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歪曲及新闻封锁，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加强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推动国际友人对红色中国的探访；主动为国际友人了解红色中国提供支持；借助国际友人向世界传播红色中国故事。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友人；世界沟通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1-0009-04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歪曲及新闻封锁，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加强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以谦和的态度、博大的胸襟，积极推动国际友人对红色中国的探访；主动为国际友人了解红色中国提供支持；借助国际友人向世界传播红色中国故事。这一做法，成为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典范。
当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略大转移，继续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对当时的多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就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个需要破解的谜。[1]这是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所描写的一段话。为了打破封锁，向外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争取民众和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除了通过建立各种宣传机构开展国际交往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定邀请一位能够客观报道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根据地。美国记者斯诺“因为他的国籍、他的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成了中共中央的恰当人选。
1936年6月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中共中央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2]周恩来给斯诺提出了尽可能了解苏区全貌的采访旅程计划。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抽出大量时间与他进行长谈。毛泽东与斯诺畅谈了十几个晚上。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3]
继斯诺之后，1937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访问延安。3月，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谈话时再次重申：“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4]通过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世界联盟的主张传递给全世界，并通过他们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共产党。为进一步扩大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共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向西方人敞开大门。许多西方记者冲破重重阻碍，辗转到达延安。英国记者贝特兰也是在收到毛泽东的邀请电报后访问延安的。[5]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在外国使团和记者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1943年3月，周恩来在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谈话时，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1944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6]在中共的积极推动下，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访问延安；7、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飞抵延安。
（一）国际友人多种不同的身份、中立的政治立场，使他们的报道具有客观、公允的说服力。抗战期间访问红色中国的国际友人，从职业身份看，其中以新闻记者居多，达50人以上；从国籍看，既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德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从组织形式看，既有个人独自前往，也有夫妇同行，还有经国民政府同意，集体前往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及美军观察组等。他们带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以独特的视角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的报道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正如斯诺所述：“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样就是了。”[7]“有句老话，什么事情看到了才能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参观，同时看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知道边区外有些人过去告诉我们的是不对的。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8]这些外国记者将亲身经历的事实用电讯、通讯或著作的形式发往国际社会，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逐渐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二）国际友人深入红色中国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使他们的报道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国际友人进入延安的时间前后不一，停留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他们通过亲身的考察，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共领袖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国际友人通过对红军的考察得出：中国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斯诺通过在苏区四个月的观察、访问，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指出：“事实是探索真理的路标。红色苏区分明是个文明友善之邦，哪里是什么‘匪’？我这次苏区之行，我的工作，我的事业良心，我的报导，必定会使国民党电台、报纸在世界上的谎言、欺骗破产。”[9]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红军是一批真正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战斗集体。决不是谋私利、一盘散沙乌合流寇之众”。他认为“中国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了”。[10]海伦·福斯特通过对延安的访问后，对红军战士“他们严密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劣势的装备和精湛的本领，他们对政治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们民主的精神和自豪的气概”也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之词，这些赞誉也随着他们的作品传向世界。由于他们是较早进入苏区的西方记者，他们对红色中国的报道，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共的窗口。 国际友人通过深入红色中国发现：共产党员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1944年冈瑟·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进入抗日根据地采访后，他得出，小小的延安能与大重庆竞争，因为共产党人真的更知道如何运用人民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每个地方都发挥着作用，如军队、地方政府、农村、工厂、合作社、医院、学校、剧团中。“在共产党控制的军队中，要求党员比非党员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主动性；在各种专业工作中，要求他们比非党员更努力和更有效地工作；把他们更多的业余时间致力于义务的社会和教育工作，致力于他们自己的学习；在工作和行为上起模范作用，并与党外人士建立信任、和谐和平等的关系，因为没有党外人士，他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这些是判断一个党员品质的标准。”[11]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包瑞德通过观察后得出，“事实上我有这样的印象，即在共产党军队里，政治委员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时，对军官的要求比对士兵更严。确实，除了政治委员专门负责政治工作尤其是党的教育之外，共产党显然不希望他们与军队里的其他成员有什么特殊之处”。[12]
国际友人通过采访共产党的领袖发现：他们是廉洁自律、严以修身的表率。斯诺首次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务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戴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戴的两条领章。”[13]1939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地，对毛泽东进行了访谈。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中写道：“我发现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1944年出版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中，斯诺写道：“我上次看到毛泽东时，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三块美金。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都一样，而且和农民共甘苦。”北京大通银行前经理马特尔·霍尔是经过游击区从日本人手中逃出来的最后一个美国人。他对斯诺说，对于游击区领导人受那么热烈拥护一事，他能作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些人本身廉洁和正直，有强烈的爱国心，致力于切实的民主政治，信任普通老百姓，并且不断努力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动员他们采取行动”。[14]包瑞德在《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写道：“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
国际友人通过观察了解到：共产党在抗战中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得到人民的支持。海伦·福斯特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15]在部队的行动中，包瑞德发现，共产党由于依靠群众，常常可以得到敌人的准确情报，因而可以不要精明的侦查员和巡逻兵。[16]“观察员都表明了共产党正在得到全中国人民支持的看法。当约翰·谢伟思就报告的这一方面，向毛泽东发表议论时，主席指出，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他们就不可能在日本人包围的地区生存。”[17]冈瑟·斯坦在延安第一次与林迈可谈话时，林迈可告诉他，“盟军的舆论十分低估共产党部队在华北的重要性”。“他们的实际重要性和潜在重要性，都比一般人所了解的大。一般人都不知道共产党人的有才能的领导以及他们和人民的真诚合作，给了他们的军队多大的力量。”[18]林迈可用大量的事实向冈瑟·斯坦说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兵在抗击日军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他说：“每个地方的人民都甘受极大的困苦，甘冒极大的危险来掩护和帮助八路军。他们认为他们和战士之间的紧密合作是理所当然的。”[19]冈瑟·斯坦写道：“林迈可夫妇都不是共产党员。林迈可还是保持着典型的进步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他是坚决反对极权的，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极端客观的。”[20]
（三）国际友人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渠道向外传播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到延安和根据地访问的国际友人撰写了许多介绍中国共产党及敌后根据地的文章和书籍，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1936年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相继在《密勒氏评论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多种报刊，陆续发表了三十多篇通讯报道。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几个星期内销售达10万册以上。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几乎传遍了全世界。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后来在回忆斯诺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这本书的影响：“《红星》一书最终问世时，它使基本上不了解情况的外界大为惊讶。但是，它使我们这批‘中国观察家’更为震惊。”[21]“这部著作大大消除了那些在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出现的推测性的东西，并向西方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带有倾向性的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为一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22]
此后，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所著《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所著《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北行漫记》），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人民之战》，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宫、曾任罗斯福总统佐治亚州温泉住宅副卫队长的卡尔逊上尉的《中国的双星》、《中国的军队》，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的《与中共相处两年》（《新西行漫记》），冈瑟·斯坦的《红包中国的挑战》，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的《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出版的《中国的惊雷》等著作，以及外国记者团和白修德等人发表的系统报告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如卢登1945年4月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等，从不同角度真实记录了在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同盟国抗日的重要意义。这些报道、照片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而且使国际社会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逐渐改变着国际舆论对中共宣传的导向。 传播学相关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等功能。从“中国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评价，到源于与人民真诚合作而生的“实际重要性和潜在重要性”的分析，从“判断一个党员品质的标准”的描述，到对共产党领袖廉洁朴实、严以修身形象的刻画，国际友人以其生动而具原生态的笔触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崭新形象，这种形象强烈地颠覆了之前国民政府主导舆论对中共及红军形象所给予的歪曲和丑化，同时正像包瑞德所说的，“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不仅改变了国人对中共的认识，对重塑中共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共及其领导军队的了解，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如何针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何通过借助国际友人的声音来实现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国际友人搭建起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外宣传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讲好中国故事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有世界眼光。抗战时期国际友人深入红色中国，将它们亲眼目睹的有关共产党人及其领袖的感人故事客观如实地报道给世界，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其中除故事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契合了当时国际社会对解开红色中国之谜的迫切期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了解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共同话题，还要寻找到国际化传播的切入点，使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够让世界更好地感知、理解和接纳，有助于破解国际舆论中对中国的成见、偏见、疑虑甚至敌视，有助于扩大认知，增进理解。
（二）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实现与传播对象的话语体系对接。抗战时期，有关红色中国的种种传说是国际社会上很多人想要了解和解开的谜。国际友人通过实地考察，将耳闻目睹的事实传向国际社会，不仅满足了国际社会对红色中国之谜了解的需求，而且揭示了事实的真相，给予那些谣言或臆断以有力的回击。同时，由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与国际社会直接对接，没有距离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使得他们的报道无论在影响力还是在传播范围方面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当今我们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同样要针对社会需求，了解受众心理，感受时代脉搏。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我们传播的概念范畴表述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与国外的话语体系相对接，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让他们愿意听、听得懂，努力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这样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产生共鸣，有利于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沟通和交流，有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
（三）让世界了解中国，要重视第三方传播媒介的作用。由于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他们跨越国别、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界限，利用国外媒体发表其文章和著作，不仅使他们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传遍世界各地，而且更易为国际社会认同和接受。通过多渠道、多元主体来讲述中国故事，利用第三方媒介传播中国声音，有利于中国与世界更好地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国际社会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也会使中国声音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参考文献：
[1][2][7][1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36-37.7-8.57-58.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58.660.
[5][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84.
[6]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198-199.
[8][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274.
[9][10][14][21]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2：364.366.165-166.348.
[11][18][19][20][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40.349.354.351.
[12][16][17][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15.5.54-55.
[15][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67.
[22][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47-5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友人；世界沟通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1-0009-04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歪曲及新闻封锁，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加强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以谦和的态度、博大的胸襟，积极推动国际友人对红色中国的探访；主动为国际友人了解红色中国提供支持；借助国际友人向世界传播红色中国故事。这一做法，成为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典范。
当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略大转移，继续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对当时的多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就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个需要破解的谜。[1]这是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所描写的一段话。为了打破封锁，向外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争取民众和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除了通过建立各种宣传机构开展国际交往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定邀请一位能够客观报道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根据地。美国记者斯诺“因为他的国籍、他的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成了中共中央的恰当人选。
1936年6月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中共中央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2]周恩来给斯诺提出了尽可能了解苏区全貌的采访旅程计划。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抽出大量时间与他进行长谈。毛泽东与斯诺畅谈了十几个晚上。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3]
继斯诺之后，1937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访问延安。3月，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谈话时再次重申：“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4]通过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世界联盟的主张传递给全世界，并通过他们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共产党。为进一步扩大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共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向西方人敞开大门。许多西方记者冲破重重阻碍，辗转到达延安。英国记者贝特兰也是在收到毛泽东的邀请电报后访问延安的。[5]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在外国使团和记者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1943年3月，周恩来在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谈话时，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1944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6]在中共的积极推动下，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访问延安；7、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飞抵延安。
（一）国际友人多种不同的身份、中立的政治立场，使他们的报道具有客观、公允的说服力。抗战期间访问红色中国的国际友人，从职业身份看，其中以新闻记者居多，达50人以上；从国籍看，既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德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从组织形式看，既有个人独自前往，也有夫妇同行，还有经国民政府同意，集体前往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及美军观察组等。他们带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以独特的视角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的报道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正如斯诺所述：“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样就是了。”[7]“有句老话，什么事情看到了才能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参观，同时看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知道边区外有些人过去告诉我们的是不对的。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8]这些外国记者将亲身经历的事实用电讯、通讯或著作的形式发往国际社会，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逐渐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二）国际友人深入红色中国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使他们的报道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国际友人进入延安的时间前后不一，停留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他们通过亲身的考察，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共领袖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国际友人通过对红军的考察得出：中国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斯诺通过在苏区四个月的观察、访问，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指出：“事实是探索真理的路标。红色苏区分明是个文明友善之邦，哪里是什么‘匪’？我这次苏区之行，我的工作，我的事业良心，我的报导，必定会使国民党电台、报纸在世界上的谎言、欺骗破产。”[9]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红军是一批真正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战斗集体。决不是谋私利、一盘散沙乌合流寇之众”。他认为“中国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了”。[10]海伦·福斯特通过对延安的访问后，对红军战士“他们严密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劣势的装备和精湛的本领，他们对政治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们民主的精神和自豪的气概”也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之词，这些赞誉也随着他们的作品传向世界。由于他们是较早进入苏区的西方记者，他们对红色中国的报道，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共的窗口。 国际友人通过深入红色中国发现：共产党员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1944年冈瑟·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进入抗日根据地采访后，他得出，小小的延安能与大重庆竞争，因为共产党人真的更知道如何运用人民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每个地方都发挥着作用，如军队、地方政府、农村、工厂、合作社、医院、学校、剧团中。“在共产党控制的军队中，要求党员比非党员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主动性；在各种专业工作中，要求他们比非党员更努力和更有效地工作；把他们更多的业余时间致力于义务的社会和教育工作，致力于他们自己的学习；在工作和行为上起模范作用，并与党外人士建立信任、和谐和平等的关系，因为没有党外人士，他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这些是判断一个党员品质的标准。”[11]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包瑞德通过观察后得出，“事实上我有这样的印象，即在共产党军队里，政治委员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时，对军官的要求比对士兵更严。确实，除了政治委员专门负责政治工作尤其是党的教育之外，共产党显然不希望他们与军队里的其他成员有什么特殊之处”。[12]
国际友人通过采访共产党的领袖发现：他们是廉洁自律、严以修身的表率。斯诺首次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务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戴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戴的两条领章。”[13]1939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地，对毛泽东进行了访谈。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中写道：“我发现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1944年出版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中，斯诺写道：“我上次看到毛泽东时，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三块美金。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都一样，而且和农民共甘苦。”北京大通银行前经理马特尔·霍尔是经过游击区从日本人手中逃出来的最后一个美国人。他对斯诺说，对于游击区领导人受那么热烈拥护一事，他能作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些人本身廉洁和正直，有强烈的爱国心，致力于切实的民主政治，信任普通老百姓，并且不断努力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动员他们采取行动”。[14]包瑞德在《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写道：“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
国际友人通过观察了解到：共产党在抗战中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得到人民的支持。海伦·福斯特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15]在部队的行动中，包瑞德发现，共产党由于依靠群众，常常可以得到敌人的准确情报，因而可以不要精明的侦查员和巡逻兵。[16]“观察员都表明了共产党正在得到全中国人民支持的看法。当约翰·谢伟思就报告的这一方面，向毛泽东发表议论时，主席指出，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他们就不可能在日本人包围的地区生存。”[17]冈瑟·斯坦在延安第一次与林迈可谈话时，林迈可告诉他，“盟军的舆论十分低估共产党部队在华北的重要性”。“他们的实际重要性和潜在重要性，都比一般人所了解的大。一般人都不知道共产党人的有才能的领导以及他们和人民的真诚合作，给了他们的军队多大的力量。”[18]林迈可用大量的事实向冈瑟·斯坦说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兵在抗击日军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他说：“每个地方的人民都甘受极大的困苦，甘冒极大的危险来掩护和帮助八路军。他们认为他们和战士之间的紧密合作是理所当然的。”[19]冈瑟·斯坦写道：“林迈可夫妇都不是共产党员。林迈可还是保持着典型的进步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他是坚决反对极权的，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极端客观的。”[20]
（三）国际友人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渠道向外传播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到延安和根据地访问的国际友人撰写了许多介绍中国共产党及敌后根据地的文章和书籍，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1936年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相继在《密勒氏评论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多种报刊，陆续发表了三十多篇通讯报道。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几个星期内销售达10万册以上。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几乎传遍了全世界。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后来在回忆斯诺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这本书的影响：“《红星》一书最终问世时，它使基本上不了解情况的外界大为惊讶。但是，它使我们这批‘中国观察家’更为震惊。”[21]“这部著作大大消除了那些在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出现的推测性的东西，并向西方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带有倾向性的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为一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22]
此后，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所著《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所著《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北行漫记》），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人民之战》，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宫、曾任罗斯福总统佐治亚州温泉住宅副卫队长的卡尔逊上尉的《中国的双星》、《中国的军队》，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的《与中共相处两年》（《新西行漫记》），冈瑟·斯坦的《红包中国的挑战》，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的《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出版的《中国的惊雷》等著作，以及外国记者团和白修德等人发表的系统报告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如卢登1945年4月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等，从不同角度真实记录了在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同盟国抗日的重要意义。这些报道、照片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而且使国际社会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逐渐改变着国际舆论对中共宣传的导向。 传播学相关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等功能。从“中国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评价，到源于与人民真诚合作而生的“实际重要性和潜在重要性”的分析，从“判断一个党员品质的标准”的描述，到对共产党领袖廉洁朴实、严以修身形象的刻画，国际友人以其生动而具原生态的笔触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崭新形象，这种形象强烈地颠覆了之前国民政府主导舆论对中共及红军形象所给予的歪曲和丑化，同时正像包瑞德所说的，“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不仅改变了国人对中共的认识，对重塑中共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共及其领导军队的了解，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如何针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何通过借助国际友人的声音来实现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国际友人搭建起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外宣传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讲好中国故事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有世界眼光。抗战时期国际友人深入红色中国，将它们亲眼目睹的有关共产党人及其领袖的感人故事客观如实地报道给世界，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其中除故事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契合了当时国际社会对解开红色中国之谜的迫切期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了解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共同话题，还要寻找到国际化传播的切入点，使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够让世界更好地感知、理解和接纳，有助于破解国际舆论中对中国的成见、偏见、疑虑甚至敌视，有助于扩大认知，增进理解。
（二）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实现与传播对象的话语体系对接。抗战时期，有关红色中国的种种传说是国际社会上很多人想要了解和解开的谜。国际友人通过实地考察，将耳闻目睹的事实传向国际社会，不仅满足了国际社会对红色中国之谜了解的需求，而且揭示了事实的真相，给予那些谣言或臆断以有力的回击。同时，由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与国际社会直接对接，没有距离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使得他们的报道无论在影响力还是在传播范围方面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当今我们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同样要针对社会需求，了解受众心理，感受时代脉搏。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我们传播的概念范畴表述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与国外的话语体系相对接，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让他们愿意听、听得懂，努力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这样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产生共鸣，有利于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沟通和交流，有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
（三）让世界了解中国，要重视第三方传播媒介的作用。由于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他们跨越国别、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界限，利用国外媒体发表其文章和著作，不仅使他们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传遍世界各地，而且更易为国际社会认同和接受。通过多渠道、多元主体来讲述中国故事，利用第三方媒介传播中国声音，有利于中国与世界更好地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国际社会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也会使中国声音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参考文献：
[1][2][7][1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36-37.7-8.57-58.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58.660.
[5][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84.
[6]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198-199.
[8][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274.
[9][10][14][21]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2：364.366.165-166.348.
[11][18][19][20][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40.349.354.351.
[12][16][17][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15.5.54-55.
[15][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67.
[22][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47-5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