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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你的父亲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做导演是出于受家庭影响？
管虎：我从来都没有特别热爱过做导演。小时候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甚至都没意识到有电影这回事，要为这件事奋斗什么的。实话说完全是糊里糊涂，晕的。我12岁以前是在北京大小胡同晃悠的，完全没有父母照看，是在邻居家长大的。12岁他们（父母）平反后，才搬回北影大院里住。那时候礼堂里每星期都会放电影，而且放的都是外面看不到的电影，小孩儿当然会感兴趣。再者接触的这帮人都是大摄影师或者大美术师的孩子，都把我向这个方向引，我就跟着他们混。后来几乎我身边所有人都要报考艺术院校，我也就随大流报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艺术院校考分特别低，考不上别的只好考艺术院校，这才是主要原因（笑）。
上大学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各项成绩还都挺高，就产生了“我原来比别人强”的心理暗示，慢慢就进入了导演行业。没热爱到舍生忘死的程度，干这行因为我只会这个。
《综艺》：那你心里有其他特别热爱的职业吗？
管虎：我想当警察，当警察“欺负人”（笑）。我最想当警察，但一直没有机会。也许以后只能在自己的戏里过把瘾了。
《综艺》：现在回过头再看自己早期的作品会有什么感觉？
管虎：每部作品肯定都会带有时代的印记，会有很多青涩、不成熟，这是不应该责怪的，是时代环境决定的，很难有人超越。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惟一的感受就是怀念。
《综艺》：一般学界会把你和王小帅、张杨等同时代导演划分为第六代，你对这种定义认同吗？
管虎：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是我们的老师郑洞天他们在陈凯歌、张艺谋之后，要在理论上阐述，有一个时代划分。是根据年龄划分的。其实他们（第五代导演）有自己的流派，但我们没形成流派，只是大致有风格上的相似性。所以什么第六代第七代，他们愿意这么叫就这么叫，其实和我个人没什么太大关系。
《综艺》：你的片子比王小帅等人更贴近大众一些？
管虎：个人受教育的背景不同、情趣不同、经历也不同，我还拍过很多电视剧呢，那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刚刚说过我十二岁之前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天天那么疯跑疯玩，所以情趣自然也不同。
《综艺》：所以你不是“妥协”，而是本身就是这样的状态。
管虎：对。所谓妥协不是创作上、理念上的妥协，而是制度上的妥协。你要尝试商业操作就一定要妥协，不能由着性子来。这就会造成某些制作上的损失。也没办法，必须损失。我觉得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要赚钱的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作者、一个牛逼大师。如果真有中间路线的话，我就是在走这条路，可能两头都着也可能两头都不靠。
《综艺》：现在在商业与艺术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管虎：也没有。现在也是有点糊里糊涂。特清醒、有计划、稳步向前，我倒真不相信这件事情在导演这个行业是合理的，也不相信能够做到。我看不到最远，只看到眼前十米，我会把它做到最好。以后爱怎样怎样，我都不去想。所以类似于灵感啊、平衡点啊，这些我都没有，基本上是混沌一片。我只把持住一个不变，就是我要喜欢。不喜欢就一定不去做，喜欢就怎么都行，什么商业不商业、艺术不艺术，最多是调整调整，根儿上是不变的。所以往前或者往后看，这些对我都不重要，眼前最重要。
《综艺》：早些年从电影转行到电视剧是什么原因？
管虎：谈不到转行，我根本就没行。
拍过两个小电影，没前景，扔那儿了，连个动静都没有。然后就苦拉拉的，没钱，就那么待着。在这种局面下，人就很茫然，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有机会做电视剧，其实当时心里还很过不去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做电视剧非常被人瞧不起，我那些好朋友一听说我做电视剧了，都挺“切齿”的。但我需要钱，最重要的是有活干，保持精力旺盛啊。其实老不拍电影特难受，就把电视剧当电影拍，练手段啊，技法啊，操控现场啊。最重要的积累资源，比如摄影师、好演员。
但电视剧是生产化的，我不太适合那种生产，怕把手练坏了。后来我慢慢觉得电视剧行业也有很多空白，是可以提高的。就是让老百姓觉得“哎，电视剧也可以这么拍！”那种劲儿让我挺有快感的。所以连续做了几个剧，算是锻炼吧。但心理状态是一直在那儿等着呢，老觉得自己不务正业，等着一个好机会。用一个酸词儿来说，电影对我是一件挺至高无上的事儿。
《综艺》：前面你说做导演不是出于热爱。
管虎：是不值得用命去拼。
《综艺》：你曾经表示现在的商业电影都不是主流的商业电影，你认为什么样的电影才是主流的商业电影？
管虎：现在赚钱的戏并非都是高品质的戏。每一部电影都要有一个好的价值观，包括商业电影，需要有精神世界，有独立自主性。首先现在很多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咱们赚钱是在应景，今天你喜欢这个我弄这个，明天你喜欢那个我弄那个。没有一个恒定的价值观，制作者自己也晕了。我觉得哪怕最简单，商业电影的高品质就是爱国，这就是价值观，它能够传递温暖的力量。如果电影看完不是温暖，而是嬉笑，或者是冷寒，即使赚了钱，也不能说它是一个高品质的电影。
你要干吗？说什么？还是就想从观众兜里掏钱？这种电影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电影可以叫做“三陪电影”，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还有一种电影是品质比较好的，叫“戏子”。在台上唱戏得有扮相，有训练，得有自己的腔式。这种电影观众鼓掌最好，观众不买账也还可以，但我会努力让你来买账。还有一种电影叫做“角儿”，这“角儿”对观众的态度是你爱来不来，不来才好。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是要往“戏子”腔上够，不能应个景儿赚俩钱就满足了。
《综艺》：你的电影是“戏子电影”？
管虎：我希望做“戏子电影”。
《综艺》：“角儿”也要观众去捧才能成为角儿。
管虎：角儿是什么？它一定要经历前两个阶段，有造化的才能成角儿，不是每个人都行的。梅兰芳可不是全世界都有的。他有自己的造化，自己的能耐。总不能在“三陪”阶段就自己当自己是角儿吧？
《综艺》：但是有些导演的电影离大众口味比较远，也不能称为“角儿”吧？
管虎：其实也可以，你要是熟悉梨园行，可不光有你知道的几位。还有很多位老人就是你说的这种状态，他照样有自己的一批观众，可能会少。也不在乎票房，每天小戏园子，到点准开，总是那几口子，自得其乐。也挺好，没必要一棒子给人打死，他们也是角儿啊，只是没大票房而已。
《综艺》：就像王小帅、贾樟柯等还在坚持艺术风格。
管虎：我不应该评论别人，但我觉得挺值得赞美的。特别牛逼，得支持。中国不能就一根线吊着，总得有一脉香火传承。应该双手鼓掌。
《综艺》：第六代导演的成长过程是否与《杀生》这部电影“共性‘谋杀’个性”的寓意有点相似？
管虎：其实你所说的第六代导演那帮人吧，他们有一种倾诉欲。难得有拍电影的机会，又被第五代压的时间有点长了，比较急于想摆脱这种阴影，特别想倾诉。一旦有机会，就拿最熟悉的生活去倾诉。现在这种倾诉已经实现了，不可能不停地倾诉。差不多了，正好又赶上市场化，如果要继续做下去，就必须给投资人回报，这就是商业操作了。不叫纷纷转型，随大流必须这么走。你可以不这么走，那就会淘汰。实际上很难抗争。
这和《杀生》的主题勉强能够连上，也有点牵强。但和每个个体是可以连上的。包括我本人就是这样。你失去了十八岁时的勇气，在事业上也失去了，大家美其名曰是成熟，其实就是城府，完全是一件特悲凉的事儿。我希望这种成熟的时间拖得越远越好。
管虎：我从来都没有特别热爱过做导演。小时候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甚至都没意识到有电影这回事，要为这件事奋斗什么的。实话说完全是糊里糊涂，晕的。我12岁以前是在北京大小胡同晃悠的，完全没有父母照看，是在邻居家长大的。12岁他们（父母）平反后，才搬回北影大院里住。那时候礼堂里每星期都会放电影，而且放的都是外面看不到的电影，小孩儿当然会感兴趣。再者接触的这帮人都是大摄影师或者大美术师的孩子，都把我向这个方向引，我就跟着他们混。后来几乎我身边所有人都要报考艺术院校，我也就随大流报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艺术院校考分特别低，考不上别的只好考艺术院校，这才是主要原因（笑）。
上大学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各项成绩还都挺高，就产生了“我原来比别人强”的心理暗示，慢慢就进入了导演行业。没热爱到舍生忘死的程度，干这行因为我只会这个。
《综艺》：那你心里有其他特别热爱的职业吗？
管虎：我想当警察，当警察“欺负人”（笑）。我最想当警察，但一直没有机会。也许以后只能在自己的戏里过把瘾了。
《综艺》：现在回过头再看自己早期的作品会有什么感觉？
管虎：每部作品肯定都会带有时代的印记，会有很多青涩、不成熟，这是不应该责怪的，是时代环境决定的，很难有人超越。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惟一的感受就是怀念。
《综艺》：一般学界会把你和王小帅、张杨等同时代导演划分为第六代，你对这种定义认同吗？
管虎：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是我们的老师郑洞天他们在陈凯歌、张艺谋之后，要在理论上阐述，有一个时代划分。是根据年龄划分的。其实他们（第五代导演）有自己的流派，但我们没形成流派，只是大致有风格上的相似性。所以什么第六代第七代，他们愿意这么叫就这么叫，其实和我个人没什么太大关系。
《综艺》：你的片子比王小帅等人更贴近大众一些？
管虎：个人受教育的背景不同、情趣不同、经历也不同，我还拍过很多电视剧呢，那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刚刚说过我十二岁之前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天天那么疯跑疯玩，所以情趣自然也不同。
《综艺》：所以你不是“妥协”，而是本身就是这样的状态。
管虎：对。所谓妥协不是创作上、理念上的妥协，而是制度上的妥协。你要尝试商业操作就一定要妥协，不能由着性子来。这就会造成某些制作上的损失。也没办法，必须损失。我觉得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要赚钱的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作者、一个牛逼大师。如果真有中间路线的话，我就是在走这条路，可能两头都着也可能两头都不靠。
《综艺》：现在在商业与艺术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管虎：也没有。现在也是有点糊里糊涂。特清醒、有计划、稳步向前，我倒真不相信这件事情在导演这个行业是合理的，也不相信能够做到。我看不到最远，只看到眼前十米，我会把它做到最好。以后爱怎样怎样，我都不去想。所以类似于灵感啊、平衡点啊，这些我都没有，基本上是混沌一片。我只把持住一个不变，就是我要喜欢。不喜欢就一定不去做，喜欢就怎么都行，什么商业不商业、艺术不艺术，最多是调整调整，根儿上是不变的。所以往前或者往后看，这些对我都不重要，眼前最重要。
《综艺》：早些年从电影转行到电视剧是什么原因？
管虎：谈不到转行，我根本就没行。
拍过两个小电影，没前景，扔那儿了，连个动静都没有。然后就苦拉拉的，没钱，就那么待着。在这种局面下，人就很茫然，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有机会做电视剧，其实当时心里还很过不去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做电视剧非常被人瞧不起，我那些好朋友一听说我做电视剧了，都挺“切齿”的。但我需要钱，最重要的是有活干，保持精力旺盛啊。其实老不拍电影特难受，就把电视剧当电影拍，练手段啊，技法啊，操控现场啊。最重要的积累资源，比如摄影师、好演员。
但电视剧是生产化的，我不太适合那种生产，怕把手练坏了。后来我慢慢觉得电视剧行业也有很多空白，是可以提高的。就是让老百姓觉得“哎，电视剧也可以这么拍！”那种劲儿让我挺有快感的。所以连续做了几个剧，算是锻炼吧。但心理状态是一直在那儿等着呢，老觉得自己不务正业，等着一个好机会。用一个酸词儿来说，电影对我是一件挺至高无上的事儿。
《综艺》：前面你说做导演不是出于热爱。
管虎：是不值得用命去拼。
《综艺》：你曾经表示现在的商业电影都不是主流的商业电影，你认为什么样的电影才是主流的商业电影？
管虎：现在赚钱的戏并非都是高品质的戏。每一部电影都要有一个好的价值观，包括商业电影，需要有精神世界，有独立自主性。首先现在很多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咱们赚钱是在应景，今天你喜欢这个我弄这个，明天你喜欢那个我弄那个。没有一个恒定的价值观，制作者自己也晕了。我觉得哪怕最简单，商业电影的高品质就是爱国，这就是价值观，它能够传递温暖的力量。如果电影看完不是温暖，而是嬉笑，或者是冷寒，即使赚了钱，也不能说它是一个高品质的电影。
你要干吗？说什么？还是就想从观众兜里掏钱？这种电影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电影可以叫做“三陪电影”，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还有一种电影是品质比较好的，叫“戏子”。在台上唱戏得有扮相，有训练，得有自己的腔式。这种电影观众鼓掌最好，观众不买账也还可以，但我会努力让你来买账。还有一种电影叫做“角儿”，这“角儿”对观众的态度是你爱来不来，不来才好。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是要往“戏子”腔上够，不能应个景儿赚俩钱就满足了。
《综艺》：你的电影是“戏子电影”？
管虎：我希望做“戏子电影”。
《综艺》：“角儿”也要观众去捧才能成为角儿。
管虎：角儿是什么？它一定要经历前两个阶段，有造化的才能成角儿，不是每个人都行的。梅兰芳可不是全世界都有的。他有自己的造化，自己的能耐。总不能在“三陪”阶段就自己当自己是角儿吧？
《综艺》：但是有些导演的电影离大众口味比较远，也不能称为“角儿”吧？
管虎：其实也可以，你要是熟悉梨园行，可不光有你知道的几位。还有很多位老人就是你说的这种状态，他照样有自己的一批观众，可能会少。也不在乎票房，每天小戏园子，到点准开，总是那几口子，自得其乐。也挺好，没必要一棒子给人打死，他们也是角儿啊，只是没大票房而已。
《综艺》：就像王小帅、贾樟柯等还在坚持艺术风格。
管虎：我不应该评论别人，但我觉得挺值得赞美的。特别牛逼，得支持。中国不能就一根线吊着，总得有一脉香火传承。应该双手鼓掌。
《综艺》：第六代导演的成长过程是否与《杀生》这部电影“共性‘谋杀’个性”的寓意有点相似？
管虎：其实你所说的第六代导演那帮人吧，他们有一种倾诉欲。难得有拍电影的机会，又被第五代压的时间有点长了，比较急于想摆脱这种阴影，特别想倾诉。一旦有机会，就拿最熟悉的生活去倾诉。现在这种倾诉已经实现了，不可能不停地倾诉。差不多了，正好又赶上市场化，如果要继续做下去，就必须给投资人回报，这就是商业操作了。不叫纷纷转型，随大流必须这么走。你可以不这么走，那就会淘汰。实际上很难抗争。
这和《杀生》的主题勉强能够连上，也有点牵强。但和每个个体是可以连上的。包括我本人就是这样。你失去了十八岁时的勇气，在事业上也失去了，大家美其名曰是成熟，其实就是城府，完全是一件特悲凉的事儿。我希望这种成熟的时间拖得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