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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传播行为不是短时的应激反应，其影响并不会随着伴随性事件的解决而消散。生理驱动性和社会建构性是情绪传播的一体两面，也是情绪传播得以贯穿心理与行动、个体与社会的根本性特征。其传播的路径及社会影响也都由此生发而来。情绪传播的短期社会影响形成需经历外界刺激、情绪唤起、情绪分享、情绪共鸣四个阶段。而情绪传播向社会进行深层的长期影响则是以形成社会情绪记忆场域、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和身份认同、塑造社会情绪文化的逻辑来实现。这三个环节相互传导并形成循环，不断作用于社会的精神结构。
【关键词】情绪传播 舆论 情绪记忆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049-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08
共同孤单[1]时代，情绪传播却一再促成线上或线下各种人群的聚集和狂欢。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发事件应对策略以及对社会情绪的相关研究受到多学科关注，取得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当前学界主要从情绪对于社会舆论的推动，以及情绪在政治、经济场景的引流作用来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学者从情绪社会建构的角度，将情绪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果，并探索其塑造过程，其焦点仍是舆情的研判和应对。但相对于情绪传播过程本身，舆情事件只是在整个传播链条上的一个部分，甚至仅仅是形成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的最初环节。
在社会进入快流动、高情绪、低情感状态时，情绪传播未随着个别事件的解决而结束，相反仍持续对个体和群体施加影响。情绪不仅被塑造，反过来也在参与社会的构建，这一过程是双向且持续循环的动态过程。那么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目的出发，有必要运用整体思维，思考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是如何形成的，情绪传播的影响机制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本文不仅着眼于社会建构和心理分析的过程，也充分考虑个体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相互的交叉作用及其文化意义，进而分析情绪传播的深层社会影响形成机制，以期为情绪传播研究的理论探索和进一步描绘我国当前社会精神结构提供借鉴。
一、情绪传播的特征：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一体两面”
情绪传播是以传播情绪和相关伴随性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传播类型。[2]作为主要传播内容，情绪在心理学中被界定为个体对客观事物的情感态度及在受到刺激后生理和行为上做出的反应。[3][4]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情绪作为一个双向建构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一方面，情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活动，其从生理层面、认知和行为上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另一方面，社会文化、技术环境等因素也为情绪的交流和异变不断提供新的话语背景。[5]生理驱动性和社会建构性，是情绪传播的两个重要特征。
情绪传播有两条基本传播路径——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人内传播的形成主要源于情绪具有调节和调动机体生理反应的功能。这种生理调节不仅使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各种刺激得以生存进化，而且体现为强烈的情绪推动个体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为实现目标调动身体的一切可控力量。同时情绪会帮助个体调节认知，适应组织群体内部的环境。更进一步，情绪还有交流功能，这就为情绪人际传播路径提供了基础。情绪可作为一种非言语的信息单独传播，[6]这种非言语的情绪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范围极广，从生命之初作为婴儿与母亲互动交流，到如今充斥社交媒体的“表情包文化”，都是情绪交流功能的生动体现。两条路径同时共存，并相互推动（见图1）。
情绪传播具有“一体两面”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个体和社会的情绪结构。人们对情绪传播生理属性的认识，主要从最初的经验主义科学延伸而来，主要关注人体自身神经系统的生理机制。而对于情绪传播的社会属性认识，则有着漫长的探索，其过程主要聚焦于情绪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判断。早在西方社会研究的文化和情感转向之前，中国古代就有关注精神、情绪和心性的思想传统，并且很早意识到了负面情绪传播对個体和群体造成的巨大影响，如《老子》中写道：“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7]即所谓“哀兵必胜”。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关注到了悲伤情绪、爱与同情、愤慨可转化为凝聚力的现象。从近现代以来西方古典的理论家勒庞讨论病态情绪的社会危害，到20世纪末Stjepan Mestrovic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情绪成为媒体所炮制的消费品问题的反思，[8]再到J. M. Barbalet尝试将情绪与社会心理的微观领域结合进行具体解读。[9]人们对情绪的社会属性认识历程已具备了相对丰富的积累。
因此，情绪传播的过程不应止步于短时心理和生理的反应，也不应随着情绪传播伴随的事实性信息的传播频率降低而消弭。在情绪传播的过程中，情绪事实上对于个体和群体一直在产生持续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生理层面的驱动和社会层面的积聚、组织和转化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要认清情绪传播的真实影响，不仅需要从情绪传播引起的表面现象去分析成因，增加对于情绪传播规律的认识，还需把握情绪传播的基本特征，探讨这种与人类共生的传播现象如何深层地影响和建构社会。
二、情绪传播的短期影响生成机制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整体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不同利益角力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绕开传统媒体把关，为情绪的快速扩散提供了技术基础。其结果是，刺激性信息获得强大的社会号召力，由线上形成舆论并带动线下行动。如果未能及时疏导，就会形成很大的社会风险。而这也是情绪传播短期社会影响备受关注的原因。然而，情绪传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现象，其本身对社会的作用并非都是破坏性的。认清其形成机制，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性。 1. 情绪传播作用于社会的起点：情绪唤起
情绪的唤醒和启动是情绪传播的最初阶段。因其对人生理和认知状态的双重改变，故而也是观察情绪传播社会影响的发生起点。情绪唤起的直接原因是人体受到外部刺激，常见的刺激类型有强烈情绪性事件或生理感官信号。情绪的唤起和调动在认知层面能够使人发生注意力转向进而引导行动。[10]研究表明，情绪会对认知的加工过程施加影响。[11]相较于中性的刺激，情绪性刺激会使信息加工过程产生特别关注，具体表现为更快的反应和优先加工。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包含情绪性信息的内容能够吸引更多受众的注意，并且唤起其自身的情绪反应。
同时，情绪启动也呈现出一定的视觉偏向。[12]当前已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许多短视频作品大多运用了视觉的情绪唤起效用。[13]5G技术更以其高带宽、低延时等特点，为直播和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技术支持。线上、线下进行情绪传播和分享的体验差距，正在不断被技术所消弭，人际传播的范围得到空前拓展。情绪也将会获得更高频次和更大规模的传播，进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2. 情绪传播推动社会影响的进程：情绪分享
当情绪被唤起后，存在着一个个体情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情绪社会分享理论认为，当情绪事件发生之后，情绪体验者会自发地，甚至是迫切地想要向他人分享和描述自身的情绪经历。[14][15]这种现象被证明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人们在情绪中所获得的体验，最终都会诉诸分享和传播行为。[16]进行情绪分享时，人们往往积极地采用言语、面部表情、声调等综合的符号系统对单一或复合的情绪类型进行传播。而传播的路径通常是依照情绪分享者的人际网络展开，逐层逐级扩散。
除了生理驱动使然，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之所以会有情绪分享与传播行为，最终还是归于人对于建立关系的渴望，以及在漫长进化过程中人在社会环境里如何自洽。情绪传播行为的具体动机可能是多方面的：宣泄;情景再现，重新体验;获得同情和关注;告知甚至警醒他人;寻求意见和帮助;建立社会联结;获取帮助和安慰;事件诠释等。其中，自身情绪的释放和发泄、注意和同情唤起、信息层面的告知和提醒是居于前三位的主要动机。[17]特别是在加入积极和消极两个效价之后，宣泄在负面情绪的分享动机中出现最为频繁。而人在经历积极的事件之后传播情绪更多是为引起他人对该事件的注意，并在此过程中再度感受、回味令其兴奋的情景。[18]
互联网环境下，情绪分享对传播意愿和行为的激发被放大，线上和线下边界的糅合使线上的情绪传播也越来越具有线下人际传播的特质。越来越多的人会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呈现和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和意见。真实身份、真情流露的背后，反映出情绪分享的迫切以及生活的虚实互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迭代和传播形式的丰富，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表达和分享行为极为常见。这种表达可以是单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身情绪，也可能表现为更加激烈的线上与线下的情绪宣泄行为。在TikTok等社交媒体上，某些表达情绪的内容得以一夜爆红，如中文歌曲《一剪梅》中“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在社交媒体的国外用户中引发病毒式传播。人们分享这句话的原因正是其彻底唤起并激发了自身的情感体验，形象地表达了他们当时情景下的个体情绪。用户通过再创作将自身的情绪体验扩散的同时，从身体到心理、从行动到意见表达，共同完成（体验）分享情绪的仪式（愉悦）。
3. 情绪传播的短期社会影响效果：情感共鸣
早期的观点认为公众情绪是舆论的潜在形式，潜舆论是依托个人社交关系小范围传播的带有明显情绪性的意见综合，[19]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情绪是这种舆论的唯一外部形态”。[20]随后这种将情绪看作相对于显舆论的“意见萌芽”视角得到了继承，基本形成了当前人们对于情绪与舆论关系的普遍认识。
然而在这种阶段划分的视角下，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情绪的特殊性还需要被特别注意：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情绪自身不仅可以获得单独传播，并且能够影响其他信息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情绪唤起对于情绪性意见的形成和情绪自身的傳播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而情绪的唤起会进一步驱动反应和行为，进而形成倾向性态度，[21]接着由相应的情绪状态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形成意见。[22]
因此，情绪是舆论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由于情绪对于认知的影响，情绪会通过最短路径影响公众。结合对近年来的舆情事件发展观察，笔者认为，舆论是由公共事件引发的人们的情绪、意见、推理、评价与该公共事件的事实信息共同组成的混合体，是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组成的混合体。这一阶段，情绪传播的短期社会影响已经形成（见图2）。在关注到其形成社会舆论的同时，也需看到这一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从个体情绪到社会化情绪，从短时情绪汇聚、交流和沉淀到社会情感的转变。最终在针对事实性信息形成众意的同时，也达成了短期社会情感层面的共识。
可见，在外界情绪性事件或感官等因素的生理刺激下情绪受到唤起，并由此启动了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过程。在情绪唤起的过程中，注意力的转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的认知和行为相应都发生了改变。在受到强大的情绪内驱力推动后，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分享欲望，进而激发情绪以及相伴随的事实性信息的次级传播，最终在社会范围内达成针对事件的公共意见以及社会化的稳定的情感共识。而情绪传播要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影响，需要客观上具备三项要素，即外部刺激、意见共识和情感共识。
三、情绪传播的长期影响实现逻辑
情绪传播的长期社会影响不仅存在，且作用深远。此前由于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应对情绪传播，故而多将情绪传播的终点归为舆情事件的解决。在这样的视角下形成了在情绪唤起之前减少相应刺激、从认知角度分散人群的注意力，进而弱化情绪传播的思路。这样的思路有短暂的社会效益，其前提是社会情绪重新回归常态。然而，社会情绪并不会随着舆情事件的解决而不留痕迹地消失，它还会长期地对社会产生作用。 1. 形成社会情绪记忆场域
情绪传播在社会范围内引起共同的情绪反应和情感共识之后，能够刺激人们产生与之相关的长时记忆，而这种记忆不仅是个体行为，同时也具有社会性。在选择性注意的理论前提下，心理学家指出情绪具有一致性，即“当人们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倾向于选择和加工與该种情绪相一致的信息，表现出情绪的某种启动效应”。[23]而根据Ritchey等人的相关研究，情绪能有效增强人脑内侧颞叶的记忆功能，因而相较于中性事件，与情绪有关的事件及情绪情感更容易为人们所记住。[24]
无远弗届、万物互联的媒介环境使得各种情绪作为信息被记录留痕，情绪记忆的留存方式和体量获得了极大拓展。而这些内容连同留在个体大脑中的长时记忆，共同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情绪记忆场域。传统的人类社会情感历史书写，主要以民谣、诗歌、绘画、音乐以及备受研究者关注的传统媒体等为载体。如今，人们的情绪记忆痕迹得以被无限延伸的赛博空间所记录。这种记忆的书写可完整地实现发生学视角下对于情绪记忆的全记录：从刺激源头到事实信息再到情绪共鸣，最后是事件平息后人们的纪念或回忆调动，一切皆可记录，一切皆可追溯。网络时代的情绪记忆书写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相较于传统记录方式的人为把关和过滤，互联网留存的情绪印迹更为复杂多元。尽管如同意见的交锋一样，不同情绪间还存在话语权力的争夺，但数字化手段却在理论上保证了不同效价的情绪和情感都得到保留。较为弱势的一方在一定的新环境中也可能被重新调动，成为影响范围更大的情绪。
社会情绪记忆的场域形成后，最直接的效果便是使相应的情绪得以在对应场域累积。情绪记忆与社会心理压力间存在相互影响和转化的关系，情绪传播能够介入社会心态的生成过程。当人们对某种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形成记忆时，社会心理压力更加容易调动该情绪的回忆。[25]情绪反过来又能影响人们对当时社会情境的评估和判定，[26]进一步形成社会心态。如此一来，短时的、交流性的、变动中的情绪会和长时的、稳定的情绪记忆形成流动和转化。这种转化不仅存在于微观的个体生命，也在中观甚至宏观的层面得到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互联网中原本在认知维度性质上并不相同的事件，缘何屡屡引起相似的大规模舆情。除对事实层面进行剖析和反思外，情绪传播所引发的情绪共鸣和情绪记忆累积也是一个必要维度。
情绪记忆也参与构建一定时期内的集体记忆，两者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个体情绪和记忆在进行回忆时通常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Halbwachs集体记忆的思想。[27]而在信息时代，集体记忆的书写更会受到情绪传播的影响。但情绪记忆的身体性决定了个体书写、存储、唤醒、调动的方式更为随时和灵活。而其书写的方式也融入了更多体验性和具身行动的特点，如焦虑情绪下出现的大规模刷屏操作，[28]这种行动往往出自强烈的情绪驱动，但并不必然地与具体的事件信息相关联。
情绪记忆社会实践路径以及作用的烈度、深度还需结合每一种具体的社会情境进行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分析。从横向逻辑来说，政治、经济、文化及不同的社会组织条件、信息传播方式、符号体系等因素都对情绪记忆产生影响。但不同于个案的舆情分析，笔者认为在基于宏观角度的观察研究时，需加入时间的向度，在较长时间范围内进行分析总结。如借鉴情感史研究的方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从而观察情绪传播的时空延展，以及在实践场景中所发挥的作用。
2. 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与身份认同
情绪传播能够推动情绪极化，进而结成同向情绪或对立情绪关系的结构。人际传播是情绪传播的主要路径之一，情绪通过有差序的关系圈层来分享和传播。当人们在相对封闭的场域内对情绪形成注意，并相互传达分享，这便构成柯林斯所说的个体参与互动仪式（且满足了“身体密度与对局外人参与的屏障，反馈到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中”[29]）。互动仪式中，既发生了个体情绪社会化，也使得集体中的稳定情感能量注入个体。进行分享与互动时，人们同时调用自身的情绪记忆，在认知层面不断对情绪信息进行加工，生成相互的吸引或对抗，从而构建出相应的以情绪为纽带的关系网络。
情绪关系网络以情绪反应为主要凝聚动力，因此其不仅能体现社会的横向分层，同时可调动纵向上不同资源、地位、权力的参与。一般的人际传播受现实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些因素通常包含与伴随事实信息有关的接近性，以及现实利益的实际考量。有学者结合柯林斯的理论将其概括为：“人们在进行情绪分享、情感互动时，不会随意选择倾诉对象，而是综合考虑互动的成本和情感收益后做出最有利的选择。”[30]因此人们在建立情绪连接的同时，现实中的关系网络也更易随之建立。但互联网的媒介环境增加了掌握较少社会资源人员的个体情绪被觉察的机会，情绪传播在当今更容易实现“破圈”。此外，一些公共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也可跨越并联通不同社会地位，甚至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的人使之形成联系。在一定的触发机制下，这种纵向的情绪关系也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影响。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横纵两个方向上建立情绪连接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个体的身份认同建立;另一方面当个体具备向多维度、多目标传播情绪的能力时，其自身就具备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具体来说，个体既可依靠情绪连接的关系建立自身的人际交往，也可在群体中建立共识形成情绪记忆，从而参与群体的核心议题，完成身份认同。特别是当情绪关系网络遭遇横向和纵向的重叠震动时，很容易引发线下和线上的剧烈情绪行动。如2020年发生在美国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由能够直接唤起强情绪反应的视频画面引发了负面情绪的全球性传播。这一事件不仅导致黑人社区对美当局的广泛谴责，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批判美国白人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线上的悲恸、义愤最终点燃了线下激烈的群体抗议行动，甚至引发了美国大规模社会骚乱。通过强烈的情绪唤起，不同种族、社会地位、语言文化的人们不仅参与到了情绪传播的过程中，且逐渐形成了对于种族主义乃至对美国社会治理的厌恶愤恨和失望的情绪。在经历过这些情绪体验之后，人们往往倾向于根据情绪关系网络进一步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情况。 3. 塑造社会情绪文化
情绪传播在社会建构中通过影响人们的记忆和认知建立起情绪记忆的书写框架，再以情绪为联系建立起横纵向延伸的关系系统，进而影响人们的自我定位。而情绪传播对社会的建构并未停止，在社会的文化层面，情绪传播也在对社会文化规训的反抗中留下了自己的遗产，成为大众文化流通并创造意义的一部分。
情绪传播可以撬动社会语言、社会习惯发生变化，从而实现对于社会文化的塑造。其中，在塑造社会文化的形式中最明显也是影响范围最广的莫过于对语言符号的改造。情绪虽可通过非语言形式来传播，但在现实传播环境下，语言符号仍是最广泛的传播载体。社会媒体为情绪传播的话语实践提供了更便利的试验场，传统的受到规训的情绪话语在这里反而成为被戏谑和挑战的对象。在后现代文化浪潮中，情绪传播的语言表达更为个性和直白，甚至出现了狂欢式的“造词”运动。除了表情符号，能够直接描述情感的语汇越来越丰富，人们通过情感符号、重复强调字符或标点、大写加粗、拟声词（如呜呜）等表达情绪。[31]这些语言在颠覆传统严谨克制的语言风格的同时，也在扩大情绪传播的话语权力，使得情绪从隐而不彰到如今充斥任何一种媒介形式的内容元素并被刻意强调。情绪传播的无处不在，倒逼原本稳定而严肃的话语不得不吸收这些语言进入自身体系。
还有一些文化现象同样由情绪传播引起，通过习惯或特定仪式的巩固进入主流文化，固定为社会情感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公众在因同一情绪而形成情绪关系的同时，不断以情绪刺激也使人们进入特定的精神状态，巩固着情绪的长时记忆。这种模式在不断复现中被强化，形成对行动的指导作用。1981年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排球锦标赛上首夺世界冠军，举国同庆，这种强烈的喜悦和自豪传遍整个社会，中国女排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榜样……最为‘疯狂’之时，每逢女排重大赛事，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千家万户看比赛。[32]观看时的紧张、对女排队员的疼惜，以及胜利时的狂喜成为当时人们记忆深刻的情感体验。而经过女排“六年五冠”的强化刺激，中国女排已超越了一般的体育赛事。个人层面上，在人们不断围绕着女排而进行情绪分享时，胜利和扬眉吐气的积极情感回味成为他们加深记忆并从认知上不断唤起这种愉悦情绪的内驱力;社会层面上，中国女排逐渐在情绪传播过程中被塑造成正向精神文化的载体，自身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也被反复确认。女排精神抽象成一种与国家复兴、个人奋斗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在以后的赛事中，无论当时的中国女排表现如何，女排精神都成为社会主流叙事中穩定的积极性符号。
情绪的传播和动员还有利于形成文化的自我觉醒和创建。媒介技术使人们生活的时空观念缩小，而对于情绪的感知能力和需求却变得更为强烈。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无数次地被医护人员以及全社会共同抗疫的事迹所感动着，饱含道德和文化判断的深层情绪被激发，使得这类信息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情绪化作许多网友自发创作相关内容的内驱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不屈不挠不畏困苦的文化在这些作品中被进一步挖掘和发展。这种情绪的传播和情感动员，在全社会引发的积极影响直接服务于全民抗疫的深入推进。人们在同情、义愤、感动、焦虑、振奋的情绪驱动中，增进对文化的体悟，也完成着自我的反思与觉醒。这一过程进而又参与了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使每一环节相互推进，不断形成深层的循环传导。
结语
情绪传播作为具有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种特殊传播类型，是研究时代精神结构的一个窗口。情绪传播的影响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短期的社会风险形成，抑或对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挑战，还应在客观认识其特征及传播机制的基础上，观察情绪传播与正常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运转状态的互动过程。情绪传播从微观的具体传播过程上可以推动个体情绪的社会化;而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运动过程来看，情绪传播不断积蓄并形成着特定的社会情绪记忆，并在这样的情绪记忆场域中勾连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断塑造着符合其逻辑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其作用是显著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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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mpact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LIU Zhen1， ZHAO Yun-ze2（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Publishing，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 Beijing 102627，China;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transmission is not a short-term stress response， and its impact will not dissipate with the resolution of accompanying events. Physiological driv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re the two side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They are also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psychology and action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path of emotional transmission and social impact are also born out of this. The formation of short-term social impact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go through four stages： external stimulation， emotional arousal and emotional sharing，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deep and long-term impact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on society is realized by the logic of forming social emotional memory field， 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identity， and shaping social emotional culture. These three link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 a cycle， which constantly acts on the spiritual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emotional memory; identity
基金項目：北京印刷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27170121001/042）
作者信息：刘珍（1989— ），女，内蒙古包头人，北京印刷学院讲师，美国密苏里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情绪传播、政治传播;通讯作者赵云泽（1978—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史、情绪传播。
【关键词】情绪传播 舆论 情绪记忆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049-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08
共同孤单[1]时代，情绪传播却一再促成线上或线下各种人群的聚集和狂欢。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发事件应对策略以及对社会情绪的相关研究受到多学科关注，取得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当前学界主要从情绪对于社会舆论的推动，以及情绪在政治、经济场景的引流作用来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学者从情绪社会建构的角度，将情绪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果，并探索其塑造过程，其焦点仍是舆情的研判和应对。但相对于情绪传播过程本身，舆情事件只是在整个传播链条上的一个部分，甚至仅仅是形成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的最初环节。
在社会进入快流动、高情绪、低情感状态时，情绪传播未随着个别事件的解决而结束，相反仍持续对个体和群体施加影响。情绪不仅被塑造，反过来也在参与社会的构建，这一过程是双向且持续循环的动态过程。那么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目的出发，有必要运用整体思维，思考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是如何形成的，情绪传播的影响机制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本文不仅着眼于社会建构和心理分析的过程，也充分考虑个体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相互的交叉作用及其文化意义，进而分析情绪传播的深层社会影响形成机制，以期为情绪传播研究的理论探索和进一步描绘我国当前社会精神结构提供借鉴。
一、情绪传播的特征：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一体两面”
情绪传播是以传播情绪和相关伴随性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传播类型。[2]作为主要传播内容，情绪在心理学中被界定为个体对客观事物的情感态度及在受到刺激后生理和行为上做出的反应。[3][4]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情绪作为一个双向建构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一方面，情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活动，其从生理层面、认知和行为上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另一方面，社会文化、技术环境等因素也为情绪的交流和异变不断提供新的话语背景。[5]生理驱动性和社会建构性，是情绪传播的两个重要特征。
情绪传播有两条基本传播路径——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人内传播的形成主要源于情绪具有调节和调动机体生理反应的功能。这种生理调节不仅使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各种刺激得以生存进化，而且体现为强烈的情绪推动个体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为实现目标调动身体的一切可控力量。同时情绪会帮助个体调节认知，适应组织群体内部的环境。更进一步，情绪还有交流功能，这就为情绪人际传播路径提供了基础。情绪可作为一种非言语的信息单独传播，[6]这种非言语的情绪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范围极广，从生命之初作为婴儿与母亲互动交流，到如今充斥社交媒体的“表情包文化”，都是情绪交流功能的生动体现。两条路径同时共存，并相互推动（见图1）。
情绪传播具有“一体两面”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个体和社会的情绪结构。人们对情绪传播生理属性的认识，主要从最初的经验主义科学延伸而来，主要关注人体自身神经系统的生理机制。而对于情绪传播的社会属性认识，则有着漫长的探索，其过程主要聚焦于情绪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判断。早在西方社会研究的文化和情感转向之前，中国古代就有关注精神、情绪和心性的思想传统，并且很早意识到了负面情绪传播对個体和群体造成的巨大影响，如《老子》中写道：“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7]即所谓“哀兵必胜”。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关注到了悲伤情绪、爱与同情、愤慨可转化为凝聚力的现象。从近现代以来西方古典的理论家勒庞讨论病态情绪的社会危害，到20世纪末Stjepan Mestrovic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情绪成为媒体所炮制的消费品问题的反思，[8]再到J. M. Barbalet尝试将情绪与社会心理的微观领域结合进行具体解读。[9]人们对情绪的社会属性认识历程已具备了相对丰富的积累。
因此，情绪传播的过程不应止步于短时心理和生理的反应，也不应随着情绪传播伴随的事实性信息的传播频率降低而消弭。在情绪传播的过程中，情绪事实上对于个体和群体一直在产生持续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生理层面的驱动和社会层面的积聚、组织和转化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要认清情绪传播的真实影响，不仅需要从情绪传播引起的表面现象去分析成因，增加对于情绪传播规律的认识，还需把握情绪传播的基本特征，探讨这种与人类共生的传播现象如何深层地影响和建构社会。
二、情绪传播的短期影响生成机制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整体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不同利益角力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绕开传统媒体把关，为情绪的快速扩散提供了技术基础。其结果是，刺激性信息获得强大的社会号召力，由线上形成舆论并带动线下行动。如果未能及时疏导，就会形成很大的社会风险。而这也是情绪传播短期社会影响备受关注的原因。然而，情绪传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现象，其本身对社会的作用并非都是破坏性的。认清其形成机制，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性。 1. 情绪传播作用于社会的起点：情绪唤起
情绪的唤醒和启动是情绪传播的最初阶段。因其对人生理和认知状态的双重改变，故而也是观察情绪传播社会影响的发生起点。情绪唤起的直接原因是人体受到外部刺激，常见的刺激类型有强烈情绪性事件或生理感官信号。情绪的唤起和调动在认知层面能够使人发生注意力转向进而引导行动。[10]研究表明，情绪会对认知的加工过程施加影响。[11]相较于中性的刺激，情绪性刺激会使信息加工过程产生特别关注，具体表现为更快的反应和优先加工。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包含情绪性信息的内容能够吸引更多受众的注意，并且唤起其自身的情绪反应。
同时，情绪启动也呈现出一定的视觉偏向。[12]当前已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许多短视频作品大多运用了视觉的情绪唤起效用。[13]5G技术更以其高带宽、低延时等特点，为直播和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技术支持。线上、线下进行情绪传播和分享的体验差距，正在不断被技术所消弭，人际传播的范围得到空前拓展。情绪也将会获得更高频次和更大规模的传播，进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2. 情绪传播推动社会影响的进程：情绪分享
当情绪被唤起后，存在着一个个体情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情绪社会分享理论认为，当情绪事件发生之后，情绪体验者会自发地，甚至是迫切地想要向他人分享和描述自身的情绪经历。[14][15]这种现象被证明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人们在情绪中所获得的体验，最终都会诉诸分享和传播行为。[16]进行情绪分享时，人们往往积极地采用言语、面部表情、声调等综合的符号系统对单一或复合的情绪类型进行传播。而传播的路径通常是依照情绪分享者的人际网络展开，逐层逐级扩散。
除了生理驱动使然，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之所以会有情绪分享与传播行为，最终还是归于人对于建立关系的渴望，以及在漫长进化过程中人在社会环境里如何自洽。情绪传播行为的具体动机可能是多方面的：宣泄;情景再现，重新体验;获得同情和关注;告知甚至警醒他人;寻求意见和帮助;建立社会联结;获取帮助和安慰;事件诠释等。其中，自身情绪的释放和发泄、注意和同情唤起、信息层面的告知和提醒是居于前三位的主要动机。[17]特别是在加入积极和消极两个效价之后，宣泄在负面情绪的分享动机中出现最为频繁。而人在经历积极的事件之后传播情绪更多是为引起他人对该事件的注意，并在此过程中再度感受、回味令其兴奋的情景。[18]
互联网环境下，情绪分享对传播意愿和行为的激发被放大，线上和线下边界的糅合使线上的情绪传播也越来越具有线下人际传播的特质。越来越多的人会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呈现和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和意见。真实身份、真情流露的背后，反映出情绪分享的迫切以及生活的虚实互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迭代和传播形式的丰富，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表达和分享行为极为常见。这种表达可以是单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身情绪，也可能表现为更加激烈的线上与线下的情绪宣泄行为。在TikTok等社交媒体上，某些表达情绪的内容得以一夜爆红，如中文歌曲《一剪梅》中“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在社交媒体的国外用户中引发病毒式传播。人们分享这句话的原因正是其彻底唤起并激发了自身的情感体验，形象地表达了他们当时情景下的个体情绪。用户通过再创作将自身的情绪体验扩散的同时，从身体到心理、从行动到意见表达，共同完成（体验）分享情绪的仪式（愉悦）。
3. 情绪传播的短期社会影响效果：情感共鸣
早期的观点认为公众情绪是舆论的潜在形式，潜舆论是依托个人社交关系小范围传播的带有明显情绪性的意见综合，[19]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情绪是这种舆论的唯一外部形态”。[20]随后这种将情绪看作相对于显舆论的“意见萌芽”视角得到了继承，基本形成了当前人们对于情绪与舆论关系的普遍认识。
然而在这种阶段划分的视角下，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情绪的特殊性还需要被特别注意：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情绪自身不仅可以获得单独传播，并且能够影响其他信息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情绪唤起对于情绪性意见的形成和情绪自身的傳播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而情绪的唤起会进一步驱动反应和行为，进而形成倾向性态度，[21]接着由相应的情绪状态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形成意见。[22]
因此，情绪是舆论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由于情绪对于认知的影响，情绪会通过最短路径影响公众。结合对近年来的舆情事件发展观察，笔者认为，舆论是由公共事件引发的人们的情绪、意见、推理、评价与该公共事件的事实信息共同组成的混合体，是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组成的混合体。这一阶段，情绪传播的短期社会影响已经形成（见图2）。在关注到其形成社会舆论的同时，也需看到这一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从个体情绪到社会化情绪，从短时情绪汇聚、交流和沉淀到社会情感的转变。最终在针对事实性信息形成众意的同时，也达成了短期社会情感层面的共识。
可见，在外界情绪性事件或感官等因素的生理刺激下情绪受到唤起，并由此启动了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过程。在情绪唤起的过程中，注意力的转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的认知和行为相应都发生了改变。在受到强大的情绪内驱力推动后，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分享欲望，进而激发情绪以及相伴随的事实性信息的次级传播，最终在社会范围内达成针对事件的公共意见以及社会化的稳定的情感共识。而情绪传播要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影响，需要客观上具备三项要素，即外部刺激、意见共识和情感共识。
三、情绪传播的长期影响实现逻辑
情绪传播的长期社会影响不仅存在，且作用深远。此前由于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应对情绪传播，故而多将情绪传播的终点归为舆情事件的解决。在这样的视角下形成了在情绪唤起之前减少相应刺激、从认知角度分散人群的注意力，进而弱化情绪传播的思路。这样的思路有短暂的社会效益，其前提是社会情绪重新回归常态。然而，社会情绪并不会随着舆情事件的解决而不留痕迹地消失，它还会长期地对社会产生作用。 1. 形成社会情绪记忆场域
情绪传播在社会范围内引起共同的情绪反应和情感共识之后，能够刺激人们产生与之相关的长时记忆，而这种记忆不仅是个体行为，同时也具有社会性。在选择性注意的理论前提下，心理学家指出情绪具有一致性，即“当人们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倾向于选择和加工與该种情绪相一致的信息，表现出情绪的某种启动效应”。[23]而根据Ritchey等人的相关研究，情绪能有效增强人脑内侧颞叶的记忆功能，因而相较于中性事件，与情绪有关的事件及情绪情感更容易为人们所记住。[24]
无远弗届、万物互联的媒介环境使得各种情绪作为信息被记录留痕，情绪记忆的留存方式和体量获得了极大拓展。而这些内容连同留在个体大脑中的长时记忆，共同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情绪记忆场域。传统的人类社会情感历史书写，主要以民谣、诗歌、绘画、音乐以及备受研究者关注的传统媒体等为载体。如今，人们的情绪记忆痕迹得以被无限延伸的赛博空间所记录。这种记忆的书写可完整地实现发生学视角下对于情绪记忆的全记录：从刺激源头到事实信息再到情绪共鸣，最后是事件平息后人们的纪念或回忆调动，一切皆可记录，一切皆可追溯。网络时代的情绪记忆书写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相较于传统记录方式的人为把关和过滤，互联网留存的情绪印迹更为复杂多元。尽管如同意见的交锋一样，不同情绪间还存在话语权力的争夺，但数字化手段却在理论上保证了不同效价的情绪和情感都得到保留。较为弱势的一方在一定的新环境中也可能被重新调动，成为影响范围更大的情绪。
社会情绪记忆的场域形成后，最直接的效果便是使相应的情绪得以在对应场域累积。情绪记忆与社会心理压力间存在相互影响和转化的关系，情绪传播能够介入社会心态的生成过程。当人们对某种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形成记忆时，社会心理压力更加容易调动该情绪的回忆。[25]情绪反过来又能影响人们对当时社会情境的评估和判定，[26]进一步形成社会心态。如此一来，短时的、交流性的、变动中的情绪会和长时的、稳定的情绪记忆形成流动和转化。这种转化不仅存在于微观的个体生命，也在中观甚至宏观的层面得到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互联网中原本在认知维度性质上并不相同的事件，缘何屡屡引起相似的大规模舆情。除对事实层面进行剖析和反思外，情绪传播所引发的情绪共鸣和情绪记忆累积也是一个必要维度。
情绪记忆也参与构建一定时期内的集体记忆，两者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个体情绪和记忆在进行回忆时通常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Halbwachs集体记忆的思想。[27]而在信息时代，集体记忆的书写更会受到情绪传播的影响。但情绪记忆的身体性决定了个体书写、存储、唤醒、调动的方式更为随时和灵活。而其书写的方式也融入了更多体验性和具身行动的特点，如焦虑情绪下出现的大规模刷屏操作，[28]这种行动往往出自强烈的情绪驱动，但并不必然地与具体的事件信息相关联。
情绪记忆社会实践路径以及作用的烈度、深度还需结合每一种具体的社会情境进行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分析。从横向逻辑来说，政治、经济、文化及不同的社会组织条件、信息传播方式、符号体系等因素都对情绪记忆产生影响。但不同于个案的舆情分析，笔者认为在基于宏观角度的观察研究时，需加入时间的向度，在较长时间范围内进行分析总结。如借鉴情感史研究的方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从而观察情绪传播的时空延展，以及在实践场景中所发挥的作用。
2. 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与身份认同
情绪传播能够推动情绪极化，进而结成同向情绪或对立情绪关系的结构。人际传播是情绪传播的主要路径之一，情绪通过有差序的关系圈层来分享和传播。当人们在相对封闭的场域内对情绪形成注意，并相互传达分享，这便构成柯林斯所说的个体参与互动仪式（且满足了“身体密度与对局外人参与的屏障，反馈到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中”[29]）。互动仪式中，既发生了个体情绪社会化，也使得集体中的稳定情感能量注入个体。进行分享与互动时，人们同时调用自身的情绪记忆，在认知层面不断对情绪信息进行加工，生成相互的吸引或对抗，从而构建出相应的以情绪为纽带的关系网络。
情绪关系网络以情绪反应为主要凝聚动力，因此其不仅能体现社会的横向分层，同时可调动纵向上不同资源、地位、权力的参与。一般的人际传播受现实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些因素通常包含与伴随事实信息有关的接近性，以及现实利益的实际考量。有学者结合柯林斯的理论将其概括为：“人们在进行情绪分享、情感互动时，不会随意选择倾诉对象，而是综合考虑互动的成本和情感收益后做出最有利的选择。”[30]因此人们在建立情绪连接的同时，现实中的关系网络也更易随之建立。但互联网的媒介环境增加了掌握较少社会资源人员的个体情绪被觉察的机会，情绪传播在当今更容易实现“破圈”。此外，一些公共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也可跨越并联通不同社会地位，甚至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的人使之形成联系。在一定的触发机制下，这种纵向的情绪关系也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影响。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横纵两个方向上建立情绪连接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个体的身份认同建立;另一方面当个体具备向多维度、多目标传播情绪的能力时，其自身就具备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具体来说，个体既可依靠情绪连接的关系建立自身的人际交往，也可在群体中建立共识形成情绪记忆，从而参与群体的核心议题，完成身份认同。特别是当情绪关系网络遭遇横向和纵向的重叠震动时，很容易引发线下和线上的剧烈情绪行动。如2020年发生在美国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由能够直接唤起强情绪反应的视频画面引发了负面情绪的全球性传播。这一事件不仅导致黑人社区对美当局的广泛谴责，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批判美国白人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线上的悲恸、义愤最终点燃了线下激烈的群体抗议行动，甚至引发了美国大规模社会骚乱。通过强烈的情绪唤起，不同种族、社会地位、语言文化的人们不仅参与到了情绪传播的过程中，且逐渐形成了对于种族主义乃至对美国社会治理的厌恶愤恨和失望的情绪。在经历过这些情绪体验之后，人们往往倾向于根据情绪关系网络进一步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情况。 3. 塑造社会情绪文化
情绪传播在社会建构中通过影响人们的记忆和认知建立起情绪记忆的书写框架，再以情绪为联系建立起横纵向延伸的关系系统，进而影响人们的自我定位。而情绪传播对社会的建构并未停止，在社会的文化层面，情绪传播也在对社会文化规训的反抗中留下了自己的遗产，成为大众文化流通并创造意义的一部分。
情绪传播可以撬动社会语言、社会习惯发生变化，从而实现对于社会文化的塑造。其中，在塑造社会文化的形式中最明显也是影响范围最广的莫过于对语言符号的改造。情绪虽可通过非语言形式来传播，但在现实传播环境下，语言符号仍是最广泛的传播载体。社会媒体为情绪传播的话语实践提供了更便利的试验场，传统的受到规训的情绪话语在这里反而成为被戏谑和挑战的对象。在后现代文化浪潮中，情绪传播的语言表达更为个性和直白，甚至出现了狂欢式的“造词”运动。除了表情符号，能够直接描述情感的语汇越来越丰富，人们通过情感符号、重复强调字符或标点、大写加粗、拟声词（如呜呜）等表达情绪。[31]这些语言在颠覆传统严谨克制的语言风格的同时，也在扩大情绪传播的话语权力，使得情绪从隐而不彰到如今充斥任何一种媒介形式的内容元素并被刻意强调。情绪传播的无处不在，倒逼原本稳定而严肃的话语不得不吸收这些语言进入自身体系。
还有一些文化现象同样由情绪传播引起，通过习惯或特定仪式的巩固进入主流文化，固定为社会情感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公众在因同一情绪而形成情绪关系的同时，不断以情绪刺激也使人们进入特定的精神状态，巩固着情绪的长时记忆。这种模式在不断复现中被强化，形成对行动的指导作用。1981年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排球锦标赛上首夺世界冠军，举国同庆，这种强烈的喜悦和自豪传遍整个社会，中国女排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榜样……最为‘疯狂’之时，每逢女排重大赛事，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千家万户看比赛。[32]观看时的紧张、对女排队员的疼惜，以及胜利时的狂喜成为当时人们记忆深刻的情感体验。而经过女排“六年五冠”的强化刺激，中国女排已超越了一般的体育赛事。个人层面上，在人们不断围绕着女排而进行情绪分享时，胜利和扬眉吐气的积极情感回味成为他们加深记忆并从认知上不断唤起这种愉悦情绪的内驱力;社会层面上，中国女排逐渐在情绪传播过程中被塑造成正向精神文化的载体，自身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也被反复确认。女排精神抽象成一种与国家复兴、个人奋斗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在以后的赛事中，无论当时的中国女排表现如何，女排精神都成为社会主流叙事中穩定的积极性符号。
情绪的传播和动员还有利于形成文化的自我觉醒和创建。媒介技术使人们生活的时空观念缩小，而对于情绪的感知能力和需求却变得更为强烈。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无数次地被医护人员以及全社会共同抗疫的事迹所感动着，饱含道德和文化判断的深层情绪被激发，使得这类信息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情绪化作许多网友自发创作相关内容的内驱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不屈不挠不畏困苦的文化在这些作品中被进一步挖掘和发展。这种情绪的传播和情感动员，在全社会引发的积极影响直接服务于全民抗疫的深入推进。人们在同情、义愤、感动、焦虑、振奋的情绪驱动中，增进对文化的体悟，也完成着自我的反思与觉醒。这一过程进而又参与了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使每一环节相互推进，不断形成深层的循环传导。
结语
情绪传播作为具有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种特殊传播类型，是研究时代精神结构的一个窗口。情绪传播的影响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短期的社会风险形成，抑或对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挑战，还应在客观认识其特征及传播机制的基础上，观察情绪传播与正常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运转状态的互动过程。情绪传播从微观的具体传播过程上可以推动个体情绪的社会化;而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运动过程来看，情绪传播不断积蓄并形成着特定的社会情绪记忆，并在这样的情绪记忆场域中勾连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断塑造着符合其逻辑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其作用是显著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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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mpact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LIU Zhen1， ZHAO Yun-ze2（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Publishing，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 Beijing 102627，China;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transmission is not a short-term stress response， and its impact will not dissipate with the resolution of accompanying events. Physiological driv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re the two side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They are also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psychology and action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path of emotional transmission and social impact are also born out of this. The formation of short-term social impact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go through four stages： external stimulation， emotional arousal and emotional sharing，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deep and long-term impact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on society is realized by the logic of forming social emotional memory field， 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identity， and shaping social emotional culture. These three link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 a cycle， which constantly acts on the spiritual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emotional memory; identity
基金項目：北京印刷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27170121001/042）
作者信息：刘珍（1989— ），女，内蒙古包头人，北京印刷学院讲师，美国密苏里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情绪传播、政治传播;通讯作者赵云泽（1978—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史、情绪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