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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史家大都注意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五四运动阐释权的争夺,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纠合在一起。如此常说常新的“五四”,毫无疑问,容易被“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至于是否真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当视一代人的心志与才情。
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一九三四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与刊行,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一九四四年昆明的西南联大举行纪念“五四”系列活动,所有这些,都很精彩。新中国成立后,“纪念五四”似乎成为一种制度性设计,一年一次小纪念,十年一次大纪念,蔚为奇观。其间,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有不少关于“五四”的文章和纪念活动,但与大陆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五四’言说史”,需要很多精心的辑佚、钩沉与阐释。本文选择一个特殊的视角,借助若干重要报刊的纪念文字,呈现一九四九—— 一九九九年间,中国大陆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以及如何借谈论“五四”来因应时局变化,让史学论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纠合在一起,构成一道隐含丰富政治内涵的“文化景观”。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谈论“五四”,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等,各有各的立场,也各有各的声音,无法互相取代(比如我本人便格外关注文学家五彩缤纷的往事追忆)。只不过在我设计的论述框架中,政治家的“意愿”起主导性作用——而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很长时间里,确实如此。
我选择了以下四种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和《文艺报》,看其在五四运动逢十周年时的表现。
以下就用素描的办法,勾勒几十年间中国大陆“‘五四’言说”的概貌。
一九四九年,关键词:革命路线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的《人民日报》,第一、二版刊登了陈伯达的重头文章《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在大军南下势如破竹的诸多“战报”中,夹杂如此长篇大论,显得非同一般。以“五四”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意义,强调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批判“五四运动中以编辑《新青年》杂志而著名的陈独秀”,还有“曾经在革命队伍中混过若干日子的张国焘”,当然也不忘记宣传“实验主义”的胡适和介绍“博格森哲学”的张君劢等。何为毛泽东主导的正确路线,这是革命成功后历史书写最为重要的一环。但这个问题的主要症结,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便解决了。陈文不过是根据毛泽东的若干论述,略加阐释而已。
当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乃“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打头的是《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收《新民主主义论》语录三段,《反对党八股》语录一段。以“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为准绳,是以后半个世纪中国大陆“‘五四’言说”的一大特色。不过,这回毛主席语录还只是作为“纪念特刊”的“引言”,而且放在第四版,与日后置于报头的“最高指示”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版的主打文章,是“革命老人”吴玉章的《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其主要功能在表彰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改良主义,包括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等。有趣的是,这一版的下方有好几则广告,其中数“春兴酒庄”的最为精彩:“春兴酒庄,庆祝五一!庆祝五四!本庄一周年纪念。酬谢各界劳动英雄,特将本庄储存之绍兴酒半价廉售一周。”
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有作为“参考资料”的《五四运动介绍》,第六版则是诸多文化名人文章,包括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此外,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采访记中,专门提及俞平伯如何撰文纪念五四,此即该版第一篇文章《回顾与前瞻》。俞平伯自称“不过一名马前小卒,实在不配谈这光荣的故事”;只是因进入新社会,作为五四老人,非表态不可。俞是真心实意说好话,但称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这种“五四论述”,与毛泽东最为倚重的笔杆子陈伯达的宏文,有很大的距离。一九三六年与张申府合作,努力推动“新启蒙”的陈伯达,原本对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充满敬意;不过此番重回北平,已非吴下阿蒙,自然可以板起面孔训斥陈独秀、胡适等。
与《人民日报》相比,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第七期),又是另一番景色。重刊毛泽东一九三九年的文章,题为《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与之配合的,是毛泽东的另一重要笔杆子田家英的《五四与今天》。田文不若陈文气势磅礴,倒是邓颖超的《五四运动的回忆》值得一读。此乃讲述而非撰著,重点在天津而非北京,这两点,都对日后的五四老人“口述史”起了引领作用。
一九五九年,关键词:思想改造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首都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四十周年》,至于副题,很复杂,也很有趣。上面是:“四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处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山河破碎的黑暗时期,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像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下面是:“郭沫若、康生、胡耀邦等讲话号召发扬革命传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三万多人振臂高呼: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再看看与之配合的社论《发扬光荣传统,建设伟大祖国——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着重强调的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绝对不容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半截是新华社关于纪念集会的通稿,下半截左边是社论,右边是三篇报道:一是人民解放军协助山南藏胞及时抢种抢收,二是山南藏胞大力支援平叛大军,三是班禅访问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听取关于迅速平定西藏叛乱的战斗情况介绍。可见,一九五九年的“五四纪念”,基调在爱国主义,重点在宣传“平叛”。
当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更是主打西藏牌:《全国人民痛斥外国干涉者》、《西藏是强大祖国的一部分,绝对不准任何外国人干涉》;至于第三版发表郭沫若、康生、胡耀邦的讲话,表面上各有分工,可最后都落实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平定西藏叛乱。在如此“时代最强音”的映衬下,那些谈文论艺的,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
有趣的是第八版下幅的广告:新华书店的“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专栏,介绍了人民出版社的《李大钊选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华书局的《蔡元培选集》、《五四运动回忆录》,还有就是三联书店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选集》,后者的说明文字如下:“这是从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共八辑)及一九五六年各期刊、学报中继续发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中选编的一本论文集。”接下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广告,左边是“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社特编印下列作家选集”,鲁迅打头,赵树理收尾,共二十六种;右边是新书预告《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选辑》。为何纪念“五四”的同时,必须突出“批胡”,就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首都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发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是副题略有变化。第二版是社论《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因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按照报纸分工,便着重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把资产阶级的尾巴割净必须经过痛苦的长时期的自我斗争。”关于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何“割尾巴”,其尴尬与痛苦,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有精彩的描写,值得参阅。
相对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还是比较关注“学术”和“文化”的。五月三日的《光明日报》第五版,以《纪念五四,促进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首都学术界广泛展开学术活动》为题,分别介绍了在京各学术团体、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如何召开学术报告会与讨论会。以北京大学为例:中文系举行“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兼及对于陶渊明、王维的评价;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谈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古与今、人与物、正面与反面、史料和史观等问题;哲学系任继愈等人合写《批判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老教授冯友兰则撰成《四十年回顾》一文,叙述自己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哲学思想的变迁。接下来,着重推荐的是邓广铭的论文《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强调胡的言论主张及所作所为与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五月四日《光明日报》第三版上的《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首都高校开展各种庆祝活动,天津各界人民集会纪念》,特别提及“北大东语系学生集体创作的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火烧赵家楼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活报剧《火烧赵家楼》,也在全校文娱演出晚会上正式演出”。第六版《“五四”的光辉》包含众多图像,其中有吴作人画的《“新青年”时代的鲁迅先生和李大钊同志》,一称先生,一为同志,还是有区别的;但为何鲁迅画正面,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反而是侧面,那是因为,毛泽东曾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两位都是五四先驱,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证明他们如画面所描述的,在一起切磋学问、讨论文稿。
《中国青年》一九五九年第七期(四月一日)上,刊出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纪念五四”的“宣传纲要”,以及北京大学学运史编写小组的《五四运动前前后后》、北大东语系创作组的《火烧赵家楼》。此活报剧的第一幕在巴黎和会休息厅,第二幕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第三幕是东交民巷西口,第四幕是赵家楼曹宅花园,最后是高呼口号的“尾声”。第八、第九期《中国青年》上诸多纪念文章,吴玉章的《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自述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最具史料价值;而且,不管你是否认同其政治主张,“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还是让闻者无不动容。这几期的《中国青年》,印数在一百三十八万至一百五十二万之间。
这个时候的《文艺报》是半月刊,印数在八万左右。一九五九年第八期(四月底刊行)《文艺报》乃“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刊发了林默涵、夏衍、唐、巴人、杨晦、许广平、以群、茅盾以及郑伯奇等人文章。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真面目——批判胡适、胡风及其他反动分子对文学革命的歪曲》最为特别,批判胡适、胡风这些“死老虎”也就罢了,为何还有“其他反动分子”?仔细阅读,发现其批的是“文化特务潘公展”刊于《中央周刊》三卷四十期(一九四一年五月)的《敬告可爱的青年——五四精神的新生》,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全力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者‘战国策’派”代表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以及陈在一九四三年三期上用“编者”名义发表的《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潘、陈二文之论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批判/超越五四的“个人主义”,确有迎合当时国民政府政治宣传的态势。可倘若反躬自省,以群等人不也与之“异曲同工”?这一期的《文艺报》,未上要目的川岛、钦文、胡仲持、石泉等人文章,反而有意思,且比较平实。再配上王琦的木刻《鲁迅与“三一八”》、滑田友等人创作的浮雕《五四运动》、张松鹤的雕塑《鲁迅像》,此期专号质量不错。
一九六九年,关键词:知识分子再教育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毛泽东的《青年运动方向》。此文最初刊于一九三九年《中国青年》一卷三期,后由《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第七期转载,题为《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此次重刊,仅删去开头的“同志们:”,减少三字一标点,讲演于是变成了文章。第三版上,是那个年代最为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题为《五四运动五十年》。文章称:“知识分子一定要下定决心,长期地、老老实实地拜工农兵为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坚定地在这条正确道路上走下去。”如何接受“再教育”,“文革”中习惯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红卫兵,此时正面临转型的巨大危机。此前半年,《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报道,编者按中引述毛主席的另一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以此为开端,先后有一千六百万知青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预感到可能面临的巨大反弹,此次“两报一刊”社论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
《光明日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第一版和第三版的处理,和《人民日报》完全一样。略有发挥的是第二版:一是解放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如何“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一是成都某机床厂群众如何“人人做知识分子再教育工作”;都是努力论证“最高指示”的英明:“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一九七九年,关键词:解放思想
在这么多关于“五四”的十周年纪念中,一九七九年可能是最为天清气爽,也是最让人意气风发的。那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新华社电《继承光荣革命传统,誓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报道了华国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纪念大会;另外,全文刊出了华国锋的长篇讲话。第二版刊发了四篇大会发言,包括团中央第一书记、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对越自卫还击战一等功荣立者,这三者各有其代表性;而最权威的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同志”的《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趣的是,在一个号召思想解放的时刻,许副委员长还在批判自己的老师胡适如何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连几位北大老同学都一并拉出来示众:“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之流,后来都投到帝国主义、蒋介石的怀抱,成为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五月五日发表社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文章开头说:“正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时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谈五四新文化,表彰其如何“向西方寻找真理”,这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着眼当下,此话更是别有幽怀。社论的重点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死守马列只言片语,盲目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帽子满天飞,闭眼不看世界的变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他们的倒行逆施,使得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拉大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向外国学习,不但科技要革新,体制也要改进:“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对我们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科学,我们也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没有四个现代化。”
五月四日的《光明日报》,除了发新华社通稿,还有社论《走历史必由之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此文主旨是批判林彪、“四人帮”,仍不忘把胡适也拉上来数落一通。可见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版发表本报记者采写的长篇文章《追求真理的渴望——北京大学杨晦教授谈五四运动》,第三版则在通栏标题“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下,用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六篇北大学生谈“五四”的文章。每到“五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否以及如何报道“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活动,是测量政治风气的重要指标。若是大加报道,意味着政治稳定、风气开通。
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一九三四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与刊行,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一九四四年昆明的西南联大举行纪念“五四”系列活动,所有这些,都很精彩。新中国成立后,“纪念五四”似乎成为一种制度性设计,一年一次小纪念,十年一次大纪念,蔚为奇观。其间,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有不少关于“五四”的文章和纪念活动,但与大陆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五四’言说史”,需要很多精心的辑佚、钩沉与阐释。本文选择一个特殊的视角,借助若干重要报刊的纪念文字,呈现一九四九—— 一九九九年间,中国大陆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以及如何借谈论“五四”来因应时局变化,让史学论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纠合在一起,构成一道隐含丰富政治内涵的“文化景观”。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谈论“五四”,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等,各有各的立场,也各有各的声音,无法互相取代(比如我本人便格外关注文学家五彩缤纷的往事追忆)。只不过在我设计的论述框架中,政治家的“意愿”起主导性作用——而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很长时间里,确实如此。
我选择了以下四种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和《文艺报》,看其在五四运动逢十周年时的表现。
以下就用素描的办法,勾勒几十年间中国大陆“‘五四’言说”的概貌。
一九四九年,关键词:革命路线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的《人民日报》,第一、二版刊登了陈伯达的重头文章《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在大军南下势如破竹的诸多“战报”中,夹杂如此长篇大论,显得非同一般。以“五四”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意义,强调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批判“五四运动中以编辑《新青年》杂志而著名的陈独秀”,还有“曾经在革命队伍中混过若干日子的张国焘”,当然也不忘记宣传“实验主义”的胡适和介绍“博格森哲学”的张君劢等。何为毛泽东主导的正确路线,这是革命成功后历史书写最为重要的一环。但这个问题的主要症结,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便解决了。陈文不过是根据毛泽东的若干论述,略加阐释而已。
当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乃“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打头的是《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收《新民主主义论》语录三段,《反对党八股》语录一段。以“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为准绳,是以后半个世纪中国大陆“‘五四’言说”的一大特色。不过,这回毛主席语录还只是作为“纪念特刊”的“引言”,而且放在第四版,与日后置于报头的“最高指示”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版的主打文章,是“革命老人”吴玉章的《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其主要功能在表彰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改良主义,包括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等。有趣的是,这一版的下方有好几则广告,其中数“春兴酒庄”的最为精彩:“春兴酒庄,庆祝五一!庆祝五四!本庄一周年纪念。酬谢各界劳动英雄,特将本庄储存之绍兴酒半价廉售一周。”
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有作为“参考资料”的《五四运动介绍》,第六版则是诸多文化名人文章,包括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此外,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采访记中,专门提及俞平伯如何撰文纪念五四,此即该版第一篇文章《回顾与前瞻》。俞平伯自称“不过一名马前小卒,实在不配谈这光荣的故事”;只是因进入新社会,作为五四老人,非表态不可。俞是真心实意说好话,但称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这种“五四论述”,与毛泽东最为倚重的笔杆子陈伯达的宏文,有很大的距离。一九三六年与张申府合作,努力推动“新启蒙”的陈伯达,原本对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充满敬意;不过此番重回北平,已非吴下阿蒙,自然可以板起面孔训斥陈独秀、胡适等。
与《人民日报》相比,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第七期),又是另一番景色。重刊毛泽东一九三九年的文章,题为《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与之配合的,是毛泽东的另一重要笔杆子田家英的《五四与今天》。田文不若陈文气势磅礴,倒是邓颖超的《五四运动的回忆》值得一读。此乃讲述而非撰著,重点在天津而非北京,这两点,都对日后的五四老人“口述史”起了引领作用。
一九五九年,关键词:思想改造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首都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四十周年》,至于副题,很复杂,也很有趣。上面是:“四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处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山河破碎的黑暗时期,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像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下面是:“郭沫若、康生、胡耀邦等讲话号召发扬革命传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三万多人振臂高呼: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再看看与之配合的社论《发扬光荣传统,建设伟大祖国——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着重强调的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绝对不容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半截是新华社关于纪念集会的通稿,下半截左边是社论,右边是三篇报道:一是人民解放军协助山南藏胞及时抢种抢收,二是山南藏胞大力支援平叛大军,三是班禅访问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听取关于迅速平定西藏叛乱的战斗情况介绍。可见,一九五九年的“五四纪念”,基调在爱国主义,重点在宣传“平叛”。
当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更是主打西藏牌:《全国人民痛斥外国干涉者》、《西藏是强大祖国的一部分,绝对不准任何外国人干涉》;至于第三版发表郭沫若、康生、胡耀邦的讲话,表面上各有分工,可最后都落实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平定西藏叛乱。在如此“时代最强音”的映衬下,那些谈文论艺的,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
有趣的是第八版下幅的广告:新华书店的“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专栏,介绍了人民出版社的《李大钊选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华书局的《蔡元培选集》、《五四运动回忆录》,还有就是三联书店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选集》,后者的说明文字如下:“这是从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共八辑)及一九五六年各期刊、学报中继续发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中选编的一本论文集。”接下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广告,左边是“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社特编印下列作家选集”,鲁迅打头,赵树理收尾,共二十六种;右边是新书预告《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选辑》。为何纪念“五四”的同时,必须突出“批胡”,就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首都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发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是副题略有变化。第二版是社论《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因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按照报纸分工,便着重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把资产阶级的尾巴割净必须经过痛苦的长时期的自我斗争。”关于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何“割尾巴”,其尴尬与痛苦,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有精彩的描写,值得参阅。
相对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还是比较关注“学术”和“文化”的。五月三日的《光明日报》第五版,以《纪念五四,促进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首都学术界广泛展开学术活动》为题,分别介绍了在京各学术团体、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如何召开学术报告会与讨论会。以北京大学为例:中文系举行“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兼及对于陶渊明、王维的评价;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谈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古与今、人与物、正面与反面、史料和史观等问题;哲学系任继愈等人合写《批判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老教授冯友兰则撰成《四十年回顾》一文,叙述自己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哲学思想的变迁。接下来,着重推荐的是邓广铭的论文《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强调胡的言论主张及所作所为与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五月四日《光明日报》第三版上的《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首都高校开展各种庆祝活动,天津各界人民集会纪念》,特别提及“北大东语系学生集体创作的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火烧赵家楼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活报剧《火烧赵家楼》,也在全校文娱演出晚会上正式演出”。第六版《“五四”的光辉》包含众多图像,其中有吴作人画的《“新青年”时代的鲁迅先生和李大钊同志》,一称先生,一为同志,还是有区别的;但为何鲁迅画正面,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反而是侧面,那是因为,毛泽东曾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两位都是五四先驱,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证明他们如画面所描述的,在一起切磋学问、讨论文稿。
《中国青年》一九五九年第七期(四月一日)上,刊出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纪念五四”的“宣传纲要”,以及北京大学学运史编写小组的《五四运动前前后后》、北大东语系创作组的《火烧赵家楼》。此活报剧的第一幕在巴黎和会休息厅,第二幕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第三幕是东交民巷西口,第四幕是赵家楼曹宅花园,最后是高呼口号的“尾声”。第八、第九期《中国青年》上诸多纪念文章,吴玉章的《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自述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最具史料价值;而且,不管你是否认同其政治主张,“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还是让闻者无不动容。这几期的《中国青年》,印数在一百三十八万至一百五十二万之间。
这个时候的《文艺报》是半月刊,印数在八万左右。一九五九年第八期(四月底刊行)《文艺报》乃“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刊发了林默涵、夏衍、唐、巴人、杨晦、许广平、以群、茅盾以及郑伯奇等人文章。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真面目——批判胡适、胡风及其他反动分子对文学革命的歪曲》最为特别,批判胡适、胡风这些“死老虎”也就罢了,为何还有“其他反动分子”?仔细阅读,发现其批的是“文化特务潘公展”刊于《中央周刊》三卷四十期(一九四一年五月)的《敬告可爱的青年——五四精神的新生》,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全力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者‘战国策’派”代表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以及陈在一九四三年三期上用“编者”名义发表的《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潘、陈二文之论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批判/超越五四的“个人主义”,确有迎合当时国民政府政治宣传的态势。可倘若反躬自省,以群等人不也与之“异曲同工”?这一期的《文艺报》,未上要目的川岛、钦文、胡仲持、石泉等人文章,反而有意思,且比较平实。再配上王琦的木刻《鲁迅与“三一八”》、滑田友等人创作的浮雕《五四运动》、张松鹤的雕塑《鲁迅像》,此期专号质量不错。
一九六九年,关键词:知识分子再教育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毛泽东的《青年运动方向》。此文最初刊于一九三九年《中国青年》一卷三期,后由《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第七期转载,题为《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此次重刊,仅删去开头的“同志们:”,减少三字一标点,讲演于是变成了文章。第三版上,是那个年代最为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题为《五四运动五十年》。文章称:“知识分子一定要下定决心,长期地、老老实实地拜工农兵为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坚定地在这条正确道路上走下去。”如何接受“再教育”,“文革”中习惯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红卫兵,此时正面临转型的巨大危机。此前半年,《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报道,编者按中引述毛主席的另一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以此为开端,先后有一千六百万知青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预感到可能面临的巨大反弹,此次“两报一刊”社论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
《光明日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第一版和第三版的处理,和《人民日报》完全一样。略有发挥的是第二版:一是解放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如何“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一是成都某机床厂群众如何“人人做知识分子再教育工作”;都是努力论证“最高指示”的英明:“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一九七九年,关键词:解放思想
在这么多关于“五四”的十周年纪念中,一九七九年可能是最为天清气爽,也是最让人意气风发的。那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新华社电《继承光荣革命传统,誓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报道了华国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纪念大会;另外,全文刊出了华国锋的长篇讲话。第二版刊发了四篇大会发言,包括团中央第一书记、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对越自卫还击战一等功荣立者,这三者各有其代表性;而最权威的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同志”的《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趣的是,在一个号召思想解放的时刻,许副委员长还在批判自己的老师胡适如何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连几位北大老同学都一并拉出来示众:“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之流,后来都投到帝国主义、蒋介石的怀抱,成为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五月五日发表社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文章开头说:“正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时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谈五四新文化,表彰其如何“向西方寻找真理”,这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着眼当下,此话更是别有幽怀。社论的重点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死守马列只言片语,盲目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帽子满天飞,闭眼不看世界的变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他们的倒行逆施,使得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拉大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向外国学习,不但科技要革新,体制也要改进:“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对我们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科学,我们也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没有四个现代化。”
五月四日的《光明日报》,除了发新华社通稿,还有社论《走历史必由之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此文主旨是批判林彪、“四人帮”,仍不忘把胡适也拉上来数落一通。可见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版发表本报记者采写的长篇文章《追求真理的渴望——北京大学杨晦教授谈五四运动》,第三版则在通栏标题“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下,用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六篇北大学生谈“五四”的文章。每到“五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否以及如何报道“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活动,是测量政治风气的重要指标。若是大加报道,意味着政治稳定、风气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