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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妹四个及其家属建了一个群，取名叫“走南闖北一家人”。
我和哥哥、弟弟在群里打着字交流着，如行云流水，得心应手。唯独妹妹不能，因为她不识字。每次看到我们发的可喜可贺的照片，妹妹总是率先发三个微笑表情表示祝贺，这是她仅能做到的。我深知，这些跳跃出来的小小表情饱含着妹妹的酸甜苦辣，而每每看到妹妹的“微笑”，我的心如刀割一般的痛。
记忆不自觉地回到那个年代，家庭的贫困让妹妹止步于校门之外。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哥哥都在读书，弟弟年幼，家庭的重担很自然地就落在父亲和年仅十岁的妹妹身上。为了供我们上学，十岁的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重担。洗衣、做饭、干农活儿样样都做，一个小女孩儿却干着大人干的活儿。妹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这位别人眼中的娇娇女就是这样被“娇宠”的。
看到同龄的男孩儿女孩儿背着书包，妹妹的心不知有多痛。她渴望上学，可这一切对她来说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她偷偷地抹眼泪，她清楚地知道这将是她一生的遗憾。为了爹娘，为了哥哥，也为了这个穷困的家，她认命了。在没人的地方，她甚至哭出声来，独自一人发泄心中的委屈，哭出来也许会好受些。可在别人面前她从不哭诉，她将所有的痛苦深深埋在心底，把微笑留给别人。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只能靠种地维持生计，80 年代，家家户户都种了大面积的棉花。夏日炎炎，妹妹背着农药桶，头顶烈日，脚踏黄土，默默地为棉花喷洒农药，农药水加上药桶足足三十斤重，如一座小山重重地压在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那稚嫩的肩上。没穿防护服，没戴口罩，刺鼻难闻的农药恶臭味时时笼罩着她的鼻尖，晒得黑红黑红的小脸满是汗水，脑后的羊角辫儿展示着她的坚韧与倔强。
“天有不测风云”，妹妹十五岁那年，一个酷暑的日子，她喷完两亩多棉花后，背着药桶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她面色蜡黄，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院子里，然后口吐白沫昏了过去。全家人都吓蒙了，赶紧用地排车将她送进医院，经诊断，她农药中毒了，经全力抢救才幸免于难。看到妹妹醒了，我们一家人都哭了，是惊恐，是后怕，是心疼，是高兴，是激动。
1987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县师范，成了村上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更是人人羡慕的“乡村小秀才”。一人“得志”，全家沸腾。最高兴的当属妹妹，她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为我感到骄傲。说实话，我被师范录取，也为我们这个贫穷的家注入一剂希望。
开学那天，妹妹用省吃俭用攒的零花钱为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二哥，你是好样的，你为咱家争了气，也为咱村争了气，到了城里会更有出息。”说着她把仅剩的九元钱塞给我，我说啥也不要，我知道这都是妹妹的辛苦钱，她生气了，说道：“出门在外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咱家虽穷，可在外面也不要小里小气的，别让人家瞧不起咱！”我讷讷半晌，内心纵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我发誓，等条件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妹妹，今生今世我都欠她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次年初冬，师范的校园一夜间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雪停了，我一大早起来感觉寒气袭人，冰冷彻骨。衣服单薄的我站在寝室门口的雪地上瑟瑟发抖。
“刘中方，快到女生院来看看吧，你妹妹给你送棉衣却送到我们女生宿舍里来了，哈哈哈！”仅一墙之隔的女生院里发出一声响亮的叫喊并伴随着哈哈的笑声。
听到喊声我喜出望外地飞奔到女生宿舍。眼前的一幕让我傻了眼。妹妹穿着一件红色旧棉袄，左手提着一个崭新的花格子包裹，右手拎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装满了花生，一双旧棉鞋上沾满了雪。她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嘴巴和鼻孔不停地出着热气，圆圆的脸蛋儿冻得红里发紫，额头上却沁出汗。皑皑白雪里好像多余了一位土里土气的乡下妹子，她怯生生地站在女生宿舍门外，不停地跺着脚。
天上掉下个土妹妹，我感觉很不适应，她的老土好像与我们学校的一切都不合拍。更让我感到没面子的是我们班女生的那番议论。
“没想到刘凯还有这么一位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妹妹，给哥哥送棉衣竟跑到女生院里来了，真逗！哈哈哈……”
“这算什么？更逗的是她一进门就问‘我哥哥在不在？’她哥哥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哥哥姓啥名谁？没文化的人我也见过，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才子的妹妹并不等于才女！”又一阵刺耳的笑声。
不绝于耳的议论及笑声让我的大脑“轰”地一下变成了空白，我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垂下了高傲的头，用余光看着无助的妹妹，她也看着我，似乎我是她唯一的救星，或许我的出现能够为她解围，至少可以结束眼前的尴尬。
“二哥，你肯定冻坏了吧。天说冷就冷了，咱娘刚为你套好的新棉袄，赶紧穿上吧，还有，这是咱家地里产的花生也是刚炒好的，快拿去分给大伙吃吧！”妹妹脸上堆满笑。
我一句话也没说，一个箭步向前，一把夺过包裹和花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二哥，二哥……”妹妹不停地呼唤着。
回到宿舍，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先是生气、愤怒、懊恼、失落，后来开始后悔，甚至羞愧难当。从家到县城将近二十里路，由于雪大不能骑车，妹妹一大早顶风冒寒，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厚厚的积雪来给我送棉衣已经够辛苦了，却受到哥哥的如此“礼遇”，难道这就是我所谓的要报答她吗？难道面子和尊严比良心还重要吗？难道我也步了“时位之移人”的后尘了吗？我怎么这么混蛋？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不顾一切地冲出宿舍门，我要追上去当面向她道歉。可当我从女生院一直追到校门外时，妹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还要继续追，耳边却传来了丁零零的上课铃声。
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拼命地工作，努力地进取。尽管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都是我的这位不识字却有文化的妹妹鼓励我：“世上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我和哥哥、弟弟在群里打着字交流着，如行云流水，得心应手。唯独妹妹不能，因为她不识字。每次看到我们发的可喜可贺的照片，妹妹总是率先发三个微笑表情表示祝贺，这是她仅能做到的。我深知，这些跳跃出来的小小表情饱含着妹妹的酸甜苦辣，而每每看到妹妹的“微笑”，我的心如刀割一般的痛。
记忆不自觉地回到那个年代，家庭的贫困让妹妹止步于校门之外。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哥哥都在读书，弟弟年幼，家庭的重担很自然地就落在父亲和年仅十岁的妹妹身上。为了供我们上学，十岁的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重担。洗衣、做饭、干农活儿样样都做，一个小女孩儿却干着大人干的活儿。妹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这位别人眼中的娇娇女就是这样被“娇宠”的。
看到同龄的男孩儿女孩儿背着书包，妹妹的心不知有多痛。她渴望上学，可这一切对她来说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她偷偷地抹眼泪，她清楚地知道这将是她一生的遗憾。为了爹娘，为了哥哥，也为了这个穷困的家，她认命了。在没人的地方，她甚至哭出声来，独自一人发泄心中的委屈，哭出来也许会好受些。可在别人面前她从不哭诉，她将所有的痛苦深深埋在心底，把微笑留给别人。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只能靠种地维持生计，80 年代，家家户户都种了大面积的棉花。夏日炎炎，妹妹背着农药桶，头顶烈日，脚踏黄土，默默地为棉花喷洒农药，农药水加上药桶足足三十斤重，如一座小山重重地压在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那稚嫩的肩上。没穿防护服，没戴口罩，刺鼻难闻的农药恶臭味时时笼罩着她的鼻尖，晒得黑红黑红的小脸满是汗水，脑后的羊角辫儿展示着她的坚韧与倔强。
“天有不测风云”，妹妹十五岁那年，一个酷暑的日子，她喷完两亩多棉花后，背着药桶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她面色蜡黄，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院子里，然后口吐白沫昏了过去。全家人都吓蒙了，赶紧用地排车将她送进医院，经诊断，她农药中毒了，经全力抢救才幸免于难。看到妹妹醒了，我们一家人都哭了，是惊恐，是后怕，是心疼，是高兴，是激动。
1987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县师范，成了村上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更是人人羡慕的“乡村小秀才”。一人“得志”，全家沸腾。最高兴的当属妹妹，她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为我感到骄傲。说实话，我被师范录取，也为我们这个贫穷的家注入一剂希望。
开学那天，妹妹用省吃俭用攒的零花钱为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二哥，你是好样的，你为咱家争了气，也为咱村争了气，到了城里会更有出息。”说着她把仅剩的九元钱塞给我，我说啥也不要，我知道这都是妹妹的辛苦钱，她生气了，说道：“出门在外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咱家虽穷，可在外面也不要小里小气的，别让人家瞧不起咱！”我讷讷半晌，内心纵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我发誓，等条件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妹妹，今生今世我都欠她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次年初冬，师范的校园一夜间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雪停了，我一大早起来感觉寒气袭人，冰冷彻骨。衣服单薄的我站在寝室门口的雪地上瑟瑟发抖。
“刘中方，快到女生院来看看吧，你妹妹给你送棉衣却送到我们女生宿舍里来了，哈哈哈！”仅一墙之隔的女生院里发出一声响亮的叫喊并伴随着哈哈的笑声。
听到喊声我喜出望外地飞奔到女生宿舍。眼前的一幕让我傻了眼。妹妹穿着一件红色旧棉袄，左手提着一个崭新的花格子包裹，右手拎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装满了花生，一双旧棉鞋上沾满了雪。她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嘴巴和鼻孔不停地出着热气，圆圆的脸蛋儿冻得红里发紫，额头上却沁出汗。皑皑白雪里好像多余了一位土里土气的乡下妹子，她怯生生地站在女生宿舍门外，不停地跺着脚。
天上掉下个土妹妹，我感觉很不适应，她的老土好像与我们学校的一切都不合拍。更让我感到没面子的是我们班女生的那番议论。
“没想到刘凯还有这么一位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妹妹，给哥哥送棉衣竟跑到女生院里来了，真逗！哈哈哈……”
“这算什么？更逗的是她一进门就问‘我哥哥在不在？’她哥哥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哥哥姓啥名谁？没文化的人我也见过，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才子的妹妹并不等于才女！”又一阵刺耳的笑声。
不绝于耳的议论及笑声让我的大脑“轰”地一下变成了空白，我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垂下了高傲的头，用余光看着无助的妹妹，她也看着我，似乎我是她唯一的救星，或许我的出现能够为她解围，至少可以结束眼前的尴尬。
“二哥，你肯定冻坏了吧。天说冷就冷了，咱娘刚为你套好的新棉袄，赶紧穿上吧，还有，这是咱家地里产的花生也是刚炒好的，快拿去分给大伙吃吧！”妹妹脸上堆满笑。
我一句话也没说，一个箭步向前，一把夺过包裹和花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二哥，二哥……”妹妹不停地呼唤着。
回到宿舍，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先是生气、愤怒、懊恼、失落，后来开始后悔，甚至羞愧难当。从家到县城将近二十里路，由于雪大不能骑车，妹妹一大早顶风冒寒，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厚厚的积雪来给我送棉衣已经够辛苦了，却受到哥哥的如此“礼遇”，难道这就是我所谓的要报答她吗？难道面子和尊严比良心还重要吗？难道我也步了“时位之移人”的后尘了吗？我怎么这么混蛋？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不顾一切地冲出宿舍门，我要追上去当面向她道歉。可当我从女生院一直追到校门外时，妹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还要继续追，耳边却传来了丁零零的上课铃声。
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拼命地工作，努力地进取。尽管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都是我的这位不识字却有文化的妹妹鼓励我：“世上没有过不去的沟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