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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音乐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自然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背后隐藏的精神生态危机。本文将对中国民歌河湟花儿，用辩证法进行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系统分析，认识其文化价值与美学意义，并探讨它走向城市文化融入社会生态途径。
音乐史上的优秀作品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对人内心世界的美感和理解谱写进了作品。可以说，人的生存与发展、生命的美好与延续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当我们以生态批评为视角审视民歌作品，就会发现其中深蕴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河湟“花儿”是人类精神的兴奋点，也是河湟人对内心情感世界通过音乐的爆发和释放。
河湟“花儿”的声韵是人类生态文明的遗存
生态的原意为生命体的生存状态。从人文视野出发，其内涵为：“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处的生存状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我们说原生态民歌之一的河湟“花儿”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自然赋性的古文化遗存，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所确证。如何确认，首先得从人类的声音的产生说起。我们知道，声音是由喉部结构、声腔系统和呼吸肌肤相结合而产生。为什么古人类在进化中能够从发声到产生语言和歌声达到高级美感的韵律，而动物能够发声却未能产生语言和歌声，形成为韵律美感呢？
1、人类与动物发声器官的结构不同
在生物界可以发声鸣唱的多是鸟类，可以呼叫怒吼的多是兽类，能够以语音语言交流形成美感的只有人类。大凡鸟类兽类在觅食、迁徙、繁殖、游戏时，主要以声音传递信息，当它们在求偶时除了各式各样形态表现和色彩变换外，所发出的声音，有的也颇具适悦倾向。弗洛伊德说那是生命体都有的信息传导的一种虚拟情调，但那只是动物较低级的条件反射式的快感并非美感，并没有进化到人类高级的美感层次。达尔文说美感是色、相、声所提供的愉快感觉。托马斯雅昆那说美感是一种视听快感。珍妮·古多尔在十年中观察到两次“雨舞”。那是在一声炸雷之后，大雨倾盆，一只雄猩猩站立起来，摇摆身体，有节奏地哼哼哼叫着，折断树枝，在它的带领下，其余雄黑猩猩，在耀眼的闪电中，摇身、踏步、在头顶挥着折下的树枝，高声叫喊着，慢慢走上山峰，然后，一个一个拖着树枝向下猛冲，发出粗野的嚎叫。带着幼仔的母黑猩猩，都爬到峰顶附近的树上，坐下来观赏。这场“雨舞”上演了近20分钟。那是动物的高级行为，是黑猩猩对自然界恐惧情绪的宣泄，是突发性的向神秘恐惧心理挑战的矛盾情绪的表现。这种游戏化的快感，可能是人类艺术节奏产生的生物性根源。
听觉和发声是进化的产物。与我们民歌“花儿”有美感关联的是声音的节奏。美学家刘骁纯将动物的节奏快感进化到人类“美感”的美学定义，界定为“韵律和意蕴”。对于动物声音快感的进化过程，人们一般是不懂，或不太理解。经过近代人类学家长期研究，发现人类只在呼吸时发声，鸟兽却在交流时发声。鸟类的顶层是善于“歌唱”的鸣禽属于情绪类动物，是由于它的视觉敏感区的形成与声音转换早于兽类，但鸟类与人类没有基因的联系。生物学家通过对已经有1100万年进化历史的红毛猩猩的研究，发现它通过视觉信号，可以识别代表70个物体名称的符号（单词），与人类基因最接近的矮黑猩猩，经过培养训练，它凭借视觉信号，可以辨别数千个词汇，甚至2000个英语单词，并能学会做饭和作画。但经过6年训练，它只学会了4个英文字母的发声，而人类却使用60000个语音词汇在交流。妨碍矮黑猩猩语言障碍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喉部结构与人不同。正是语言交流的障碍，才是矮黑猩猩与人的巨大区别点。研究证明，千百万年来，人类的语音交流是通过喉部声带有节奏的震动发音和耳蜗骨的视听接受进化所完成的。
2、原生态民歌的语音是人类的自然属性
既然古人发声的初期，与动物一样，都是由于耳蜗骨和发声器官的形成就已经开始，动物的声音却没有进化到美学范畴。古人声音的出现，是与人类为了生存而从事劳动开始，他们在使用石器砍、砸、取火时，或在狩猎受伤痛苦时，或在传递信息时，或在欢乐兴奋时，都会发出嗨嗨嗨、哼哼哼、嗬嗬嗬、哎哎哎、啊啊啊、哟哟哟、哎呀哎呀、哈哈哈、哎哟哎哟等等连续有节奏的短促音，那是古人在自然环境中模仿动物的声音，如鸣禽的叫声，虎狼的怒吼和呼叫，以宣泄情绪，传递信息和表达思维。这种单元音重复的颤动与节奏和视觉观感，经过漫长的进化，促进了人类大脑皮层与梭形细胞的形成，出现了复杂的语音和歌声的敏感神经系统，使人类开始了语言交流和音乐舞蹈的情感表达阶段。伴随人类脑量的增大，思维的发展，美感成为人的内心精神活动，又伴随自然对象物的变动和人类的思维创新，走向美学韵律的文明视野，大约是距今5800年至6000年间的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阶段。
3、原生态民歌托腔的节奏形成了各地民歌基本特征
从远古而来的有节奏短促音遗存，至今保留在原生态民歌、当代歌舞和戏曲歌剧中，成为韵律美学中的音乐类型如藏族拉伊、河湟“花儿”、陕北信天游等民歌的音乐元素，以致在古巴的《鸽子》，西班牙的火祭舞曲等外国民歌。这种用元音声母发出的有节奏短促音，被音乐家定名为“声带小擞”，简言之，即将声带的某一次的有节奏的振动变成多次、快速、灵巧的小颤动。作为唱腔装饰性的润声小声擞在蒙古长调和河湟“花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蒙古长调《呼麦》《小黄马》中叫“诺古拉”，即发自喉部的颤动音，而在河湟“花儿”中叫拖腔，可分为长短拖腔与衬音衬词拖腔。一个小小的细节却承载着千万年的文明传承，这正是古人类音乐的珍贵遗存。
4、从原生态民歌“花儿”的语音转换认识美感意义的韵律
原生态民歌河湟“花儿”成为具有美感内容的表象，是因为美是色彩、线条、声音的统一体，即现代美学家刘晓纯定义为的“韵律”。美的情感产生是一个人类本能、生理、心理的系统转化，俗话说“一切事物都在情理之中”，情和理比较，情是生命之根，情是美的事物之中最重，如此才有“情感美”之说。同时，又是人类欲望与环境的统一美的辩证关系。 我们在原野中看见鲜花和蝴蝶，就能产生愉悦美感，那是视觉神经系统的活动带来的生命活力，我们在接受原生态民歌“花儿”声音享受到舒畅的美感时，那是听觉神经系统触动到生命的律动，产生了一系列美好物象的联想，达到了美感，其中包含了人类本能的快感和自身经验。如像“花儿”曲令的唱腔韵律，就包含有色彩的联想、线条抛物线形的装饰音和黄金分割线般的平衡控制点，顿挫跃动和节奏颤动，即原生态民歌河湟“花儿”中的阻声式单音擞上下滑动等诸因素，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曲调模式，称之为“令”，如河州令、大眼睛令、保安令等等。河湟人将他们喜欢的原生态民歌以“花儿”冠名，世间少有，最美不过。这种人类的美感“韵律”伴随着古人脑容量的增大和环境适宜，步入社会文明。
河湟“花儿”的语音特质与地域的关系
1、“花儿”的曲令与地域自然的关系
河湟“花儿”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产生它的地方，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如《卫藏通志·白狼歌》所描写的“雪凌滑甚，且有瘴气；食肉衣皮，不见岩谷；峭壁摩空，地多流沙，偶一失足，与鬼为命”的河湟大地，尽管在这种险峻的地域，生存着汉、回、藏、土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蒙古九个民族，在这里产生、发展、流传着近400种“花儿”曲令，高亢、辽阔、委婉、悲苍是它的共性，那是河湟“花儿”的根。由于多民族文化环境，歌唱形式并非一个模式。尽管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可他们共同使用汉语所传唱的“花儿”，即使是同一首“花儿”，由于用族音发声的拖腔衬音不同，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流派语境特征。正因如此，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歌的河湟“花儿”特点。诚如：朱仲禄在唱《一对白鸽子晴空里飞》（仓啷啷令）时，因为用了保安的地方发声，“左边的黄河（嘛噢呀），右边的石崖（嘛噢呀），雪白的鸽子（噗楞愣愣愣愣仓啷啷啷啷啷噗鲁鲁鲁鲁鲁趴啦啦啦啦啦飞）水面上飞来（来吧噢呀）；张朵儿在唱《荷花沿沿上一汪汪水》时，因为采用了互助土族的发声，“（哎嗨嗨嗨）荷花的（那个）沿沿上一汪汪水（呗）；”李国全用大通方言演唱《老爷山上刺玫花》时，“老爷（么）山上的刺（呀）玫花，扎是扎来摘（呀）两把（呀），（尕罐罐儿煤疙瘩儿实话拉加一挂拣着来呀我的黄花姐呀阿哥把你想着阿哥把你想着）”。试想，如果抽掉那些衬音、衬字，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歌者使用了不同方言的声带小擞唱法来润腔，表现出丰富的“花儿”曲令的情感色彩，有时竟会在演唱现场迸发出特殊的声韵效果，难以仿效的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形成为河湟“花儿”特质。
2、“花儿”语境与地域自然的关系
据考古资料，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接壤区域，密集分布着史前仰韶文化晚期的卡约文化的遗址。尽管我们无法获得河湟“花儿”从人类声音进化发展到韵律的考古音乐资料证据。但从考古学家安特生白万玉等在黄河、湟水、洮河三河流域古代遗址的发掘，从古人的居住环境和大量出土的彩陶文化表明，三河地区的先民经济已从渔猎转向农耕经济。正如张建民说“在那绵亘不断的5000年史前长河中，正是由于彩陶的存在和发展，才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一个远古时空更加繁星闪耀，最终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可以从彩陶花纹和后来发掘出的著名舞蹈彩陶盆看出，先民的智慧已经进入到较高阶段，他们已经开始圈养鱼和牛、羊、马、猪成为家畜，以及采集和种植粟、黍米和大麦，制造大陶罐和尖底陶瓮储存剩余的粮食。从此有了不畏生计的安全感的心态，初现了人类的基本物质食粮。先民开始通过歌舞宣泄娱乐情绪，用线条描画给予他们饮食的动植物，纪录他们欢乐的歌舞场景。从发现于青海大通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盆内的画面，可以看出一群男人梳着长辫，手拉着手，狂放地在河边集体舞蹈，形态优美雄健，步态整齐，妇女们却在杨柳飘逸的浓荫下一面敲打吹奏“乐器”，一面悉心观赏。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没有节奏一致的领唱者与响器做指挥，舞者难以步调一致。另外从发掘出的石磬石哨和陶鼓陶陨表明，那时已经有了伴奏的“乐器”。从而可以断定舞者或者在自己唱着简单的类似号子的歌声，说面那时已经出现了音乐雏形。这正是一水一世界，似乎那一抹亮光照亮了河湟“花儿”艺术的新生命，开始了先民文化的新时期。
我们从彩陶的造型与表现在彩陶上的生动的几何线条和绚丽的自然图饰上，证明河湟流域先民的思维已经进化到创新与视觉、听觉文化高层阶段。由此说明作为文化范畴的音乐和绘画在美学发展史上几乎是同步的，具有如此高超的绘画技艺，一定也会表现出优先于图画的声音曲调，以表达先民的高层情感反映及爱心，那是对动物幼仔植物果实的爱，对母亲和弱小生命的爱，对意中异性的爱，多用轻歌曼舞，表露情感；先民以善良美好的心态歌舞，那是对太阳月亮生殖的崇拜，对雷电暴雨干旱的敬畏，他们贡献最好的食品，让最好的歌舞者引领众人感恩自然，甚或采用如珍妮所见黑猩猩“雨舞”般的雄性粗犷歌舞形式，祈求上苍，减少自然灾难。如此充满强烈情感的歌舞应该是人类精神食粮的初现，情感和意志的出现，说明人类进入文明开端，这正是产生河湟“花儿”艺术形式的根源。
由上可以印证，以情为核心的花儿语境与自然的关系，情与理相较，情是生命之源。其实最先进的也是最原始的，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影响着“花儿”的演唱和欣赏，如此也出现了对“花儿”的偏爱。如歌者站在高山大川唱《上去高山望平川》中，“上去（个）高山（者哟呀）（者）望（哎哎）平（了）川（呀）哎嗨嗨哟，”那高亢辽远的衬音，进入忘我之境，仿佛与天地神交。如“大眼睛令”《早起里哭来晚夕里嚎》中，起首的一个“哎”字，定位了这首“花儿”的凄苦和哀怨，之后的衬词衬音“早起里哭来晚夕里嚎，（呀）清眼泪淌成个海了（我把我的大眼睛哈想着哎我把我的大呀大身材想着）；把尕妹（哈）活活地宰了（我把我的大眼睛哈想着哎我把我的大呀大身材想着哎）。”让人听了，催人泪下。此令中共用了5个哎字。哎字如美国人的“哈罗”，藏族的“阿啰”，哎是古老的声音，也是至今河湟人打招呼、欢悦、哀怨时常用的口头语音。 河湟“花儿”的词语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的记录
1、河湟“花儿”词语内容与自然的关联
通过对3000首传统“花儿”词语中比兴词汇的统计分类，其中包括与山川河流、天象和动植物直接有关的词句占了49.3%，尽管也有一些重复或词语近似的词句，但其中动植物词汇又占了绝大部分。涉及到的野生动物有老虎、野牦牛、野驴、豹子、猞猁、野马、野骆驼、狼、犲、狈、麝香、兔子、野鸭、鹰、雁、锦鸡、野鸡（环颈雉）、马鸡、鹌鹑（尕拉鸡）、鹦鹉、燕子、红嘴鸦、乌鸦、喜鹊、布谷鸟、蛇、蜈蚣、蝎子、青蛙、蟾蜍、蜘蛛、蚂蚁、鱼等等，家畜有马、黄牛、犏牛、狗、骡子、驴、鸡等，有松柏、杨柳、榆树、丁香（轮柏）、李树、桃树、黑刺、花椒、核桃树等，有牡丹花、梅花、菊花、芍药、刺玫花、山丹花、梨花、杏花、野牡丹、石竹、马兰花、石榴花、十样锦、紫葵、藏红花、向日葵、海纳花、麻黄、馒头花（狼毒）、沙葱和洋芋花、胡麻花、大豆花、苦蒂蔓、荨麻，以及青稞、燕麦、白豆、黑豆、蕨麻、蘑菇、葡萄、虫草等，还有种植蔬果类白菜、萝卜、韭菜、大蒜、葡萄、核桃、花檎等。这一切，从地域上说明了，古人类最先认识到他们生存环境中，伴随河湟先民赖以生活的是这些动植物，影响他们生命的是天空、太阳、月亮、星星、风云、雨雪、冰雹，雪山、河流、湖泊、沙滩及农田。古人的步履，历经了狩猎、采集和种植农耕文明的千万年历程。
2、河湟“花儿”词语的修饰与曲令的关系
“花儿”的词语结构与众不同，其中借物比兴是汉语文学中一个重要手法。全国民歌中用最有美学表现力的“花儿”一词，比喻河湟民歌是天下独有，如“白牡丹白着耀人哩，红牡丹红着破哩。”把清纯少女比作“牡丹”也是充满了诗意。又如“花儿”歌词“松树长高是把伞，沙滩里，咕噜雁一字儿站了；山又高来路由又远，跟前来，心里像鹁鸽扇了。”松树长高是把伞，又有沙滩里的比兴，既以松树和沙滩勾画了人所在的环境，又暗示了等候人所盼望情人到来而焦急心理。从情景描绘，可以理解心上人经过跋涉来到面前时的犹如鸽子在跳动和准备起飞的情态。再形象不过了。对于“雁”和“鸽子”两种鸟，由于地方语音的关系，却修饰为“咕噜雁”和“鹁鸽扇了”，其“咕噜”与“扇了”作为动词修饰名词“雁”和“鹁鸽”，与“花儿”曲令小声擞匹配，即会催生动感美和丰富想象力。如“蜘蛛摆下的八卦阵，打灯蛾引上了火抗。”“老鼠拉的是面叶儿，猫娃儿舔了个奶子。”“蚂蚁虫儿两头儿大，虼蚤钻进了牛鼻子，”“猫儿和老鼠打一仗，猫儿是老鼠的上司。”“虼蚤的屁眼里牛钻洞，虼蚤的油，足足儿挖给了九斤。”这虽然是文字与旋律组合上的形与意的完美结合，也是采用地域语音修饰比兴形成的特点，有些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却显现出先民思维进化的漫长道路，也说明人人都有同样的爱，但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对故乡语言和民间音乐“花儿”的爱，正如我们无法解释对母亲的爱。
中国城市化建设是社会生态的新转折
1、农民进入城市是文化转型的因素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在世界经济大潮的涌动下，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已有2亿6千4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占中国人口五分之一的城市新成员，伴随着生活习俗和文化观念转变，打破了城市文化旧秩序，田园新风，引起了城乡社会生态结构的巨大变化，艺术观念出现多元化新局面，随之获得了社会对非物质文化与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视，由于信息化时代的贯通，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在逐步提升。由于入城农民工生存条件的改变，他们在对现代文化接受和欣赏流行歌曲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山野民歌的偏爱。如在西北各城市，可以听见农民工们在劳动休闲，或在节假酒酣，歌唱“花儿”。在西宁绿化带干活的一个河州妇女唱道：“伦柏树高着把太阳遮，蝴蝶花里飞出个野蜂；打工女怕了地头的蛇，我盼了你，提上个铁锨了快来。”建房工地上，几个农民工趁夜色加班时唱起了“花儿”：“北斗七星三四点，高楼上，双手把月亮搂上；一青一黄着又一年，打工的人，一年里欢乐了几场？”大凡在城市举行的“花儿”会上，人山人海的听众当中，那是农民工欢乐的日子，台上歌手演唱，台下应声合唱，情不自禁，欢呼雀跃，亦不乐哉！这是城市新居民对田园故乡的留恋。在美欧城市也历经了同样的文化转型过程。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给欧美失业人群带来无休止的精神痛苦，当黑人歌手埃塞尔·默尔曼把一首源自于民歌的《借我一毛钱》唱遍美国时，打破了经济大萧条时的沉闷空气。
2、河湟“花儿”与城市音乐的有机结合
各国民歌走出去的路都有一个规律，像条条道路通麦加。如取材于河湟“花儿”的歌舞《花儿与少年》和源之于民歌创作的威尔第作曲的歌剧《茶花女》、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等，它们借助文艺天使的自由翱翔，家喻户晓。河湟“花儿”是地方性的也是世界性的。这是因为《花儿与少年》的内容具有赞美自然和爱情的普世思想，充满青春活力和血液流动式的欢快节奏，这两种特性正好在世界优秀民歌中所共有。那是河湟“花儿”新去向的典范，既要保护原生态民歌的原质，又要遵照艺术规律，创作出有生命力的高尚作品。但是像朱仲禄、苏平等花儿歌唱家，在自己的演唱艺术生涯中，尽管喋血吐胆，做了许多努力，至今仍然存在着“秦腔出不了关（潼关）”，“豫剧过不了江（长江）”，“花儿离不开河湟”的说法，是时下急于考虑的问题。
从张朵儿小声擞音乐研讨会看“花儿”的走向
1、张朵儿是“花儿”之路的先行者
河湟“花儿”出路困难，一是方言难懂，二是“花儿”是“野曲”的残留意识，仍然是“花儿”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姚艺君介绍，“张朵儿是青海高原的土族儿女，雄浑博大的青藏高原和烟波浩淼的青海湖，不仅养育了她，赐予了她朴实率真、古道热肠的性格，更孕育了她一副宽博高亢、空灵飘逸的歌喉”。她在演唱“花儿”时，以《梁梁上浪来》的形，《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的意，《上去个高山者望平川》的情，《袖筒里筒的是千里眼》的境，这些脍炙人口的“花儿”，把声韵美、视觉美、意蕴美包揽无遗。因此，她出版发行的《西部谣》、《可可西里·无极生命的旋律》、《花儿本是心上的话》演唱专辑（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受到全国广大听众的青睐，并荣获金唱片奖，她引领“花儿”走出去，取得了自信和成功。正如北京社科院学者葛维钧评价：“张朵儿有天生的好嗓子，音域宽广，声音淳厚、嘹亮而甜美。”“听过朵儿在7月音乐研讨会演唱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和《上去高山望平川》深得众多歌唱家的喜爱，……以其悠扬嘹亮，丰满多姿而使人难忘，应属上乘之作。”张朵儿演唱民歌“花儿”时在普通话和地方口音的结合中，做了恰到好处的实验，受到专家和听众的欢迎；她把“花儿”古老的声带小擞唱法，在演唱中发挥得酣畅淋漓，达到了意想不到的韵律美的极致。河湟的风光和文化，进入她的童年也渗入她的血液。河湟“花儿”既是地理的，也是生理的。果然，因为她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适度对河湟方言的艺术创新，确切对声带小擞古韵的表现，通过表述高原大美语汇的内容，让全国人对“花儿”所表现的高原美，充满联想和神往。人们不仅认识到那是“花儿”声韵美的绝佳视听，也是山野“花儿”与城市爵士音乐的可喜融合。听者通过对美妙“花儿”神韵的领略，感悟出“花儿”词语比兴的天然趣味，是一种人间天籁之声的高级享受。张朵儿对河湟“花儿”的勇敢探索，是对原生态民歌“花儿”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现时代召唤的有力回应。 张朵儿是“花儿”之路的先行者，是领军人物之一。
2、河湟“花儿”与城市文化结合的条件
任何一种形式和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在设法通过种种途径走向世界。让河湟“花儿”走出去，需要借鉴外国民歌普及的经验。民歌的存在原本是每个国家的社会价值，其艺术内容和形式是发展的生命所在。一是要让普善思想的内容和简洁词语的优美“花儿”作品在创新中获得人们的认可，方可在不同国家普及传播。声乐艺术也是离不开展现美学主要内容的善，包括尊老爱幼、崇尚和谐，情爱永恒等，以及使人产生韵律美感的一切审美价值对象，包括色、香、味和游戏，并与丑恶相对应的物象。如美国民歌《真诚的爱》、瑞士民歌《小鹦鹉》、葡萄牙民歌《月亮歌》、罗马尼亚民歌《莫尔多瓦的玫瑰》《我等着我心爱的人》等，以及源于民歌元素的美声“花腔”，由于旋律清晰明丽、简洁优美和词语借蕴自然、富于哲理，从而打破国家界限，获得多民族的共同喜爱。我国的蒙古民歌《催奶歌》、河湟“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陕北民歌《东方红》、南方民歌《茉莉花》能够走向世界，也证明了这一道理。借鉴我国民歌尝试经验，是因为以上民歌艺术地表达了对人类生命的延续，是对母性的挚爱和异性的情爱；是人类对和平理想的期望，是对高尚情躁的赞许，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对人类的热爱。这些典型的地域民歌，都赋予了人类精神与自然的丰富情感的韵律需求。
智慧是有限的，而意识是无限的。
文明发展史上，创新一直是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重要因素。当我们通过对人类的声音的产生，到语言的形成，进入到韵律美学的歌唱歌词的进化过程，运用马克思哲学的认识方法论，进行系统研究，就会发现民歌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辩证关系，意识原生态民歌的来源，认识人类共同存在的爱美普善基因，就会清楚河湟“花儿”的去处。这一来一去的脉络，便是河湟“花儿”走向未来之路。河湟“花儿”如何跨过地域，跨越障碍，获得众多民族的喜爱，造成深远影响：其一是遵照艺术规律，抓住通往世界和谐、多元化文化的共同元素，创作出具有高水平艺术表现力和普善思想意蕴的上乘作品；其二是必须发现和培养具备歌唱天赋，经过严格训练的“花儿”歌唱家作为领军人物，与现代文化经济实体相结合利益共享，在具有艺术修养与远瞻性批评家的共同推动下，沿着中国开展的经济文化旅游丝绸之路，采用出国演出和电视广播等通道，持以恒心、充满激情地勇敢走下去。
这便是“花儿”之路。
音乐史上的优秀作品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对人内心世界的美感和理解谱写进了作品。可以说，人的生存与发展、生命的美好与延续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当我们以生态批评为视角审视民歌作品，就会发现其中深蕴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河湟“花儿”是人类精神的兴奋点，也是河湟人对内心情感世界通过音乐的爆发和释放。
河湟“花儿”的声韵是人类生态文明的遗存
生态的原意为生命体的生存状态。从人文视野出发，其内涵为：“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处的生存状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我们说原生态民歌之一的河湟“花儿”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自然赋性的古文化遗存，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所确证。如何确认，首先得从人类的声音的产生说起。我们知道，声音是由喉部结构、声腔系统和呼吸肌肤相结合而产生。为什么古人类在进化中能够从发声到产生语言和歌声达到高级美感的韵律，而动物能够发声却未能产生语言和歌声，形成为韵律美感呢？
1、人类与动物发声器官的结构不同
在生物界可以发声鸣唱的多是鸟类，可以呼叫怒吼的多是兽类，能够以语音语言交流形成美感的只有人类。大凡鸟类兽类在觅食、迁徙、繁殖、游戏时，主要以声音传递信息，当它们在求偶时除了各式各样形态表现和色彩变换外，所发出的声音，有的也颇具适悦倾向。弗洛伊德说那是生命体都有的信息传导的一种虚拟情调，但那只是动物较低级的条件反射式的快感并非美感，并没有进化到人类高级的美感层次。达尔文说美感是色、相、声所提供的愉快感觉。托马斯雅昆那说美感是一种视听快感。珍妮·古多尔在十年中观察到两次“雨舞”。那是在一声炸雷之后，大雨倾盆，一只雄猩猩站立起来，摇摆身体，有节奏地哼哼哼叫着，折断树枝，在它的带领下，其余雄黑猩猩，在耀眼的闪电中，摇身、踏步、在头顶挥着折下的树枝，高声叫喊着，慢慢走上山峰，然后，一个一个拖着树枝向下猛冲，发出粗野的嚎叫。带着幼仔的母黑猩猩，都爬到峰顶附近的树上，坐下来观赏。这场“雨舞”上演了近20分钟。那是动物的高级行为，是黑猩猩对自然界恐惧情绪的宣泄，是突发性的向神秘恐惧心理挑战的矛盾情绪的表现。这种游戏化的快感，可能是人类艺术节奏产生的生物性根源。
听觉和发声是进化的产物。与我们民歌“花儿”有美感关联的是声音的节奏。美学家刘骁纯将动物的节奏快感进化到人类“美感”的美学定义，界定为“韵律和意蕴”。对于动物声音快感的进化过程，人们一般是不懂，或不太理解。经过近代人类学家长期研究，发现人类只在呼吸时发声，鸟兽却在交流时发声。鸟类的顶层是善于“歌唱”的鸣禽属于情绪类动物，是由于它的视觉敏感区的形成与声音转换早于兽类，但鸟类与人类没有基因的联系。生物学家通过对已经有1100万年进化历史的红毛猩猩的研究，发现它通过视觉信号，可以识别代表70个物体名称的符号（单词），与人类基因最接近的矮黑猩猩，经过培养训练，它凭借视觉信号，可以辨别数千个词汇，甚至2000个英语单词，并能学会做饭和作画。但经过6年训练，它只学会了4个英文字母的发声，而人类却使用60000个语音词汇在交流。妨碍矮黑猩猩语言障碍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喉部结构与人不同。正是语言交流的障碍，才是矮黑猩猩与人的巨大区别点。研究证明，千百万年来，人类的语音交流是通过喉部声带有节奏的震动发音和耳蜗骨的视听接受进化所完成的。
2、原生态民歌的语音是人类的自然属性
既然古人发声的初期，与动物一样，都是由于耳蜗骨和发声器官的形成就已经开始，动物的声音却没有进化到美学范畴。古人声音的出现，是与人类为了生存而从事劳动开始，他们在使用石器砍、砸、取火时，或在狩猎受伤痛苦时，或在传递信息时，或在欢乐兴奋时，都会发出嗨嗨嗨、哼哼哼、嗬嗬嗬、哎哎哎、啊啊啊、哟哟哟、哎呀哎呀、哈哈哈、哎哟哎哟等等连续有节奏的短促音，那是古人在自然环境中模仿动物的声音，如鸣禽的叫声，虎狼的怒吼和呼叫，以宣泄情绪，传递信息和表达思维。这种单元音重复的颤动与节奏和视觉观感，经过漫长的进化，促进了人类大脑皮层与梭形细胞的形成，出现了复杂的语音和歌声的敏感神经系统，使人类开始了语言交流和音乐舞蹈的情感表达阶段。伴随人类脑量的增大，思维的发展，美感成为人的内心精神活动，又伴随自然对象物的变动和人类的思维创新，走向美学韵律的文明视野，大约是距今5800年至6000年间的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阶段。
3、原生态民歌托腔的节奏形成了各地民歌基本特征
从远古而来的有节奏短促音遗存，至今保留在原生态民歌、当代歌舞和戏曲歌剧中，成为韵律美学中的音乐类型如藏族拉伊、河湟“花儿”、陕北信天游等民歌的音乐元素，以致在古巴的《鸽子》，西班牙的火祭舞曲等外国民歌。这种用元音声母发出的有节奏短促音，被音乐家定名为“声带小擞”，简言之，即将声带的某一次的有节奏的振动变成多次、快速、灵巧的小颤动。作为唱腔装饰性的润声小声擞在蒙古长调和河湟“花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蒙古长调《呼麦》《小黄马》中叫“诺古拉”，即发自喉部的颤动音，而在河湟“花儿”中叫拖腔，可分为长短拖腔与衬音衬词拖腔。一个小小的细节却承载着千万年的文明传承，这正是古人类音乐的珍贵遗存。
4、从原生态民歌“花儿”的语音转换认识美感意义的韵律
原生态民歌河湟“花儿”成为具有美感内容的表象，是因为美是色彩、线条、声音的统一体，即现代美学家刘晓纯定义为的“韵律”。美的情感产生是一个人类本能、生理、心理的系统转化，俗话说“一切事物都在情理之中”，情和理比较，情是生命之根，情是美的事物之中最重，如此才有“情感美”之说。同时，又是人类欲望与环境的统一美的辩证关系。 我们在原野中看见鲜花和蝴蝶，就能产生愉悦美感，那是视觉神经系统的活动带来的生命活力，我们在接受原生态民歌“花儿”声音享受到舒畅的美感时，那是听觉神经系统触动到生命的律动，产生了一系列美好物象的联想，达到了美感，其中包含了人类本能的快感和自身经验。如像“花儿”曲令的唱腔韵律，就包含有色彩的联想、线条抛物线形的装饰音和黄金分割线般的平衡控制点，顿挫跃动和节奏颤动，即原生态民歌河湟“花儿”中的阻声式单音擞上下滑动等诸因素，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曲调模式，称之为“令”，如河州令、大眼睛令、保安令等等。河湟人将他们喜欢的原生态民歌以“花儿”冠名，世间少有，最美不过。这种人类的美感“韵律”伴随着古人脑容量的增大和环境适宜，步入社会文明。
河湟“花儿”的语音特质与地域的关系
1、“花儿”的曲令与地域自然的关系
河湟“花儿”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产生它的地方，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如《卫藏通志·白狼歌》所描写的“雪凌滑甚，且有瘴气；食肉衣皮，不见岩谷；峭壁摩空，地多流沙，偶一失足，与鬼为命”的河湟大地，尽管在这种险峻的地域，生存着汉、回、藏、土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蒙古九个民族，在这里产生、发展、流传着近400种“花儿”曲令，高亢、辽阔、委婉、悲苍是它的共性，那是河湟“花儿”的根。由于多民族文化环境，歌唱形式并非一个模式。尽管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可他们共同使用汉语所传唱的“花儿”，即使是同一首“花儿”，由于用族音发声的拖腔衬音不同，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流派语境特征。正因如此，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歌的河湟“花儿”特点。诚如：朱仲禄在唱《一对白鸽子晴空里飞》（仓啷啷令）时，因为用了保安的地方发声，“左边的黄河（嘛噢呀），右边的石崖（嘛噢呀），雪白的鸽子（噗楞愣愣愣愣仓啷啷啷啷啷噗鲁鲁鲁鲁鲁趴啦啦啦啦啦飞）水面上飞来（来吧噢呀）；张朵儿在唱《荷花沿沿上一汪汪水》时，因为采用了互助土族的发声，“（哎嗨嗨嗨）荷花的（那个）沿沿上一汪汪水（呗）；”李国全用大通方言演唱《老爷山上刺玫花》时，“老爷（么）山上的刺（呀）玫花，扎是扎来摘（呀）两把（呀），（尕罐罐儿煤疙瘩儿实话拉加一挂拣着来呀我的黄花姐呀阿哥把你想着阿哥把你想着）”。试想，如果抽掉那些衬音、衬字，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歌者使用了不同方言的声带小擞唱法来润腔，表现出丰富的“花儿”曲令的情感色彩，有时竟会在演唱现场迸发出特殊的声韵效果，难以仿效的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形成为河湟“花儿”特质。
2、“花儿”语境与地域自然的关系
据考古资料，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接壤区域，密集分布着史前仰韶文化晚期的卡约文化的遗址。尽管我们无法获得河湟“花儿”从人类声音进化发展到韵律的考古音乐资料证据。但从考古学家安特生白万玉等在黄河、湟水、洮河三河流域古代遗址的发掘，从古人的居住环境和大量出土的彩陶文化表明，三河地区的先民经济已从渔猎转向农耕经济。正如张建民说“在那绵亘不断的5000年史前长河中，正是由于彩陶的存在和发展，才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一个远古时空更加繁星闪耀，最终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可以从彩陶花纹和后来发掘出的著名舞蹈彩陶盆看出，先民的智慧已经进入到较高阶段，他们已经开始圈养鱼和牛、羊、马、猪成为家畜，以及采集和种植粟、黍米和大麦，制造大陶罐和尖底陶瓮储存剩余的粮食。从此有了不畏生计的安全感的心态，初现了人类的基本物质食粮。先民开始通过歌舞宣泄娱乐情绪，用线条描画给予他们饮食的动植物，纪录他们欢乐的歌舞场景。从发现于青海大通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盆内的画面，可以看出一群男人梳着长辫，手拉着手，狂放地在河边集体舞蹈，形态优美雄健，步态整齐，妇女们却在杨柳飘逸的浓荫下一面敲打吹奏“乐器”，一面悉心观赏。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没有节奏一致的领唱者与响器做指挥，舞者难以步调一致。另外从发掘出的石磬石哨和陶鼓陶陨表明，那时已经有了伴奏的“乐器”。从而可以断定舞者或者在自己唱着简单的类似号子的歌声，说面那时已经出现了音乐雏形。这正是一水一世界，似乎那一抹亮光照亮了河湟“花儿”艺术的新生命，开始了先民文化的新时期。
我们从彩陶的造型与表现在彩陶上的生动的几何线条和绚丽的自然图饰上，证明河湟流域先民的思维已经进化到创新与视觉、听觉文化高层阶段。由此说明作为文化范畴的音乐和绘画在美学发展史上几乎是同步的，具有如此高超的绘画技艺，一定也会表现出优先于图画的声音曲调，以表达先民的高层情感反映及爱心，那是对动物幼仔植物果实的爱，对母亲和弱小生命的爱，对意中异性的爱，多用轻歌曼舞，表露情感；先民以善良美好的心态歌舞，那是对太阳月亮生殖的崇拜，对雷电暴雨干旱的敬畏，他们贡献最好的食品，让最好的歌舞者引领众人感恩自然，甚或采用如珍妮所见黑猩猩“雨舞”般的雄性粗犷歌舞形式，祈求上苍，减少自然灾难。如此充满强烈情感的歌舞应该是人类精神食粮的初现，情感和意志的出现，说明人类进入文明开端，这正是产生河湟“花儿”艺术形式的根源。
由上可以印证，以情为核心的花儿语境与自然的关系，情与理相较，情是生命之源。其实最先进的也是最原始的，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影响着“花儿”的演唱和欣赏，如此也出现了对“花儿”的偏爱。如歌者站在高山大川唱《上去高山望平川》中，“上去（个）高山（者哟呀）（者）望（哎哎）平（了）川（呀）哎嗨嗨哟，”那高亢辽远的衬音，进入忘我之境，仿佛与天地神交。如“大眼睛令”《早起里哭来晚夕里嚎》中，起首的一个“哎”字，定位了这首“花儿”的凄苦和哀怨，之后的衬词衬音“早起里哭来晚夕里嚎，（呀）清眼泪淌成个海了（我把我的大眼睛哈想着哎我把我的大呀大身材想着）；把尕妹（哈）活活地宰了（我把我的大眼睛哈想着哎我把我的大呀大身材想着哎）。”让人听了，催人泪下。此令中共用了5个哎字。哎字如美国人的“哈罗”，藏族的“阿啰”，哎是古老的声音，也是至今河湟人打招呼、欢悦、哀怨时常用的口头语音。 河湟“花儿”的词语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的记录
1、河湟“花儿”词语内容与自然的关联
通过对3000首传统“花儿”词语中比兴词汇的统计分类，其中包括与山川河流、天象和动植物直接有关的词句占了49.3%，尽管也有一些重复或词语近似的词句，但其中动植物词汇又占了绝大部分。涉及到的野生动物有老虎、野牦牛、野驴、豹子、猞猁、野马、野骆驼、狼、犲、狈、麝香、兔子、野鸭、鹰、雁、锦鸡、野鸡（环颈雉）、马鸡、鹌鹑（尕拉鸡）、鹦鹉、燕子、红嘴鸦、乌鸦、喜鹊、布谷鸟、蛇、蜈蚣、蝎子、青蛙、蟾蜍、蜘蛛、蚂蚁、鱼等等，家畜有马、黄牛、犏牛、狗、骡子、驴、鸡等，有松柏、杨柳、榆树、丁香（轮柏）、李树、桃树、黑刺、花椒、核桃树等，有牡丹花、梅花、菊花、芍药、刺玫花、山丹花、梨花、杏花、野牡丹、石竹、马兰花、石榴花、十样锦、紫葵、藏红花、向日葵、海纳花、麻黄、馒头花（狼毒）、沙葱和洋芋花、胡麻花、大豆花、苦蒂蔓、荨麻，以及青稞、燕麦、白豆、黑豆、蕨麻、蘑菇、葡萄、虫草等，还有种植蔬果类白菜、萝卜、韭菜、大蒜、葡萄、核桃、花檎等。这一切，从地域上说明了，古人类最先认识到他们生存环境中，伴随河湟先民赖以生活的是这些动植物，影响他们生命的是天空、太阳、月亮、星星、风云、雨雪、冰雹，雪山、河流、湖泊、沙滩及农田。古人的步履，历经了狩猎、采集和种植农耕文明的千万年历程。
2、河湟“花儿”词语的修饰与曲令的关系
“花儿”的词语结构与众不同，其中借物比兴是汉语文学中一个重要手法。全国民歌中用最有美学表现力的“花儿”一词，比喻河湟民歌是天下独有，如“白牡丹白着耀人哩，红牡丹红着破哩。”把清纯少女比作“牡丹”也是充满了诗意。又如“花儿”歌词“松树长高是把伞，沙滩里，咕噜雁一字儿站了；山又高来路由又远，跟前来，心里像鹁鸽扇了。”松树长高是把伞，又有沙滩里的比兴，既以松树和沙滩勾画了人所在的环境，又暗示了等候人所盼望情人到来而焦急心理。从情景描绘，可以理解心上人经过跋涉来到面前时的犹如鸽子在跳动和准备起飞的情态。再形象不过了。对于“雁”和“鸽子”两种鸟，由于地方语音的关系，却修饰为“咕噜雁”和“鹁鸽扇了”，其“咕噜”与“扇了”作为动词修饰名词“雁”和“鹁鸽”，与“花儿”曲令小声擞匹配，即会催生动感美和丰富想象力。如“蜘蛛摆下的八卦阵，打灯蛾引上了火抗。”“老鼠拉的是面叶儿，猫娃儿舔了个奶子。”“蚂蚁虫儿两头儿大，虼蚤钻进了牛鼻子，”“猫儿和老鼠打一仗，猫儿是老鼠的上司。”“虼蚤的屁眼里牛钻洞，虼蚤的油，足足儿挖给了九斤。”这虽然是文字与旋律组合上的形与意的完美结合，也是采用地域语音修饰比兴形成的特点，有些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却显现出先民思维进化的漫长道路，也说明人人都有同样的爱，但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对故乡语言和民间音乐“花儿”的爱，正如我们无法解释对母亲的爱。
中国城市化建设是社会生态的新转折
1、农民进入城市是文化转型的因素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在世界经济大潮的涌动下，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已有2亿6千4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占中国人口五分之一的城市新成员，伴随着生活习俗和文化观念转变，打破了城市文化旧秩序，田园新风，引起了城乡社会生态结构的巨大变化，艺术观念出现多元化新局面，随之获得了社会对非物质文化与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视，由于信息化时代的贯通，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在逐步提升。由于入城农民工生存条件的改变，他们在对现代文化接受和欣赏流行歌曲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山野民歌的偏爱。如在西北各城市，可以听见农民工们在劳动休闲，或在节假酒酣，歌唱“花儿”。在西宁绿化带干活的一个河州妇女唱道：“伦柏树高着把太阳遮，蝴蝶花里飞出个野蜂；打工女怕了地头的蛇，我盼了你，提上个铁锨了快来。”建房工地上，几个农民工趁夜色加班时唱起了“花儿”：“北斗七星三四点，高楼上，双手把月亮搂上；一青一黄着又一年，打工的人，一年里欢乐了几场？”大凡在城市举行的“花儿”会上，人山人海的听众当中，那是农民工欢乐的日子，台上歌手演唱，台下应声合唱，情不自禁，欢呼雀跃，亦不乐哉！这是城市新居民对田园故乡的留恋。在美欧城市也历经了同样的文化转型过程。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给欧美失业人群带来无休止的精神痛苦，当黑人歌手埃塞尔·默尔曼把一首源自于民歌的《借我一毛钱》唱遍美国时，打破了经济大萧条时的沉闷空气。
2、河湟“花儿”与城市音乐的有机结合
各国民歌走出去的路都有一个规律，像条条道路通麦加。如取材于河湟“花儿”的歌舞《花儿与少年》和源之于民歌创作的威尔第作曲的歌剧《茶花女》、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等，它们借助文艺天使的自由翱翔，家喻户晓。河湟“花儿”是地方性的也是世界性的。这是因为《花儿与少年》的内容具有赞美自然和爱情的普世思想，充满青春活力和血液流动式的欢快节奏，这两种特性正好在世界优秀民歌中所共有。那是河湟“花儿”新去向的典范，既要保护原生态民歌的原质，又要遵照艺术规律，创作出有生命力的高尚作品。但是像朱仲禄、苏平等花儿歌唱家，在自己的演唱艺术生涯中，尽管喋血吐胆，做了许多努力，至今仍然存在着“秦腔出不了关（潼关）”，“豫剧过不了江（长江）”，“花儿离不开河湟”的说法，是时下急于考虑的问题。
从张朵儿小声擞音乐研讨会看“花儿”的走向
1、张朵儿是“花儿”之路的先行者
河湟“花儿”出路困难，一是方言难懂，二是“花儿”是“野曲”的残留意识，仍然是“花儿”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姚艺君介绍，“张朵儿是青海高原的土族儿女，雄浑博大的青藏高原和烟波浩淼的青海湖，不仅养育了她，赐予了她朴实率真、古道热肠的性格，更孕育了她一副宽博高亢、空灵飘逸的歌喉”。她在演唱“花儿”时，以《梁梁上浪来》的形，《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的意，《上去个高山者望平川》的情，《袖筒里筒的是千里眼》的境，这些脍炙人口的“花儿”，把声韵美、视觉美、意蕴美包揽无遗。因此，她出版发行的《西部谣》、《可可西里·无极生命的旋律》、《花儿本是心上的话》演唱专辑（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受到全国广大听众的青睐，并荣获金唱片奖，她引领“花儿”走出去，取得了自信和成功。正如北京社科院学者葛维钧评价：“张朵儿有天生的好嗓子，音域宽广，声音淳厚、嘹亮而甜美。”“听过朵儿在7月音乐研讨会演唱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和《上去高山望平川》深得众多歌唱家的喜爱，……以其悠扬嘹亮，丰满多姿而使人难忘，应属上乘之作。”张朵儿演唱民歌“花儿”时在普通话和地方口音的结合中，做了恰到好处的实验，受到专家和听众的欢迎；她把“花儿”古老的声带小擞唱法，在演唱中发挥得酣畅淋漓，达到了意想不到的韵律美的极致。河湟的风光和文化，进入她的童年也渗入她的血液。河湟“花儿”既是地理的，也是生理的。果然，因为她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适度对河湟方言的艺术创新，确切对声带小擞古韵的表现，通过表述高原大美语汇的内容，让全国人对“花儿”所表现的高原美，充满联想和神往。人们不仅认识到那是“花儿”声韵美的绝佳视听，也是山野“花儿”与城市爵士音乐的可喜融合。听者通过对美妙“花儿”神韵的领略，感悟出“花儿”词语比兴的天然趣味，是一种人间天籁之声的高级享受。张朵儿对河湟“花儿”的勇敢探索，是对原生态民歌“花儿”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现时代召唤的有力回应。 张朵儿是“花儿”之路的先行者，是领军人物之一。
2、河湟“花儿”与城市文化结合的条件
任何一种形式和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在设法通过种种途径走向世界。让河湟“花儿”走出去，需要借鉴外国民歌普及的经验。民歌的存在原本是每个国家的社会价值，其艺术内容和形式是发展的生命所在。一是要让普善思想的内容和简洁词语的优美“花儿”作品在创新中获得人们的认可，方可在不同国家普及传播。声乐艺术也是离不开展现美学主要内容的善，包括尊老爱幼、崇尚和谐，情爱永恒等，以及使人产生韵律美感的一切审美价值对象，包括色、香、味和游戏，并与丑恶相对应的物象。如美国民歌《真诚的爱》、瑞士民歌《小鹦鹉》、葡萄牙民歌《月亮歌》、罗马尼亚民歌《莫尔多瓦的玫瑰》《我等着我心爱的人》等，以及源于民歌元素的美声“花腔”，由于旋律清晰明丽、简洁优美和词语借蕴自然、富于哲理，从而打破国家界限，获得多民族的共同喜爱。我国的蒙古民歌《催奶歌》、河湟“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陕北民歌《东方红》、南方民歌《茉莉花》能够走向世界，也证明了这一道理。借鉴我国民歌尝试经验，是因为以上民歌艺术地表达了对人类生命的延续，是对母性的挚爱和异性的情爱；是人类对和平理想的期望，是对高尚情躁的赞许，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对人类的热爱。这些典型的地域民歌，都赋予了人类精神与自然的丰富情感的韵律需求。
智慧是有限的，而意识是无限的。
文明发展史上，创新一直是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重要因素。当我们通过对人类的声音的产生，到语言的形成，进入到韵律美学的歌唱歌词的进化过程，运用马克思哲学的认识方法论，进行系统研究，就会发现民歌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辩证关系，意识原生态民歌的来源，认识人类共同存在的爱美普善基因，就会清楚河湟“花儿”的去处。这一来一去的脉络，便是河湟“花儿”走向未来之路。河湟“花儿”如何跨过地域，跨越障碍，获得众多民族的喜爱，造成深远影响：其一是遵照艺术规律，抓住通往世界和谐、多元化文化的共同元素，创作出具有高水平艺术表现力和普善思想意蕴的上乘作品；其二是必须发现和培养具备歌唱天赋，经过严格训练的“花儿”歌唱家作为领军人物，与现代文化经济实体相结合利益共享，在具有艺术修养与远瞻性批评家的共同推动下，沿着中国开展的经济文化旅游丝绸之路，采用出国演出和电视广播等通道，持以恒心、充满激情地勇敢走下去。
这便是“花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