的又一次宣泄,正如笔者在诗中所写——“我要再开一次恶毒的花,配以野蛮的大地!”——不是吗?大地可能会剥夺我们的果实,但它从来也不拒绝给我们的尸体提供一个较为真实的位置。想一想浪漫主义的鼻祖夏布多里昂吧,这位地道的巴黎人却离开了巴黎,离开了欧洲政治与军事斗争的舞台,把脚步朝原始的蛮荒迈去,他找到了造物主赋予的天真得到完整保留并不断光大的民族,那些善良却被白人剥夺了家园并在广袤原野上到处漂泊的印地安人,他们背着祖先的遗骨,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追逐着日出与日落,妄图使先人的高贵诫命不至于彻底沦落为神话或传说。同样,我们又怎能把劳伦斯遗忘呢?不正是他,使我们相信世界上还有“善良的野人”存在!毫无疑义,西方也有她的叛逆者,也有执意寻找质朴的没有被文明污染的心灵的探索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以埋葬西方文明为目的,而是想发现一种与之对抗的力量,建立某种诗意的为原始人性所支持的平衡。西方与东方,在艺术的领域中不再是作为相互抵御、相互侵略、相互毁灭的两种质素而出现,而体现为更高层次的融合,更高境界的渗透,更高意志的同盟。
本书虽然带有回忆的外形,但也仅是回忆而已,反思的悲痛还没有找到这里,因此,所谓爱情不过是某种感性的流体,并没有上升或下陷到理性的宁静之中,当然更不必说是信仰之境的纯净与广袤了。这可能是由于作者还比较年轻的缘故,但以笔者之见,更重要的是:某个令人神往的变化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诗的创造力也没有被唤醒。那些女人,是导致他走向成熟变得邪恶的因素,却没有上升为唤醒他身上诗性并使之成为诗人的契机。他经过的女人太多以至于没能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性情忧郁的审美者。而真正的诗人只拥有一位恋人,她是他的痛苦之源,他却因拥有这一源泉而幸福,如果这一源泉汩汩不息,他的幸福也就没有止境;如果这一痛苦减轻了,他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当这加倍的痛苦强烈到极度,就会融合到原在的痛苦之中。他其他的痛苦都止息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养育这唯一值得痛苦的痛苦,或者说值得祝福的幸福,仿佛在他身体的某一部位长有一个永不弥合的伤口,以至于他身体其余部位的血液都要朝这里缓缓集中一样。因之,这本富有散文诗韵味的小说却不能算是一位诗人的作品,如果我们确实感觉到了理解爱情的需要,感觉到了重新回到《雅歌》时代的需要,感觉到了爱情与诗歌应该共生的需要,甚至每个人都应该在爱河里诗意栖居的需要,我们就必须到莎士比亚、克尔凯戈尔、普鲁斯特构建的大厦中去,正是在这些根植原始人性的大厦的庇护下,某种植物还没有完全失去她原本具有的自然的精致结构与艺术化了的生命的纯真。
(《初渡爱河》,安德烈·马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0年7月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