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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法制的保障，新农村法制建设更是实行依法治国、构建法制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性环节。笔者结合四川省内江县东兴区郭北镇具体情况，深入乡镇及农村，并广泛地和农民进行交流，在认真积极调研的同时，也针对于一些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法律知识进行普及。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法律意识
一、我镇农村法律意识现状
虽然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新农村的建设意义重大，政府也组织进行了大量普法宣传活动。但目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尤其是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和捍卫权利方面的意识却不尽人意。据了解，东兴区司法局下属的郭北镇司法所法律援助站在过去一年针对农村人口进行的法律援助案件仅5例，而大量的民事纠纷都是通过私下协商或镇政府进行调解等非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通过走访调查及我镇司法所档案，笔者了解到一例典型案例：农民工杜某与老板何某为同村人，杜某为何某打工，但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杜某患有先天性疾病，何某对此并不知情。杜某在何某处做工一月有余后，某日下午五点，结束當天工作后，何某驾车送杜某回家，在路上，杜某突然发病，何某迅速将其送往医院，但因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杜某家属认为杜某死于工作时间，应认定为工伤，共索赔59万余元；何某认为杜某过世完全系出于自身疾病，且自己并不知情，在杜某病发时，自己第一时间将杜某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已尽到救助义务，自己对杜某的死亡并不需要负担责任。后此案经我镇司法所及党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共识，何某赔偿杜某家属28万余元。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首先并未签订劳动合同，用人方更未组织对工人的任何体检，在出事后，双方虽各执一词，但并未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选择由镇政府出面主持调解。笔者认为这绝非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途径，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权利意识淡薄
受传统社会影响，法制在农村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职能，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比较浓重，而大家却忽视了法律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能。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教训，如果当初双方有意识地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用工前进行体检，就可避免案例中的纠纷。当下农民权利意识淡薄，主体意识模糊，缺乏维护民主权利、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和实践活动。而不少农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或不知道已受到侵害，或虽已知道却相信"一年官司十年仇"等传统观念，不愿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二）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
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然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甚至很难处于至上的地位。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使权利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以郭北镇为例，在较为封闭的村（社），很容易出现泛权利状态，即在权大还是法大的选择中，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选在前者。法律是没有权威的，在广大农民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代表了国家权威，在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农民通过这一途径解决问题的比重远远大于寻求法律救济的比重。
（三）农民法律知识的贫乏
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这一客观现实，导致了普法宣传的工作量十分庞大，很难面面俱到。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较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内涵，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对法律知识认识的心理结构。这种对法律认识的陌生感进一步导致了农民在遇到问题时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来解决问题。
（四）民间习俗的影响
据笔者了解，多年来当地形成的一套民间纠纷解决方式，即是说，一般情况下民间出现婚姻纠纷、财产纠纷等问题时，由不同村（社区）或是同一村（社区）中地位比较高的代表（镇干部、村支书、村长、社区书记或阅历丰富的长辈），代表利益双方出面，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按习惯达成协议后双方会杀一头猪、买几斤酒或在镇上的饭馆一起吃顿饭，然后双方按照协议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享受各自权利。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农村是非常普遍且实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纠纷的扩大化，同时也减轻了当地法院的压力，对当地的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另一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出现纠纷时使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带来了一定阻力。
二、主要法律矛盾及解决办法
从调查中看，笔者认为在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普遍和谐稳定，伴随经济持续发展，个人收入增加，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但仍然存在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矛盾纠纷的类型增多并逐步从传统的家庭、邻里纠纷向带有经济利益的纠纷转变。有些矛盾纠纷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婚姻纠纷
据笔者走访调查，婚姻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现在农村青年男女订婚普遍偏早，尤其是在山区群众聚居地，受传统习俗、周边环境等影响，结婚年龄偏小，同时又伴随外出打工增多现象，增加了感情的不稳定性；二是受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影响，超生现象普遍，人为制造了大量离婚纠纷假象。
（二）赡养纠纷也在缓慢增长
在大量农村赡养纠纷案中，由于子女间意见分歧、利益分配不均，造成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子女越多，赡养越难"的现象。
（三）耕地和宅基地纠纷显著增多 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动、农机购买补贴、免费发放粮种、免除各类税收等多种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惜地情节倍增，以往抛荒出让土地的农户纷纷返乡要地，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耕地纠纷。而宅基地纠纷起因有三：一是村庄多年未规划，长期界限不明；二是大田地控制严格，农民建房积极性高；三是村干部对土地法规政策把握不到位。
（四）劳资纠纷增多
这些纠纷大多发生在农民与个体老板之间，正如上文所述，广大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很难运用法律手段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大都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获得打工机会，在做工前大多欠缺对自己该享受的权利的认识，也没有与老板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仅有口头约定，发生纠纷后，寻求的解决途径往往为非法律方式，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三、存在问题与思考
在法制建设方面，当地社区居民法治意识高于农村村民，但并不意味着社区居民法治意识得到长足提高，在缺失法律文化的背景下，劳务活动的进行往往未有劳务合同作保障。同时，农村的《婚姻法》普及极为必要，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婚姻不办证、超生不上户等现象仍时有发生。
（一）解决的途径
笔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普法活动的推行是农村地区法制观念发展的根本。除普法活动外，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行政单位的一言一行在当地有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行政单位应做好自律工作，主动放低姿态跳出体制外，杜绝以权压法，真正意义上引导老百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实际困难。鼓励广开言路，让老百姓为法制建设献计献策。与此同时，应定时定点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将法制宣传工作深入农村，建设法律文化。
（二）欠发达地区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前景与展望
作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典型代表的东兴区郭北镇，虽然其确实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在上文已经进行了探讨），但是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和充分利用自身一些优越条件的前提下，以郭北镇为代表的农村地区的新农村法制建设有着相当可观的前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区，依法治镇，摆脱障碍性因素的制约，逾越"发展困境"，完成新农村法制建设所必需的基础积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取得建设实效，形成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新农村法制建设整体局面推进的良好局面。
1.制度创新化，通过 "看得见的手" 集中政府力量打破自然条件的制约。毫无疑问，面对自然障碍，生产力水平长期落后的局面，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法制建设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的有形力量对保证欠发达农村地区农民享有公共资源的公平性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对于一些需要政府信用背书的宣讲活动 ，诸如定期进行普法活动、大学生送法下乡等 ，只有通过政府的信用保证才能使老百姓不质疑其真实性。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力量正是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希望所在。因此，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地方政府积极落实相关政策，创新制度使其贴近群众生活是推动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
2.推进具有当地特点的产业规模化，以经济发展带动法制发展。农村地区通常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氛围，应充分利用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实现新农村的法制化进程。即通过科学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特色产业发展模式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在乡镇或山村的范围内，依据当地的独特自然条件和生产优势（如我镇的西瓜产业、油菜产业、残疾人养殖产业及蒲葵产业），围绕某一特色产品生产和开发，实行专业化生产经营，通过 "一村一品一业"的发展壮大带动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与外界增加接触，在交易过程中，以实际事例向农村居民普及法律知识，推进法制化进展。
3.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通过城镇化引领农村地区发展与进步。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战略出发点就是以城镇发展带动农村发展。然而，对于交通不便地区而言（如我镇石庙村，距场镇8公里，至今未通车），尽管城乡发展差距大等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客观存在的城镇化水平较低、经济实力不强的现状也是交通不便地区新农村法制建设的特殊性所在。因此，从强化城镇带动力的角度出发，尽快改善当地交通状况，提升交通不便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创造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环境，这是交通不便地区推进新农村法制建设必须夯实的发展基础。
建设法制化的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欠发达地区农村各种发展障碍的制约性既加剧了实现战略目标的难度，也体现了新农村法制建设的特殊性。我们坚信只要遵循党的十八大思想，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为民、务实、清廉"的重要思想，凝聚力量，落脚于自己的地方优势和特色，发现问题同时创新工作方式，勤劳肯干，一定能攻克难关，在新农村法制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向紅.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M].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2] 鲁非.如何全面准确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目标[J].人民政坛，2006
[3]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
[4] 姜纪元.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问题之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5]从"三农"改革发展透视党执政水平的提升（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征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法律意识
一、我镇农村法律意识现状
虽然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新农村的建设意义重大，政府也组织进行了大量普法宣传活动。但目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尤其是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和捍卫权利方面的意识却不尽人意。据了解，东兴区司法局下属的郭北镇司法所法律援助站在过去一年针对农村人口进行的法律援助案件仅5例，而大量的民事纠纷都是通过私下协商或镇政府进行调解等非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通过走访调查及我镇司法所档案，笔者了解到一例典型案例：农民工杜某与老板何某为同村人，杜某为何某打工，但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杜某患有先天性疾病，何某对此并不知情。杜某在何某处做工一月有余后，某日下午五点，结束當天工作后，何某驾车送杜某回家，在路上，杜某突然发病，何某迅速将其送往医院，但因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杜某家属认为杜某死于工作时间，应认定为工伤，共索赔59万余元；何某认为杜某过世完全系出于自身疾病，且自己并不知情，在杜某病发时，自己第一时间将杜某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已尽到救助义务，自己对杜某的死亡并不需要负担责任。后此案经我镇司法所及党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共识，何某赔偿杜某家属28万余元。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首先并未签订劳动合同，用人方更未组织对工人的任何体检，在出事后，双方虽各执一词，但并未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选择由镇政府出面主持调解。笔者认为这绝非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途径，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权利意识淡薄
受传统社会影响，法制在农村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职能，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比较浓重，而大家却忽视了法律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能。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教训，如果当初双方有意识地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用工前进行体检，就可避免案例中的纠纷。当下农民权利意识淡薄，主体意识模糊，缺乏维护民主权利、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和实践活动。而不少农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或不知道已受到侵害，或虽已知道却相信"一年官司十年仇"等传统观念，不愿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二）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
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然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甚至很难处于至上的地位。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使权利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以郭北镇为例，在较为封闭的村（社），很容易出现泛权利状态，即在权大还是法大的选择中，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选在前者。法律是没有权威的，在广大农民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代表了国家权威，在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农民通过这一途径解决问题的比重远远大于寻求法律救济的比重。
（三）农民法律知识的贫乏
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这一客观现实，导致了普法宣传的工作量十分庞大，很难面面俱到。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较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内涵，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对法律知识认识的心理结构。这种对法律认识的陌生感进一步导致了农民在遇到问题时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来解决问题。
（四）民间习俗的影响
据笔者了解，多年来当地形成的一套民间纠纷解决方式，即是说，一般情况下民间出现婚姻纠纷、财产纠纷等问题时，由不同村（社区）或是同一村（社区）中地位比较高的代表（镇干部、村支书、村长、社区书记或阅历丰富的长辈），代表利益双方出面，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按习惯达成协议后双方会杀一头猪、买几斤酒或在镇上的饭馆一起吃顿饭，然后双方按照协议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享受各自权利。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农村是非常普遍且实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纠纷的扩大化，同时也减轻了当地法院的压力，对当地的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另一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出现纠纷时使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带来了一定阻力。
二、主要法律矛盾及解决办法
从调查中看，笔者认为在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普遍和谐稳定，伴随经济持续发展，个人收入增加，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但仍然存在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矛盾纠纷的类型增多并逐步从传统的家庭、邻里纠纷向带有经济利益的纠纷转变。有些矛盾纠纷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婚姻纠纷
据笔者走访调查，婚姻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现在农村青年男女订婚普遍偏早，尤其是在山区群众聚居地，受传统习俗、周边环境等影响，结婚年龄偏小，同时又伴随外出打工增多现象，增加了感情的不稳定性；二是受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影响，超生现象普遍，人为制造了大量离婚纠纷假象。
（二）赡养纠纷也在缓慢增长
在大量农村赡养纠纷案中，由于子女间意见分歧、利益分配不均，造成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子女越多，赡养越难"的现象。
（三）耕地和宅基地纠纷显著增多 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动、农机购买补贴、免费发放粮种、免除各类税收等多种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惜地情节倍增，以往抛荒出让土地的农户纷纷返乡要地，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耕地纠纷。而宅基地纠纷起因有三：一是村庄多年未规划，长期界限不明；二是大田地控制严格，农民建房积极性高；三是村干部对土地法规政策把握不到位。
（四）劳资纠纷增多
这些纠纷大多发生在农民与个体老板之间，正如上文所述，广大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很难运用法律手段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大都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获得打工机会，在做工前大多欠缺对自己该享受的权利的认识，也没有与老板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仅有口头约定，发生纠纷后，寻求的解决途径往往为非法律方式，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三、存在问题与思考
在法制建设方面，当地社区居民法治意识高于农村村民，但并不意味着社区居民法治意识得到长足提高，在缺失法律文化的背景下，劳务活动的进行往往未有劳务合同作保障。同时，农村的《婚姻法》普及极为必要，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婚姻不办证、超生不上户等现象仍时有发生。
（一）解决的途径
笔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普法活动的推行是农村地区法制观念发展的根本。除普法活动外，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行政单位的一言一行在当地有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行政单位应做好自律工作，主动放低姿态跳出体制外，杜绝以权压法，真正意义上引导老百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实际困难。鼓励广开言路，让老百姓为法制建设献计献策。与此同时，应定时定点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将法制宣传工作深入农村，建设法律文化。
（二）欠发达地区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前景与展望
作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典型代表的东兴区郭北镇，虽然其确实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在上文已经进行了探讨），但是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和充分利用自身一些优越条件的前提下，以郭北镇为代表的农村地区的新农村法制建设有着相当可观的前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区，依法治镇，摆脱障碍性因素的制约，逾越"发展困境"，完成新农村法制建设所必需的基础积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取得建设实效，形成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新农村法制建设整体局面推进的良好局面。
1.制度创新化，通过 "看得见的手" 集中政府力量打破自然条件的制约。毫无疑问，面对自然障碍，生产力水平长期落后的局面，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法制建设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的有形力量对保证欠发达农村地区农民享有公共资源的公平性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对于一些需要政府信用背书的宣讲活动 ，诸如定期进行普法活动、大学生送法下乡等 ，只有通过政府的信用保证才能使老百姓不质疑其真实性。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力量正是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希望所在。因此，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地方政府积极落实相关政策，创新制度使其贴近群众生活是推动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
2.推进具有当地特点的产业规模化，以经济发展带动法制发展。农村地区通常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氛围，应充分利用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实现新农村的法制化进程。即通过科学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特色产业发展模式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在乡镇或山村的范围内，依据当地的独特自然条件和生产优势（如我镇的西瓜产业、油菜产业、残疾人养殖产业及蒲葵产业），围绕某一特色产品生产和开发，实行专业化生产经营，通过 "一村一品一业"的发展壮大带动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与外界增加接触，在交易过程中，以实际事例向农村居民普及法律知识，推进法制化进展。
3.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通过城镇化引领农村地区发展与进步。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战略出发点就是以城镇发展带动农村发展。然而，对于交通不便地区而言（如我镇石庙村，距场镇8公里，至今未通车），尽管城乡发展差距大等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客观存在的城镇化水平较低、经济实力不强的现状也是交通不便地区新农村法制建设的特殊性所在。因此，从强化城镇带动力的角度出发，尽快改善当地交通状况，提升交通不便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创造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环境，这是交通不便地区推进新农村法制建设必须夯实的发展基础。
建设法制化的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欠发达地区农村各种发展障碍的制约性既加剧了实现战略目标的难度，也体现了新农村法制建设的特殊性。我们坚信只要遵循党的十八大思想，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为民、务实、清廉"的重要思想，凝聚力量，落脚于自己的地方优势和特色，发现问题同时创新工作方式，勤劳肯干，一定能攻克难关，在新农村法制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向紅.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M].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2] 鲁非.如何全面准确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目标[J].人民政坛，2006
[3]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
[4] 姜纪元.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问题之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5]从"三农"改革发展透视党执政水平的提升（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