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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而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的操控。本文运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集中探讨意识形态对于Slaughterhouse Five 的翻译过程的操纵。本人在对Slaughterhouse Five 与《五号屠场》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发现译文中存在一些“迁移（shift）”现象，而这些迁移现象正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进行操控造成的，是译者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妥协的结果。
关键词：《五号屠场》; 意识形态; 操控
一、引言
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摆布》（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勒菲弗尔对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相互作用作了阐明：在任何层面的翻译过程中，如果语言因素与意识形态或诗学发生冲突，那么往往后者会占上风(On every level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can be shown that, if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enter into conflict with considerations of an ideological and/or poetological nature, the latter tend to win out.(Lefevere 1992a: 39))。因此，为了使译作与改写者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使译作得到目的语社会的认可，并尽可能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本文以《五号屠场》的中译本为例，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或者译者的操控。
二、对《五号屠场》的解读
《五号屠场》是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最有影响的小说。小说一问世便以其重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成为畅销书，确立了冯内古特在当代美国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五号屠场》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在这部作品中，冯内古特突破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用闹剧的形式演绎战争，运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达了对战争和社会的看法。他视战争为人类的“屠场”，宣示了战争全无理性的荒谬、极富破坏的残酷与反人性的强暴。同时，作者还将笔触深入到美国社会、世界和人类。对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进行深刻的揭露，对人类自毁生存环境的行径加以嘲讽和谴责，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又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由于作者亲历了二战，并被德军俘虏，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德累斯顿大屠杀。因此其作品情节描述极其详细、具体、生动，对人物的刻画也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在战争中美国社会的各类人物的形态。另外，由于二战带给人们的创伤，在六十年代末的美国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反战情绪。《五号屠场》一经问世其反战主题就迎合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迅速成为了畅销书。
三、意识形态对《五号屠场》译介的操控
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化转向”， 其视点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或者文学文本，而是更多地考虑到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的大语境下加以认识。美国学者勒菲弗尔采取文化研究的模式，认为翻译就是“文学评论、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纂文集”等众多改写形式中“最容易辨别出来的一种形式”（Lefevere,1999:9）,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而文学（包括文学翻译等各种改写形式）是其中的一个系统。对文学系统有两个制约因素：一个是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也就是从事文学工作的职业工作者，如评论家、教师、翻译家。他们有时可能会扼杀某些文学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符合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或诗学。但是他们做的更多的是改写文学作品，使之符合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的诗学和意识形态。另一个因素是在系统外部起作用的赞助人，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改写能施加影响的各种权利。如个人势力、宗教集团、政治团体、社会阶级、皇家宫廷、出版社、传媒机构以及规范文学发行和文学理念推广的制度等等。
勒菲弗尔通过把翻译作为译入文化的译作加以研究，考察文本与文本外的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中，勒菲弗尔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意识形态,在这里意识形态指译者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For Lefevere,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one，which in this case refers to the translator’s ideology, or the ideology imposed upon the translatorby patronage (Munday, 2001:130)）意识形态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形式、惯例和信念（that grillwork of form, convention, and belief which orders our actions (Munday, 2001:129)）。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框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赵彦春，2005：23）。译者必须在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取得妥协，一方面，译者要使其他译者相信他无愧于翻译家的职业，同时其译作又不能违反意识形态（许均，2000：162）。意识形态也体现为读者的需要——“读者的需要不仅影响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它实际从根本上引导译者的翻译，使译者做出决定译文最终形式的选择”（Bassnett & Lefevere 1998：4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决定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
从《五号屠场》的译作中可以看到，赞助者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与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分别对翻译活动进行了操控。
（一）、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对《五号屠场》译介的操控
《五号屠场》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为云彩、紫芹，出版时间为1998年。从紫芹的代译序中可以看出译者充分意识到了原作者冯内古特的艺术创新，“新现实主义作家所反应的现实，好比哈哈镜里所反映的现实。你从哈哈镜里所看到的一切，难道不使你感到能指与所指大大地错位吗？所谓后现代小说，其最大的特色也在于此。冯内古特的艺术创新也在于此”（云彩、紫芹、曼罗，1998：3）。从译序中也能看出译者译此作的目的是为了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从内省、新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角度来研读《五号屠场》……使我们的作家能从中获得艺术创新的启迪，领悟冯内古特为何能‘通过文学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道理”（1998：4）。事实上，这是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在九十年代的和平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是反战情绪，而是各方面的和平发展。文学系统为了发展则需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五号屠场》译作正是迎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为目的进行翻译的。
从译作可以看出，译者充分考虑到了原作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严格遵从了原作的叙事结构，在译作中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叙述手法、黑色幽默、拼贴、意识流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必要时，译者还作了注解。例如原作运用了元小说“露迹”的叙述手段，将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统一为一体。译者在翻译过程出，为了突显这种新的叙述手段，在运用“露迹”的地方一一加了注解：
例1：I was there. So was my old war buddy, Bernard V. O’Hare.（P67）
译文：我去过那儿，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也去过那儿。(P53)
注：冯内古特假托的作者雍永森在书中露面。
例2：That was I. That was me. That wa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P125)
译文： 那人就是我，本书的作者。（ P98）
注： 作者又在书中露面。
例3：If what Billy Pilgrim learned from the Tralfamadorians is true… I am not overjoyed.
译文：如果毕利皮尔格利姆从541号大众星生物那儿学来的道理是对的话……我对此却并不过分高兴。
注：作者再一次在书中露面。
然而，虽然译者力图再现原作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但文章中却出现了多处删节的现象。例如作品第二章刻画韦锐这个人物，他拥有一幅关于一个女人和一匹马的色情图片，对这幅色情图片的描述长达240字，而译者却删去不译。在第三章、第九章中又出现了有关这幅图片的叙述，译者还是删去未译。冯内古特刻画的韦锐这个人物是要表现出荒谬的世界造成的人的异化。韦锐是个丧失了信仰，道德沉沦，人性扭曲的人。而这幅关于女人和马的色情图片，足以将对其扭曲的人性描述推向顶峰。同时，对这幅图片的描述中涉及到了对宗教的讽刺，因此，如若要忠实再现原作的话，这段描写是不应该删去的。再如第五章中当毕利和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谈到性时，大众星上的生物告诉毕利地球上不下于七种性，对于这段一百四十五字的描述，译者也删去未译。而其中部分叙述手法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色：
例4： They told him that there could be no Earthling babies without male homosexuals. There could be babies without female homosexuals. There couldn’t be babies without women over sixty-five years old. There could be babies without men over sixty-five. There couldn’t be babies without other babies who had lived an hour or less after birth. And so on.
如果译者要再现原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这一段也是不应该删去不译的。
译者删节的地方还有第五章中有关毕利和妻子的性爱描写（P118）、第六章中关于女孩洗澡的描写（P158）以及第九章中关于性的描写（P200，P204）。
所有删节处都或多或少与性有关，这些有关性的描写对作品是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译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段落的价值，之所以删去了所有有关性的描述，是因为受到了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制约。译者考虑到了译入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历来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很少公开谈性。而原作中公然涉及到的非正常的性无疑是对道德上的震撼。将其一字不漏地译出中国读者未必会接受。此外，在社会主义中国，原作中的有关性的描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与共产主义宣传的教育背道而驰。因此译者选择性地将有关性的描述删除不译。这是译者在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进行的妥协。译者在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作出了顺应社会文化趋势的翻译策略。
（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五号屠场》译介的操控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系统看法和见解”（赵彦春，2005：23）。德国莱比锡学派翻译理论的奠基人卡德（O.Kade）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受社会环境制约并为社会意向服务的言语活动（转引自朱秋达，2001：85）。译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其语言必然受到自身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也就是说译者的生长环境、历史时代、年龄职业等诸多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到译者的意识形态，不同译者的不同意识形态又决定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五号屠场》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主要体现在对粗俗语的翻译。
《五号屠场》中的人物刻画是淋漓尽致的。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反英雄”的形象，他们生活在变态的社会里，命运坎坷，任凭权威力量的支配，身心备受无端的折磨，变成言行古怪、人性扭曲的“荒诞人”。冯内古特为了表现人性的异化，在作品中运用了很多粗俗的话语。译者在翻译这些粗俗话语时却都进行了淡化处理。
例5：“Get out of the road, you dumb motherfucker.” The last word was still a novelty in the speech of white people in 1944. It was fresh and astonishing to Billy, who had never fucked anybody.( P34)
译文：“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这么骂过。(P28)
例6：“Saved your life again, you dumb bastard,” Weary said to Billy in the ditch.（P34）
译文：“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P29）
例7：He had told the scouts to wait while he went back for the college bastard.(P42)
译文：他告诉两个侦察兵等等他，他要回去找那个大学里的小家伙。（P34）
以上三个例子中的粗俗话出自韦锐之口。韦锐是人性异化的典型代表。他粗俗、残忍，对凶杀和酷刑兴趣浓烈。冯内古特让韦锐说出这样的粗俗话语，是为了更加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性格。而译者笔下的韦锐，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8：Their penises were shriveled and their balls were retracted.（P84）
译文：他们的生殖器收缩了。（P66）
例9：Billy took his pecker out, there in the prison night, and peed and peed on the ground. (P124)
译文：他解开裤子，在俘虏营的夜色之中哗哗哗地朝地上小便。（P97）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对粗俗语都进行了淡化处理。从译者对原作的把握来看，译者不可能意识不到冯内古特使用这些粗俗语的用意。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翻译策略，是因为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制约。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对于粗俗话是持排斥态度的，修养越高的人就越不可能说粗俗话。译者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无法译出原汁原味的粗俗话来。
四、结语
通过对《五号屠场》中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制约着翻译活动。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译者会在翻译活动中进行妥协。而只有充分意识到译者作出的妥协，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评判翻译活动。
参考文献:
[1]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许均. 当代美国翻译论集[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云彩 紫芹 曼罗. 五号屠场•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4]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朱秋达. 语言的社会变体与翻译[J]. 外语学刊，2001（4）
[6]Mu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7]Vonnegut,Kurt. Slaughter House Five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Inc,1969
关键词：《五号屠场》; 意识形态; 操控
一、引言
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摆布》（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勒菲弗尔对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相互作用作了阐明：在任何层面的翻译过程中，如果语言因素与意识形态或诗学发生冲突，那么往往后者会占上风(On every level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can be shown that, if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enter into conflict with considerations of an ideological and/or poetological nature, the latter tend to win out.(Lefevere 1992a: 39))。因此，为了使译作与改写者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使译作得到目的语社会的认可，并尽可能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本文以《五号屠场》的中译本为例，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或者译者的操控。
二、对《五号屠场》的解读
《五号屠场》是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最有影响的小说。小说一问世便以其重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成为畅销书，确立了冯内古特在当代美国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五号屠场》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在这部作品中，冯内古特突破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用闹剧的形式演绎战争，运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达了对战争和社会的看法。他视战争为人类的“屠场”，宣示了战争全无理性的荒谬、极富破坏的残酷与反人性的强暴。同时，作者还将笔触深入到美国社会、世界和人类。对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进行深刻的揭露，对人类自毁生存环境的行径加以嘲讽和谴责，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又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由于作者亲历了二战，并被德军俘虏，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德累斯顿大屠杀。因此其作品情节描述极其详细、具体、生动，对人物的刻画也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在战争中美国社会的各类人物的形态。另外，由于二战带给人们的创伤，在六十年代末的美国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反战情绪。《五号屠场》一经问世其反战主题就迎合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迅速成为了畅销书。
三、意识形态对《五号屠场》译介的操控
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化转向”， 其视点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或者文学文本，而是更多地考虑到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的大语境下加以认识。美国学者勒菲弗尔采取文化研究的模式，认为翻译就是“文学评论、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纂文集”等众多改写形式中“最容易辨别出来的一种形式”（Lefevere,1999:9）,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而文学（包括文学翻译等各种改写形式）是其中的一个系统。对文学系统有两个制约因素：一个是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也就是从事文学工作的职业工作者，如评论家、教师、翻译家。他们有时可能会扼杀某些文学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符合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或诗学。但是他们做的更多的是改写文学作品，使之符合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的诗学和意识形态。另一个因素是在系统外部起作用的赞助人，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改写能施加影响的各种权利。如个人势力、宗教集团、政治团体、社会阶级、皇家宫廷、出版社、传媒机构以及规范文学发行和文学理念推广的制度等等。
勒菲弗尔通过把翻译作为译入文化的译作加以研究，考察文本与文本外的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中，勒菲弗尔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意识形态,在这里意识形态指译者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For Lefevere,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one，which in this case refers to the translator’s ideology, or the ideology imposed upon the translatorby patronage (Munday, 2001:130)）意识形态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形式、惯例和信念（that grillwork of form, convention, and belief which orders our actions (Munday, 2001:129)）。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框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赵彦春，2005：23）。译者必须在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取得妥协，一方面，译者要使其他译者相信他无愧于翻译家的职业，同时其译作又不能违反意识形态（许均，2000：162）。意识形态也体现为读者的需要——“读者的需要不仅影响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它实际从根本上引导译者的翻译，使译者做出决定译文最终形式的选择”（Bassnett & Lefevere 1998：4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决定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
从《五号屠场》的译作中可以看到，赞助者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与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分别对翻译活动进行了操控。
（一）、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对《五号屠场》译介的操控
《五号屠场》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为云彩、紫芹，出版时间为1998年。从紫芹的代译序中可以看出译者充分意识到了原作者冯内古特的艺术创新，“新现实主义作家所反应的现实，好比哈哈镜里所反映的现实。你从哈哈镜里所看到的一切，难道不使你感到能指与所指大大地错位吗？所谓后现代小说，其最大的特色也在于此。冯内古特的艺术创新也在于此”（云彩、紫芹、曼罗，1998：3）。从译序中也能看出译者译此作的目的是为了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从内省、新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角度来研读《五号屠场》……使我们的作家能从中获得艺术创新的启迪，领悟冯内古特为何能‘通过文学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道理”（1998：4）。事实上，这是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在九十年代的和平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是反战情绪，而是各方面的和平发展。文学系统为了发展则需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五号屠场》译作正是迎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为目的进行翻译的。
从译作可以看出，译者充分考虑到了原作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严格遵从了原作的叙事结构，在译作中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叙述手法、黑色幽默、拼贴、意识流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必要时，译者还作了注解。例如原作运用了元小说“露迹”的叙述手段，将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统一为一体。译者在翻译过程出，为了突显这种新的叙述手段，在运用“露迹”的地方一一加了注解：
例1：I was there. So was my old war buddy, Bernard V. O’Hare.（P67）
译文：我去过那儿，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也去过那儿。(P53)
注：冯内古特假托的作者雍永森在书中露面。
例2：That was I. That was me. That wa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P125)
译文： 那人就是我，本书的作者。（ P98）
注： 作者又在书中露面。
例3：If what Billy Pilgrim learned from the Tralfamadorians is true… I am not overjoyed.
译文：如果毕利皮尔格利姆从541号大众星生物那儿学来的道理是对的话……我对此却并不过分高兴。
注：作者再一次在书中露面。
然而，虽然译者力图再现原作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但文章中却出现了多处删节的现象。例如作品第二章刻画韦锐这个人物，他拥有一幅关于一个女人和一匹马的色情图片，对这幅色情图片的描述长达240字，而译者却删去不译。在第三章、第九章中又出现了有关这幅图片的叙述，译者还是删去未译。冯内古特刻画的韦锐这个人物是要表现出荒谬的世界造成的人的异化。韦锐是个丧失了信仰，道德沉沦，人性扭曲的人。而这幅关于女人和马的色情图片，足以将对其扭曲的人性描述推向顶峰。同时，对这幅图片的描述中涉及到了对宗教的讽刺，因此，如若要忠实再现原作的话，这段描写是不应该删去的。再如第五章中当毕利和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谈到性时，大众星上的生物告诉毕利地球上不下于七种性，对于这段一百四十五字的描述，译者也删去未译。而其中部分叙述手法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色：
例4： They told him that there could be no Earthling babies without male homosexuals. There could be babies without female homosexuals. There couldn’t be babies without women over sixty-five years old. There could be babies without men over sixty-five. There couldn’t be babies without other babies who had lived an hour or less after birth. And so on.
如果译者要再现原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这一段也是不应该删去不译的。
译者删节的地方还有第五章中有关毕利和妻子的性爱描写（P118）、第六章中关于女孩洗澡的描写（P158）以及第九章中关于性的描写（P200，P204）。
所有删节处都或多或少与性有关，这些有关性的描写对作品是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译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段落的价值，之所以删去了所有有关性的描述，是因为受到了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制约。译者考虑到了译入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历来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很少公开谈性。而原作中公然涉及到的非正常的性无疑是对道德上的震撼。将其一字不漏地译出中国读者未必会接受。此外，在社会主义中国，原作中的有关性的描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与共产主义宣传的教育背道而驰。因此译者选择性地将有关性的描述删除不译。这是译者在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进行的妥协。译者在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作出了顺应社会文化趋势的翻译策略。
（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五号屠场》译介的操控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系统看法和见解”（赵彦春，2005：23）。德国莱比锡学派翻译理论的奠基人卡德（O.Kade）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受社会环境制约并为社会意向服务的言语活动（转引自朱秋达，2001：85）。译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其语言必然受到自身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也就是说译者的生长环境、历史时代、年龄职业等诸多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到译者的意识形态，不同译者的不同意识形态又决定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五号屠场》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主要体现在对粗俗语的翻译。
《五号屠场》中的人物刻画是淋漓尽致的。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反英雄”的形象，他们生活在变态的社会里，命运坎坷，任凭权威力量的支配，身心备受无端的折磨，变成言行古怪、人性扭曲的“荒诞人”。冯内古特为了表现人性的异化，在作品中运用了很多粗俗的话语。译者在翻译这些粗俗话语时却都进行了淡化处理。
例5：“Get out of the road, you dumb motherfucker.” The last word was still a novelty in the speech of white people in 1944. It was fresh and astonishing to Billy, who had never fucked anybody.( P34)
译文：“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这么骂过。(P28)
例6：“Saved your life again, you dumb bastard,” Weary said to Billy in the ditch.（P34）
译文：“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P29）
例7：He had told the scouts to wait while he went back for the college bastard.(P42)
译文：他告诉两个侦察兵等等他，他要回去找那个大学里的小家伙。（P34）
以上三个例子中的粗俗话出自韦锐之口。韦锐是人性异化的典型代表。他粗俗、残忍，对凶杀和酷刑兴趣浓烈。冯内古特让韦锐说出这样的粗俗话语，是为了更加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性格。而译者笔下的韦锐，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8：Their penises were shriveled and their balls were retracted.（P84）
译文：他们的生殖器收缩了。（P66）
例9：Billy took his pecker out, there in the prison night, and peed and peed on the ground. (P124)
译文：他解开裤子，在俘虏营的夜色之中哗哗哗地朝地上小便。（P97）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对粗俗语都进行了淡化处理。从译者对原作的把握来看，译者不可能意识不到冯内古特使用这些粗俗语的用意。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翻译策略，是因为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制约。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对于粗俗话是持排斥态度的，修养越高的人就越不可能说粗俗话。译者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无法译出原汁原味的粗俗话来。
四、结语
通过对《五号屠场》中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制约着翻译活动。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译者会在翻译活动中进行妥协。而只有充分意识到译者作出的妥协，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评判翻译活动。
参考文献:
[1]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许均. 当代美国翻译论集[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云彩 紫芹 曼罗. 五号屠场•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4]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朱秋达. 语言的社会变体与翻译[J]. 外语学刊，2001（4）
[6]Mu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7]Vonnegut,Kurt. Slaughter House Five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Inc,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