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瓷器的母邦，“文革”瓷器是长青藤般中国陶瓷史上结出的一个奇特的畸形的瓜。
　　从新石器时代黄河、长江流域的陶器开始发源，到商代出现原始瓷器，再到汉唐陶瓷艺术呈现繁荣发展局面，中国陶瓷均表现出明快、洗练、深沉、雄大的民族风格；发展到宋、元、明、清，中国陶瓷更是达到技艺巅峰，精品迭出，驰名世界。即使是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也出现过不少上品瓷器。新中国成立后，陶瓷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组建及新建了现代化瓷厂，向机械化的批量生产大步迈进。其间瓷器产量大增，加上运输条件改善，中国的普通百姓也逐渐可以使用细瓷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陶瓷艺术成果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文革”期间，大品、精品更为稀少。
　　“文革”瓷器几乎都是制作精良的官窑作品。瓷器上的文字、图案、色彩都明显地体现出“文革”时期所独有的特征，这些内容及表现形式、风格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甚至产生歧见，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堪回首。
　　
　　独特的韵味
　　
　　“文革”时期，许多传统表现形式被列入“封、资、修”，从而割裂了中华瓷器生产的传统，以致图案创作千篇一律、单调重复。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出了一大批令人瞠目结舌的艺术精品。在我苦心收藏的4万多件“文革”瓷器中，大部分为手工精心制作和描绘，即使碗、盘、壶、杯这些日常瓷品手绘品也有不少。塑像、瓷板、瓷瓶、瓷缸这几类器物搜集到了艺术精湛的作品，这些物品不是生活必需品，更主要地是宣传“革命精神”的载体。那时的社会购买力有限，没有如同今日的销售渠道、对象和市场，所以它们的产量非常小，只能静静地流进一些楼堂馆所，或者作为“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委员会、“支左”军队之间的互赠礼品。
　　“文革”时期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装饰品的存在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话语的象征，人物瓷塑在众多具有实用性的瓷器中却占有突出位置。人物瓷塑无一不是色彩鲜艳，光华四溢，工艺精细，形象生动。比如毛泽东系列瓷塑，从青年到晚年，人物的神采、光华始终光鲜。我收藏的20余尊毛泽东塑像，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塑造了毛主席不同阶段的形象：有读书阶段的，有年轻时行走江湖的，有井冈山当红军时的，有解放战争年代的，有开国大典上的，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有分别和斯大林、林彪、华国锋在一起的，有去世后纪念堂里的……每座塑像姿态各异，毛主席或挥手，或背手，或拿烟卷，非常传神。一尊毛泽东彩瓷塑像，高1．40米，重200公斤。烧制工人回忆，当年烧制了100多尊，成功仅几尊，因瓷像较高，还专门把炉子拆了加高改建。“毛泽东与56个民族”大型彩绘瓷塑像(16组)加上毛泽东共57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面容、肤色、服饰及人物姿态和手持物件各具特色和风情，做工精美。至今，我还未能将塑像中的56个民族一一辨清，可以想象该组塑像的创作构思及绘画制作的艰难。成套的“样板戏”塑像也是上乘之作，人物造型以及人物间或舒缓或紧张的关系布局，均仿佛注入了各式京戏唱腔的气韵，令人观之而能“听”见板声。
　　花瓶属奢侈品，在寻常百姓家不多见。瓷瓶以绘花为主，贴花极少。“东风万里”瓷瓶、“天安门”瓷瓶产量较大，通过市场进入了部分干部、工人家庭。当时，瓷瓶的制作多半是文艺创作，即主题先行。所以，瓷器的模式大同小异，作者的创造才华几乎全部耗费在体现政治话语的瓶体绘画、釉彩和烧制工艺上，艺术只是观点的附庸。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瓷瓶几乎没有插放花卉等观赏植物的功能，而它同时又要给人以有“花”的想象空间。
　　瓷板是较有特色的品种之一。瓷板从形式到内容的创作，估计与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领袖像、语录牌有关联。它与易褪色而又怕风吹雨打的纸画相比，既可永久光鲜，又是贵重的装饰品。瓷板是那一特殊年代中生活属性与政治属性融合得较为密切的饰品，特别是一些大瓷板，是文革瓷器中极为难得的珍品。
　　瓷摆件是当时家庭里的时髦的装饰品，也是对领袖敬仰表忠心的需要。摆件以绘有毛泽东各种形象的制品为多，其次是绘有革命圣地或书写毛泽东语录，诗词的。摆件是纯粹的装饰品，在“文革”时期出现，多少也显示了气氛的比较“宽松”。
　　瓷挂件的题材几乎都是司空见惯的领袖像、样板戏人物等。有意思的是，瓷挂件中出现了部分舂花秋月的作品，如以“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花酒”、“冬吟白雪诗”为主题的四件套瓷挂盘。“文革”瓷器中的挂件几乎没有形式上的变化，千篇一律，而且装饰性显然压过政治话语，这是否意味着唯一纯粹用于居室装饰的瓷器?
　　瓷盘、瓷碟以小件居多，做工画工精致。不好想象用这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盘子盛菜是什么感觉和效果，估计盘应该用来装水果供奉毛主席像前，或者就是用于观赏，它的功能主要是精神上的。
　　瓷碗数量较多。那时常讲“斗私批修”、“艰苦朴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于是，数量众多的瓷碗所反映的风俗就特别丰富。“诗词”题材的瓷碗，墨迹如扇面一样的展现，有种古典的美丽。民间青花碗虽然粗糙，但十分自然，多表现热爱劳动和强调“促生产”、“粮食丰收”，反映了普通大众的心情。
　　


　　瓷杯装饰内容偏重于文字，“毛主席语录”瓷杯之多可谓中国陶瓷史上的空前绝后。另一方面，瓷杯上也有图案，多半是工农兵人物形象或样板戏人物形象，几乎没有雅致闲适的风景蓝天花鸟虫鱼。就造型来看，多显笨拙，底部、手柄、杯盖等看不到别致的设计。
　　瓷壶大部分是手绘图纹，内容颇丰富，但造型较呆板，一是因为制作人不敢轻易张扬技艺，二是那个年代的生活用品只考虑实用。
　　瓷罐大概是“文革”瓷器中最讲究的类群，大部分为细瓷，又多是手工绘制，造型比较讲究，线条变化比较生动。在当时，瓷罐基本上是奢侈品，高收入者方有能力享用，而一般收入者常常用于自己的婚礼或祝贺亲朋好友的结婚。
　　瓷缸这种器物在“文革”瓷器中少见，平民家庭鲜有。由于缸体较阔，一般都是大场面的图案。而缸面的曲线又增加了绘制难度，所以缸个的画像总是画工精细，透视准确，气势宏大。
　　瓷器中的杂件有水仙花盆、筷笼、放针线的小瓷盒、小匙子，还有笔台、笔筒、灯座、烟灰缸、火柴盒，甚至还有像积木的彩绘儿童小瓷块。之所以把这一类瓷器归为杂件，是因为它品种稀少又零散，在“文革”瓷器中极为难见。
　　
　　幽远的绝响
　　
　　“文革”瓷器有其独具的气质。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这种气质是很难仿制的。也许可以仿得形似，但很难仿得神似。它有着迥异于其他各个时代瓷器的神韵，这是历史风范、人世沧桑和心灵体验在非常时期的非常凝聚。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时过境迁，这些“文革”器物也就随之成为幽远的绝响。
　　“文革”的烈火烧制了“文革”瓷器，随着“文革”之火的寂然熄灭，“文革”瓷器也就碎片满地。
　　被时代遗弃的“文革”瓷器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为政治服务。把政治口号或原封不动或简单漫画式地表现在各类瓷品上，连最小型号的汤匙上也写上了“斗私批修”四个字。时代风格明显，目的是让全社会在吃饭、喝茶、捞泡菜等任何时间、场合都受教育，这个特点可谓空前绝后。
　　粉饰太平。“文革”瓷器上的人物男俊女美，个个健康快乐，体格结实，身材高大；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活现出一种戏剧式的夸张。其实，当时城市里人们一月仅供应12．5公斤口粮，勉强对付肚囊。农村里的人们更是面有菜色，何来这么多高大威猛之健康人士?再拿穿衣服来说，当时一年供应每人一丈五尺布票，每件衣服的命运基本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即使见到鹑衣百结的革命群众，甚至革命干部也不稀罕。但在我收藏的上千件“文革”瓷器上出现的人物，无一不是丰衣足食的模样，连被批斗的地主穿着也里外一新。
　　题材单调，造型简单。“文革”期间，人们思想受到禁锢，个个小心翼翼，生怕越雷池一步。属于表现传统文化的福禄寿喜、春花秋月、梅兰竹菊、鹤鸣鱼翔、高山流水、童稚天真等装饰题材比较少见。当时的艺术题材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造成壶、碗、缸、瓶、坛上的装饰题材千篇一律，都搞“样板戏”人物，都讲为革命种田，器物的造型也随之单调古板。
　　
　　我们的责任
　　
　　“文革”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不可回避的一段，我们有责任保存当时的文字、照片、唱片、绘画、电影胶片等。不过这些东西毕竟是“虚”的，只是实物的一种折射。鉴此，我们更有责任尽量保存一些真实而又鲜活的实物，这样才能让未来的人们尽可能全方位地了解进而反思“文革”，才能更为深刻地领会中共中央有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献的精神，提醒我们的后人绝不能重蹈覆辙。
　　收藏“文革”瓷器在我只是暂时保管，最终还是社会的。我首先应该让这些集合起来的瓷器不再散失，并且尽我个人之全部力量，再让它的同类更多地集合到一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收藏规模。这些瓷器易碎，但肯定比我活得长久，它们会越来越受到民众的重视与关心。随着时间如水般流逝，“文革”瓷器的价值将会日益凸现。对我来说，收藏“文革”瓷器是一项只有付出且只能付出的工作。说来有趣，我是四川人，但我这些瓷器中的大品和精品，几乎都是从川外寻找到的，它们从天南地北流进四川来，莫非四川这个盆地适合存放历史文物?唯愿如此。
　　其实，“文革”瓷器也十分平常，不过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瓷器中的一个点，观者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