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许有人不信，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近代资本主义行列，最初的思想武器竟然是朱熹的“尊王”学说和王阳明的学说。大家知道，明治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时期。指导这一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普遍精神，是所谓“和魂洋才”。涩泽的经济伦理观，或“士魂商才”说，不过是这一普遍精神在工商业的折射。在这里，已经被儒化了的日本人自觉地利用传统的文化力量，发挥本体文化的整合作用，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号召机制，以此投入到了现代化事业，终于挤上了19世纪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末班车。
　　日本有个大实业家叫涩泽荣一，他全面发挥了儒家的经济伦理观，对明治时代的日本工商业曾产生巨大影响。他的经济伦理观被形象地概括为“《论语》加算盘”，而他自己则称之为“道德经济合一”或“义利两全”说。他强调：“真正的经营商业者不能出自私利私款，而是出自公利公益，公利和私利是一体的。”要实现“正义的富”，这是儒家道德许可的；儒家反对不义而富贵，反对“淫于富贵”，要在“义”的指导下求“利”。因此他常把中国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挂在嘴边。儒家的义利之辩在他那里被转化为超越单纯的利，为“义”，即富国强兵的民族使命求利求富的“道”。值得注意的是，涩泽荣一的这些说法并不只是唱唱高调，他有以此信条创办500余家企业的成功实践。
　　近代西方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但中国文化的生命并未就此断绝,反与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结合，焕发出一种极强烈的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文化精神。
　　与涩泽荣一同时代的张謇曾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子。中年以前，他汲汲于科场功名，41岁上，才以状元身份走完漫长的科举入仕之途。两年后，受中国甲午之役战败的刺激，张謇毅然放弃仕途，回乡创办纱厂，开辞职下海之先河。为筹募办厂资金，张謇奔走数载，不惜以状元之清贵，多方告贷，百般周旋，屈辱备尝。几度功败垂成，甚至萌生自杀之念，幸而有志者事竟成，纱厂终于开张且获利甚丰。此后，张謇又创办了企业二十余家，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大企业。纱厂盈利之际，张謇即本着“父实业而母教育”的救国方略，拨款筹办南通师范，此后，大、中、小学，乃至戏剧学校、盲哑学校、幼稚园等等，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说过：“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謇之功，于民族国家而为后人赞誉者，又岂只轻工业一件。饶有兴味的，是张謇从一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转变为大实业家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儒家经济伦理。或者说，在张謇身上，儒家传统文化如何激发了近代企业家精神。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儒生就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儒家的理想从来不在天国彼岸，也不在涅槃极乐境界，而在于此生此世行此道。在古代社会，道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尘世建起大道流行的理想王国。到了现代，经济发展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王国的根本途径，“道”的指向也由政治教化转向了殖产兴业。由此生发出的创业精神，是一种超越于一般营利动机之上的更高价值观。从张謇创办实业和教育事业的行动，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以道自任的儒家君子传统和救国救民的时代要求的完美结合。
　　儒家传统不仅可以生发企业家的文化精神，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的执业伦理，它所倡导的“事思敬”的敬业精神，奋发有为的进取心态，克勤克俭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无不与现代执业要求相契合。商之《盘铭》曰：“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以此经营现代企业，与美国清教徒富兰克林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在精神上几无分别，在意义上却有文野之别。我们也许更愿意像日本企业家土光敏夫那样，采用自己祖先的语录作为座右铭。
　　理性化是韦伯所推崇的另一种现代精神。与西方人偏重于形式理性，即“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相反，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注重本质意义上是否合理的实质理性。孟子曰：“子为父隐，妻为夫隐，直在其中矣。”这里所表达的亲亲原则，正是这种实质理性的表现。它首先体现在人们的家庭关系中；而家庭关系，在中国及东亚社会，对其他的社会关系具有普遍的范式意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无非是齐家之术的延伸。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生，家庭关系的模式也自然而然地渗入了企业关系的形成和处理。这种家庭模式的企业形态，无论是在韩国、台湾、香港，还是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都表现得十分鲜明。而把这一特色运用得最为得法的，则是日本的大企业。鼓吹富国之说的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则大力主张以“《论语》加算盘”作为兴建企业的起点。据说日本人认为松下幸之助无愧“儒商”，他创办的高层经理人员研修学院里，指定的两部教材就是《论语》和《三国志》。
　　有意思的是，70多年前，正当中国知识界为振兴极弱积蔽，而争论究竟该“保存国粹”还是“全盘西化”时，远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陈寅恪先生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中国人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究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能复用。所谓实学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事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也。”①
　　这无疑是大胆的预言。在进入新世纪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预言的曙光。但同时，如果我们忘记了儒、士或者知识分子所以存在的使命，这种富裕带来的优越，无非如历史上艳称的文景、贞观、开元或康乾盛世一样，转眼即为昨日黄花。陈先生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可称为今日之“儒商精神”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