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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视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以语言为载体呈现文化的局面。“形象”在视、听的官能刺激下逐渐清晰，并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主要位置。贵州地处偏远，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文化发展时需要更加方便和更易接受的传播方式的帮助。影视无疑是首选的方式之一。《滚拉拉的枪》以原生态电影手法，诗意地呈现着贵州文化，展现了苗族部落的文化信仰、生活习俗，是当下影视对贵州文化进行传播的成功案例。
[关键词] 影视 文化 贵州 《滚拉拉的枪》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14
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最为真切地表达了文化对人的巨大影响和意义。“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总和。文化是我们的主观自我，与我们的共同生活，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阶层，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式与内容。文化是我们的观念的表达方式。观念支配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去行动、去创造我们生活的价值。”[1]而在当下“视觉文化”时代背景下，“诗书”已经让位给以影视艺术为代表的“影像”。影视是一种视听综合的镜语，直观、通俗易懂、受众广，通过影视形式来表现文化意蕴，大众能够快速有效地促进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在娱乐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影视又以其可看性强、娱乐性、大众性征服了观众的眼球，尤其是贵州这样地处西部偏远落后地区，人们对其了解的途径大多是新闻、广播、影视等的传播。
贵州拥有特殊的地理地貌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因此有着丰富影视创作素材和题材，《黄齐生与王若飞》、《贵州道上》、《岁岁重阳》、《民办教师》、《瀑布边的布依娃》、《小桥流水》、《遵义会议》、《杨虎城的最后岁月》、《邓小平在1950》、《周恩来在贵阳》、《日子如水》、《夜郎王》、《敌营十八年》、《蹉跎岁月》、《奢香夫人》等等，让贵州电视剧广获好评，放出异彩。但真正能够反映贵州地区文化的影视剧作仍然十分稀少，在“影像”成为宣传文化最佳方式的当下，如何将文化巧妙地融入影片，借以达到宣传“贵州形象”的目的是导演、文化学者、地方官员应该思考的重点。宁敬武的作品《滚拉拉的枪》，凭借诗意的画面、平静的故事叙述、浓厚的文化意蕴、导演的人文关怀，生动地展现了贵州岜沙苗族最本真、最质朴的苗寨文化，谱写了岜沙苗族淳朴温馨的人性美。是近年来少有的最能反映和宣传贵州文化的优秀影片。
一、淳朴自然的诗意风格
《滚拉拉的枪》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叙滚拉拉在即将行成人礼之前寻找父亲的故事。影片以零度视角切入，对于故事情节作淡化处理，回避了强烈的戏剧冲突，画面饱含深情，富有诗意。
（一）平静叙事，情在其中。运用平行蒙太奇展现诸多插曲与内涵：贾古旺南下广州打工已回苗寨，奶奶上城当首饰为滚拉拉支付造枪钱，滚拉拉在经历一系列事情之后“成人”各自寻父、思念奶奶而回归苗寨，并在为贾古旺送葬时唱指路歌。
影片以溪边遭遇猎人吴巴拉、帮忙苗寨收稻子、救助苗寨失火村民、学指路歌等事件为主人公行动轨迹。叙事采用去（寻父）——来（归家）的线段式结构，塑造的人物经历简单、性格单纯。影片穿插的吴巴拉还不起银行贷款而深居森林、失火的家庭、贾古旺的意外死亡等故事，避免给观众以强烈的冲击，营造出一种淡远的愁绪和思考，但却饱含深情。
（二）虚实相生，意在象外。影片采用原生态电影手法，对于滚拉拉寻父故事本身的虚构，对于滚拉拉经历、行为的真实展现，采用本色演员，自然调景，纪录生活的真实，反映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的境况。整片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一部剧情片，而是一部记载文明部落下的人类学著作。聚集的苗寨，木质结构的房子、45度的瓦片铺盖、蜿蜒的石板路、青山翠树、金黄的稻田，收割之后的一畦畦梯田、宁静的村寨、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晨鸡报晓、竹筒饭、腰刀、一家人轻松愉快的劳作歌唱、村民亲自浆染苗服、举办成人礼、树神崇拜、生命树、各种各样的唱歌；清晰简单的叙事结构，轻松愉快的“行走”风格，沿途的人、物、景完美结合，形成一幅幅秀丽淡远的景观生活。影片构建的是象征体系，包括岜沙苗寨、苗民、苗语、苗歌、形象、社会规范、文化信仰等。突出民族文化形式与社会结构，还原中国唯一的带枪部落的社会身份与权力归属，以身体形式和心灵形式绘制出苗族人民生活经验之图，借以凝视他者。
二、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蕴
影片真实再现了岜沙苗族的生存与生活，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彩与独特表现得淋漓尽致。涉及苗族的文化阐释：成人礼、苗歌、古训，生命树、树神崇拜等巫文化。
（一）成人礼。苗族中凡年满15周岁的男子都要举行隆重的成人礼。成人礼在仪式中形成正式的符号学意蕴。首先就是请巫师占卜，选定一个吉日。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的准备，绣新衣服、新腰带、背篓、腰前系的包等，最为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枪，这枪标志着男人的成熟、力量上的成熟和人格上的成熟。吉日当天，须在专门的场地举行仪式，由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典礼，通常由寨老担当。首先是神灵祈祷，以树为神。继而剃发，用镰刀剃出成年男子的发型。并庄重地换上成年男子的衣服。一切流程妥当之后便是庆祝，青年男女穿上艳丽的服装，大家吹着芦笙，载歌载舞。
（二）苗歌。苗歌的类型丰富多样，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歌词。影片中出现的歌曲有10次：影片开头的庆祝歌、贾古旺教会滚拉拉的情歌、为滚拉拉绣腰带的小姑娘唱的飞歌、大伯一家劳动的丰收歌、两个小姑娘为滚拉拉唱的敬酒歌、坝场上的集体情歌对唱、单个男女的幽会情歌、滚拉拉离开大伯家的送行歌、老韦教滚拉拉的指路歌以及滚拉拉给贾谷旺唱指路歌。歌唱被视为苗族人的一项基本技能，苗歌随处可唱、可听。吴巴拉因为不会唱歌，喜欢的姑娘就跟着歌师私奔了。“民间文学，是大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一种语言艺术。它是广大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2]苗歌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独特的语言魅力和文化内涵，代表着民族特色，强烈真实地反映出民众的思维方式、情感、认知。 （三）巫文化。影片中对于苗族的信仰多有书写。苗族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山有山神、树有树神。在回答吴巴拉“是谁在我的山上煮饭？”滚拉拉干脆回答“山是山神的。”树神是苗族的保护神，对于树神尤为看重。片头隆重地拜树神，让孩子认树为爸爸。滚拉拉因为好奇使枪支走火，大人们则要求滚拉拉祈求树神的原谅。滚拉拉在准备寻找父亲离开村庄的时候祈求树神的帮助。每个苗族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生命树。人一出生的时候就种上一棵，死后就用这棵树作棺材。假如去世的人的生命树没有成材，不能做棺，需要征得巫师的同意与亲人互换，葬后不修坟墓，在填平的墓坑直接种上一棵树，意味着生命的回归与延续。
（四）苗服、户棍、苗语、古训。苗族人的服饰都是绝大多数都是手工制作。在寨子里大家都穿苗服，虽然现代文明就在一江之隔的县城，但岜沙苗族依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接受着祖训。衣服是苗族女儿自织、自染、自绣。女红是苗族女子的必备技能，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书写，如女子表达对男子的爱意的方式就是给男子绣腰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于头发，苗族非常重视。影片中的贾古旺在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先进之后，不顾父母的反对悄悄地南下广州打工。贾古旺的传统苗服被置换成西装，传统的长发也不能留，一顶帽子掩盖了户棍，但他告诉滚拉拉他回来后还要穿换下的苗服。贾古旺在憧憬现代文明的同时对于传统文明依然看重，虽然冲着每个月500元的工资而去，但对于在城市生活中不能说苗语、唱飞歌、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叹息不已，回到村寨的村口，贾古旺又从现代文明回归到传统文明。身穿西装的贾古旺担心被村民嘲笑，要求滚拉拉帮他取来苗服。这里是他的根，需要遵循家乡的习俗。现代文明在日益冲击着这座封闭的苗寨，为了和城市人交流他们学会了普通话，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加剧。家乡的落后与城市的巨大差距，金钱的诱惑在不断地扩张。滚拉拉为了拥有自己的一把枪，需要350元，而一捆柴卖5元，除此之外没有经济来源。为了多卖钱，滚拉拉用独轮车代替肩挑，但被寨老制止：“肩担着柴，知道疼吧？你知道疼，树就不知道疼……不让用车推，为的就是不让多砍柴，砍的柴够用就行！……你有用就用车推，他有用要用汽车运，用火车拉，那山不就秃了吗！”苗族人坚守自己的古训“砍柴只能用肩挑”。虽然扛着枪，可是法律规定不能打动物，苗族的传统在现在文明的法律面前被规训了。枪只不过是吴巴拉离不开的一项替代品而已，不承担打猎的功能，仅仅在祭祀仪式上起告知神灵的作用。
三、深切的人文关怀
导演的重心是展现岜沙苗寨的苗民真实的生存生活状态，展现他们的山清水秀、纯情风俗、健康质朴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古风悠然诗意的栖居。体现了导演深厚的人文关怀，对于底层、偏远山村的持续关注。
（一）关心与关注人。在文化建设中应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表达人民情感，反映现实生活。力求做到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服务于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影片始终以知识分子的使命叙说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通过镜语，呈现出偏远少数民族在文明进程中的生活状态。梁漱溟语：“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3]宁敬武的影片很好地践行着，《滚拉拉的枪》反映苗民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自我本真的认识。
（二）尊重与理解人。在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势必在主流文化的席卷下默默消退，无论是作为空间的村寨消亡，还是作为沟通交流的语言和文字，以及作为身份认同的习俗与信仰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蜕变。有的人选择了坚守，有的人选择了快速地融入现代文明。对此，导演是被原生态的景观所吸引震撼，又被苗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在日益发生改变而痛心，他改变不了现实。他唯一做的就是将自己对少数民族的关心融入到影片中，以健康质朴的风格真实纪录人类文明的变迁。他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图腾、神话崇拜。对于坚守文明与融入文明的人们给与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影片中吴巴拉借银行的钱准备种芦柑，最后果树死去无力还债而只好“逃亡”深山。简单的生活、苗歌、自制的米酒、打猎的生活被“外面”的世界迅猛地侵蚀着，自己的语言、神话故事、祖训都在遗忘，唱歌、吃饭、服饰都被外界所改变。在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少数民族的文化难免会在强势话语下失声。对于这种无奈，导演是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对于部分苗民选择不恰当的方式是给予了恰当的理解的。
（三）塑造与表达。片尾语：“它除了是一部剧情片，同时也是人类学的一部珍贵的纪录片，我无力改变世界，只有把握自己的理想，写在这三千米的胶卷上，以图无愧于卑微的人生。”表达了导演真实的想法和理想。导演的理想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展现，是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悲天悯人情怀。他用叙事与画面表述着岜沙苗寨的声音和呼喊。导演塑造着形象，追忆着文明进程中少数民族鲜活的文化，留下了人类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与终极追溯，也表达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忧思。
四、启示与建议
当全民读“书”的盛况不复存在，新的景观社会俨然来到，观众在满足视觉饕餮的观感中猎奇景观之时，在视觉文化背景下如何发展贵州的文化产业当成为学界的焦点。如何驾驭观众这架猎奇的马车？如何有效地将地域文化特色与人文关怀衔接？本文认为，可建构起政府、高校、导演、观众四位一体的影片拍摄发展模式。
政府投入人力、物力，与高校及文化研究部门合作，培养一批优秀的导演、编剧，从源头上提高拍摄主体的素养。贵州文化多元，可以形成多元共生共荣的文化景观，优先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本地特色的宣传。制作者应当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真正地融入少数民族文化氛围，而不是陷入“汉族视角”，仅仅将本地风光、建筑、饮食、民俗、服饰等作为商业卖点。打破艺术与经济二维运转模式，将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哲学等学科纳入影视生产，艺术地表达少数民族的神话原型与图腾崇拜。我们在呈现少数民族文化时应秉承纪录、保护、思考、关注几个基本点，将现象美和理念融合到文化和思想的深度中去，艺术加工地将影片盘活。这样才能带领观众从文化方面深入了解贵州，而不是单纯地满足猎奇心理、视觉盛宴和消费欲望。 综上所述，影片《滚拉拉的枪》独特艺术性在于诗意的叙事风格、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导演的深厚的感情投入与理性哲思。探讨“视觉文化”背景下影片艺术建构与文化发展的契合点在于关注少数民族，透过奇观表达文化哲思。具体的文化发展策略应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体提升导演、编剧素质，加强本地文化宣传。导演在影片拍摄中不能流于商业模式，应选择少数民族视角，发掘其文化内涵。观众则应提高自身素养，去了解、关注少数民族。
本文系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重点项目（编号：研新2012（1））
注释
[1][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1.
[2]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P26.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P24.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陆扬.文化研究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周宪.反思视觉文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1（5）.
[6]李俊.电声光影三十年—贵州电视剧创作巡礼[N]. 贵州日报， 2008-12-7
[7]安燕.民族地区影视产业的创意之维——兼论贵州影视创作的生态空间[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10（6）.
作者简介
刘坤厚（1985—），男，河南信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电影美学。
康莎（1987—），女，苗族，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
洪镱梦（1987—），女，土家族，湖南湘西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电影美学。
李正丽（1989—），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电影美学。
[关键词] 影视 文化 贵州 《滚拉拉的枪》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14
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最为真切地表达了文化对人的巨大影响和意义。“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总和。文化是我们的主观自我，与我们的共同生活，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阶层，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式与内容。文化是我们的观念的表达方式。观念支配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去行动、去创造我们生活的价值。”[1]而在当下“视觉文化”时代背景下，“诗书”已经让位给以影视艺术为代表的“影像”。影视是一种视听综合的镜语，直观、通俗易懂、受众广，通过影视形式来表现文化意蕴，大众能够快速有效地促进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在娱乐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影视又以其可看性强、娱乐性、大众性征服了观众的眼球，尤其是贵州这样地处西部偏远落后地区，人们对其了解的途径大多是新闻、广播、影视等的传播。
贵州拥有特殊的地理地貌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因此有着丰富影视创作素材和题材，《黄齐生与王若飞》、《贵州道上》、《岁岁重阳》、《民办教师》、《瀑布边的布依娃》、《小桥流水》、《遵义会议》、《杨虎城的最后岁月》、《邓小平在1950》、《周恩来在贵阳》、《日子如水》、《夜郎王》、《敌营十八年》、《蹉跎岁月》、《奢香夫人》等等，让贵州电视剧广获好评，放出异彩。但真正能够反映贵州地区文化的影视剧作仍然十分稀少，在“影像”成为宣传文化最佳方式的当下，如何将文化巧妙地融入影片，借以达到宣传“贵州形象”的目的是导演、文化学者、地方官员应该思考的重点。宁敬武的作品《滚拉拉的枪》，凭借诗意的画面、平静的故事叙述、浓厚的文化意蕴、导演的人文关怀，生动地展现了贵州岜沙苗族最本真、最质朴的苗寨文化，谱写了岜沙苗族淳朴温馨的人性美。是近年来少有的最能反映和宣传贵州文化的优秀影片。
一、淳朴自然的诗意风格
《滚拉拉的枪》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叙滚拉拉在即将行成人礼之前寻找父亲的故事。影片以零度视角切入，对于故事情节作淡化处理，回避了强烈的戏剧冲突，画面饱含深情，富有诗意。
（一）平静叙事，情在其中。运用平行蒙太奇展现诸多插曲与内涵：贾古旺南下广州打工已回苗寨，奶奶上城当首饰为滚拉拉支付造枪钱，滚拉拉在经历一系列事情之后“成人”各自寻父、思念奶奶而回归苗寨，并在为贾古旺送葬时唱指路歌。
影片以溪边遭遇猎人吴巴拉、帮忙苗寨收稻子、救助苗寨失火村民、学指路歌等事件为主人公行动轨迹。叙事采用去（寻父）——来（归家）的线段式结构，塑造的人物经历简单、性格单纯。影片穿插的吴巴拉还不起银行贷款而深居森林、失火的家庭、贾古旺的意外死亡等故事，避免给观众以强烈的冲击，营造出一种淡远的愁绪和思考，但却饱含深情。
（二）虚实相生，意在象外。影片采用原生态电影手法，对于滚拉拉寻父故事本身的虚构，对于滚拉拉经历、行为的真实展现，采用本色演员，自然调景，纪录生活的真实，反映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的境况。整片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一部剧情片，而是一部记载文明部落下的人类学著作。聚集的苗寨，木质结构的房子、45度的瓦片铺盖、蜿蜒的石板路、青山翠树、金黄的稻田，收割之后的一畦畦梯田、宁静的村寨、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晨鸡报晓、竹筒饭、腰刀、一家人轻松愉快的劳作歌唱、村民亲自浆染苗服、举办成人礼、树神崇拜、生命树、各种各样的唱歌；清晰简单的叙事结构，轻松愉快的“行走”风格，沿途的人、物、景完美结合，形成一幅幅秀丽淡远的景观生活。影片构建的是象征体系，包括岜沙苗寨、苗民、苗语、苗歌、形象、社会规范、文化信仰等。突出民族文化形式与社会结构，还原中国唯一的带枪部落的社会身份与权力归属，以身体形式和心灵形式绘制出苗族人民生活经验之图，借以凝视他者。
二、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蕴
影片真实再现了岜沙苗族的生存与生活，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彩与独特表现得淋漓尽致。涉及苗族的文化阐释：成人礼、苗歌、古训，生命树、树神崇拜等巫文化。
（一）成人礼。苗族中凡年满15周岁的男子都要举行隆重的成人礼。成人礼在仪式中形成正式的符号学意蕴。首先就是请巫师占卜，选定一个吉日。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的准备，绣新衣服、新腰带、背篓、腰前系的包等，最为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枪，这枪标志着男人的成熟、力量上的成熟和人格上的成熟。吉日当天，须在专门的场地举行仪式，由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典礼，通常由寨老担当。首先是神灵祈祷，以树为神。继而剃发，用镰刀剃出成年男子的发型。并庄重地换上成年男子的衣服。一切流程妥当之后便是庆祝，青年男女穿上艳丽的服装，大家吹着芦笙，载歌载舞。
（二）苗歌。苗歌的类型丰富多样，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歌词。影片中出现的歌曲有10次：影片开头的庆祝歌、贾古旺教会滚拉拉的情歌、为滚拉拉绣腰带的小姑娘唱的飞歌、大伯一家劳动的丰收歌、两个小姑娘为滚拉拉唱的敬酒歌、坝场上的集体情歌对唱、单个男女的幽会情歌、滚拉拉离开大伯家的送行歌、老韦教滚拉拉的指路歌以及滚拉拉给贾谷旺唱指路歌。歌唱被视为苗族人的一项基本技能，苗歌随处可唱、可听。吴巴拉因为不会唱歌，喜欢的姑娘就跟着歌师私奔了。“民间文学，是大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一种语言艺术。它是广大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2]苗歌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独特的语言魅力和文化内涵，代表着民族特色，强烈真实地反映出民众的思维方式、情感、认知。 （三）巫文化。影片中对于苗族的信仰多有书写。苗族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山有山神、树有树神。在回答吴巴拉“是谁在我的山上煮饭？”滚拉拉干脆回答“山是山神的。”树神是苗族的保护神，对于树神尤为看重。片头隆重地拜树神，让孩子认树为爸爸。滚拉拉因为好奇使枪支走火，大人们则要求滚拉拉祈求树神的原谅。滚拉拉在准备寻找父亲离开村庄的时候祈求树神的帮助。每个苗族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生命树。人一出生的时候就种上一棵，死后就用这棵树作棺材。假如去世的人的生命树没有成材，不能做棺，需要征得巫师的同意与亲人互换，葬后不修坟墓，在填平的墓坑直接种上一棵树，意味着生命的回归与延续。
（四）苗服、户棍、苗语、古训。苗族人的服饰都是绝大多数都是手工制作。在寨子里大家都穿苗服，虽然现代文明就在一江之隔的县城，但岜沙苗族依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接受着祖训。衣服是苗族女儿自织、自染、自绣。女红是苗族女子的必备技能，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书写，如女子表达对男子的爱意的方式就是给男子绣腰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于头发，苗族非常重视。影片中的贾古旺在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先进之后，不顾父母的反对悄悄地南下广州打工。贾古旺的传统苗服被置换成西装，传统的长发也不能留，一顶帽子掩盖了户棍，但他告诉滚拉拉他回来后还要穿换下的苗服。贾古旺在憧憬现代文明的同时对于传统文明依然看重，虽然冲着每个月500元的工资而去，但对于在城市生活中不能说苗语、唱飞歌、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叹息不已，回到村寨的村口，贾古旺又从现代文明回归到传统文明。身穿西装的贾古旺担心被村民嘲笑，要求滚拉拉帮他取来苗服。这里是他的根，需要遵循家乡的习俗。现代文明在日益冲击着这座封闭的苗寨，为了和城市人交流他们学会了普通话，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加剧。家乡的落后与城市的巨大差距，金钱的诱惑在不断地扩张。滚拉拉为了拥有自己的一把枪，需要350元，而一捆柴卖5元，除此之外没有经济来源。为了多卖钱，滚拉拉用独轮车代替肩挑，但被寨老制止：“肩担着柴，知道疼吧？你知道疼，树就不知道疼……不让用车推，为的就是不让多砍柴，砍的柴够用就行！……你有用就用车推，他有用要用汽车运，用火车拉，那山不就秃了吗！”苗族人坚守自己的古训“砍柴只能用肩挑”。虽然扛着枪，可是法律规定不能打动物，苗族的传统在现在文明的法律面前被规训了。枪只不过是吴巴拉离不开的一项替代品而已，不承担打猎的功能，仅仅在祭祀仪式上起告知神灵的作用。
三、深切的人文关怀
导演的重心是展现岜沙苗寨的苗民真实的生存生活状态，展现他们的山清水秀、纯情风俗、健康质朴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古风悠然诗意的栖居。体现了导演深厚的人文关怀，对于底层、偏远山村的持续关注。
（一）关心与关注人。在文化建设中应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表达人民情感，反映现实生活。力求做到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服务于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影片始终以知识分子的使命叙说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通过镜语，呈现出偏远少数民族在文明进程中的生活状态。梁漱溟语：“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3]宁敬武的影片很好地践行着，《滚拉拉的枪》反映苗民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自我本真的认识。
（二）尊重与理解人。在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势必在主流文化的席卷下默默消退，无论是作为空间的村寨消亡，还是作为沟通交流的语言和文字，以及作为身份认同的习俗与信仰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蜕变。有的人选择了坚守，有的人选择了快速地融入现代文明。对此，导演是被原生态的景观所吸引震撼，又被苗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在日益发生改变而痛心，他改变不了现实。他唯一做的就是将自己对少数民族的关心融入到影片中，以健康质朴的风格真实纪录人类文明的变迁。他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图腾、神话崇拜。对于坚守文明与融入文明的人们给与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影片中吴巴拉借银行的钱准备种芦柑，最后果树死去无力还债而只好“逃亡”深山。简单的生活、苗歌、自制的米酒、打猎的生活被“外面”的世界迅猛地侵蚀着，自己的语言、神话故事、祖训都在遗忘，唱歌、吃饭、服饰都被外界所改变。在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少数民族的文化难免会在强势话语下失声。对于这种无奈，导演是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对于部分苗民选择不恰当的方式是给予了恰当的理解的。
（三）塑造与表达。片尾语：“它除了是一部剧情片，同时也是人类学的一部珍贵的纪录片，我无力改变世界，只有把握自己的理想，写在这三千米的胶卷上，以图无愧于卑微的人生。”表达了导演真实的想法和理想。导演的理想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展现，是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悲天悯人情怀。他用叙事与画面表述着岜沙苗寨的声音和呼喊。导演塑造着形象，追忆着文明进程中少数民族鲜活的文化，留下了人类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与终极追溯，也表达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忧思。
四、启示与建议
当全民读“书”的盛况不复存在，新的景观社会俨然来到，观众在满足视觉饕餮的观感中猎奇景观之时，在视觉文化背景下如何发展贵州的文化产业当成为学界的焦点。如何驾驭观众这架猎奇的马车？如何有效地将地域文化特色与人文关怀衔接？本文认为，可建构起政府、高校、导演、观众四位一体的影片拍摄发展模式。
政府投入人力、物力，与高校及文化研究部门合作，培养一批优秀的导演、编剧，从源头上提高拍摄主体的素养。贵州文化多元，可以形成多元共生共荣的文化景观，优先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本地特色的宣传。制作者应当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真正地融入少数民族文化氛围，而不是陷入“汉族视角”，仅仅将本地风光、建筑、饮食、民俗、服饰等作为商业卖点。打破艺术与经济二维运转模式，将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哲学等学科纳入影视生产，艺术地表达少数民族的神话原型与图腾崇拜。我们在呈现少数民族文化时应秉承纪录、保护、思考、关注几个基本点，将现象美和理念融合到文化和思想的深度中去，艺术加工地将影片盘活。这样才能带领观众从文化方面深入了解贵州，而不是单纯地满足猎奇心理、视觉盛宴和消费欲望。 综上所述，影片《滚拉拉的枪》独特艺术性在于诗意的叙事风格、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导演的深厚的感情投入与理性哲思。探讨“视觉文化”背景下影片艺术建构与文化发展的契合点在于关注少数民族，透过奇观表达文化哲思。具体的文化发展策略应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体提升导演、编剧素质，加强本地文化宣传。导演在影片拍摄中不能流于商业模式，应选择少数民族视角，发掘其文化内涵。观众则应提高自身素养，去了解、关注少数民族。
本文系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重点项目（编号：研新2012（1））
注释
[1][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1.
[2]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P26.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P24.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陆扬.文化研究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周宪.反思视觉文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1（5）.
[6]李俊.电声光影三十年—贵州电视剧创作巡礼[N]. 贵州日报， 2008-12-7
[7]安燕.民族地区影视产业的创意之维——兼论贵州影视创作的生态空间[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10（6）.
作者简介
刘坤厚（1985—），男，河南信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电影美学。
康莎（1987—），女，苗族，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
洪镱梦（1987—），女，土家族，湖南湘西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电影美学。
李正丽（1989—），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电影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