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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1日至28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迟了两个多月的全国两会在万众瞩目中召开。2020年，恰逢决胜全面小康之年、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习近平同志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2020年也是非常之年，我们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非常时期，非常两会，今年的两会采访也不比寻常。两会期间，我们通过邮件、微信等网络途径，对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刘焱教授和北京市北海幼儿园柳茹园长，分别进行了连线采访。
一以贯之关注普惠性学前教育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是党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而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实现“幼有所育”目标的关键所在。刘焱委员今年的提案就聚焦于“把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继续为“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鼓与呼。
为什么要提“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刘焱委员详细解释了提案的背景：“自2010年以来，我国开始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政府持续加大了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积极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使得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但在目前，‘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学前教育成本家庭分担比例过高、公办幼儿园财政拨款机制不合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激励机制难以形成。”
一句话，自2010年以来，普惠性学前教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发展成就，但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积重难返，公办幼儿园的“增”苦受编制之“网”束缚，民办幼儿园转“普惠”苦于激励不够;加之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老问题、新风险交织、叠加，使实现“幼有所育”的目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刘焱委员认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能起到举一纲而万目张的作用，一旦抓住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系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理解“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这个问题既要因实践而认识，也要站在理论高度来理解。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刘焱委员是唯一来自学前领域的高校学者，她不仅重视实践调研，更致力于从理论高度来解决“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过程中的难点和要点问题。采访中，刘焱委员详细介绍了其带领的研究团队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ZDA337）的研究成果。她指出：“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亟须厘清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属性，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事关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相关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幼有所育’目标的实现。”
提案中的“属性”针对的是政府在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责任边界，事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财政事权划分。只有厘清属性的定位问题，才能给予普惠性学前教育长期、稳定、规范的制度支持和充足的财政保证;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规范的制度支持和充足的财政保证，才能真正解决普惠性资源不足，政策保障體系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监管体系机制不健全、保教质量有待提高、部分民办园过度逐利等突出问题、“入园难”“入园贵”等一系列问题，实现新时代学前教育的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刘焱委员特别强调：“我们要搞清楚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属性，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姓公’还是‘姓私’问题。不管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能做到普惠而有质量，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可获得’‘付得起’‘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都值得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好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属性定位问题，就是在完善新时代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
目前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如何构成的？根据刘焱委员及其团队的研究，在当前的政策定位下，学前教育实际上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助（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财政适当补助”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资助）、属于“准基本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属于“经营性公共服务”的营利性的选择性学前教育（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基本公共服务”和“经营性公共服务”都容易理解和定位，难就难在“准基本公共服务”的定位上。实际上，后者目前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其经费来源“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所需财政补助经费主要按照隶属关系等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现实问题在于，当前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助”的目标人群数量实际很少，而面向80%以上全国在园幼儿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同样“戴着普惠的帽子”，却因为“准基本公共服务”的身份，面临种种困难，举步维艰。这份艰难裹挟着国家、不同类型幼儿园、广大家长的不同难处。刘焱委员进一步解释了，提案中被精炼的提法背后的缜密理论与实践逻辑。
对于国家而言，尽管随着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有所缓解，但问题尚未获得真正解决。事实上，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总量仍然不足。若将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中和学前教育三个阶段财政性经费占GDP的比例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阶段财政性经费占GDP的比例为0.84%，是学前教育阶段的4.67倍，普通高中阶段财政性经费占GDP的比例为0.43%，是学前教育阶段的2.39倍。
对于作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支柱的公办幼儿园而言，政府要求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但是当前制约公办幼儿园发展的最大瓶颈问题就是教职工编制问题。以编制为依据的财政性经费拨款方式受阻，导致许多公办幼儿园运营困难，在编教师和非在编教师“同工不同酬”，收入待遇差距非常悬殊，严重影响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情况复杂的民办幼儿园而言，迄今为止吸引其进入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目前，各地主要采取限价策略，财政补助停留在以奖代补阶段，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过小且随意性较大。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收益等于或略高于成本，有些地区甚至小于成本。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要求的分类管理尚未落地的情况下，当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或多或少还可以获得“合理回报”。一旦分类管理政策落地实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不能再获取“合理回报”，可能导致部分举办者退出普惠性学前教育。
对于家长而言，学前教育成本家庭分担比例过高。在2010年以前，家长分担的比例在14.15%～25.97%。2010 年以来，学前教育成本家庭分担比例一直在40%以上。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家长缴费的比例为47.8%，政府分担的比例为47.3%。与同样属于非义务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高中阶段相比，学前教育阶段家长分担的比例分别是其他两阶段家长分担比例的2.23倍和3.85倍。
谈到当前的疫情，刘焱委员不由得担忧：“现在，很多民办幼儿园生存困难。尽管这次疫情中，很多地方政府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供资助，以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燃眉之急，既扶持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也保存了当地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但是疫情之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更需要政府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数量不足，将直接影响普惠性学前教育的供给总量，导致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更加不足，尽快将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普惠性学前教育保存量、扩增量。”
刘焱委员在提案最后明确提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当前‘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框架下很难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她建议：“尽快把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制定普惠性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统筹协调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加快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让更多的幼儿与家庭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恰逢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爆发，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家长对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诉求更为迫切。柳茹委员今年的提案主题为“加强儿童灾难教育”，涉及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乃至教师的职后培养。
谈到这份提案的背景，柳茹委员结合亲身经历详细解释，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次“大考”。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和改革的契机，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和梳理。党和国家始终在给我们正确的方向引领。自1月26日北京市宣布因疫情爆发延期开学后，北京市教工委、教委第一时间成立了一支由93名北京市特级校长和近800名北京市特级教师组成的教育团队，并推出“双‘特’战‘疫’”专栏，通过市民热线、主任信箱、公开发布等渠道对家长和教师提出的问题，逐一及时解答，指导全市数万教师紧密联系学生和家长，及时研发学生的居家学习生活方案，同时迅速展开对学生在家学习期间心理焦虑、学习生活不会安排等问题的提前研判和指导。作为参与者，柳茹委员深刻感受到家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求。
柳茹委员接着重点介绍了疫情期间幼儿园开展家园共育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从幼儿园的层面，我们积极探索如何更科学地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幼儿園的线上教育，实现教育价值最大化;怎样实现线上教育中跟孩子的充分互动;怎样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如何在不给家长增添负担的前提下，指导、帮助家长有效地跟孩子共同游戏，支持孩子的发展等。比如，我们幼儿园有将近800个孩子，为了把家园共育做实做细，我们通过家长调研，深入了解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家长的教育需求，进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教育措施。复工复产后，有些父母白天工作较为繁忙，班级教师会利用晚间时间进行线上一对一沟通，根据家庭的多元需求给予个性化的回应与支持，提升家园共育工作的实效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反馈，陪伴孩子成长的这几个月中自己也获得了成长，家园互动更紧密了，感觉是认真上了一轮家长学校，对于当下和未来更科学地教育孩子也非常有帮助。但同时，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反思到一些教育中的缺失，比如我在提案中提出的‘加强灾难教育’。”
柳茹委员进一步阐释了加强灾难教育的意义：“不论是园长，还是老师，都应该接受相关的专门培训，以便在灾难来临时能够积极面对并有效应对，甚至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了解有关灾难的基本常识，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比如正确洗手、戴口罩等，尤其是面对灾难的积极心态和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心。我希望，通过这份提案来呼吁国家进一步重视灾难教育，从学前一直贯穿到小学、中学、大学。虽然目前，中小学、幼儿园也会开展一些相关的安全教育，但是不深入、不系统、不持续。很多时候，安全教育流于形式;而且，目前开展的安全教育更多倾向于防灾、救灾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的引导相对欠缺。我认为，这些是要进一步完善的。”
谈到下一阶段幼儿园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疫情对于各地幼儿园复园后的影响等，柳茹委员娓娓道来：“在两会现场，见到我的领导都在问，‘你们幼儿园复园了吗’。随着中小学陆续复学，幼儿园的复园工作受到了各界的极大关注。作为一线幼教工作者，我们首先必须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明确我们国家现行的相关方针、政策，将防疫工作当成一条主线，贯穿到幼儿园的各项工作中，在确保幼儿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实施高质量的教育，支持幼儿更好地发展。但是，幼儿园的防控工作确实非常有挑战，毕竟孩子太小了，自控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比较弱，而且师幼之间、小伙伴之间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见面后免不了肢体接触。所以，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周密、更严谨、更规范、更到位，才能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幼儿园课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会将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品德教育，还有生命教育、科学教育、灾难教育等等，和五大领域的教育融合在一起;在课程的侧重点上，我们会适当加大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体育运动的比重。” 采访最后，柳茹园长还告诉了我们来自两会现场的一个花絮：“前一天，整个教育大组的107位委员一起参加了教育界别的联组会。会上，全国政协万钢副主席和卢展工副主席，还有来自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扶贫办等相关部委的领导，都来听取教育界委员的提案和建议。原定有10位委员发言，但最后因为时间关系，只给了6位委员现场发言的机会，然后请各部委回应。在最后的总结环节，卢展工副主席强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当中学前教育的问题很关键。下面，我们请现场唯一一位在学前教育一线工作的柳茹委员来发言’。”
来自副国级领导的临时“点将”让柳茹委员特别激动，她说：“这不仅是给我个人发言机会，更是给我们整个学前教育行业以表达机会，说明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字数减少了，但是在会议期间，我感受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减。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处跟学前阶段密切相关，一是发展养老、托幼服务，二是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这两点都提得非常给力，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关切。所以，我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重点阐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的严重影响，并从推动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以及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期待政府能够采取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来帮助和支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那些面临困难的民办乡村幼儿园，要有更好的措施帮助他們更好地办园，更好地服务社会，助力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
不论是刘焱委员，还是柳茹委员，在采访中都提到今年两会期间的会议长度特别压缩，议程安排特别紧凑，会议材料特别精简。为了让会议更高效，该思考的观点、该表达的语言，委员们都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开会时间限制了，会上少有长篇大论，更高效。大会发言材料虽然简短，有些内容只能言简意赅地表达，但是具体的情况、建议等都体现在需要委员会后学习的另一份详版材料里。会期压缩了，会议的更多内容放在聚焦问题、真正解决问题上，更务实。
虽然无法在两会现场采访两位委员，但透过语音、文字，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委员们紧密联系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当下现实、又能超越当下的高瞻远瞩，感受到全国一盘棋彰显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采访结束后不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的89处修改中，教育方面就补充了“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等表述。
未来，我们面对可能遇到的重大困难、重大挑战，依然会万众一心，共克时艰;未来，我们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追求不变，对实现中国学前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的信心不变。
非常时期，非常两会，今年的两会采访也不比寻常。两会期间，我们通过邮件、微信等网络途径，对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刘焱教授和北京市北海幼儿园柳茹园长，分别进行了连线采访。
一以贯之关注普惠性学前教育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是党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而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实现“幼有所育”目标的关键所在。刘焱委员今年的提案就聚焦于“把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继续为“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鼓与呼。
为什么要提“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刘焱委员详细解释了提案的背景：“自2010年以来，我国开始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政府持续加大了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积极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使得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但在目前，‘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学前教育成本家庭分担比例过高、公办幼儿园财政拨款机制不合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激励机制难以形成。”
一句话，自2010年以来，普惠性学前教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发展成就，但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积重难返，公办幼儿园的“增”苦受编制之“网”束缚，民办幼儿园转“普惠”苦于激励不够;加之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老问题、新风险交织、叠加，使实现“幼有所育”的目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刘焱委员认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能起到举一纲而万目张的作用，一旦抓住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系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理解“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这个问题既要因实践而认识，也要站在理论高度来理解。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刘焱委员是唯一来自学前领域的高校学者，她不仅重视实践调研，更致力于从理论高度来解决“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过程中的难点和要点问题。采访中，刘焱委员详细介绍了其带领的研究团队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ZDA337）的研究成果。她指出：“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亟须厘清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属性，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事关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相关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幼有所育’目标的实现。”
提案中的“属性”针对的是政府在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责任边界，事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财政事权划分。只有厘清属性的定位问题，才能给予普惠性学前教育长期、稳定、规范的制度支持和充足的财政保证;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规范的制度支持和充足的财政保证，才能真正解决普惠性资源不足，政策保障體系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监管体系机制不健全、保教质量有待提高、部分民办园过度逐利等突出问题、“入园难”“入园贵”等一系列问题，实现新时代学前教育的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刘焱委员特别强调：“我们要搞清楚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属性，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姓公’还是‘姓私’问题。不管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能做到普惠而有质量，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可获得’‘付得起’‘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都值得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好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属性定位问题，就是在完善新时代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
目前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如何构成的？根据刘焱委员及其团队的研究，在当前的政策定位下，学前教育实际上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助（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财政适当补助”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资助）、属于“准基本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属于“经营性公共服务”的营利性的选择性学前教育（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基本公共服务”和“经营性公共服务”都容易理解和定位，难就难在“准基本公共服务”的定位上。实际上，后者目前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其经费来源“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所需财政补助经费主要按照隶属关系等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现实问题在于，当前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助”的目标人群数量实际很少，而面向80%以上全国在园幼儿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同样“戴着普惠的帽子”，却因为“准基本公共服务”的身份，面临种种困难，举步维艰。这份艰难裹挟着国家、不同类型幼儿园、广大家长的不同难处。刘焱委员进一步解释了，提案中被精炼的提法背后的缜密理论与实践逻辑。
对于国家而言，尽管随着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有所缓解，但问题尚未获得真正解决。事实上，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总量仍然不足。若将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中和学前教育三个阶段财政性经费占GDP的比例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阶段财政性经费占GDP的比例为0.84%，是学前教育阶段的4.67倍，普通高中阶段财政性经费占GDP的比例为0.43%，是学前教育阶段的2.39倍。
对于作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支柱的公办幼儿园而言，政府要求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但是当前制约公办幼儿园发展的最大瓶颈问题就是教职工编制问题。以编制为依据的财政性经费拨款方式受阻，导致许多公办幼儿园运营困难，在编教师和非在编教师“同工不同酬”，收入待遇差距非常悬殊，严重影响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情况复杂的民办幼儿园而言，迄今为止吸引其进入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目前，各地主要采取限价策略，财政补助停留在以奖代补阶段，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过小且随意性较大。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收益等于或略高于成本，有些地区甚至小于成本。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要求的分类管理尚未落地的情况下，当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或多或少还可以获得“合理回报”。一旦分类管理政策落地实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不能再获取“合理回报”，可能导致部分举办者退出普惠性学前教育。
对于家长而言，学前教育成本家庭分担比例过高。在2010年以前，家长分担的比例在14.15%～25.97%。2010 年以来，学前教育成本家庭分担比例一直在40%以上。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家长缴费的比例为47.8%，政府分担的比例为47.3%。与同样属于非义务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高中阶段相比，学前教育阶段家长分担的比例分别是其他两阶段家长分担比例的2.23倍和3.85倍。
谈到当前的疫情，刘焱委员不由得担忧：“现在，很多民办幼儿园生存困难。尽管这次疫情中，很多地方政府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供资助，以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燃眉之急，既扶持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也保存了当地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但是疫情之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更需要政府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数量不足，将直接影响普惠性学前教育的供给总量，导致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更加不足，尽快将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普惠性学前教育保存量、扩增量。”
刘焱委员在提案最后明确提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当前‘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框架下很难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她建议：“尽快把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制定普惠性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统筹协调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加快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让更多的幼儿与家庭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恰逢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爆发，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家长对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诉求更为迫切。柳茹委员今年的提案主题为“加强儿童灾难教育”，涉及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乃至教师的职后培养。
谈到这份提案的背景，柳茹委员结合亲身经历详细解释，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次“大考”。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和改革的契机，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和梳理。党和国家始终在给我们正确的方向引领。自1月26日北京市宣布因疫情爆发延期开学后，北京市教工委、教委第一时间成立了一支由93名北京市特级校长和近800名北京市特级教师组成的教育团队，并推出“双‘特’战‘疫’”专栏，通过市民热线、主任信箱、公开发布等渠道对家长和教师提出的问题，逐一及时解答，指导全市数万教师紧密联系学生和家长，及时研发学生的居家学习生活方案，同时迅速展开对学生在家学习期间心理焦虑、学习生活不会安排等问题的提前研判和指导。作为参与者，柳茹委员深刻感受到家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求。
柳茹委员接着重点介绍了疫情期间幼儿园开展家园共育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从幼儿园的层面，我们积极探索如何更科学地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幼儿園的线上教育，实现教育价值最大化;怎样实现线上教育中跟孩子的充分互动;怎样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如何在不给家长增添负担的前提下，指导、帮助家长有效地跟孩子共同游戏，支持孩子的发展等。比如，我们幼儿园有将近800个孩子，为了把家园共育做实做细，我们通过家长调研，深入了解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家长的教育需求，进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教育措施。复工复产后，有些父母白天工作较为繁忙，班级教师会利用晚间时间进行线上一对一沟通，根据家庭的多元需求给予个性化的回应与支持，提升家园共育工作的实效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反馈，陪伴孩子成长的这几个月中自己也获得了成长，家园互动更紧密了，感觉是认真上了一轮家长学校，对于当下和未来更科学地教育孩子也非常有帮助。但同时，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反思到一些教育中的缺失，比如我在提案中提出的‘加强灾难教育’。”
柳茹委员进一步阐释了加强灾难教育的意义：“不论是园长，还是老师，都应该接受相关的专门培训，以便在灾难来临时能够积极面对并有效应对，甚至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了解有关灾难的基本常识，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比如正确洗手、戴口罩等，尤其是面对灾难的积极心态和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心。我希望，通过这份提案来呼吁国家进一步重视灾难教育，从学前一直贯穿到小学、中学、大学。虽然目前，中小学、幼儿园也会开展一些相关的安全教育，但是不深入、不系统、不持续。很多时候，安全教育流于形式;而且，目前开展的安全教育更多倾向于防灾、救灾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的引导相对欠缺。我认为，这些是要进一步完善的。”
谈到下一阶段幼儿园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疫情对于各地幼儿园复园后的影响等，柳茹委员娓娓道来：“在两会现场，见到我的领导都在问，‘你们幼儿园复园了吗’。随着中小学陆续复学，幼儿园的复园工作受到了各界的极大关注。作为一线幼教工作者，我们首先必须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明确我们国家现行的相关方针、政策，将防疫工作当成一条主线，贯穿到幼儿园的各项工作中，在确保幼儿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实施高质量的教育，支持幼儿更好地发展。但是，幼儿园的防控工作确实非常有挑战，毕竟孩子太小了，自控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比较弱，而且师幼之间、小伙伴之间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见面后免不了肢体接触。所以，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周密、更严谨、更规范、更到位，才能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幼儿园课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会将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品德教育，还有生命教育、科学教育、灾难教育等等，和五大领域的教育融合在一起;在课程的侧重点上，我们会适当加大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体育运动的比重。” 采访最后，柳茹园长还告诉了我们来自两会现场的一个花絮：“前一天，整个教育大组的107位委员一起参加了教育界别的联组会。会上，全国政协万钢副主席和卢展工副主席，还有来自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扶贫办等相关部委的领导，都来听取教育界委员的提案和建议。原定有10位委员发言，但最后因为时间关系，只给了6位委员现场发言的机会，然后请各部委回应。在最后的总结环节，卢展工副主席强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当中学前教育的问题很关键。下面，我们请现场唯一一位在学前教育一线工作的柳茹委员来发言’。”
来自副国级领导的临时“点将”让柳茹委员特别激动，她说：“这不仅是给我个人发言机会，更是给我们整个学前教育行业以表达机会，说明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字数减少了，但是在会议期间，我感受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减。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处跟学前阶段密切相关，一是发展养老、托幼服务，二是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这两点都提得非常给力，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关切。所以，我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重点阐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的严重影响，并从推动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以及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期待政府能够采取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来帮助和支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那些面临困难的民办乡村幼儿园，要有更好的措施帮助他們更好地办园，更好地服务社会，助力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
不论是刘焱委员，还是柳茹委员，在采访中都提到今年两会期间的会议长度特别压缩，议程安排特别紧凑，会议材料特别精简。为了让会议更高效，该思考的观点、该表达的语言，委员们都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开会时间限制了，会上少有长篇大论，更高效。大会发言材料虽然简短，有些内容只能言简意赅地表达，但是具体的情况、建议等都体现在需要委员会后学习的另一份详版材料里。会期压缩了，会议的更多内容放在聚焦问题、真正解决问题上，更务实。
虽然无法在两会现场采访两位委员，但透过语音、文字，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委员们紧密联系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当下现实、又能超越当下的高瞻远瞩，感受到全国一盘棋彰显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采访结束后不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的89处修改中，教育方面就补充了“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等表述。
未来，我们面对可能遇到的重大困难、重大挑战，依然会万众一心，共克时艰;未来，我们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追求不变，对实现中国学前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的信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