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玉藻》郑玄注云：“士大夫饰竹以为笏”，是关于用竹于典仪，且有文饰之施的记载，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自然界生长的竹来制造各种实用的器物。而在文人巧匠的艺术升华下，竹又成为美化生活、点缀情趣的艺术品。诗人咏竹，画家绘竹，艺人刻竹，平凡而普通的竹由此获得了一种超然的美，竹雕制品更是成为刚强正直、朴实无华的象征，备受国人青睐，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改进创新，逐渐形成了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艺术门类。早期的竹雕制品，由于其材料来源广泛，成本低廉，多于民间普遍流行，然其与皇家追求的奢华富丽之风相左，一度难登大雅之堂。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在文人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借古喻今，崇尚文人逸趣，推行古雅的生活观和艺术观，以此来显示自身的独特与优越。
　　这种好古的风气始于宋代，在晚明达到极盛，其余韵一直延续到清代，不但文人墨客趋之若鹜，即便是商人、庶民，附庸风雅追求高古格调的亦大有人在。许多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介入工艺美术领域，甚至直接从事工艺品的创作活动，将他们特有的好古博雅的审美趣味融入其中，因而常常出现立意清新的清玩雅制，有力地推动了包括竹雕在内的各种工艺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注重传统积累的国家，几千年的艺术传承生生不息，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仿古”，各种艺术形式中均不乏仿古的实例。中国在艺术上的“仿古”，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尚古的特质，认为“古”代表美好的过去，暗示着优良的传统，更是精致工艺手法和高雅风格内涵的同义词。因此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利用古代的优秀素材来进行创作，包括工艺、纹饰、造型或是典故等，以显示古雅的格调。
　　在故宫博物院所藏近两千件竹雕中，就有一批仿古器，基本上为清乾隆时期的制品，虽大多没有款识，但刀法精谨工致，追摹商周古铜器惟妙惟肖，不仅在纹饰上大量运用了古代青铜器纹饰，如夔龙纹、兽面纹、蕉叶纹等，而且造型亦模拟古代，尤其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典型器型，如鼎、尊、匝、爵、簋等。
　　如竹雕出戟尊，即是仿商青铜出戟尊而制。尊是一种大口的盛酒器，用于祭祀时盛酒奉献，属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重要礼器，在铜器铭文中，“尊彝”经常作为青铜礼器的通称，说明它在当时十分流行。此器则由竹根制成，呈扁圆体，敞口，圈足，足部外撇。根据器形和纹饰，可自然分为三段，上、下两段纹饰简洁，仅有扉棱四道；中段亦有扉棱将纹饰隔为四等份。纹饰则上、下两部分，均以回纹作地，上部凸雕夔龙纹，下部为兽面纹。此尊在器形及纹饰上比较严谨，不过在细节上有很多创造性的发挥。就其纹饰而言，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虽有众多变化，但总体表现为横眉裂口，宽鼻瞪眼，夸张的造型给人以狰狞神秘的感受。而此尊的兽面纹虽工整有致，但过于纤巧柔美，造型中庸，毫无威慑力可言。就其器型而言，仅保留了商周时期尊的形制中的一些因素，造型则颈部、足部的高度明显比铜器短。
　　乾隆时期的宫廷仿古竹雕，虽然大量仿制商周青铜器，但在纹饰、器型等方面却又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如故宫藏竹雕回纹活环提梁卣。卣也是一种古代的盛酒器，《诗经》、《左传》等古籍中有“秬鬯一卣”的记载。“秬”是古代祭祀时使用的一种香酒，卣即是专门盛这种香酒的酒器，在盛酒器中也属非常重要的一类。青铜卣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多数是椭圆体，也有直桶形或仿动物形状的。腹部较深，上有盖，下有足，并安装着提梁，以便于盛酒携带。一般来说，商代多为椭圆形或方形卣，西周则多为圆形卣。此器为莲瓣口沿，附圆形盖，盖上饰弦纹两道，花蕾式纽，颈部雕活环双耳及四圈纹饰，上两圈为回纹，下两圈为变体几何纹，于回纹中雕有“汉武侯尊”四字篆书款识。鼓腹，矮圈足。口内沿有两耳，连雕绞绳纹两束，上有活环各一，连一龙首璜形提梁。此卣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卣大不相同：首先，它的形状中各部分比例与商周铜器不合，其口沿直径大于腹部，略显夸张，是清代的一个创新。另外，商周时期的卣没有位于口内沿的立耳，提梁挂于腰部的双耳之上，口沿呈莲瓣形，亦是清人所增加。最为关键的是，商周时期卣的盖为子母口，盖罩于口沿之外，而此器的盖则覆于口沿之内。此器最忠于青铜卣的部位恐怕就是其盖顶端的纽了。
　　又如竹雕螭耳匝。匝是商周时期一种盥洗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匝沃盥”之语，“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说明匝是古代盥洗时倒水的用具。匝的形状很像瓢，为长椭圆形，只是为了便于持握增加了錾，为了便于放置还加了足，讲究些的还带有盖。此器以竹根雕成，口缘微微内收，外部饰回纹一周，流弧线向上作收束状，深腹圆底，腹部光素，下承三足，足上作浅浮雕兽形，后部有一龙形錾，龙口衔口缘，形象生动。匝上多装饰有龙纹，是因为龙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水中之神的缘故。此匝的基本造型源自商周青铜器，但细节上有了明显变化。商周时期匝的流是宽而长的，这件匝的流却正好相反，既窄又短。由此可见，乾隆时期的仿古器，既取材于商周青铜器的造型式样，同时又充分糅合了清代当时的流行元素和个性特征，说明乾隆仿古器物的艺术成就并非体现在对古代器形的单纯模仿上，而更多的是体现在其对古代工艺风格的倾慕与总体把握，它所传达出的是一种更为自由的艺术创新，体现了清代仿古的特色。
　　在清官竹雕中另有一种工艺较为特殊的仿古竹器备受青睐，其工艺极为复杂，称为“文竹”，又有“竹黄”、“翻黄”、“贴黄”诸称。其制作工艺是先将竹筒内壁之黄色表层翻转过来，再经过煮、晒及压平等一系列工序之后，将其粘贴在各种形状的木质胎骨上使其成器。贴黄表面可以任其光素，亦可镂刻花纹。文竹制品色泽光润，清淡雅致，深受世人喜爱。又因文竹制品以木为胎，不受竹材本身的局限，因此更为适合制作各类仿古器。这件文竹兽面三足炉即为文竹工艺中仿古风格的代表作。炉双耳，三足，平底，耳冲天微撇。六面出戟，口缘光素，腹部锦地兽面纹，足上亦有兽面纹。附有红木盖，上嵌竹雕镂空鹭莲景。其造型仿自商周青铜器中的鼎。鼎为古代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鱼、肉用。汉许慎《说文解字·鼎部》：“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玉篇·鼎部》：“鼎，器也，所以熟食者。”另外，鼎也是商周时期天子、诸侯进行祭祀、宴飨等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鼎被当作国家的重器，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在礼器中多与簋组合使用，以其数量多少代表等级的高低。《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诸侯贵族依品级有资格用七鼎、五鼎、三鼎不等，可见鼎这种器物殊为重要的地位。此炉的造型较之商周青铜鼎略显得有些生硬，它的长足与小耳亦少了商周时期鼎的深沉厚重。此器虽仿自青铜礼器的鼎，但早已脱离家国重器的意义，转化为赏玩与陈设用具，足见清中期宫廷工艺仿古之风尤盛。
　　清朝统治者满族原为游牧民族，作为少数民族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入主中原后，满清贵族虽然强调恪守满族遗风，但对汉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却是十分折服和欣赏。乾隆皇帝少年时所接受的教育，即是以传统的汉文化为基础，学习正统的儒家经典、历史典籍。在长期的熏陶下，他的文史修养在历代帝王之中，可说独领风骚，于是在帝王的本职角色之外，他常以文人自居。他笃好丹青，嗜爱文玩，极力向古代艺术名家的艺术趣向靠拢。乾隆皇帝好古的艺术趣味，自然对于宫廷工艺的风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仿古成为乾隆时期宫廷工艺品的突出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