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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默顿命题”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1938年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揭示了近代科学文化形成中宗教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然而，“默顿命题”建立在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社会和文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不能完全适合于描述中国。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使得中国完成近代科学文化的转型之路迥异于西方。
【关键词】“默顿命题” 文化转型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49-0091-02
自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后，“默顿命题”便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一些中国学者也将“默顿命题”引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沿着默顿的思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与宗教文化的密切联系，挖掘“默顿命题”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启示[1]。不过，在笔者看来，“默顿命题”是“土生土长”的西方命题，根植在西方（特别是17世纪的英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其理论和观点并不完全适合于描述中国。中国科学文化的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实际上走了一条与17世纪英国完全不同的路。“默顿命题”之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正是中国道路有别于西方道路之一例。
一、什么是“默顿命题”
默顿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英格兰的清教对于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兴起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清教激励科学”，清教把科学提高到智识追求的顶峰，赋予科学研究以宗教意义，改善了科学生长的文化和舆论环境，引起了英国社会对科学的广泛兴趣;二为“清教徒偏爱从事科学”，清教徒偏爱科学研究，更乐于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默顿的这一观点明显受到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启发。总而言之，“由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之中增进了现代科学”——这就形成了“默顿命题”的基本涵义[2]。
二、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之路
17世纪英格兰科学文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对应于中国的19世纪后半叶，即鸦片战争之后。
1840年代之前的明清时期，虽然也有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西洋“格致学”的传播，但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且基本以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推理为主，还不是培根式的实验科学。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舆论环境还被儒家传统所统治，文化的特点是静观的、沉思的、冥想的，或说是东方式的。学者们重视古典文献、道德修养和“王道”政治理想，忽视技艺、实验和自然科学。学者们的核心信念是“学而优则仕”，对自然界的探究仅零星见于个别笔记;更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圣贤教训，“坐而论道”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特质。古希臘的亚里士多德提出要广泛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自然，进而发展出“分科科学”和博物学传统：大量采集自然界中的标本并进行分类和研究（在中世纪仍然没有中断）。而在儒家中国，博物学只能对应到中医的草药采集（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医生群体当时并不属于学者、精英圈子，地位不高（宋代学者-精英圈子中流行一时的“金石学”在形式上接近于博物学，但他们看重的主要是其文学价值而非科学价值[3]）。明代大学者王阳明“格竹子”的事迹生动地展现了传统儒家对自然物体的态度：王氏为验证朱熹“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之说，亲格院中竹子三天三夜，未得一理，于是放弃理学，创立心学，不着于物，直指人心，见心即见理。
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是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由鸦片战争开启的西方文明入侵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使得学者、精英阶层被迫对自己的一些立场进行改变，他们在西方武力的逼迫下逐渐从认为西洋技艺“奇技淫巧”转变为把后者当作自强富国之术（然而传统文化的惯性产生了顽强的抵制，乃至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学者、官僚所持的仍是“中体西用”说，不肯把西洋科技上升到能与传统“圣贤之学”相比肩的地位）。标志着传统知识的地位被西方自然科学所取代的重要事件是1905年前后的废除科举事件（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请废科举，至1906年正式废除），此后学习传统儒术的学者们彻底失去了靠掌握四书五经来晋升仕途的机会，反之，效法西洋科学与技艺的新式学堂兴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废除科举与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相前后，而后者作为清朝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官员出国访问无疑显示了满清当局对西方器具和制度的重视（五大臣中为首的载泽被封“镇国公”，其妻为光绪皇后隆裕的姐妹，是一位深得慈禧信任的皇室亲贵，出洋后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
笔者认为，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开端和标志是非常妥当的：“鸦片”意味着中国的贸易失败、经济失败;而“战争”直指中国的军事失败——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正是在经济和军事双重失败的逼迫下开启的。或者说，中国是在原有文化失效、面临新文化冲击的条件下被动进行的文化转型：被迫逐渐接受和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这种转型从一开始便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外来性。取自外界的强制移植，而非本土自生;其二，目的性。移植之初就抱有强烈的实用心理，“师夷长技”，富国强兵;其三，集体性。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与集体共存亡，家与国在命运上相互捆绑）[4]。
因此，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都是一批热忱的爱国者，这与欧洲很多科学家出于个人爱好、兴趣、好奇心、社会流行风气而研究科学完全不同（与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科学家们从事研究的原因也完全不同）。在欧洲，往往是少数科学家先进行个体性的研究，随后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再后带动和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引爆一时潮流，而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也最终逐渐转型。而在中国，却是内忧外患狠狠地刺痛了国家和国民，然后少数志士仁人开始冲破旧有藩篱，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以图抵御外侮、自强自立;他们不是在社会文化的自生转型中从事研究、增进知识，而是在旧的社会文化突然失效下，自己先行转型（并快速产生实用性成果），然后再强制性扭转整个社会文化。 近代中国能够与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相对应的，除了先进知识分子、官僚、实业家，还有与外国联系密切的买办阶层。作为传统儒生阶层之外的“洋务”人士，他们在当时相当于中国的“非国教徒”。他们随着与外国的业务和中国的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生性。他们有自己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不少人将子女送到欧美留学，他们在东南沿海的城市中形成了自己最集中的聚落。那么，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买办阶层是否发挥了默顿所述17世纪英格兰清教徒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官僚、实业家及沿海城市的买办，无可置疑地促进了中国新兴工业革命的发生，并塑造了中国新生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的其它部分脱节的，因此，他们能够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在近代中国，工厂、企业和银行几乎都限制在东南沿海及个别内陆省会城市，且我国的工业和金融实际一直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附庸地位;重工业非常落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仍是农业绝对为主的国家，农民占据了最大多数的人口，广袤的内地和农村并没有受到沿海新工业和新生活方式的太多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任务。科学革命也长路漫漫，科学知识基本局限于少数有文化的群体中（1949年时多数中国人依然是文盲）。中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在1949年成立了新中国之后才完成的。
三、中国科学文化的最终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吸取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自觉主动地发展科学和工业，将之视作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之一。这个时期推进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仍然不是如17世纪英格兰清教徒那样是个体学者或民间团体，而是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推进科学革命的是国家主持的各科研院所和高校（各“单位”），而推进工业革命的是国家经营的各种企业和工厂（包括“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助的各大工业项目）。“科学”被确立为全社会的最高价值之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而科学家也成为全社会广受尊敬的职业。在此期间，国家不但组织了体制化的研究院所，还完成了一项项重大科技突破（如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终于在70年代末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工业国。从1949年到1979年，国家科研队伍取代民间科学家成为科学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承担了类似于17世纪英格兰清教徒的使命;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承担了类似清教（或“非国教”）在17世纪英格兰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放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自主权，科学界开始出现国家-民间双线并行、双力推动的局面。经过百年沧桑，对科学和工业的重视已经成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基本价值，科学的体制化也已经完成，中国已经不存在17世纪英格兰那样的历史任务了。
结语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曾分析了17世纪英格兰清教所具备的几个特征，从而为科学的产生准备了适宜的条件：第一，清教教义强调功利主义，用事业上的成就来“赞颂上帝”;第二，清教教义强调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形成了适合科学发展的精神气质;第三，清教教义强调世俗主义，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了缺口;第四，清教教义存在着与科学共同的假设，“二者中都存在着那种不受质疑的基础性假设，以它为基础， 整个体系便通过理性和经验的应用而建立起来了”[5]。
“默顿命题”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清晰描绘了17世纪英格兰清教文化对于近代科学在英国兴起所发挥的微妙作用，纠正了对一些问题长期存在的认识偏差。但是，“默顿命题”的适用条件是17世纪的英格兰，或工业革命前的西方。对中国来说，传统的宗教文化非但没有起到为培育科学文化提供养料的作用，反而对中国科学和工业的进步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这成为了产生“李约瑟问题”的原因之一）;近代中国兴起的实业家、买办群体也没有承担得起改变整个中国文化环境的任务。中国由古代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型，并非自生自长，而是在外力压迫下被动进行的;这种转型从一开始便是集体行为，将个人的科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后，新中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集中国家力量进行了科学革命和工业化，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完成了在全社會建立科学文化的任务，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郭治谦，刘崇俊.科学与宗教的联姻：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重温“默顿命题”[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
[2]代洪宝.默顿命题研究综述[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0（5）.
[3]完白泉.宋代金石学的形成与发展[J].东方收藏，2018（8）.
[4]钟月.鸦片战争后西学观念的形成及影响[J].林区教学，2017（1）.
[5][美]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作者简介：
高翊凯（1993—），男，山西忻州人，助教，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默顿命题” 文化转型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49-0091-02
自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后，“默顿命题”便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一些中国学者也将“默顿命题”引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沿着默顿的思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与宗教文化的密切联系，挖掘“默顿命题”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启示[1]。不过，在笔者看来，“默顿命题”是“土生土长”的西方命题，根植在西方（特别是17世纪的英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其理论和观点并不完全适合于描述中国。中国科学文化的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实际上走了一条与17世纪英国完全不同的路。“默顿命题”之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正是中国道路有别于西方道路之一例。
一、什么是“默顿命题”
默顿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英格兰的清教对于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兴起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清教激励科学”，清教把科学提高到智识追求的顶峰，赋予科学研究以宗教意义，改善了科学生长的文化和舆论环境，引起了英国社会对科学的广泛兴趣;二为“清教徒偏爱从事科学”，清教徒偏爱科学研究，更乐于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默顿的这一观点明显受到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启发。总而言之，“由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之中增进了现代科学”——这就形成了“默顿命题”的基本涵义[2]。
二、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之路
17世纪英格兰科学文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对应于中国的19世纪后半叶，即鸦片战争之后。
1840年代之前的明清时期，虽然也有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西洋“格致学”的传播，但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且基本以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推理为主，还不是培根式的实验科学。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舆论环境还被儒家传统所统治，文化的特点是静观的、沉思的、冥想的，或说是东方式的。学者们重视古典文献、道德修养和“王道”政治理想，忽视技艺、实验和自然科学。学者们的核心信念是“学而优则仕”，对自然界的探究仅零星见于个别笔记;更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圣贤教训，“坐而论道”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特质。古希臘的亚里士多德提出要广泛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自然，进而发展出“分科科学”和博物学传统：大量采集自然界中的标本并进行分类和研究（在中世纪仍然没有中断）。而在儒家中国，博物学只能对应到中医的草药采集（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医生群体当时并不属于学者、精英圈子，地位不高（宋代学者-精英圈子中流行一时的“金石学”在形式上接近于博物学，但他们看重的主要是其文学价值而非科学价值[3]）。明代大学者王阳明“格竹子”的事迹生动地展现了传统儒家对自然物体的态度：王氏为验证朱熹“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之说，亲格院中竹子三天三夜，未得一理，于是放弃理学，创立心学，不着于物，直指人心，见心即见理。
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是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由鸦片战争开启的西方文明入侵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使得学者、精英阶层被迫对自己的一些立场进行改变，他们在西方武力的逼迫下逐渐从认为西洋技艺“奇技淫巧”转变为把后者当作自强富国之术（然而传统文化的惯性产生了顽强的抵制，乃至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学者、官僚所持的仍是“中体西用”说，不肯把西洋科技上升到能与传统“圣贤之学”相比肩的地位）。标志着传统知识的地位被西方自然科学所取代的重要事件是1905年前后的废除科举事件（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请废科举，至1906年正式废除），此后学习传统儒术的学者们彻底失去了靠掌握四书五经来晋升仕途的机会，反之，效法西洋科学与技艺的新式学堂兴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废除科举与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相前后，而后者作为清朝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官员出国访问无疑显示了满清当局对西方器具和制度的重视（五大臣中为首的载泽被封“镇国公”，其妻为光绪皇后隆裕的姐妹，是一位深得慈禧信任的皇室亲贵，出洋后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
笔者认为，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开端和标志是非常妥当的：“鸦片”意味着中国的贸易失败、经济失败;而“战争”直指中国的军事失败——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正是在经济和军事双重失败的逼迫下开启的。或者说，中国是在原有文化失效、面临新文化冲击的条件下被动进行的文化转型：被迫逐渐接受和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这种转型从一开始便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外来性。取自外界的强制移植，而非本土自生;其二，目的性。移植之初就抱有强烈的实用心理，“师夷长技”，富国强兵;其三，集体性。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与集体共存亡，家与国在命运上相互捆绑）[4]。
因此，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都是一批热忱的爱国者，这与欧洲很多科学家出于个人爱好、兴趣、好奇心、社会流行风气而研究科学完全不同（与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科学家们从事研究的原因也完全不同）。在欧洲，往往是少数科学家先进行个体性的研究，随后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再后带动和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引爆一时潮流，而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也最终逐渐转型。而在中国，却是内忧外患狠狠地刺痛了国家和国民，然后少数志士仁人开始冲破旧有藩篱，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以图抵御外侮、自强自立;他们不是在社会文化的自生转型中从事研究、增进知识，而是在旧的社会文化突然失效下，自己先行转型（并快速产生实用性成果），然后再强制性扭转整个社会文化。 近代中国能够与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相对应的，除了先进知识分子、官僚、实业家，还有与外国联系密切的买办阶层。作为传统儒生阶层之外的“洋务”人士，他们在当时相当于中国的“非国教徒”。他们随着与外国的业务和中国的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生性。他们有自己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不少人将子女送到欧美留学，他们在东南沿海的城市中形成了自己最集中的聚落。那么，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买办阶层是否发挥了默顿所述17世纪英格兰清教徒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官僚、实业家及沿海城市的买办，无可置疑地促进了中国新兴工业革命的发生，并塑造了中国新生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的其它部分脱节的，因此，他们能够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在近代中国，工厂、企业和银行几乎都限制在东南沿海及个别内陆省会城市，且我国的工业和金融实际一直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附庸地位;重工业非常落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仍是农业绝对为主的国家，农民占据了最大多数的人口，广袤的内地和农村并没有受到沿海新工业和新生活方式的太多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任务。科学革命也长路漫漫，科学知识基本局限于少数有文化的群体中（1949年时多数中国人依然是文盲）。中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在1949年成立了新中国之后才完成的。
三、中国科学文化的最终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吸取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自觉主动地发展科学和工业，将之视作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之一。这个时期推进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仍然不是如17世纪英格兰清教徒那样是个体学者或民间团体，而是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推进科学革命的是国家主持的各科研院所和高校（各“单位”），而推进工业革命的是国家经营的各种企业和工厂（包括“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助的各大工业项目）。“科学”被确立为全社会的最高价值之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而科学家也成为全社会广受尊敬的职业。在此期间，国家不但组织了体制化的研究院所，还完成了一项项重大科技突破（如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终于在70年代末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工业国。从1949年到1979年，国家科研队伍取代民间科学家成为科学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承担了类似于17世纪英格兰清教徒的使命;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承担了类似清教（或“非国教”）在17世纪英格兰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放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自主权，科学界开始出现国家-民间双线并行、双力推动的局面。经过百年沧桑，对科学和工业的重视已经成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基本价值，科学的体制化也已经完成，中国已经不存在17世纪英格兰那样的历史任务了。
结语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曾分析了17世纪英格兰清教所具备的几个特征，从而为科学的产生准备了适宜的条件：第一，清教教义强调功利主义，用事业上的成就来“赞颂上帝”;第二，清教教义强调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形成了适合科学发展的精神气质;第三，清教教义强调世俗主义，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了缺口;第四，清教教义存在着与科学共同的假设，“二者中都存在着那种不受质疑的基础性假设，以它为基础， 整个体系便通过理性和经验的应用而建立起来了”[5]。
“默顿命题”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清晰描绘了17世纪英格兰清教文化对于近代科学在英国兴起所发挥的微妙作用，纠正了对一些问题长期存在的认识偏差。但是，“默顿命题”的适用条件是17世纪的英格兰，或工业革命前的西方。对中国来说，传统的宗教文化非但没有起到为培育科学文化提供养料的作用，反而对中国科学和工业的进步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这成为了产生“李约瑟问题”的原因之一）;近代中国兴起的实业家、买办群体也没有承担得起改变整个中国文化环境的任务。中国由古代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型，并非自生自长，而是在外力压迫下被动进行的;这种转型从一开始便是集体行为，将个人的科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后，新中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集中国家力量进行了科学革命和工业化，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完成了在全社會建立科学文化的任务，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郭治谦，刘崇俊.科学与宗教的联姻：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重温“默顿命题”[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
[2]代洪宝.默顿命题研究综述[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0（5）.
[3]完白泉.宋代金石学的形成与发展[J].东方收藏，2018（8）.
[4]钟月.鸦片战争后西学观念的形成及影响[J].林区教学，2017（1）.
[5][美]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作者简介：
高翊凯（1993—），男，山西忻州人，助教，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及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