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鸦片战争后的我国积贫积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掠夺令国人忍无可忍，国人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显现为民族救亡图存的先进阶层，他们上下求索，最终坚贞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的中国革命，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反思历史，赫然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对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引领绝非偶然，有其历史文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引领 我国；近代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60-01
　　鸦片战争前的国人深受封建王朝奴役，闭关锁国于清王朝的统治。鸦片战争的爆发将积贫积弱的国情暴露于天下，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肆意欺凌恍如当头一棒，令国人保家卫国、振兴民族的意识猛省，有识之士开始奋起反击，寻求图存救亡、强壮民族的真理与道路，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不屈不挠的我国近代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引导我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导向光明。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我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引领的缘由，会清晰地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深刻揭露，启示我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关注马克思主义
　　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种种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制度最初是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所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曾为人们所推崇和向往，并且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独裁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先进性和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从而曾一度被西方资产阶级鼓吹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的逐步暴露，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等等使西方人越发感到不满和担忧，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利益的争夺而导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仅没能避免战乱的发生，反而增加了战争的残酷性。一战中，飞机、坦克、毒气等都被应用于战争，更加大了战争的破坏性。生产遭到沉重打击，纯粹从经济角度估计，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8年。这一严重的后果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洲人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梁启超在欧洲目睹了当时战后欧洲的破败状况后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还在《欧洲新影录》中记载：美国记者赛蒙说，他不赞成将西方文明输入中国，而说他回去就是关起大门，等中国人把中国文明输进去救播他们。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早在此之前很久，马克思就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因此也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去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真正帮助人们完成这一转向的则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
　　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鼓舞我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世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真理，在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起到引导作用的同时，极大地启示了我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开始青睐马克思主义，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指导思想。
　　我国与俄国国情相同或近似，即都有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又都处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状态，俄国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给饱经风霜而又处于迷茫之中的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提供了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但最终都归于失败了，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俄国革命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提供了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
　　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吸引我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家就是坚持开放性思维方式、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典范。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参加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并广泛占有实际资料进行研究，直接从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理论营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批判地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所创造的有益思想理论成果，成为他们的主要思想来源。” 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科学的开放的体系，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四、民族传统文化与共产主理想的共鸣，促使我国近代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彰显兼收并蓄的品质。如历史上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都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他们不仅将中华文化传播出去，而且积极吸取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将其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本土化。如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中华文化交相融合，并发展为自成体系的中国化佛教。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使国人更易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念。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我国都是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缺少商品交换，彼此联系的松散，过分的民主和分散，使国人难以产生安全感。在这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作用下，中国人在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人权，三权分立，法治等等羡慕之余，则更加赞赏这种将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体制。
　　古有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理想形成了共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的思想一直为国人所向往， “均田免粮”“等贵贱、均贫富”，“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等追求无不体现国人的生存愿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人类最高的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有所契合，令中国人所向往。
　　因此，當近代我国的先进分子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和对中国出路的有用性后，就毫不犹豫的加以吸收，并将其不断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发展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